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美句子摘抄大全 忧伤与优美
时间：2019-02-12 05:37:1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湘西 悲剧 优美 摘 要:本文主要选取沈从文反映湘西生活的作品,通过分析其悲剧性情节与作家生活经历的内在关联,指出由于作家自我克制的情绪和含蓄隽永的笔调使其作品在笼罩着一层悲剧色彩的同时呈现出一种“优美”、“悠远”的境界。
提起沈从文,人们总是特别关注其描绘湘西神话传奇、介绍湘西原始习俗的作品,因为它们展示了湘西人“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勇敢纯朴的民性在这片未被现代文明浸染的人性世界里展现得淋漓尽致。不过,也正是这类充满异域色彩和牧歌情调的作品中,不时流露出作家若隐若现的忧郁和怅然,牵惹起读者对世事无常、人生变幻莫测的深深感慨。因为,在此类作品里,人物的命运常常发生各种难以预料的转折,故事发展往往充满了各种偶然性,最终酿就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剧。
在这类悲剧中,与爱情有关的似乎特别多。
《媚金・豹子・与那羊》是个传说。白脸苗中顶美的女子媚金,同凤凰族英俊而有一切美德的豹子,因唱歌成了一对。两人相约在宝石洞里相会。按风俗,豹子要预备一只初生的白羊去换取媚金贞女的血。但仿佛天妒良缘,当豹子费尽周折找到合意的羊、匆匆赶到相会地点时,空等一夜的媚金已含恨自杀,伤心之余豹子也用同一把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表面看,是个多角恋爱故事,但结局则出人意料。当商会会长的女儿,一个可爱的女孩突然吞金自杀后,三个爱她的男人,善良的什长、阴郁的瘸腿号兵与豆腐铺忠厚的老板都受了沉重打击。当初,地位的悬殊使三人皆不敢对意中人存有幻想,但突如其来的变故却使三人各有各的反应,其中一人更为满足一己之欲掘坟盗尸。在《三三》里,少女短暂的初恋也同样充满了各种变数。三三自幼丧父,命运让她邂逅并爱上了从城里来养病的白脸少爷,白脸青年也很喜欢她。可过了一段日子,母女二人进寨,准备邀请贵客隆重款待时,却得知养病的少爷刚刚死去。三三“心里好像掉了什么东西”,“极力去记忆这失去的东西的名称,却数不出”。即使在《贵生》里,原本与金凤两情相悦的主人公,也因迷信女孩是个“克相”,十八岁之前不克自己必克别人,以至于错失了求亲的大好时机。最后,金凤成了围子里五爷改变赌运的所谓“原汤货”。而绝望的贵生,则在桥头杂货铺(金凤的娘家)和自己家各放了一把火。
在此类作品中,《边城》是我们最为熟悉的。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都先后喜欢上了撑渡船老人的外孙女翠翠,翠翠只对傩送有意,但托人上门提亲的却是天保。当天保得知真相后,抑郁地离开茶峒,不幸掉进茨滩的漩涡里淹死。可天保的死非但没有成全翠翠与傩送的姻缘,反而使船总父子均对翠翠爷爷有了误解,以为悲剧的发生全因老人的好事。此时,早已相中傩送的团总家也派人打探消息。由于被父亲逼迫着接受另一门亲事以获取一座新碾坊作为陪嫁,同时也误以为翠翠的羞涩和回避是对他的冷淡,傩送赌气去了桃源。雷雨之夜,撑渡船老人怀着对外孙女未来命运的深深忧虑去世。剩下翠翠与爷爷的好朋友杨马兵天天在渡口守候,而傩送却迟迟未归。“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世事无常、人生变幻莫测,是作家对生活的整体感受,因此,在沈从文的作品中,类似的悲剧性结局并不完全局限于以上所提到的爱情故事。
如《山鬼》,叙述的是一个寡妇的凄苦命运。十年前,丈夫因时疫死在田里,多年后,原本伶俐活泼的大儿又突然成了癫子。眼看心爱的儿子失踪回来后的憔悴颓丧,老人感到未来的可怕绝望。《牛》讲的是人与牛间无可奈何的分离。大牛伯平日待牛如儿女,但有次因小事伤了牛腿,多方寻医几经周折,总算将牛治好,但不久,与大牛伯相依为命的牛就和桑溪荡里别的牛一同被衙门征走了。《菜园》里反映的现实更残酷,故事也更悲凉。温文尔雅的玉家母子在当地原本经营菜园,日子过得怡然自得。可二十二岁那年,儿子离开母亲进入北大读书。三年后,携妻回家。儿媳貌美如花,只是爱菊,因此,婆婆特在园中辟了菊圃。正当老人家满心欢喜,做着“祖母的幻梦”时,儿、媳两人突然被处死。秋来菊开,主人对花无语。又因菊的缘故,玉家菜园亦被地方豪强强借宴客。三年后,在儿子生日那天,老人将余下家产分给工人后自缢。玉家菜园从此改为玉家花园。《山道中》的情节较简单,三个退伍兵从云南辞差回家,路上遇见几个纸客和两名军官。出于谨慎,歇脚后三人继续赶路,直到天黑抵达一个寨堡才住下。第二天,准备上路时,却惊闻前一天一同休息的几个路人不久即遭了抢,还死了两个军官。
在上述提到的作品中,人物的命运总不免出现各种转折,如分离、严重疾病、死亡等,其中涉及死亡的篇目最多。悲剧的发生也充满了各种偶然性。有的主要与个人有关,如《媚金・豹子・与那羊》里豹子对羊的大小、毛色过于挑剔,《山鬼》中毛弟大哥的突然发疯;有的主要是由外界造成,如《牛》里牛大伯失去心爱的牛、《菜园》中少琛夫妇的死;有的则是个人与外界因素兼而有之,如《三三》里三三转眼成空的恋爱、《边城》里翠翠对傩送遥遥无期的等待、《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里小女孩的自杀以及在《贵生》里贵生失之交臂的婚配、《山道中》路人的遇劫。这些意想不到的突然变化常常出现于沈从文作品之中,使其描写湘西田园风光、充满牧歌情调的作品时时笼罩着一层忧郁感伤的色彩。
这一特点的形成主要与沈从文身上少数民族血统所带来的民族忧患感以及他的生活经历有关。
凌宇在首届沈从文研究学术座谈会的发言曾说:沈从文“经常谈他身上的楚人血液给了他一种悲剧性,他还说:‘我的作品中有一种淡淡的哀愁,追求这种伤感的来源,大概是和我出身的那个民族的特点有关,和本人在外部生理所受的种种挫折有关。’……”沈从文出生在苗、汉、土家族杂居的凤凰县,身上有苗、汉、土家族的血液。南方少数民族受歧视受驱逐的命运及作家少年时期家道的衰落、青年时期初入都市时的穷困潦倒都不可避免地对沈从文的创作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据沈从文自述及有关资料记载,作家在少年、青年时期还多次经历了与亲人、好友的生离死别。这些事件给他的刺激,也直接影响了作家的人生感受,使他的作品中不时流露出人生无常、世事变幻莫测的忧伤与感慨。
在作家看来,人生的种种变故也自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在《抽象的抒情》里,沈从文曾说:“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生命本身不能凝固,凝固即近于死亡或真正死亡。”因而,分离、疾病、死亡表面看来是偶然,实际上都有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变异是某种内在永恒规律的体现,是一种宿命,只是它在具体生活的表现形式各异。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沈从文在表现恬静田园生活、描绘苗乡奇异风情、展示淳朴民性的作品中时时弥漫着一股伤感和忧郁的情绪了。
在《从文自传・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里,作家曾坦承,“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关系。”流转不定的水和发生在其周围变幻不定的人事在本质上何其相似。“一派清波”既影响了作家性格和思维方式的形成,赋予了作家创作的灵感,提供了作家创作的素材,更是帮助作家感悟生活、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一位良师。
值得注意的是,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即便讲述一个悲剧故事,但他自我克制的情绪和含蓄隽永的笔调常使其作品中呈现出一种“优美”“悠远”的境界。
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曾提到,沈从文“善于分析和节制自己的哀乐爱憎”{2},他的《边城》“在生命形态的悲剧中挖掘的不是残酷而是优美”{3}。杨玉珍对《边城》也持类似看法:“沈从文小说的美感不是来自离奇的故事和紧张的情节,而是来自一种流动的旋律、优美的意境和弥漫的情愫。”{4}笔者以为,上述“优美”一词也同样可以概括我们上文提到的其他作品的特点。
虽然,沈从文十四岁在土著军队中当兵,他在《自我评述》中曾说:“在一条沅水和它的支流各城镇游荡了五年”,“同士兵、农民、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社会底层人们生活在一起,亲身体会到他们悲惨的生活,亲眼看到军队砍下无辜苗民和农民的人头无数,过了五年不易设想的痛苦怕人生活,认识了中国一小角隅的好坏人事。”在《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里他又说:“有些过去的事情永远咬着我的心……没有人能够了解一个人生活里被这种上百个故事压住时,他用的是一种如何心情过日子。”但一旦进入具体创作时,尽管有时抒写的明明是一幕人生的悲剧,作家也还是比较克制自己的情绪。如《边城》,有人就认为“所写的茶峒并不是现实中的茶峒,而是经历了作家主体情感过滤和理想投射后创造出来的,多了一分理想、一分温暖、一分诗意”{5},还有人说《边城》的各节“是一首一首圆满的散文诗”{6}。
由于沈从文出生于当时湘西“特别受人尊重的军人世家”,少年从军又属“湘西最自在的一类人”{7},因而,沈从文在描绘湘西风土人情的作品中用笔的节制往往使人想到或许是由于作家对现实人生的残酷本身并无深刻体验,而他在北京最初所受的冷遇又易使他站在都市生活的对立面、沉湎于故乡的美好回忆之中。也就是说,作家早期对苦难的隔膜和离乡后对故土的深情眷恋使他与下层人物的痛苦、真实湘西世界的野蛮与愚昧拉开了距离。但仔细审视沈从文的早期经历与他个人的论述,我们觉得,这一论断是不太准确的。或许,以上论断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在《烛虚》中,沈从文曾说:“我过于爱有生一切。爱与死为邻,我因此常常想到死。在有生中我发现了‘美’,那本身形与线即代表一种最高的德行,使人乐于受它的统治,受它的处置。”在《水云》里,作家更明确表示:“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是罪恶,可是总不能令人愉快。”由此可见,尽管作家对人生的种种“偶然”、种种悲剧有一种近于天生的敏感,但这种发自内心深处对于美和爱的虔诚、对于美和爱的向往与追求,是其不忍为宣泄个人一时情绪、破坏笔下那充满诗情画意的湘西世界的主要原因。
此外,从沈从文回忆文章里,我们也发现作家对于人生苦难的感受及抚平内心创伤的方式上似乎有些特别。
在《从文自传・预备兵的技术班》一文,作家曾提到,十三岁那年,作家参加了预备兵技术班的训练,“那年我死了一个二姐,她比我大两岁,美丽,骄傲,聪明,大胆,在一行九个兄弟姐妹中,比任何一个都强过一等。她的死也就死在那份要好使强的性格上。我特别伤心,埋葬时,悄悄带了一株山桃插在坟前土坎上。过了快二十年从北京第一次返回家乡上坟时,想不到那株山桃树已成了两丈多高一株大树。”二姐、美、死亡、伤心、山桃,对逝者的伤悼方式隐约地透露着作者异于常人的思维方式:即便直面死亡,作家也在其间发现了某种神圣、令人为之动心的美的特质。正因如此,即便述说悲剧,即便抒写忧伤,在沈从文的笔下,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也常常充满了一种和谐之美。
在《湘行散记・箱子岩》里,沈从文曾感叹,这些人生活“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所以,尽管人生无常,尽管烦恼、悲哀、分离、死亡随处可见,但作家都努力带着悲悯的心情去观照审视,用审美的方式去表现,让自然风光的优美与下层人民的淳朴善良融合成一个美丽、神秘的世界,让作家表现湘西生活的作品在忧郁、感伤中仍体现出一种“优美”、“悠远”的境界。
作者简介:崔向敏,中山大学文学硕士,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1} 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1页。
{2}{3}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22页,第614页。
{4}{5} 杨玉珍:《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第95页。
{6} 汪曾祺:《又读〈边城〉》,《读书》1993年第1期。
{7} 王晓明:《“乡下人”的文体与“土绅士”的理想――论沈从文的小说文体》,收入《潜流与漩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74页。
(责任编辑:赵红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