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与礼的抗争,爱与美的追求:礼轻情意重
时间：2019-02-12 05:36:5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唐传奇 情 礼 婚恋观 摘 要:在唐代的传奇作品中出现了大量成就颇高的以婚恋为题材的作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唐代文人士子在面对爱情时的努力与挣扎。本文试图从选择爱情的标准、面对礼教的妥协以及对于真情的回归三方面来探讨其中展示出的婚恋观念。
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因为它是人类最真实情感的流露,也是最能体现命运和脆弱人性的部分,所以爱情往往成为作家观察和反映社会人生的焦点。唐传奇中就保留有大量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婚恋作品,成就也相当高。唐代的开明政治和思想的开放,为青年男女追求自由爱情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客观条件;而远离父母的束缚,在外科考求官的青年才俊,本身正渴望着理想的爱情,又使婚恋故事的发生有了主观条件。此时,戏剧没有成熟,而诗歌一向要“言志载道”,承担起抒写爱情主题任务的当推刚成熟起来的传奇了。鲁迅先生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事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较,严谨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是在是时始有意为小说。”①小说发展到唐代趋于成熟,不仅在于它的有意为之,也在于它塑造了大量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典型人物形象。这些作品的女主人公有仙有妖也有人,身份地位各不相同,但男主人公几乎都是才子、进士和达官贵人。再来看看唐传奇的作者,白行简、张 、元稹等都是有名可稽的进士,属于地主阶级中上层文人;蒋防、沈既济等也是有史在册的官人,他们的自身经历或同阶层人的爱情传闻都成为唐传奇创作的素材。这些婚恋传奇不仅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同时也曲折地反映出当时文士的婚恋观。
一、选择爱情的标准
翻开唐代的传奇作品,我不禁被其中一个个美艳动人的女性形象和一幕幕围绕她们而展开的爱情故事所吸引,但同时我又疑惑:中国的传统社会是男性本位的宗法社会,男性的利益至高无上,怎么会塑造出一系列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而且当我们在读唐传奇时,往往会感觉女性形象更为鲜明、活跃,而男性形象相对来说则显得模糊、单一,更多地体现的是群体特征,这应该说与唐代的社会状况有很大关系。唐代是一个思想解放,艺术创造力蓬勃高涨的时代,作家们往往能比较自由地在作品中舒展自己的想象。所以尽管传统文化贱视女性,视女性为“祸水”,但社会又无法离开人类的这一半成员,而且在实际生活接触中,男性又往往被女性的母爱、性爱所触动。传统文化中耻言声色,排斥物欲,排斥人的个性需求,清心寡欲而致天下的主张更加强了这种压抑,积蓄久了,总要找一些渠道去释放,唐代婚恋传奇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便体现了男性之于女性的各种期待和设想。在不向传统文化做正面抗争的情况下,传奇尤其是婚恋传奇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使男性作家们在传统文化的笼罩下找到了宣泄自己紧张情绪的渠道。那么我们就从男性的视角出发,去分析唐代文人士子在遭遇爱情时,选择婚恋对象的标准以及由此展现出的婚恋观念。
作为文学的永恒主题,唐传奇几乎于肇始之端就出现了情爱题材,《游仙窟》有开辟鸿蒙之功。细绎此文,可发现,在化身为主人公的作者眼中,十娘“华容婀娜,天上无俦,玉体逶迤,人家少匹”。他使出全身解数,频频作诗摹写十娘的体态、容貌、服饰,他的观照没有多少唯美的审视,不过是在本能欲求驱动下对女性“色”的审视。由此可见,他理想的情爱对象就是对“名色”的追逐。正如杨义先生所言:“唐传奇有一个潜在的主题,即进士与妓女,以名色配名士,来抒写文酒风流和诗人意兴。”②
名色是唐传奇中文士的一贯追求,所有的女主人公都被描绘得美艳绝伦。《任氏传》中的侧面描写非常具有代表性:
迎问之:“有乎?”又问“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尝见之矣。” 姻族广茂,且夙从逸游,多识美丽。乃问曰:“孰若某美?”童曰:“非其伦也!” 遍比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伦。”是时吴王之女有第六者,则 之内妹,浓艳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问曰:“孰与吴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伦也。”
抚手大骇曰:“天下岂有斯人乎?”
又如《李娃传》中李娃“妖姿要妙,绝代未有”,使荥阳生“停骖久之,徘徊不能去”,《莺莺传》中的莺莺也是“颜色艳异,光辉动人”。致使张生相思到了“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的程度。《虬髯客传》中的红拂、《离魂记》中的倩娘等等无不是容色姝丽。正如美国心理学家J. L. 弗里德曼所言:“在吸引作出判断时,男性比女性更多地用性吸引和身体特征的标准。”③
“色”在男权社会里当然是作为满足男人感官需求和选择理想情爱对象的一个标准,但我们也不难发现,在唐传奇中文士所采用的“色”的标准是有所升华的,不再只追求低层次的感性欲望,而是从追求爱与性,灵与肉的和谐统一的标准出发,是出于对女性的一种真诚的欣赏和倾慕。所以文士对情爱对象的美的选择增添了新的内涵,那就是对女性才情美、个性美的追求和向往。与此相应,女性的才华、德行、智慧等也纳入了男性情爱的审美范畴中。如《霍小玉传》中称霍小玉:“资质浓艳,一生未见,高情逸态,事事过人,音乐诗书,无不通解。”《柳氏传》中的柳氏“艳绝一时,喜谈谑,善呕咏”。《飞烟传》里的飞烟“善秦声,好文墨,尤工击瓯,其韵与丝竹和”。《莺莺传》中莺莺回复张生的信可谓一篇美文。《游仙窟》《李章武传》《柳氏传》等作品中女主人公都能与文士对诗对句。最终,“唐代女性以自己的才情赢得了正直文士骚客的尊重和敬慕,这在中国女性生活史和妇女观念史上都是值得注目的现象”④。这显然是一种了不起的进步。
二、面对礼教的妥协
我们已经清晰地找出了唐代文人士子选择对象的标准首先是超越一般意义的“色”,但他们又不得不考虑到礼教的束缚,封建礼教在成为他们追求理想情爱对象的准绳的同时也成为了他们爱情路上的一道障碍。下面我们就来探究一下从哪些方面展示出礼教对爱情的阻碍。
刘 《隋唐嘉话》载薛元超:“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⑤这从反面说明了唐代文人所追求的人生目标。“以进士擢第”乃是挤进官场的必由之路,“娶五姓女”即与贵族联姻,是“一种借联姻以扩大自己的势力的机会”。
“以进士擢第”,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传统出路就是从政,“学而优则仕”,要想实现治国理想也只有走科举之路。一旦中第,等于取得了进身通显的门票,它深深地影响着唐代文人士子的前途和命运。在唐代婚恋传奇中,科举制度本身并不是表现的重点,而是侧重于科举制度对士子婚恋观念的影响。而且封建文人在追求自己前途的同时,也将封建的“仕”、“婚”观念灌输给身边的女性,这在唐传奇中是可以找到例证的。如《李娃传》。
《李娃传》所反映的主题就是情欲与功名前途之间的冲突。荥阳望族之子郑生,应试途中被妓女李娃与鸨母所骗以致流落为代人哭丧的“挽郎”。荥阳公子的沉沦可以说是源于读书意志面对情欲时的软弱无力。“家徒甚殷”的优越环境容易使他缺乏顽强的毅力,所以很快陷入与李娃的“枕席”之欢。也许“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荥阳公子所受的磨难也是他科举中第前的必由之路。在人性与良知的检测台上,作者并没有让李娃显得薄情,当她闻得风雪交加中荥阳公子“饥冻之甚”的哀呼时,“连步而出”,不顾其“枯瘠疥厉”,“前抱其颈”,拥之西厢……使之“卒岁”而愈。李娃知道封建的舆论,封建的家庭及伦理道德都以获得功名官职为最终目的。所以,在帮助郑生恢复体力后,又勉励他苦读,夙兴夜寐而不知倦怠,终于使其科举中第登上仕途,李娃也随之成为贤妻,为良母,为诰命。荥阳生娶了娼女李娃却得到统治阶级的认可,这一切皆是科举进仕的功劳。由此可见,科举的成败左右着士子的婚恋选择。这种貌似圆满的结局本身就体现了爱情对功名的妥协,也说明了只有当功成名就之时,爱情才有立身之处。所以,这种表面的合理,其实只是作者一厢情愿的处理,也只是情对理的屈从。侯忠义先生读《李娃传》时,曾有如此体会,“既然这种喜剧结局是非现实的,那么群众为什么喜欢这个故事呢?这无非表明通过《李娃传》表达市民阶层新婚姻观念和婚姻制度的理想,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也就是说,把妓女李娃写成是名门公子的恩人和妻子,并封为‘夫人’,置于世族般显赫地位,这是对世族豪门的一种亵渎,对门阀婚姻制度的一种反抗和挑战。”⑥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婚恋传奇作品中女主人公的结局不管是最终被抛弃还是获得了圆满的婚姻生活,其实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封建礼教的禁锢与束缚,即便如李娃这样最终获得承认的下层女性(这种结局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也不得不靠辅佐男性功成名就来换取社会的接受,因而,文人士子在面临爱情时,又不得不受到礼教思想的冲击而妥协于传统观念。
三、呼唤真爱的回归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传奇作家还进一步超越了人的本能欲求和人的灵性,在爱情中高扬起“情”的主题,对有情人来说,“情”是维持爱情的唯一条件,拥有爱情才拥有一切。唐婚恋传奇从寄附于爱情本身的外部条件――外貌、才华、性格,进一步深入到了爱情的内核――情,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我们可以察觉,唐婚恋传奇的一些作品已经达到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牡丹亭》语)的至情境界。如《离魂记》中倩娘魂离肉体私奔情人,《崔护》中的少女为爱情死而复生,以及《任氏传》《李章武传》《孙恪》《崔书生》《后士夫人传》等作品中人与神鬼精魅的爱情婚姻,无一不是作家们看到了在“情”与“礼”的斗争中“情”所显示的巨大力量,而幻化出来的美丽动人的故事。小说中青年男女在爱情婚姻上所表现出来的真率、大胆、热烈的追求精神,在那礼教昌炽的背景下,真可谓惊世骇俗了。小说家们正是看到了这种“情”与“礼”相抵触的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便纷纷以其生动的艺术形象提醒、号召人们:应该以与生俱来的“情”去抗击封建道德的“礼”。
这种至情的抒写多是以生活逻辑为基础而又交织着特殊的幻想逻辑,尤其表现在人与鬼魂、异物恋爱的作品中,带有那种用美丽的理想去代替不完美的现实的浪漫特征。我们不得不首先想到唐婚恋传奇中塑造出的一个个为追求爱情而九死不悔的鬼女、妖女的形象。如《离魂记》中,张倩娘和表兄王宙两情相慕“常私感于寤寐”,但是随其长大,张父把倩娘另许,倩娘因思慕表兄而忧郁成疾,其魂魄追随表兄远走四川,结为夫妻,因“精诚所感”乃至“离魂”。在虚幻的外表下包含着严肃的内核:真正的爱情排斥了一切非感情的功利因素,情到极致,甚至可以超越躯壳的限制,获得情的常在。尤为典型的是《华洲参军》中的崔姑娘同柳生一见钟情,但遭到阻拦未能结成良缘,崔姑娘含恨而终。但死亡并不是感情的终结,而是她果敢追求爱情的新起点。她复生与柳生相聚,被发现后再度死去。她由人而鬼,再由鬼而人,九死不悔都是一个“情”字作祟,可谓“生生死死为情多”。为情为爱而不顾一切的不仅是作为鬼女、妖女的形象,即使普通的女子也一样会为了爱情不惜牺牲性命。如《飞烟传》中的步飞烟。她是个“媒妁所欺遂匹合于琐类”的已婚女子,没有爱情的家庭婚姻生活使她痛苦不堪。但她没有听任命运的摆布,未受封建贞洁观的束缚,真诚地与赵泉相恋,最后被其夫鞭挞致死。幸福常常是短暂的,即便如此,飞烟在临死前依然异常坚定地表示:“生当相亲,死亦何恨!”步飞烟无疑是一个具有强烈反叛性的女子,她蔑视夫权,不畏世俗,大胆追求爱情,公然与传统礼教为敌,宁可背着淫荡之名死去,也绝不与传统礼法妥协。
作为被封建礼教层层压制下的女性尚且能表现得如此坚决,在至情之恋中,男性也一改过去的懦弱和被动,他们在女性火热的激情的召唤下同样执着追求真情,宁可在感情的升华中毁灭也不甘于灵魂的平淡。《任氏传》中我们看到狐女同郑六的相爱,是那样大胆,那样坦率,而且帮助他成家立业,多次拒绝富家公子的示爱,最终冒险随行,被猎犬所逐,“复本形”而死。“嗟乎!异物之情也有人道焉。遇暴不失节,殉人以至死,虽今妇人,有不如者矣。”的确,我们常被任氏的行为所感动,我们也因为在“狎妓成风”的唐代而忽略了郑六的真情实感。当郑六与任氏“夜久而寐”之后,已经知道任氏为“多诱男子偶宿”的狐,然郑六“发誓,词旨益切”,如果说这里尚且有郑六对美色的追逐的话,那么当任氏葬身猎犬嘴下时,郑六又何尝不是发自内心地“衔涕出囊中钱,赎以葬之”。这一“衔涕”一“赎”,足以表现出郑六对于任氏的留恋之情。
唐传奇中的男主人公甚至超越了因为生与死,人与异物的界限而带来的恐惧,显出一种在爱情面前冲破生死和一切限制的豪迈气概。如《李章武传》就是爱情超越了一切界限,爱得那么坚贞和无畏。李章武和王妇两心相悦,情好弥切,一旦别离,王竟然相思致死,躯体不复存在,仍然“冀神会于仿佛之中”,“虽显晦殊途,人皆忌惮”,但李章武“思念情至,实所不疑”。所以,李章武与王家女子的鬼魂再次相会,并且表现出“千古闭穷泉”、“何因得寄心”的惆怅感和空茫感。
如果我们把这种超现实的恋情上面的虚幻面纱抹掉,进行深入的阐释,就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们的执著真情和反叛封建礼教的心声,这些为爱至死不渝的男女形象寄寓着文人对爱情、婚姻和幸福人生的独特感悟,反映出文士对理想爱情、幸福婚姻的憧憬和渴望。应该说唐代文人士子在情欲与功名的两难抉择中,终于找回了他们幸福的所在。唐传奇作品中把登第做官、得道成仙看成是人生的最大幸福、完美人格的最高境界,固然有失偏颇,但作品又通过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告诉人们:获得爱情幸福的途径是以情至上的自由自主的爱情婚姻。
作者简介:滕桂华,古典文学硕士,新疆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① 鲁迅.鲁迅选集(第九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6:43.
② 杨义.中国古代小说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08.
③ [美]J. L. 弗里德曼(高地等译).社会心理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186.
④ 杜芳琴.女性观念的衍变[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103.
⑤ 唐代笔记小说大观[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32.
⑥ 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252.
参考文献: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2]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 吴志达.唐人传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纲要: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 乔象钟,陈铁民主编.唐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古卫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