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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层:中国经验和我们时代的文学书写】 欢聚时代股票怎么买

    时间:2019-02-13 05:39:5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主 持:   汪 政 批评家,任职于江苏省文联      参 加:   何 平 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李云雷 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张学昕 文学博士,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何言宏 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为什么而“底层”?
      
      汪政:有关中国经验的讨论一方面当然要贡献新的视角或概念,但是,就一般的思维习惯来看,经验意味着过去,意味着梳理和总结,所以,不必回避一些既成的说法与话题,甚至不必回避那些长期盘踞在人们嘴边与纸上的或近来热门的论题。因为它们的出现与存在以及围绕它们所产生的“意义”本身就是中国经验的一部分。比如“底层”与“底层写作”,就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话题,也是不同时期被认为有助于许多论题深入的视角,当然也同时存在争议的命题。
      何平:“底层”在新世纪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命题被广泛关注,一般认为始于二○○四年的《天涯》。 二○○四年第二期,《天涯》杂志在文学界率先发起“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专题讨论,刊发文化批评家蔡翔的《底层》和刘旭的《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的文章,对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在转型中出现的社会分层的趋势和现实进行探讨。同年第三、六期,《天涯》再度组织讨论,发表王晓明的《L县见闻》、顾铮的《为底层的视觉代言与社会进步》、吴志峰的《故乡、底层、知识分子及其他》、摩罗的《我是农民的儿子》等一系列文章。二○○五年之后几乎所有的重要学术刊物都介入“底层”的讨论或者发表了关于“底层”的文章。除了《天涯》,《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争鸣》、《上海文学》、《江汉大学学报》、《东南学术》等对“底层”问题进行了持续多年的讨论。而此过程中,作家刘庆邦、林白、夏榆、曹征路、陈应松、刘继明、林白和导演贾樟柯等被纳入“底层”来讨论。在这里,我们不禁要追问的是,无论是中国还是异域,从来没有停止过“底层”关注,五四之后现代中国的“底层”关怀差不多是衡量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从文学书写的角度,中国现代文学史,差不多是一部“底层”小人物的命运史。但为什么在二○○四年前后,“底层”成为一个尖锐的话题?
      李云雷:关注“底层”是在新的时代下出现的一种思潮,它与中国现实的变化,与思想界、文学界的变化紧密相关,是中国文学在新形势下的发展。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但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如贫富分化、贪污腐败等等。孙立平教授指出改革的共识已基本破裂,改革的动力机制已被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乃至某些人的个人利益所扭曲。因而要重建“改革”的共识,需要凝聚普通人的认同与支持。从“三农问题”的提出到“郎咸平旋风”的刮起,以及政策上的重大调整,都为关注“底层”提供了现实层面的基础。
      在思想界,从一九九八年“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论争以来,在中国应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近两年以“国学热”为标志,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也风起云涌。这些争论与文化现象,丰富了我们对中国社会的理解。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究竟如何对待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底层”,是把他们作为社会发展中的“包袱”甩掉,或者只当作“滴漏效应”的受益者,还是将之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保守主义”如果仍坚持封建式的等级秩序,仍只停留在“复古”的臆想中,那么必定在现代社会中无所作为;“自由主义”现在几乎构成了知识界的“常识”与无意识,但他们所代表的只是特定阶级的利益,他们所追求的“自由”与“民主”只是适合他们自己的裤腰带,“增之一分太长,减之一分太短”;而对于“新左派”来说,如何总结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如何将新的理论资源与中国现实结合起来,是他们面临的问题,但他们将自己的思考与“底层”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则是值得肯定的方向。
      具体到文学上,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纯文学”就逐渐占据了文学界的主流,这一潮流的特征主要有:注重形式、技巧、叙述的探索与创新;回避对社会现实的直接描绘,而注重表达个人抽象的情绪与感受;注重对西方现代主义及最新“潮流”的模仿与学习。这一思潮对反拨此前文学的弊端具有历史性作用,对文学作品整体艺术性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一思潮发展到后来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结果形式探索只成为一种貌似先锋的姿态,向西方学习也成了一种盲目的崇拜。二○○一年,李陀等人开始“反思纯文学”,希望文学能够在注重艺术性的同时,重新建立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在中国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纯文学”的反思,是文学研究、理论界至今仍方兴未艾的话题,而“底层文学”的兴起,则是创作界反思“纯文学”的具体表现,也是其合乎逻辑的展开。
      到二○○四年,关注“底层”已经成为了一种文艺思潮,不只文学(小说、散文、诗歌、话剧)、电影(故事片、纪录片),在美术、摄影、电视剧,甚至流行歌曲中都有所表现,在理论、批评领域更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可以说是一个整体性的文艺思潮。如果说新时期以来三十年文艺的发展主要是“向内转”,注重形式上的探索,那么“底层文艺”的出现则是对这一趋势的扭转,是文艺重建与现实世界关系的一个开端,而其生命力也在于它能否表现出当下中国的变化与这一过程中中国人新的思想、情感与经验,以及能否以独特新颖的形式加以表现,这是对“底层文艺”的一个挑战,当然也是一个契机。
      张学昕: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文化、社会语境中谈论“底层”或“底层写作”之类的问题,还是应该先更多地从文学的视角来考虑它的种种内在因素及其价值意义。我感觉,现在大家对此的理解或内涵定位是相当繁复或驳杂的。尤其是“底层写作”这种提法,我想还是将其放在文学的视域和框架内来审视比较合适,不必过多地做跨越文学边界的阐释。尽管它触及文学表达所涉及的许多非文学因素。至于“底层写作”是一种什么样的写作、“应该是”或“可能是”什么样的书写,还有它在当代文学进程中的形态和意义仍然是我们难以把握的。“底层”只是文学表现“中国经验”的一个视角、一种渠道、一种基本内容,倘若过分地夸大它的范围,就会失去探讨、实践的基本范畴。其实,“底层”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今天的底层显然非昨天的底层。当年毛泽东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那里有对当时的“底层”最切实、最历史性的阐释和定位。我记得,在九十年代,作家梁晓声写过一本叫做《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虽然“阶层”有别于“阶级”,但仍然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重新梳理了“新时期”中国社会现场的存在形态,描述了这个变动不羁时代新的生活秩序、基本人伦状况。但是,文学不是、也无法对社会人生作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指认,可以说“文学是人学”,最终不能脱离文学的艺术本性。它可以是一种面对,是一种判断,甚至一种反叛,是富于个性的不同的表现。文学有文学自己的使命和规约,既要从现实出发,又不能对历史视而不见,所以,“底层”是文学题材范畴的东西,“底层写作”实质上就是一种写作姿态,是文学传统中“载道”和“言志”的一个方面而已。这样说来,强调“底层”和“底层写作”,“为什么而底层”就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了。
      何言宏:说实话,我并不是非常赞同运用“底层文学”或“底层写作”这样的概念。以这样的概念指认某种既存的文学现实,有它积极有效的一面;但在另一方面,也有明显的局限。人们一谈到“底层文学”,首先想到的是它的题材选择。“底层文学”,往往首先就意味着它是以底层生活为题材。但我们知道,决定文学作品意义与价值的,最根本的,却不应该是题材。如果我们总是在题材的层面上谈论“底层文学”,意义是非常有限的。我以为,如果我们指认、想象或规划“底层文学”,主要还是要在精神立场的意义上来考虑。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建议将“底层文学”纳入“新左翼文学”中考察。
      我以为,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现象,便是所谓“底层写作”的兴起。在总体上对现实疏远多年后,中国文学开始重新逼近我们的现实,相当自觉地关注和书写底层民众的精神与生存。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作家都加入了这样的潮流。除了陈应松、曹征路、刘庆邦、鬼子、胡学文、罗伟章和王祥夫等以“底层写作”著名的作家外,韩少功、张炜、李锐、贾平凹和迟子建等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已经取得重要成就的著名作家,也以不同的方式从事着“底层写作”。他们的加入,不仅壮大了“底层写作”的队伍,丰富了“底层写作”的基本内涵,还在某种意义上加强了“底层写作”的实力。另一方面,这几年来的“底层写作”实际上又绝不仅限于小说门类。在诗歌和散文领域,同样涌动着这样的潮流。杨键、雷平阳、田禾、江一郎、辰水、陈先发、柳宗宣、卢卫平、王夫刚、谢湘南、郑小琼和夏榆等人,都是其中代表性的诗人与散文作家。
      相应于生动有力的文学现实,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界也对“底层写作”高度关注。很多学者和文学批评家都撰写了大量关于“底层写作”的文字。不少刊物开设专栏,集中研究“底层写作”。关于“底层写作”的现状与问题,还是很多学术会议的重要主题。“底层写作”,似乎已成为描述和把握当下中国文学现实的一种毫无疑义的强势性话语。但我注意到,在以“底层写作”为研究对象的有关文字中,也有论者曾以“新左翼文学”这样的话语来概括和讨论其中的部分作品。不过讨论的对象往往只是锁定于曹征路的《那儿》等小说。但我认为,如果我们放大自己的文学视野,将我们的目光扩展和深入到对文学现实的广泛关注,并将我们的关注联系于更加广阔的社会现实和思想背景,当代中国的“新左翼文学”不仅体现于曹征路这里,还很突出地体现在更多的包括“底层写作”在内的其他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已经形成了一股相当强劲的文学思潮。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甚至可以说,“新左翼文学”已经构成了新世纪中国的文学主潮。
      我所说的“新左翼文学”,实际上就是体现了“新左翼精神”的文学思潮。或者说,“新左翼精神”,构成了“新左翼文学”的精神核心,是其最为本质的精神方面。它的题材取向,绝不仅仅是面向现实的“底层”题材,它还可以和应该面向历史,在其丰富和深厚的历史书写中努力弘扬“新左翼精神”。在此意义上,“新左翼文学”不仅包括了一些直面现实的“底层写作”,还应该包括那些充分体现着“新左翼精神”的面向历史的文学创作,张广天的戏剧《切・格瓦拉》、《鲁迅先生》和《红星美女》、韩少功的长篇小说《暗示》和中篇小说《兄弟》及张承志的很多散文,便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因此,我们通过对文学写作精神内核的关注和把握,发现了大量的“底层写作”和在表面上与其毫无关系的上述作品之间,实际上存在着非常隐秘但却相当本质的精神联系。正是因为这样的联系,它们才在实际上共同属于“新左翼文学”。而一旦将这两种题材选择和精神取向均有差异的写作纳入“新左翼文学”的层面同时思考,二者的特点、意义、问题和它们的可能,便会得到新的阐发。
      汪政:目前,有关“底层”的话题虽然不像前一段热闹,但讨论仍然在进行,这也是个规律,只有热了才会有人关注,但只有相对转冷才会对问题有真正的深入。“底层”问题在最热的时候甚至成为一种道德戒律,一种必须遵循的写作伦理。所以,不要以为现在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已经处理得比较好了,政治是无处不在的。我并不是反对文学与政治挂钩,事实上,文学也无法与政治绝缘,但是,文学家对政治各有各的处理方式,起码,就一个创作个体来说,他不应该感到政治对他的压迫。然而在“底层写作”呼声最高的时候,确实有一边倒的势头。你是不是在为底层写作,成了一个写作者必须选择的问题。毫无疑问,一些所谓进行底层写作的人是有着某种道德与心理优势的。我以为这种近似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是不对的,一个在题材与主题上看上去与底层无关的人就一定是缺乏社会责任的?就一定是集权与专制的附庸?就一定是既得利益者?这与所谓“新左”有没有关系?是不是有着民粹主义的影子?我们以后还可以讨论,但是,“底层写作”确实是一个超越了文学边界的命题。它至今仍然对文学写作有着无形的压迫。
      李云雷:关于“文学的边界”,我觉得涉及对“文学性”的理解问题,究竟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其实是个一直没有讨论清楚的问题,可能也需要做历史的而不是“本质主义”的理解。而这种对“文学”理解的变化每次都会给文学带来革命性的转变,在梁启超之前,小说、戏曲不算文学或者被看作低一等的文学;在胡适、陈独秀之前,白话文不算“文学”而只是引车卖浆之流所用的语言;八十年代以来,在“先锋文学”的视野中,“现实主义”作品不是文学或“纯文学”;在文体上,像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在整个八十年代影响那么大,也不被看作是文学或“纯文学”。我觉得现在“底层文学”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拓宽了我们对文学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反思何为“文学性”,而不仅仅是题材或主题上的意义,这就是它的解放性的作用。你说它有“无形的压迫”,可能只注意到了它消极方面的意义,我觉得在目前,认识到它的解放作用可能更重要,它打破了我们固定的对于“文学”的理解,把一些以前不被认为是文学的内容或写作方法,也重新纳入到文学的视野之中,这本身就是一种具有革命性的变化。
      
      “底层”是新中国经验吗?
      
      何平:“底层”关注的中国是九十年代之后的中国。仅仅是话语置换,还是别有新意?从中国经验的角度,关注的是世纪之交的中国经验。此际的中国存在不存在一个带有差异甚至是断裂意义上的新经验?按照我的观察,在二○○四年之前也有些人在有限的意义上使用“底层”的概念。比如廖亦武在一九九九年第一期的《文史天地》上发表的《中国底层访谈录》、向继东在二○○一年第五期《南风窗》上发表的《在底层》,在他们这里,“底层”和我们在二○○四年之后讨论的“底层”差不多是一伙人,但这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更多关注。我还注意到早在二○○一年第八期《读书》中查特吉的《关注底层》,此文无论是对“底层”理论资源的梳理,还是对其现实意义的挖发,都远较后来的许多关于“底层”的思考。在查特吉的视野里,“底层研究是作为对殖民地精英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精英主义的反抗而出现的”,“昭示了印度作为殖民地的经历和体验”。这样的研究视野和我们后来的“底层”关注对照了看也许能够发现在二○○四年之后,席卷中国的“底层”关注固然提供了新世纪却恍若世纪末的中国新经验,但和查特吉的研究相比,经验也许就止于经验而已。
      汪政:“底层”显然不是新中国经验,“底层”、对“底层”的表达、“底层”的表达以及“底层”自身有无或能否表达是自社会出现差别,并且这样的判别是被群体自觉意识到以后就一直存在的问题,时间上如此,空间上也是如此。然而,这个问题的被关注度却是动态变化的。它与特定时期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当底层被社会所关注时必然意味着,这个社会产生了明显的贫富分化,以及由此派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民主、社会公正等等。再就是特殊群体的觉醒,他们自己或由他们的代言人来表达其利益诉求。这就是当前中国底层叙事勃兴的背景。借助于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等其他相关学科,我们不难对中国当下的社会分层有大概的了解。如何安置被现代化抛弃、被效率所牺牲、被掠夺了机会的群体以及如何应对因制度的缺失而不断产生的社会不公,确实显得越来越急迫。在任何一个社会,话语权都是拿控在社会的强势者手里。在这些强势者面前,政府、舆论等社会力量都可能成为臣子。今天我看电视,说深圳政府拟安排职能部门,就深圳楼价下跌拿出救市的方案,理由是“要保证房地产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而舆论更是一面倒地刊发地产商们的言论与所谓深度评论,大肆渲染楼价下跌可能引发的经济危机。这显然是一个奇怪的逻辑,好像房价只有涨才是健康稳定的,跌了就不行,有谁为消费者说话?这样的情况存在于许多领域,与社会成员利益密切相关的,如社会保障、福利等莫不如此。说实话,所谓社会弱势群体,总体来说是失语的,或者,表达的通道并不畅通。但是,他们的诉求总要表达,总要寻找表达的渠道,或者是正常的,或者是非正常的。在现代民主社会,正常的表达应该是趋势,社会差别不可能消失,作为一个结构性的群体,“底层”永远不可能消失,因此,“底层”的利益诉求与代言也应该成为常态。
      李云雷:有没有“底层”是一回事,“底层”能否被注意到是另一回事,像你说到的房价问题,是现在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有哪个学者是站在“底层”立场上说话的?我们看到那么多人都在预言房价要涨,有的打赌输了甚至还在狡辩。他们也并不一定都是被房地产商收买了,而是在思想意识上自觉地站在了他们的立场上,还打着为国家为全民说话的名义。黄纪苏讽刺某些人是“骑自行车在为开宝马车的考虑”,这个很有意思。
      因此,我认为“底层的发现”是新世纪一个重要的变化,以前“底层”虽然存在,但没有进入思想文化界的视野,没有被“发现”,就像“农民”虽然存在了几千年,但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成为了文学观照的对象一样。因为“发现”,需要新的思想视野与新的观察角度,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底层”构成了中国的一个“新经验”,虽然现在还“止于经验”,但有了经验才会有理论上的概括与文学上的表现,这是一个出发点。我们不必为不如查特吉研究得深入而止步不前,或者将他作为一个难以逾越的标杆,而应该脚踏在中国的大地上,做出我们的调查、研究与思考,解决我们的问题,发展我们的文学。
      张学昕:我赞同汪政兄的观点,“底层”不是所谓“新中国经验”,或者说,“新中国经验”不唯“底层”。我前面说过,“底层”不过是文学表现的一种题材或者“视角”,这早在“五四”时代就被中国作家实践过了,实际上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周作人在他的著名文章《平民文学》中就探讨过这些问题。当年鲁迅、沈从文、王鲁彦、萧红等许多作家的创作无不深入至社会生活的最底层,触及底层人生的纵深处。因此,我们对我们所置身的社会生活的关注,是对现实复杂经验的体悟和表达,而且,要认真寻找其中的精神性价值和美学意义,这才是作家的责任和使命。我们完全不必“硬性”地在当下写作中制造一个“底层”或“底层写作”的概念和氛围,文学不是抢风头和“占地盘”,更不是用一种潮流去遮蔽另一种潮流。文学提供给人们的经验,是生命体验和美学体验,是心灵震撼,是文化的、寓言的,文学的作用,远远超出了任何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的考察或者经验。如果一定要以“中国经验”或“新中国经验”来命意的话,这种经验就一定是迥异于任何其他民族的差异性叙事,是本土的、民族的,当然,也是现代性、全球性视域中对我们自身的想象。
      何言宏:我也同意学昕和汪政的观点。“底层”不是所谓的“新中国经验”。书写当下中国底层民众的精神与生存,显然应该联系到更加深广的历史。我仍然愿意在“新左翼文学”的意义上来思考这样的问题。按照学昕刚才梳理的,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实际上有一个书写“底层”的传统,在这种传统中,有五四时期的“平民文学”,也有后来的“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我并不提倡简单地征用以上一些文学资源――事实上,目前的“底层写作”中存在着这种简单征用的情况,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但我们的“底层”书写,显然应该充分考虑到这些资源的存在,应该对以上的文学史存在有着更加清醒的重新思考。因为上述文学思潮实际上包含着相当丰富和复杂的思想文化内涵和精神立场,对于它们的重新思考,特别是对经验教训的重新总结,有助于我们在书写当下中国的底层命运时采取更加恰当的精神立场。
      另一方面,我之所以说“底层”不是所谓的“新中国经验”,也是想强调,我们应该在全球化的背景上来思考和书写当下中国的底层生活,某种意义上,它还应该是一种“世界经验”。我以为,强调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的作家形成某种世界性眼光和世界意识,有助于我们在书写当下中国的底层生存时,能够具有普世性的关怀与承担。
      
      “底层”怎样经验?
      
      何平:“底层”此后的二○○五年,有一个蜕变式的转身。“底层”一旦进入当代知识生产的流水线,可能从源源不断提供中国新经验蜕变成为一种知识人的生存哲学和顺世策略。按照邵燕君的说法,“二○○四年初的时候,底层叙述是一种异质性的叙述。它是边缘叙述,不时髦。二○○五年就不一样了,它变成一种主流的叙述,一种热门的叙述,一种时髦的叙述。‘底层’成为时髦话语之后,就成为一种消费。写一个农民的苦难,他就会加强刺激,把残酷、血腥、暴力跟苦难结合起来,在比狠比酷的过程中,借苦难的题材得到一种快感。在这个意义上,苦难最后变成麻木的书写。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文学如何‘底层’,而是‘底层’如何文学,即你怎么来写‘底层’。”阎晶明认为,“底层”不是一个文学概念,它只是知识分子的一个说法。它最主要的意义是对社会阶层整体的观照;但它也混淆了城乡问题,把城市贫民、贫苦农民以及更复杂的群体集合到这个概念之下,简单地命名为社会底层。什么叫关注“底层”?关注什么人群叫关注“底层”?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张柠则注意到“底层”讨论的参与者和“底层”之间的无关,他认为,底层的人基本上是不读文学作品的,生活的压迫、困境使他们没有精力和兴趣来读文学。那么写“底层”的小说是写给谁看的?是写给那些认识字的精英,而且很健忘的精英看的。让他们通过对小说的阅读,达到一种经验上的认同;或者说,让他们在决策、分配资源的时候要记得这些人。这是关注底层生活的小说可能达到的一个目的。对底层的警惕随着底层讨论的深入而深入。南帆的《曲折的突围――关于底层经验的表述》认为:纯粹的底层经验仅仅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幻觉,底层经验的成功表述往往来自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对话。不谋而合的是,王晓华的《当代文学如何表述底层――从底层写作的立场之争说起》则针对和“底层”相关的文学表述揭示出“指向底层的文学”、“为了底层的文学”的虚幻性。而和学术界的冷反思不同,具体的文学书写者则肯定着“底层”的现实存在。“底层文学”的受益者刘庆邦就认为,“文学与底层是一个有意义的命题。社会确实分为很多的层次。提倡阶级斗争的时候,光农村,那时候至少要分9个阶级: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这样分是为了搞阶级斗争,是权力的需要。现在不说‘阶级’了,说‘阶层’。我不知道应该分几个阶层,是分9个,还是分5个?我想至少分6个层:最底层、底层、下层、中层、上层、最上层。还有个分法,说是叫蓝领、白领、金领,还有灰领、黑领,我想‘没领’也应该算进去。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这也是一个分法。不管怎么分,‘底层’是确实存在的,而且是一个比较巨大的群体。”“底层”怎样经验?在新世纪中国是真实还是幻觉?
      张学昕:底层的人读不读作品并不重要,鲁迅的小说也绝不是写给农民看的。那是真正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与底层存在的一个对话。这里,涉及的是一个复杂的精神“启蒙”的问题。刘庆邦小说的题材范畴绝对是“底层”的,而且是“典型的底层”。但我想,他在写作的时候并不会将表现对象先归类,划分成一个个“层次”,而会将对生活的期待和信念诉诸切实的经验,诉诸令他激动、令他惊悚的经验。“底层”,对于作家的写作来讲,不应是一个模糊、抽象甚至空洞的概念和模式,更不应该是所谓 “本质主义的幻觉”,而是对存在深刻的洞察和处心积虑的忧患。
      李云雷:“底层”是否存在?我觉得这是一个伪问题,略为关注中国现实的人,都会做出肯定的判断,一些学者在这样的问题上绕来绕去,可能在思想方法上出现了问题,用老话可以说是“唯心主义”,用新的术语,那就是陷入话语与知识的泥沼里了,受到后现代主义中虚无主义一面的影响。
      另一个是所谓的“代言”问题,作家能否代表“底层”发言?这是现在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我们先来谈“代言”,如果极端地说,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为另一个人“代言”,甚至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为自己“代言”,为什么?因为不同场合自己想说的不同,不同的时间自己想说的也不同,甚至想说的和表达出来的也不同。比如现在想喝水,下一刻不想喝水了,那么想喝水时候的“代言”能代表下一刻的自己吗?再如十岁的自己和七十岁的自己想法肯定不同,十岁的自己能为七十岁的自己“代言”吗?在这个意义上,人死了,作为主体的“我”不是统一的、透明的、完整的,而是充满了裂隙。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人作为一个存在或社会存在,也是相对统一、透明、完整的,这就是“我”不同于“他者”的理由,所以“我”的发言在一定程度或意义上是能够代表“我”的;而且人的本质是其“社会关系的总和”,必然会受到其自身的阶层、种族、国家、性别等方面的影响,他的发言――在意识、潜意识或无意识中――也必然带有自身阶层、种族、国家、性别的痕迹,这就是“代言” 可能存在的理由。
      作家与知识分子能否代表“底层”发言?我想我们可以做以下的分析:首先,作家与知识分子当然不能完全代表“底层”发言,他们之间有诸多差异,这已有不少人说过了;其次,尽管这样,作家与知识分子对“底层”苦难的关注与表现仍是值得尊重的,至少比对“底层”漠不关心或持一种蔑视的态度要强;再次,我们希望“底层”直接发言,但“底层”的发言也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他们可能只会注意到“底层”的个人利益、眼前利益与表面利益,而无法关注到“底层”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与根本利益,而作家或知识分子的“超越性”,则有可能使他们做到这些。所以我觉得作家与知识分子的“代言”和“底层”的发言应该互相补充,形成一种关注“底层”的风气。
      如果“底层”没有文化上的合法性与说服力,那么即使出身底层的青年也会背叛“底层”,我们现在很多青年人就是如此。“底层文学”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确立“底层”的主体性,并进而改变“底层”的命运。现在一些作家与知识分子的努力之所以值得尊重,也正在这里。
      汪政:问题还可以继续深入。比如对“底层”,就应该分析得更具体。事实上,如何进行“底层”的表达是一个需要不断进步与调整的话语行为。我们的许多“底层写作”的立场实在过于朴素。因为单纯的道德怜悯并不能将问题说透。不要说我们的写作者是否具备我刚才讲的道德优势,即使这种将强势作为对立面的方式也是有欠缺的。而应该将问题统一起来进行整体的考量。要认识到,“底层”与他们的对立面构成一个结构的两极,他们共处一体。最近我读到巴西学者保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教育学》,他将人性化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向,人性化是人的使命,“不公正的待遇、剥削、压迫以及压迫者的暴行妨碍了这一使命的完成,但是被压迫者对自由与正义的向往,以及他们要找回失落的人性的斗争,也证实了这一使命的重要性。”“非人性化,不单单体现在那些丧失了人性的人身上,也体现在那些使人丧失人性(尽管方式不同)的人身上。非人性化是对人成为更完美的人的使命的扭曲。这种扭曲存在于历史范围之内,但它不是历史使命。实际上,把非人性化当作一种历史使命,不是导致犬儒哲学就是导致彻底的绝望。为争取人性化,争取劳动解放,克服异化,以及确保男男女女都被当作人的种种斗争也将变得毫无意义。这种斗争之所以是可能的,仅仅是因为非人性化。尽管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事实,但并不是天命注定如此,而是不公正的秩序使然,这种秩序让压迫者横生暴行,反过来又使被压迫者非人性化。”像诸如此类的视角我以为可以帮助我们在更高的层面来思考问题。
      何言宏:汪政谈到保罗・弗莱雷的“底层”思考。我觉得这提示我们对“底层”问题的思考应该拓展理论视角。弗莱雷是一位左翼思想家,关注和思考“底层”是左翼思想的重要特点。但我以为,在“底层”问题上,我们也不妨借鉴一下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思考角度。我从达伦道夫的《现代社会冲突》中读到,自由主义者往往会把底层民众的很多问题归结为他们的基本权利,这其实对我们很有启发。一方面,我们自然应该在阶层的意义上书写底层,关注底层民众的经验表述,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忘记,底层民众也是由一个个个体所组成。他们拥有和分享着共同的精神体验、生存感受乃至历史记忆,但他们每一个人,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在这个世界上,他的精神、生存和权利,又都是独一无二的。对于文学写作来说,充分地重视个体,可能更有必要。从我目前读到的“底层文学”来看,这一意识相当匮乏,无疑应该进一步加强。
      汪政:当我们总是将矛头对准社会的强势群体时,有没有意识到“底层”同样存在问题?去年我在谈论江西青年作家陈然时觉察到他对这一问题的敏感,对“底层”,他有同情,但更多的是批判。他认为对目前的社会状况来说,“底层”同样应该承担责任。也许,这不是最终的解释,但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层面。他笔下的底层人物形象是纯朴的,但也是愚昧、软弱,缺乏理性与自主意识的,在他们的身上,更多体现了我们文化传统中落后的,亟待反思、启蒙与改造的一面,或者,是一种因为贫困、不公正而产生的畸形心态与病态人格,它令人警醒地揭示出现实社会中特殊人群角色上负面的、整体性变化,一种隐性的破坏性的社会层面。冷静地看,“底层”的碎片化、趋利性与或被迫或自愿的堕落正在改变他们的性格,使得原先的革命性与先锋性大部分光质不再。这种状况会导致什么,它对制约社会变革、保持社会各种力量的均衡生态产生何种影响,确实令人担忧。而从文学主题学上,陈然的写作会提示人们关注百年新文学的经典主题,也许,启蒙仍然没有到放弃的时候,包括重建人民性的问题。应当检视“人民”何以缺位。当“人民”不再是“神”,就一定是怜悯的对象?对“人民”,除了仰视与俯视就没有第三种姿态?虽然陈然的作品并没有明白地说出,但是,他的批判与质疑都是平视的,是建立在现代公民社会理性上的,他是以这样的价值理性去检讨他所面对的缺憾的。
      何言宏:汪政所说的,其实是我们在书写“底层”时如何注意“底层”复杂性的问题,也是我们如何坚持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并且避免和警惕民粹主义的问题。这一点很有意义。就我所读到的“底层文学”来看,不少作品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成熟的。我还是从“新左翼文学”的角度来谈论“底层写作”。从以“底层”写作为主体的“新左翼文学”的现有实践来看,它并不是那么幼稚。它的创作方法、主题话语、叙事模式和人物修辞,固然存在着种种问题,但却不再像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那样呈现出过于简单化的倾向。“新左翼文学”总体上取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但像韩少功的《暗示》、张炜的《刺猬歌》和张广天的《切・格瓦拉》等作品,却已经远远超出了现实主义的范畴。在主题话语方面,“新左翼文学”在对资本强权的批判之外,还包含着城市文明批判、国民性批判和知识分子批判的丰富主题。像陈应松的《太平狗》、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瓦城上空的麦田》、贾平凹的《高兴》、夏榆的《失踪的生活》、《我目睹了美感从一个村庄消失》及郑小琼等的很多诗歌,城市批判的主题相当突出。而在罗伟章的《我们的路》、陈应松的《归来》、刘庆邦的《卧底》、胡学文的《命案高悬》、《淋湿的翅膀》、曹征路的《豆选事件》、王祥夫的《愤怒的苹果》、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和夏榆的很多散文中,底层民众的自私、麻木、冷漠和不争,则更是令人震惊。这样一种对于底层民众的精神批判,不仅是对五四传统的自觉继承,更是规避了左翼文学所极易出现的简单化的民粹倾向。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新左翼文学”还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性格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和反省。韩少功和张承志在对革命记忆进行精神重访的同时,对于知识分子的精神病相时有反省,而《那儿》中的叙事人“我”、《霓虹》中的那位嫖客“教授”、《卧底》中的记者周水明和《被雨淋湿的河》中时常“像烂渔网似的蹲缩在地上”的父亲陈村,都曾被作家予以不同程度的批判。这都意味着,“新左翼文学”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和精神现实的复杂性实际上有着一定的自觉。正是因为这样的自觉,我们才有足够的理由对它的尽快成熟充满信心。
      
      “底层”如何文学?
      
      何平:二○○五年作家刘继明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命题,“我们怎样叙述底层”?现在,三年过去,面对我们当下文学中的“三农文学”、“打工文学”等等,我们能够说已经解决了“文学叙述底层”的问题了吗?假定我们承认客观存在着一个曾经被遮蔽的“底层”经验有待作家去叙述,但一旦作家进入了叙述,多大程度上能够保证“底层叙述”的实现?如果不对今天的“底层文学”书写和现代启蒙文学、左翼文学传统进行细致的辨析,我们很有可能在一些常识性的问题上让一些早已经摒弃的东西借尸还魂,比如“道德优先”的“题材决定论”,比如对苦难把玩的“炫痛”,比如对“底层”的诗意想象等等。因此,如果没有清醒的反思,我们很有可能占据“道德的高地”却无法抵达“文学的高地”。 问题的关键还不止于此,大众传媒和政治意识形态共谋作用于“底层叙述”对文学创作力和想象力的窒息已经显露出端倪。就像李洁非所说的:“搞‘底层文学’,必须要坚忍。没有那种殉道精神,就不要搞‘底层文学’。尤其要警惕那种空喊‘新左’‘旧左’口号、把底层生活当作自己意识形态秀的点缀的人。”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首先需要我们的批评家对今天“底层叙述”的真实文情作出查勘。“我们怎样叙述‘底层’”?在涉及具体文学形式的时候有着自己的文体规定性。
      张学昕:笼统地讲,“底层”在一定意义上似乎接近于大众。“底层文学”是否是大众文学,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总觉得近年的“底层文学”、“底层写作”有斧凿和炒作之嫌。我们在理论上的论述和争辩似乎远远大于文本,近年来,被冠以“底层写作”的文本还不足以对应“底层叙事”的相关预设。这里的问题还很复杂,一方面涉及作家的写作立场和叙事姿态,另一方面“底层”的内涵并不明晰,仅以叙事题材去框定一种写作的品性,恐怕不好解决写作与现实的关系,容易陷入“题材决定论”的窠臼。这样的话,何平关于“底层文学”文体形态的“文体规定性”也就难以厘定了。我们在理论、批评上就容易被置于尴尬的境地。
      李云雷:就作品来说,“底层文学”也在不断丰富,如果说早期更多的是“问题小说”,那么近两年已突破了这一模式。现在有两个倾向值得注意,一个是不少作家不仅关注底层所遇到的社会问题,也开始关注底层人的心灵世界与精神处境,这是一种深化,也涌现出了一些优秀的作品;另一个是有作家开始以“底层”为题材创作长篇小说,以前引起关注的“底层文学”都是中短篇,长篇的出现说明作家不单是关注某一社会问题,而力图在总体上呈现对底层、社会、时代的看法,这同样可以看作是“底层文学”不断深化的一个表现。
      现在,“底层文学”还处于发展之中,似乎没必要对概念或“文体规定性”做过于严格的界定,发展本身正使之不断丰富、深化,在创造着这一命名的“本质”,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一个开放性的实践。
      “底层文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关注现实与社会问题,而且在于它在艺术上也有独特的创造,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底层文学”称作一种新世纪的“先锋”,它继承了先锋文学形式上的探索,同时将探索的范围扩展到内容、题材方面,是一种全方位的发展。在目前的诸种文学样式(还包括纯文学、主旋律文学、通俗文学等)之中,可以说“底层文学”是最有潜力的,但它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主要是思想资源、艺术形式和自我意识的问题。在思想资源上,现在“底层文学”大多以人道主义为支撑,缺乏更为丰富、宽广的思想视野。在艺术形式上,大多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主,这在当下虽然是必要的,但从长远来看,则应该有更加多样、更加新颖的探索。在自我意识上,“底层文学”如果仅把自己当作一种点缀与补充,当作被文坛接受的一个途径,那么将来不会有太大的发展;而如果它将自己当作对文学本身及文坛的一种变革,并通过这一变革对社会的变革产生积极的作用,那么它未来的发展史不可限量。
      汪政:这个问题确实应该研究,而且可以从不同的层面与视角来研究。我刚才说了,随着城市现代化、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体制的改革,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和社会阶层的变化,“底层写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甚至被寄予了现实主义发展与创新的希望,确实,社会的两极分化使得底层日趋庞大,里面积聚了大量的社会问题,而中产阶级经济上的崛起与精神上的委顿,又不断提出新的文化命题。所以,揭示底层社会状况和中产阶级的生存尴尬的作品确实具有相当的创作空间。但与这一写作类型及其所负载的美学期待的同时,是人们对它的质疑以及对它未来前景的担忧,一些问题无法回避。比如,我们如何对待“底层”,如何对待这些在公平与效率的角逐中落入经济困境、在道义上需要同情的阶层,梳理中国近现代底层这一社会阶层的变化?如今的“底层”缺少什么?拼命地挖掘善良与美好,拼命地营造温情,拼命地施予同情,是不是文学在当今应该承载的任务?如果不是,我们又该做些什么?现在,考量、比较一个作家面对底层与面对所谓中产或社会精英写作时的不同表现是很有意味的。一般讲,他们对中产阶层总是持批判的眼光,而对社会底层则施予同情与悲悯。我认为,作家应该永远是生活的质疑者与批判者,应该有自己对生活个性化的阐释与读解。中国中产阶层尚未发育完全,让这样的阶层去承担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的任务,去表达社会民主与社会进步的意志当然值得怀疑,但是当今的社会底层的问题似乎并不亚于前者。我又想起了保罗・弗莱雷的有关论述:“被压迫者不应当反过来去压迫压迫者,而应双方都重获人性。”“底层”在他的理想中绝不仅仅是被 同情和被拯救的对象,而被赋予了新历史使命,解放自身,同时解放压迫者。“压迫者凭借手中的权势压迫、剥削、欺凌被压迫者,因此不可能再有力量去解放被压迫者或自身。只有发自软弱的被压迫者的力量才够强大,可以让双方都获得自由。”
      李云雷:我同意你这一看法,被压迫者要改变的不仅是被压迫的处境,而应该是整个压迫的结构,但这个结构不是“压迫压迫者”或“剥夺剥夺者”。只有改变了压迫的整个结构,才能使自身解放,这同时也是对压迫者的一种解放。
      汪政:这个问题更应该从美学上来研究。近几年来,“底层写作”的风格似乎定型了,因为一说到“底层”,那就意味着同情、怜悯与批判,于是其艺术风格也相应地呈现为正剧的或悲剧的,严肃有余而轻盈不足,单一而僵化。就目前来说,“底层写作”并不是真正的底层人的写作,当底层人真的开始表达时,他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底层写作”实际上是面向“底层”或表现“底层”的写作,作为知识分子的写作者只不过是一个代言者。而这种代言又可能是一厢情愿的,真正的“底层”可能永远在写作之外。如果这样的辨析是有道理的话,那倒不如放弃与“底层”的同一性努力,采取对“底层”的对象性态度,而保持写作的主体性。于是,底层的生活状态是一回事,对这种状态的态度与理解则是另一回事,对底层对象的表达与情感是一回事,而它们呈现出来的艺术风格又是另一回事。这无疑将写作主体从狭隘的世俗关系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有助于建立有关“底层写作”的新的伦理。所以,写“底层”,在美学上应该是自信的,放松的,多样化风格的。其实,从鲁迅那时起,就在这方面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只是我们好像遗忘了。现在,一些作家已经在尝试这一传统,即使面对“底层”,同样可以运用戏剧性、趣味性、夸饰、调侃、反讽等喜剧性元素。这既是美学的,又是认知的,因为它给了人们不一样的视角,给了“底层”新的人性与人格定位。
      张学昕:是的,前些年莫言提出“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时,我就对这一问题产生了困惑。无疑,莫言、贾平凹、余华等当代最优秀的小说家近些年的写作更趋近于所谓“底层”。但大家清楚,这时你是否很主观地想站在“底层”立场就很值得怀疑,这些作家的中产阶级身份肯定会在写作中产生化学反应,作家的历史承担和现实责任对现实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强大的修辞策略。现实是复杂的,底层叙事赖以依存的“现实主义”方法,在今天很难成为叙事现实的最有效的途径,怎样真正抵达对底层叙述的文学现场,我想,灵魂的纯度是不容忽视的。
      何言宏:“底层”如何文学?我想这个问题所追问的,还是侧重于“底层写作”的文学性问题。这个问题当然也重要。但我以为,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它的话语基点和精神立场。在此意义上,我还是不主张使用“底层文学”这样的概念,而是倡导将其纳入“新左翼文学”中来思考。
      如果要说当下中国以所谓的“底层写作”为主体的“新左翼文学”还存在着什么问题,我以为是最根本的,并不是很多人所通常认为的现实主义深化等文学性方面的问题。因为在世界范围内比如马尔克斯、格拉斯等左翼作家的创作,实际上远远超越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在我看来,“新左翼文学”的根本问题,还是其所初步张显的“新左翼精神”如何才能在广泛汲取包括人道主义、正义原则等人类历史上优秀的思想传统和精神资源的基础上,走向进一步的丰富与深刻。但在其中,我以为最关键的,应该是目前的“新左翼文学”最为匮乏的历史意识问题。“新左翼文学”特别是其中属于“底层写作”的大部分作品,要么缺乏深刻和充分的历史感,要么过于匆忙、不加反思和简单化地“征用”早已失魅的意识形态。不管是对社会现实的见证与批判,还是对革命记忆的精神重访,目前的“新左翼文学”很多都未表现出充分明确和足够深刻的新的历史意识。而实际上,独特的历史意识正是左翼精神最为核心的方面。在据说“历史已经终结”,革命早已退潮,人类历史上的左翼实践饱受重创的“后革命时代”,是否需要和应该以怎样的新的历史意识在历史发展中深刻书写当下中国异常复杂的社会现实与精神现实,并将这种书写紧密联系于现代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历史上波澜壮阔、充满悲怆的左翼实践(包括左翼文学实践),将是“新左翼文学”所要面临的最为重要、最为艰巨的课题。只有很好地解决这样的问题,“新左翼文学”的现实战斗精神才会具有相当坚实的思想基础,当下中国的“新左翼文学”也才会拥有更加广阔的未来。回到我们所讨论的具体问题,我以为只有如此,所谓的“底层文学”才能避免一时的热闹,不断地走向深刻,并且获得更加久远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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