《题画》古诗注音_茅盾与中国新诗
时间：2019-02-12 05:36:4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茅盾 新诗 大众化 摘 要:茅盾主要的文学生涯中都保持对新诗的关注。茅盾对新诗在文学史上的“合法性”的维护做出了努力,在诗歌理论方面,尤其是诗歌内容的时代生活抒写,诗歌形式的民间歌谣的借鉴等方面都有不可替代的理论构建。
茅盾作为新文学格局的开创者之一,其创作成就与理论建树对中国新文学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有着不可替代的贡献。新诗在中国新文学各种文学形式中被大力发起有其特殊的文化、社会背景。茅盾从1920年在《时事新报・学灯》发表《说部、剧本、诗三者的杂谈》一直到1960年的《时代的跃进》的四十年间持续对新诗的关注,对中国新诗合法性,新诗理论建设,尤其是诗歌形式、内容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新文化运动开创者的文学革命是出于对社会革命的需要,新诗作为最能体现对中国几千年的古典诗歌传统的反叛,甚至颠覆的文学样式为新文学开创者大力提倡,但是古典诗歌早已在知识分子,甚至普通民众心中沉淀下来,古典诗歌作为一个巨大的实体矗立在新诗的发展道路上,所以从一开始新诗就遭到许多一味维护古典诗歌传统的人的阻挠。1920年胡适的“开风气的尝试”的《尝试集》出版被复古派胡先�攻击为“《尝试集》,死文学也”,并咒其“必死必朽”①,吴宓更加露骨地诋毁白话诗以对废格律弃方言。针对1922年前后“反对没有声调格律的白话诗”的声浪,茅盾撰写了《驳反对白话诗者》予以反击,以捍卫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初步成果。他首先列举了反对者的三种“议论”,再逐一驳斥:第一,对白话诗没有声调格律反击;他巧妙地反驳说:“思想怎么可以运用声调来‘泽’它?难道一有了声调格律,不好的思想就会变成好的么?难道这就称是‘泽’么?”第二,茅盾驳“白话诗即拾自由诗的唾余”观点之迂,认为学习国外自由诗是“见善而从”,这不仅有力地反驳了反对者,并且了维护了白话诗的方向,认为学习外国进步文学是为了创建新文学,正如他在《译诗的一些意见》里讲道:“借此(外国诗的翻译)可以感发本国诗的革新”②;第三,反对者认为“白话诗只为‘少年’所喜”,茅盾指出少年“不屑徒为古人的格律规式的奴隶”而喜白话诗。复古派的这种反对,就是立足于古典诗歌传统规范的。在复古派的眼里,在评判新诗的得失时无法绕开古典诗歌的成就,古典诗歌优良传统作为评价新诗的一个参照系,使得新诗遭受很多人的反对与质疑。茅盾针对当时普遍的三种反对者的声音的反驳是对新诗合法性的维护,尤其是1937年的《论初期白话诗》提出新诗的几种“好处”:一是力求解放而不作怪炫奇;二是注意句中字的章节的和谐;三是有很多“历史文件”性质的作品③。在这篇文章中茅盾对前二十年白话诗的一个简要的梳理与总结,可以说是对白话诗合法性的确立,并进行对新诗特色的挖掘与理论建设。
我们力图分析茅盾这样一个非诗人的“旁观者”的角度下的诗学理论的建构,通过考察,我们发现19世纪法国实证主义美学代表人物丹纳的艺术社会学对茅盾早期“为人生而艺术”理论的建构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丹纳的艺术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命题一直贯穿于茅盾的现实主义理论构建中。作为丹纳艺术哲学核心内容的种族、环境、时代三决定论直接影响了茅盾早期“人生时代观”的形成,而三决定论的环境与时代两因素被茅盾运用到对新诗的评价,并作为重要视角被反复运用。
1919年,茅盾与郑振铎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提出“为人生而艺术”的口号。他认为只有对社会、人生作如实描写的文学才是有价值的。纵观茅盾一生的文学活动,茅盾都在履行“为人生”的文学理想与审美追求。这种表现人生、描写现实的文学观念自然而然地影响到茅盾对新诗的评价角度、审视视域,对新诗的艺术分析、审美品格甚至价值确立都是在这种“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理性维度下展开的。在一定程度上讲,茅盾新诗评价的环境、时代等视点的选择是其“为人生”追求的一种继续、延伸。
在少数几篇文章中茅盾说到诗歌与感情的关系,认为诗歌的内容是感情:“诗是为做的,不是一个人胸中有种热烈的非说不可的情绪,故发而为诗么?可知诗之成立,以情绪之真不真,能不能感动人为主要条件。形式、格律尚在其次。”④在《打弹弓》分析为何民谣中独多民歌,认为民谣“是表白民众的真挚的男女悦爱之热情的,民众自然极欢迎而且传布得快”,并且认为“这种恋歌之所以可贵,即因他们是民众的真挚恋情的表现,是健全的民众的恋爱思想”⑤。这种表面上是感情本体论的诗歌本体论调为环境、时代论调掩盖。在茅盾二十三篇论及新诗的文章中,主要分析了诗歌与环境、时代的关系就有十三篇之多。在《诗人与“夜”》中分析了林庚与蒲风抒写夜的《夜》和《茫茫夜》,“《夜》的作者有其缠绵忧邑,《茫茫夜》的作者是刚健而相质;前者如苍黄暮色中‘一缕青烟飞荡’,后者如闪电雷鸣。”茅盾认为这二者不同的“兴感”“根源于各人的生活背景”⑥。这种生活背景、时代生活是茅盾分析诗歌的一个重要切入点,甚至是唯一的价值尺度。“布尔乔亚”诗人徐志摩的三本诗集代表他的两个诗歌创作、思想历程阶段,《志摩的诗》充满了诗人的理想主义和乐观,而《翡冷翠的一夜》和《猛虎集》则是颓唐失望的叹息,对于这种转变,茅盾解释为“他对于眼前的大变动不能了解且不至上主义”,而非徐志摩说的“生活的平凡”,从而茅盾批判道:“徐志摩的生活所产生的思想意识,必不可免地要使他感得这沉闷,而且不能抵抗,再没有力量!并且他的生活,他的阶段背景――他的思想意识又不容许他看见那沉闷已破的一角,已经耀出万丈光芒!”⑦在茅盾看来,资产阶级背景、生活背景就是徐志摩诗歌的“枯窘”的根源。在《冰心论》中通过对冰心的小说《斯人独憔悴》《两个家庭》等小说对现实的关注,认为“‘问题小说’是作者的‘第一部曲’”⑧,在文章中,冰心的小诗不是作为其诗歌本身的艺术审美得到讨论,而仅仅作为论据参与对冰心“现实关注”而产生的爱的哲学思想的论证,诗歌本身成为冰心生活、思想的写照,诗歌仅仅作为生活、时代的“镜子”在文章中得到呈现。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救亡”主题压倒了一切,“五四”以来新文学作者始终关注的科学与启蒙,逐渐被救亡的高亢的声浪所淹没。茅盾在《还是现实主义》里写道:“一句老调,文艺是反映现实的。战时文艺,应该不是例外。”⑨茅盾反复撰文认为“单单把我们的将士的英勇壮烈认为中心题材是不够的”,还必须注意敌人的暴行、反汉奸战、大后方人民的艰苦斗争以及暴露与讽刺等问题。“大时代的鼓手”的诗歌是这一形势淋漓尽致表达最好的样式,茅盾对抗战诗歌的评价文章只有三篇,可能其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抗战小说上面,但是在茅盾看来,诗歌这一文学样式无疑被纳入到抗战文艺“歌咏这大时代”。
直到20世纪60年代,茅盾还指出“诗人们必须深入生活,向工农兵学习”。我们考察茅盾一生的诗歌评论可以发现,时代生活一直是诗歌的抒写内容,并且可以看到茅盾诗歌评价的评论模式就是将诗歌置于时代生活这样一个大背景来分析诗歌。除了诗歌内容之时代生活的抒写,在诗歌形式方面,茅盾基本上坚持的是民族化、大众化的诗歌形式构建。
“五四”时期的精英话语在启蒙主题下无法充分施展开来,于是又一个主流即文学与大众关系的确立,文学史上表现对文学大众持续的讨论与实践,从而经历了“五四”的“化大众”到“大众化”的转折。区别于第一次大众化的“启蒙”主题,20世纪30年代掀起的第二次大众化担负起了“救亡”使命。抗战文学大众化,即创作实践的大众化,成为抗战文学功利观的一个重要表现。“文艺大众化”是“九・一八”之后,首先在鲁迅主编的《十字街头》提出来的,诗歌的大众化就顺应抗战的需要而产生。
茅盾总结“五四”的新诗运动,肯定了当时的新诗人努力追求诗歌的新的形式,但同时指出新诗民族化和群众化的追求还“并不是明确的”。尽管当时有像刘半农等人注意到对民歌的学习,可是大多数诗人都将目光集中于国外,像民歌之类的喜闻乐见的形式没有进入诗人的创作视野。而到1938年前后,出于发动更多的大众起来抗战的民族“大救亡”,不论是抒写内容还是在语言策略等形式构建,诗人都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写作转换,使得诗歌运动成为“白话诗的再解放”,茅盾认为抗战诗歌“步步接近大众化。诗人们所咏叹者,是全民族的悲壮斗争,诗人们个人的情感已溶化于民族的伟大斗争情感之中”,且其最“最主要的项目”是“抓住了大众化的方向”,八年中“他们大胆地作了朗诵运动,大胆地作了街头诗的运动,大胆地采用了民谣的风格,大胆地写长诗――数千行的叙事诗,大胆地要把文艺各部门中一向是最贵族式的这一部门首先换装而吵吵嚷嚷地挤进泥腿草鞋的群中”⑩。
茅盾论及中国叙事诗的《叙事诗的前途》《“诗论”管窥》,就中国叙事诗进行历史性的溯源,梳理了中国叙事诗之发生、发展及其终于停滞的过程,认为自《孔雀东南飞》《木兰诗》,元白乐府,乃至鼓子词、诸宫调,弹词、鼓词、子弟书,在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上或彼或此都有供新诗人学习之处。所以他分析1945年后出现的《王贵与李香香》《赶车传》(第一部)《圈套》等叙事诗共同特点即是“有意识地学习民间歌谣的形式,音调铿锵,能唱,诗的语言是经过加工的劳动人民的语言,醇厚刚健,表现力强,形象性丰富”{11}。
中国新诗对民歌的学习、继承问题的讨论,多是出于诗歌大众化的要求所致。将诗歌定位在向广大人民进行革命宣传教育这个目标指向,新诗就必须写得让普通老百姓也懂,而想达到这个目的,诗歌语言、形式等方面都奔向老百姓都熟识的通俗化表达。
茅盾站在非诗人的旁观者的位置来看待中国新诗的发展,对于白话诗这一刚刚发展起来的文学体式的合法性的维护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诗歌的理论建设方面,茅盾的时代生活的诗歌内容的抒写,诗歌形式诗歌民族化、大众化的审美诉求都具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在民族化上,茅盾无法提出学习我国古典诗词和民歌具体措施,尤其对民歌的体式的畸形化、诗学内涵极端化等严重缺陷几乎没有提及,而一味地提倡诗歌向民歌倾斜,在评价作品而有失偏颇,如认为大跃进时期的诗歌发展的深度与广度远远超从前任何时期就有失公允。
作者简介:晏青,四川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代小说。
① 胡先�.评《尝试集》[J].学衡:1922,第1期.
②③④⑤ 茅盾.茅盾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90,173,259,462.
⑥⑧ 茅盾.茅盾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282,156.
{7} 茅盾.茅盾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393.
⑨ 茅盾.茅盾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334.
⑩{11} 茅盾.茅盾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282,557.
(责任编辑:赵红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