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后日记]病后心情日记

　　作者简介：王必胜，湖北省荆门人。先后就读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现为高级编辑。有《邓拓评传》、《梦中风景》、《缪斯情结》、《雪泥鸿爪》等文学评论、随笔集出版。
　　
　　四年半前，因蛛网膜下腔出血，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近日，翻看当时的零星日记，往事不堪回首，但又想起那浓浓的友情，那些给我无私的帮助和关爱的朋友们。情动于衷，感成于言。点滴残片，流水账单，难报涌泉之恩。
　　――二○○四年四月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星期六
　　
　　发病
　　
　　人生一世，草木一春。好端端的生命，有时脆弱如蝼蚁，渺小如草芥，瞬息倏忽间，就烟消云散了。人的命，有时就是一种流动的物体，抓它很困难。于是珍惜生命，关爱自己就变得更为有理了。
　　没有想到有些事摊到自己头上，躲也躲不及。
　　今天在中国作家协会大楼开过了一天的会。由中国作协、人民文学出版社、浙江省作协共同召开的会议，讨论两部长篇小说，上午是《茶人》三部曲，下午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利用双休日，上下午各研讨一部作品，这种“连会”不太多。外地同志来京讲效率，也是为了请人方便，偶尔为之。研讨会在时下虽不少，去多了也耽误事，可有些是熟人好友，也是工作，各方面关系所需，身不由己。
　　双休日真好，路上不堵，离九点开会还有十多分钟我就坐进会场了。遂看到通常有的场景――人们围成一大圈，除了主席台外，大家随意找地方坐。会议没开之前，又有多少个小圈，许久不见，都是老熟人，严肃地寒暄着，随意地就调侃着。会议的规模较大，体现了组织者的能量，想来少说也有五六十人，有浙江方面、有北京方面、有文学界和新闻界的，其阵势为此类会议中较大的。
　　上午会议仍是“老三样”：介绍，官员讲话，然后发言研讨。这样的会议程序有定式，气氛也雷同，各路诸侯高谈阔论，人人既是听者又是说者。因会场上人多，自由主义好产生，说者谆谆，听者藐藐，然后，说了的也有没说的，都伺机到外面一间休息室里聊天、放风、过烟瘾。我中间接了黄育海兄的一个电话，从上海打来。他原来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当副总编时，曾抓了这次讨论会上的一部作品，还为推作品促作者奔波于京杭两地，同两位被讨论的作者也熟悉。他打电话来，也算关心吧，只不过，他已去了另外单位，恐怕也是出于我们这些老朋友们还到场，想起了往事，一点感怀而已。另外，有哥们潘凯雄和林建法兄自上海一大早坐飞机赶来，我们也好久没见了，特别是建法在沈阳来去匆匆不常见。这个会上，他们结伴自上海直奔会场，机会难得。那时候，我的烟瘾还挺大，听得乏味了又经不住外面烟香的诱惑，不由得加入其中。于是，这样的反反复复，一上午就过去了。
　　中午，会议在楼内单位食堂聚餐，餐毕休会两小时。因为都是熟人，我即随李炳银、林为进到了他们在六楼的办公室，各自找沙发躺下。同去的还有朱晖、贺绍俊。坐下后，随便说了几句，看还有时间打发，林为进来劲了，说，这不是“三缺一”吗？平时里，有机会聚会就来几下“游戏”。林为进的招数不少，他找来扑克，教我和贺如何玩算输赢。没想到这兄弟二○○三年冬天因淋巴癌晚期，四十多岁就离开了我们。大家都以为他年轻、身体好，是一个生龙活虎的小林，可是发病没两个月，就惨遭病魔击溃。那天在八宝山送他，想起了以往他常常叼着烟卷，用大多数人听不懂的广西腔说话，急公好义的情形，让送他的众兄弟不胜欷�。
　　当时，真正的“三缺一”，贺、林和我。几番来去，约半小时，后轮到我出牌。在我对面观战的朱兄，看了他近旁林和贺的牌，又看我有些犹豫地琢磨着，想来我有一手好牌，不轻易地抛出。而正在他向我诡秘一笑时，我忽然觉得大脑一片空白，两眼发黑，没了感觉。事后听朱兄说，他看我的眼神恍惚，摇晃着把手中的牌扔在地下，人往沙发上一窝。他发现不对头，赶快问怎么样、怎么回事。也就在他们急火忙乱之时，我也说了一句，我怎么了？清醒的疑问和糊涂的反问，让几位觉得我真是不行了。
　　几位弟兄还算有点经验，尤其是朱兄，早先曾见过如此急发的病人。他说，不动，千万不要动，平躺着。这才让众人有点眉目，他立马按我人中，绍俊揿我双腿的穴位。大概是听到这边有点动静，还是有人去找了当时会议的主持者、作家协会的书记陈建功兄，他立即过来，也说不能动的。
　　就在一阵惊乱之中，我也完全清醒了，说：我的头有点发晕。还说，我有半天不知咋的。朱兄说，看你忽然就不行了。我问，多大一会儿？朱说，五分钟吧。贺还有李、林几位都说，是呵，你都不知道吧。
　　这边说着刚才的危急情景，按住我躺着，那边咚咚的有些声响。原来，有人已经叫来了急救车。穿上白大褂的大夫们跑着过来，我还不太清醒，看这架势，我要被送医院了。事后才知，炳银也有经验，他曾有一次脑缺血的经历，他知道这种突发病的危险，急着打了120。大夫来后，说可能是脑子里问题……医生的话，证实了炳银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几位，早年或插队当知青在矿区生活过，或在部队当兵多年，见多识广。众弟兄们及时把我送去求医，赢得了时间，让我活下去了，他们功莫大焉。这是后话。
　　医生急急地催促把我抬出。当时，头痛难忍，精神有些恍惚，但大脑还清楚。医生说担架上不了电梯，只好让人抬着。当时在场的朱晖、绍俊、炳银、为进（我都没看清还有谁了）……几位在建功的指挥下，跟着医生，把我坐的沙发当担架，几位平时也不太干力气活的兄弟，把连皮带毛一百又五十斤的家伙，硬是从六楼抬下来了。我这时已十分清醒，可是心头发闷且胃里难受极了，憋不住呕吐，弄得走道里很不是个事儿。几位一路小跑，在救护车的警笛声中，我生平第一次成了抢救对象。
　　
　　入院
　　
　　好像是建功吧，问我合同医院在哪，我想了想，就去朝阳医院吧。虽然，协和医院也是合同单位，那里的名声大，可是离单位和家都远。我当时也不知自己什么症状、什么病，只考虑着进出方便，家人好照看，而且从发病处去那儿也快些，十几分钟就可到。
　　在车上，我迷迷糊糊的，但清楚记得车子拐进二环又出二环，响着汽笛，飞快开着。我觉得身体发汗，头痛得厉害，直想呕吐。大概是朱晖用手抻着一个塑料袋接着，我放了几口，慢慢的，我的头感觉昏昏沉沉，不知到了何方。等我有点清醒后，才知已躺在朝阳医院的急诊室。
　　医院方面很有经验，护士、医生都很沉稳。这类病经常有，急症室里多是一些被抢救者，有外伤的，有命悬一线的……人来人往，在拥挤、杂乱的过道里，我被大夫们指挥着、拨弄着。查验后，要拍CT、化验，才确诊为脑血管瘤病例的蛛网膜下腔出血，俗称的中风。送我来的建功、朱晖、绍俊三位，忙得跑前跑后，交费取药，与医生联系，还有我从会场上带的一些资料，我进入病房后要换的衣服……绍俊心细，腿脚麻利，上楼下楼送化验，交费；朱晖镇定自如，却不忘细节，连接尿端屎的夜壶也跑出去采购了；建功是总指挥，他先让我给家去电话。当天正巧是周末中午，家里习惯休息时拔掉电话，没人接。后来打到邻居张文那儿，让她敲门告知。怕老婆、儿子着急，只是说我得了急性肠炎什么的，让立即去医院。也是建功，不忘给我们的老总许中田去电话。他只是在会上曾与老许有过接触，不知他怎么就找到了电话号码，建功是个有心人。
　　自己得病，本不想惊动他人，可当时大家看到我那样子恐疑有个三长两短的，就把此事通报了单位的主要头儿。而老许又告诉了部门的蒋元明兄，大概当时的情形让这些闻讯者，都有不安的感觉，我得病的消息就传开了。
　　很快的，约摸下午四时，先是元明来，后来老许亲自来了。他和建功他们说着话，问了些情况，安慰我。老许是四年前才从吉林调至我们单位的，曾具体管过我们部门。虽然现在是单位主要头儿，但是为人亲和，特亲民，单位的人多把他视为朋友，也与他常说点心里话、家常话，甚至开点小玩笑。他特受下属的拥戴，工作也很有章法和能力。不幸的是，二○○二年因心脏病而壮年早逝，令单位的人甚为痛惜。要说我与他相识较早，还是他在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任上时，因吉林文学朋友宗仁发、张未民诸位的原因，后又共事七年，自以为还有点熟悉，引为朋友。故在他过世不久，我以《朋友许中田》为题，写过一篇怀念文字。现在，他离世两年了，期望他的在天之灵，再接受我的感念和尊敬。
　　建功他们三位本来下午还有会议的，可都耽误了。看我还算稳定，他们几位先后离开。而朱晖兄觉得他应当留下，这位仁兄，从我发病起，一直到我出院，近一个月的时间成了我的治疗顾问和高级保姆。有时候，早上像上班一样出现在医院，晚上则比通常下班还晚才离开，还有几天是整夜值班看护。
　　一会儿，凯雄、建法也来了。他们是从下午的会场上来的，本来他们中午在一个地方休息，以消解一早从上海飞来的疲劳，可到下午开会时，听说了我的不幸。据他俩说，会上有不少人都知道了我病得危险，成了大新闻。半年后，我在张懿翎家里，见到南京来的傅晓红，她很惊讶我还好好的。她说，当时传得较为邪乎的说法是我已完了。看她当时说话的神情，一点不像是开玩笑。
　　朱晖、建法、凯雄他们在建功、绍俊走后，为早点让我住进病房，跑上跑下，像接力赛似的同医院联系。大概六点左右，医院给安排到神经外科，住进了三○八号一个大病房。我也记不清了，是到了病房，还是刚送到急诊室的时候，我就交由了主治大夫孙永权先生，结识孙大夫，我成了他的病人，他成了我的朋友。
　　进了六个病床的大屋，大夫很快把我全副武装上。插上吊针，吸着输氧管，胸口有心跳和血压的测量仪，从里到外的监视器，防范随时可能的不测。这些“行头”，让来探视的朋友，想象着我在生死鬼门关上挣扎，见面后不忍多看。自发病后，我头痛迷糊，时好时坏，痛时难耐，就昏昏沉沉的，也睡不着，没了思维。稍好一些，又很清醒，谁跟我说点什么，谁谁来了，都很明白。晚上，李辉、应红听说了，急急过来，带来饮料、食品。应红心细，说我应多喝鲜果汁，她当即到附近的商店去买西瓜汁，好像没有现成的，她又到一个大宾馆买了。正好我嘴里不是滋味，很解渴，喝了个痛快。后来，李辉、凯雄家里的水果大多都成了我的口福。潘夫人曾莉还专门买来一个榨汁机。她的刚五岁的小儿也知道，是为了有病的王伯伯。
　　到了晚上，约是七、八点时分，安排停当，几位弟兄们被劝走了。可建法说他也没有什么事儿，要在这里守夜，他明天回沈阳，要在这里帮忙一下。可我爱人齐小光不同意，我不知她如何说服建法的。被说服后，回去了，可第二天一早，他又来了。在我住院的近一月内，他三次从沈阳来北京，令我感动。
　　送走了他们，吃了药，想眯呼一下，可也不成。邻床的有几人是车祸外伤，要么因呼吸机发出声响；要么因疼痛难受，大呼小叫高分贝。还有，六个病人加上陪护的，十多人一屋，空气浑浊不堪，冬夜寒冷，不能开窗透气，只好痛苦地忍受。稍好一些，就思考自己这莫名其妙的病状。我是怎么了，得这个病，可没有一点征兆呵！
　　是的，之前可没有什么感觉。细想也就是稍早前，头上总觉得有些痒，还以为是头皮脏，要洗头，或者偶在下午有点头胀，再就是自己的血压十五年前略有点高，这些年，也没有发展，就没在意，这也并不能构成突发暴病的原因。而大夫说，这类病因现在也不详，也许早就有了病灶，没有发作，目前还说不清，可能与身体条件有关。是不是一个富贵病呢？也不像。但对于我这样的，平时不太注意自己身体的人，也敲了一次警钟。孙大夫说，这样的病很普遍了，他一年也接触过数十人，已趋于低龄化。就在我之前，孙大夫接治过一名十七岁的男孩，那孩子没有能治好。这些话是当时孙大夫对我的几位弟兄们说的，是齐小光后来转述给我听的。我自发病一番折腾到现在，自己还是懵懵懂懂的。要说，对这个飞来的劫难，有些后怕，但却没有那么多的顾及，总以为，自己的命运之绳，早在阎王老子那里，人不可违抗。我这样的唯物论者，大事不糊涂，对自己放宽一点，搞点唯心迷信也罢，所以，对这次得病，也就随天意顺其自然了。
　　听着邻床大喘气的呼吸声，我有时也烦躁，头痛仍一阵阵的厉害。晚上，小光也多次给我喝水、喂药，从血压和脉搏上观察我的动静。稍稍好些，就看她伏在椅子上，并没有睡，也不好睡。想来，一个人病就得有多少人的侍候，人得病就那么的突然，一个人救治了，可也有人为之要辛苦付出。人活着是容易，还是艰难？人有了病活着是好是坏？不好说，人有时是最为脆弱的，早上还是活蹦乱跳的，而下午就成了医院里囚徒。人之肉身，生之宿命，似不可测定。
　　然而，想得最多的是――我这样子，惊动了众人，麻烦了兄弟，吓坏了亲友。有人说，在本命年时容易有个小灾小病，可是算来，我刚过了生日，与本命年少说还有一年，就这样的不可理喻。看到身上那副装束，冰冷的器械、长长的管子、闪着蓝光的监视器……听那夜半沉寂中一声声凄厉的喊声，我的头剧烈疼痛，心有紧张，倒不是有死亡的恐惧，人早已在这大半天的折磨中，没了精神，也不知命运何往。自进了这病房里，喝了点果汁，算是进食，见了这些平时里最为熟悉、亲近的哥们朋友，还有何不舍的。当然，也不就以为从此运交华盖，命犯不幸了。
　　胡思乱想也容易过活，夜深了，头还是隐隐的痛，实在忍受不住就大声地喊，哼哼，发出声音也挺怕人的。稍好，也再寻思这病状，觉得医生的药是不是还不够劲，让人睡不了，也平静不了。如此这般，重复地胡乱思想、重复地喊叫。也可能是用脑过度，也可能是病灶的放松，一会儿似睡非睡的，也做起梦来。朦胧中，好像大脑有一条虫子，钻进去，兴风作浪，让人不得安身。
　　
　　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神仙会”
　　
　　难熬的长夜过去，与我为伴的除了小光陪护，就是那些在抢救的病友们时大时小的呻吟、叫喊，和各种各样的梦。一夜的折腾，大脑火辣辣的，但药石有了作用，头痛时有缓和、减轻。人生也怪，有时坚强的可以征服一切，睥睨万物，似乎无所不能，但人终究是肉身，除了精神能够存留之外，生命其实不堪一击。听说，昨夜二床的那位就没有抢救过来。这恐怕是命数已定吧。作这些想，多有不敬，是为自己找个理由：什么样的事，什么样的可能，都不足为怪……
　　天大亮后，这里车水马龙的，稍稍安静，觉得这地方又陌生起来。猛然，我觉得昨日的那番折腾，离我有如隔世。再看看床头的那些冰冷的器械，我只好又闭上眼听上苍的安排。
　　早上，才正式与主治大夫面对面。每天的例行查房，是他们根据病人情况实施治疗的一道程序。当时，除了孙大夫外，其他几位白大褂中有后来为我治疗的李同大夫等。大夫们的神情多半是职业性的，我虽有些迷糊，精神不好，也能从他们的表情中，看出对我的病的担心。
　　这时候，因了药物的疗效，几项指标都有些恢复，血压、心率还好，头痛虽还是时不时来一下，但总的趋势是缓和了。这时，我不便同人多说话，只是看小光与建法，同大夫商量什么。中午，朱晖、凯雄先后来，他们是我病后的主要护理。其实刚住进来，一阵忙乱之后，稍步正轨，这里，也没有多少事可做。能做的，偶尔来我床前，随时观察我的脉息，生怕我重复发病时的状态。他们好像也紧绷着神经，虽然安慰我，找医生，但他们心情都很沉重，我看得出来。
　　我只能作长叹。本来，正值大礼拜天，平时里几位兄弟在家享受晚起的休闲，可现在如同上班，早早往医院赶。朱晖也是快半百之年的人，骑摩托，顶寒风，从大老远北三环过来，少说也有十多公里。凯雄那时虽住在团结湖，离医院不远，可头几天是每天下班后都过来，有时送点鲜榨果汁，有时送来曾莉做的鱼汤什么。还有李辉、应红，晚上不时地过来，看有什么需要运输的，李辉的坐驾一时成为我送东西的主要工具了。
　　因为这个病房里的嘈杂，还有一些外伤严重的病人，进住后，医院曾答应有了病房就给换的。凯雄他们提出找个好点的地方，至少也是两人的病房，不知后来谁的主意，找到了报社，大概是因为看到老许也亲临医院，就觉得这事靠组织好解决一些。于是，他们就活动着找关系、找单位，一来二去，从这天开始，就把找病房作为重点。
　　恰巧，中午十二时左右，老许打来电话，问病情，有人把这个情况给他说了。周二上班，老许让社办公室主任吴奇带来公函，并与医院联系，安排一个单间。
　　下午，黄育海兄专程从杭州赶来，突然出现在我病床前，让我十分感动。昨天会议时还和他通话，说到他曾参与审定的一部小说的讨论，我还说他是前人栽树功不可没。没想到，得知我病后，一天之内他通过多次电话，并径直来到病房。他的眼睛高度近视，平时过杂乱的街头，走远道还要人扶助，现在，从一千多公里之外赶来，而且是第一时间，难得他那份心意和情分。
　　午后可以探视了，我一睁眼看到同事罗雪村手捧鲜花站在门口。有些诧异，他小声地对我说，别动。小罗是细心人，也真有他的，买什么花，还专门跑来一趟。我问他怎么知道的，小罗笑笑，他问要帮干点什么，朱晖他们劝说暂时不用。他说，以后我来帮忙。
　　小罗的到来和他送的花，让我顿生感悟：因有病，成了一个麻烦大家的人，医生、朋友、同事……就连这些花也受牵连。后来，朋友和同事们送来二十多个花篮，大家的心意托付在这五彩缤纷的美好祝愿中，也让我老婆不断地说，你欠了那么多的人情。
　　三点过后，当时育海兄在看护我。只听有人像在劝说，又像在问询。原来是育海把中国作家协会的两位领导，书记处书记张锲和高洪波先生挡在外面，不让他们进来。黄育海虽走南闯北，对文坛熟人熟路，但却没有同张、高二位熟识，所以，他把二位先生挡驾了。事后，洪波兄提起这事，说我住院时一些兄弟们看护森严。当时，潘凯雄是我的病情总管，好些人都从他那里得知情况，他一一谢绝探视。因病房拥挤杂乱，张锲、洪波二位仅远远站着，同朱晖还是谁说了几句，我是躺着目送他们的。二位走后，好一段时间，洪波兄手捧鲜花，张锲书记的和蔼话语，以及两位高大的背影和严肃的神情，在我心中久久难忘。
　　下午，主治大夫孙永权与小光、朱晖他们谈我的治疗。他建议在两、三天内做脑血管造影检查，又说，前期做造影风险较大，但可以早了解病情，得到控制。孙大夫戴一副眼镜，是年轻的硕士，说话细心细语，态度也很和蔼，是一位对病人很体贴的大夫。对此类病他是见得多了，也做过不少手术，出于职业的原因，也出于不熟悉，他对诸位兄弟的疑虑，没有表示直接的态度。后来，我的“治疗小组”，并没有采纳大夫的意见，孙大夫也没有说什么。
　　晚上，为寻找最佳方案，小光他们在医院旁边的小餐馆聚集。救驾的诸位，喝点吃点他们平时里多不屑的食物，主要是为了我下步的治疗。究竟什么时候做手术？是采取保守治疗，还是赶紧做？如何同大夫沟通？他们煞有介事地讨论着。
　　意见有分歧，分为两派。黄兄从杭州来，之前，他就咨询过其父――杭州一家医院的老院长。据说治疗此类病分为南派北派，南派多主张以保守治疗为主，于是，黄兄来后，力主先不要，也不能做手术，那是原则问题。他是诸位中唯一与医生有些亲属关系的，他的话也有权威。可是，主治医生曾对家人说过，应当抓紧，拖一天就会失去机会。小光对此也拿不定主意，所以，在晚上，朱、黄、李、应、潘和齐，几位聚集，为此讨论出暂时的结论：先不做，保守一下，观察再说。对我，这是一次“救命的神仙会”，十多天后，我做完手术，小光才敢告诉我。我听了，说不出什么，任何感激的话都是多余。
　　这个决定，后来事实证明十分不妥，险些误事。可，大家的考虑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朱兄也是保守派，曾为此三思。在这之前，一位据说是半仙的高人告诉他，近日里，要多加小心，可能要碰到点麻烦，或者有朋友不测。朱认为事关严重，他隐隐觉得，“高人”的话不能违抗，宁信其有。所以，无论从朋友角度，还是哥们的立场，他是想拖拖，为的是能多看兄弟几眼。（当然，这些话是他事后告诉我的）因为这种种原因，几位我的治疗高参们，为了我，竟把医生的方案搁置了。
　　齐小光也没了主意，她曾问及当医生的嫂子，也问了一些明白人，都说这样的病风险大。好像作家朋友周大新也跟她说，他问过三○一医院的专家，也是这个看法。
　　当然，也好，有更多的时间来证实弟兄们的那份情意。我好生有福。
　　很晚了，丁临一兄悄然来探视，他现在去了武警一单位，我的消息大概是找凯雄问到的。不过，老兄心细，又身在武警，情报是没有问题的。平时里，我们虽军民两界，但常有聚会，记得见我那种受刑状态，他还幽了一默：好了，以后我们跟你玩。
　　
　　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高级护工”
　　
　　智囊团的主意已定，主治大夫也没有什么意见，只是按部就班的治疗，以保守观察为主。
　　换病房的事，还在等待。报社大地杂志的王德颖来，他同医院里的人认识，想推促一下。不知道这种作法效果多大，病人情况不佳，众人着急，从组织到个人，都在用自己的一切方便使劲，只是这样合情合理的方式，能有多大的作用，近乎私下的行为，让人想起来有点酸楚。
　　无论如何，为了治疗方便，找个安静的地方，原来医院也曾答应过，大家都为此在出力。没想到，病和病之外的事，同等重要。
　　这天是周一，上班的第一天，部门是例会日，会上我的病成了新闻。元明把情况通报给主任老丁，然后同大家商量，青壮劳力们排了一个值班表，为我护理。部门说是有二十多人，但真正的男性仅占一半，且又有老弱病者。中午后，李辉来送单位支票，以备住院之用。部门里派来值班的，好像小罗为第一个。以后，袁�、陈原、守仁、少波、建武、月海、向兵，另外我的研究生大波和老丁的研究生辟长，都来看护。特受感动的是年届六旬的刘虔，几次单独来护理，让小光都说：看，真把你当个人。护理如同上班，早早就来，下午三、四点钟，上下午各安排一个。后来，顺当后请了护工，才把同事们解脱。看着这十多天里，这十多人，有着副高、正高、研究生头衔的同事、朋友。他们抛公舍私，挤时间为我值护，帮忙吃喝拉撒的事，又精神安抚，真让我不知说什么是好。有次，我想说，等你们谁再有个好歹，我也这样来还情，可一想这不对，这不吉利的话，怎能随便说的。起初，我不想麻烦同事，可大家也许是看我危在旦夕，去日不多，作了安排，我也就作罢。一次，陈原兄床前为我按摩脚，我戏言，你这是干的平生最脏、最臭的活吧！那时候，躺得时间长了，全身零部件松弛，时不时要做按摩，让几位大员们，屈尊降贵，也让他们见识了一个重病者的无理。
　　刚离开工作半天，我就觉得有好多事要做。不是因为自己还把自己当个人，也不因为少了我就怎么了，只是多年的习惯成了一种生活的规律，觉得这周一应当是最为忙碌的，所以，下午部里人来后，我就想到了最近的这个版面。因为报纸开办了一个大地文化周刊，其中虽有各类不同的版面，但主要的是周刊的头版，重点文章是门面，有些先前的计划，放心不下。同看护我的同事们问及，大家随便应答，多为一笑，后发现自己也是多余，此后也就是对来的同事们不谈工作，而在心里总想到还有点事，还有那档子事，那些堆放在案头的朋友们的文稿。有一天忍不住对陈原，还是刘琼说及到版面，他们都不接腔，一旁的朱晖还是谁，都一笑了之。那意思是说，什么时候了，你还那样子呢。
　　下午二时，天坛医院的杨院长来，是科里请来会诊的，他建议早点做血管造影检查。小光说，是否先做个核磁共振扫描一下，她大概也咨询了行家。孙大夫在帮忙联系，说明天可以先做一下核磁共振。
　　晚上，头痛仍顽固。我扫了眼那些输液瓶，写有莫尼通、甘露醇、头孢曲格钠等一些没听说过的药。心想，这劳什子的病，这哪门子的药。
　　
　　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二
　　
　　人与机
　　
　　朱晖他们帮助把我送推进核磁共振机房。
　　也可能是头痛之后的麻木，仅在这个半封闭式的圆洞里，我平躺进去，头伸过去，机器发出的重金属声响，转化为一种射线，对我进行一次全方位的扫描，就像是进行了一次音乐洗礼。我屏住呼吸，为获取最佳效果，纹丝不动。二十多分钟的时间，我的大脑相当的配合，检查也很容易地完成了。岂料，后来出院一年，我再去做这样的检查，同样是在这家医院，同样听着音乐“共振”，而彼一时，此一时也。那个痛苦，才明白什么是地狱般的煎熬。也是二十多分钟，躺着，不能出气，不得动弹，有七、八种不同的声响和节奏，在大夫的操纵下，铺天盖地、嚣张恣意，像从金属缝隙里钻出来，像魔鬼一样地缠着你，用那些噪音加高分贝的东西，撞击你的耳膜，震荡你、压迫你，让你想到什么叫受刑，什么叫绝望。这种检查，人不知要死多少个细胞，损伤多少根神经。我是怎么样熬过的，真不敢相信。我想，如果神经脆弱的人，做这样的检查只会增加病情。可当时，第一次做，因为头痛得麻木了，核物理的作用对我已不那么敏感，二十多分钟，我没有特别的感觉。
　　事后，我也想，难道这个叫核磁共振的家伙，就这样子摧残病人，让被检者非像入地狱不可？虽然大脑的“共振”检查应当这样，可这脑病患者，都是些脆弱的神经，被它这个大家伙这样一折腾，还不没病变有病了。看来，以人为本，高科技的东西，也要人性化。而大夫们在操作时，可不可以改变一下方式，比如让人先有点思想准备，让那里面的受检者，不至于惊恐吧？
　　下班后，凯雄径直到了医院。他说，有一些同志听说后很关心，深切地慰问。凯雄还告诉他们，医院不让探视。并跟我说了都是谁谁，问我，行不?
　　无所谓，谁来看，都由你去发指示了。倒是觉得，我这样子要让那些兄弟加革命同志们为之担忧了。虽刚得病，五官、形体还没有多大的变化，还没有销魂蚀骨，人还清醒，但是，这插着管子，打着吊瓶，乱糟糟的环境，不宜于人来人往。其实，他也是同我开着玩笑，他知道我那几下子。然而，这些弟兄们在以后的日子里，看我稍好些后，就开着玩笑，编排故事，打发时间，也寻着开心。
　　先是说我病了后，呼机、手机抱着不放。当被推去检查，甚至上手术台时，我还吩咐别忘了我的呼机，“比命都重要”。出院后，朱兄以此为话把，说是某些人病床上还抱着两只鸡。其实，他们也知道，当着大家的面，当着家人的面，那个被可能怀疑有情况的手机、呼机，能有什么？不都是由你们看护、控制吗？来电显示什么，不也是由你们去接听的吗？
　　我理解弟兄们的意思，在那枯燥的病房里，在那管子、药水充斥中，如何打发时光，也有策略和计谋。
　　终于可以转到综合科的病房了。这也是三楼，带卫生间，还有电视。去的时候，护士们来迎接，几位陪同也脸泛光彩。在小光的日记里，写道：病人的心情很好，开始想吃东西了。当然，这天后，我可以吃点流质食物，是曾莉为我做的鸡汤面。进医院三、四天没有沾油星，也不觉得饿，有输液保命。今天的面汤，实在是一个新的开始。
　　朱晖风尘仆仆过来守夜，这已是他连续三个晚上了。
　　
　　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三
　　
　　“朱瓦辛格”
　　
　　来护理的同事，较多的有袁�、月海、少波等几位，或少壮派、或细致的人。真是难为他们。其实，可以找小工，医院里有专门的护理工，请一位也不难，可是，智囊团认为，头几天还是自己人尽心一些。晚上主要是小光和朱晖，白天，部里同事来。主要是看看用药和监护器，再偶尔处理点拉撒问题，我尽量地把这些脏活、难活控制在晚上。
　　一大早，也就在六点，是小光在场时，我完成了这个大的活计。据说，中风病者，最怕的是在拉撒问题上，一时用力不慎，血管发紧，再次发作，所以，大夫特别的交代要注意小节。还好，住院后的第一次也是五天之后，顺利地完成了“大事”，虽然借助了药物，算是有幸。
　　由于稍稍稳定，大家都很期待着这保守治疗有进展。有了食欲，面条、鲜果汁也消耗得频繁了。曾莉每天下班后就多了一件事，晚上凯雄再送过来。李辉、应红也送点东西。而朱晖也准时来值守。这些似乎成了个规律，后来，我戏言于朱，你就干脆在附近找个宾馆住下吧！他说，要宾馆干吗？就与你同居不得了。可以，他又说，那你不就没有机会了。
　　这时候，朱兄看我情态稍好，就开起了玩笑，他可是京城文坛早已闻名的伶牙俐齿，俗称“朱铁嘴”，与女士、小姐们逗嘴他有这个本事。
　　综合科与神经外科不属一个楼，但我的治疗还是由孙大夫们管，因是以保守治疗为主，大夫们一天例行地来二、三次，药物就由这边的护士们发送了。据说，这里是干部病房，多住些老领导，护士们都很有素质，护理得也较那边项目多。所以，朱兄来后，就凭他那一张嘴，把护士小姐们逗得开心。记得早晨专门有个扫床、清被工，护士小姐是个乐天派，而朱兄几句话，让那位小姐每次到我这里就多待一会儿，情绪明显好些。朱一袭紧身皮衣裤，如若刚从外面进来，被风吹得头发飘逸，很酷的派头，要不齐小光也不会送他 “朱瓦辛格”之美誉。这硬汉子形象，同那瘫在床头的我相比，相差十万八千。有了朱，这些成天同严肃的老者、领导们打交道的护士，多了轻松活跃的气氛，干活也不累。我的头痛也仿佛在这精神的理疗中有些见效。
　　安静的综合楼里，除了每个房间的声响之外，实在是个疗养的好地方。朱晖来时，看我的情态还算安稳，我也找着话题与他聊。有时，他直瞪瞪地看我，生怕我是个假象，因为他是保守治疗的最大支持者。不过，几天来由头痛稍缓，到能进食，再到可以参与闲逗，我的进步是明显的。
　　这样的状态，建法放心回沈阳，黄育海因公务在身，回杭州了。
　　
　　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四
　　
　　腰穿
　　
　　孙大夫早上查房时，提出做腰穿，以减轻颅压，说是从背脊处进针，抽脑脊液。黄澄澄的伴有粉红色的液体，从导管里流出来，让人心里好生难过。治疗大脑的病却从脊背上下刀，真新鲜。而出来的是这种可怕的、黏液状的，难道是这些东西作怪吗？难道，这精血就随便地被释放了？可惜！
　　我是下午开始做的，也算是个小手术。局部麻醉，十多分钟，抽流出七十多毫升。刚下刀时，不太怎么有感觉，但过后得有六、七个小时不能动，就有点让人活受罪了。好在，我自进了医院后，一切准备都有，更何况这点小小的刀口和小小的疼痛。
　　按说，那么锋利的针从背脊的骨头缝中插入，再把那些祸害的液体状东西放出，这个过程让人害怕。可是，比起从脑子里动刀，还是好些。何况这个小手术是在病房里做的。
　　夜里，感觉有些反复，头并没有因腰穿见好。进得医院已有五天了，睡眠一直不好。是夜，仍为朱晖值守。约在后半夜三时左右，我有些烦躁，头又不是自己的了，就翻来覆去的。可能孙大夫已预感到，我的病灶未除，保守的方法，只能有所缓和，所以，让我做了脊背穿刺。
　　这以后的一周内，我先后做过七次的腰穿术，从体内流出了大约有一斤左右的脑脊液。从入院吃药，到打针、照片，再到腰穿，想到的方法都试了。保守疗法，也即是如此，大家只是等待有奇迹出现。
　　这几天值班，朱晖看我语言表达还正常，我也熬不住同他说些家长里短，于是，认识十五、六年，少有这样的机会谈得那么多、那么无所拘束。当然，是两个男人之间的聊天，也是一个打发时光的闲聊。
　　
　　十二月一日星期三
　　
　　残脑与臭脚
　　
　　已经在病床上度过了十天，保守治疗的效果明显吗？我自己的感觉时好时坏，我是把自己交给大夫，交给送我来治疗且精心服侍我的人了。可是，从时间算，从大夫们的表情看，好像是有点什么。不敢做什么想，不必有担忧，既然是为了保险起见，选择了这种方式，只好听天由命了。我曾有过一次梦境，觉得有人老是在后面追赶，可我总是跑不快，后来面临很深的悬崖，我没有办法，梦也结束了。现在的情况是不是如同梦境一样？面临一个危险的绝境，而最后是没有什么办法？不去想，走着瞧了。人有时被动的只是一个实验品，如同一个物件。说实验品有些过分，但你的病情不能够完全有把握，不就是走一着是一着吗？
　　我相信几位挽留我生命的好友兄弟们；我相信大夫们的诚意和医术；也相信老天的善良公道。
　　十天来，我在医院里跨过了两个月份，进入了冬天。所以，这房间的温度调节是个难题。室外的气温一天天的低，可室内暖气干燥得令人呼吸不畅。我对暖气平时就不习惯，半夜里常被热得不透气，但门也不能大开，冷和热的较量，难坏了护理的朱兄和小光。他们想，还是因为脑子里的那只“虫子”在作怪。
　　连续几天腰穿，抽脊髓总得紧张几下。皮肉之痛事小，主要是每次都得躺上四、五个小时不能动。已在床上睡了十天，腿脚已渐麻木。那个在被子里已十天没下地活动的腿脚，已渐渐消细无力，还不时有麻木感，只好请看护我的诸位按摩。凯雄一次按摩时说，狗日的臭脚！我说，得了，给你们学习的机会，以后可以无师自通地开个诊所了。又说，得了，还是脑子有毛病的人开好，从头到脚，都有了。虽是轻松的玩笑，可我这恼人的病，让这些弟兄们……
　　看着从脊背里抽出来的由猩红而变为浅黄的脑脊液，好生难过。守护我的弟兄们也觉得伤了身子，大伤元气。这些浑浊的液体，如今怎么了？在我那身体里，怎么有这些东西。
　　想来，此生有几次得病，记忆犹新。上小学时曾摔过一跤，右手还是左手臂总不好，找医生看不灵，奶奶迷信，到十多里外找闻名乡里的巫婆神汉。印象是在身体上画了不少的符号，有的图案如人头马面似的东西。还去了一个小庙里烧纸、磕头，最后也没有结果，但也没有什么大碍；二十年前因为肾结石，疼得浑身不适，要了命一样，被同事急急送到空军总医院救治。也有一个多月时间，但如同疗养一样的吃中药，活动、跑跳、剧烈运动，没有生命之虞，也没有结果；再就是这次了，这样子的抢救，虽缓和了下来，可总还是没有见到效果。大家的担心还是像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中，虽然，我自己倒还显得无事一般。
　　也许平生就没有对自己的身体有多大的在意；也许病魔就是你软它软，你硬它硬，同你较上劲了。还也许，你就是一个多病的身子，哪个部位、哪个部件，都是劣质货。
　　晚上，依然与朱晖、凯雄说笑，只要脑子还配合，就潇洒一把。
　　
　　十二月四、五日双休日
　　
　　大夫发火
　　
　　周末的双休日，来的人多些。近几日，凯雄放松了探视的禁令，来的朋友稍多。但有几位都是在门外看看，就被劝走了；也有的不忍打扰，看看我的状态后，就离开。我感激这些在我危重之时，来探视的诸位，也记住那些给我不同帮助的友人。小光有心都把他们来的时间记录了下来。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熟人朋友危重住院，不明病情、不明病状，听说后觉得，人之将至，能见一面，不会遗憾。人之常情，如此举动，如烧高香、如做善事。我真是十分的感激。
　　可是，院方有些不快。先是护士们建议，少放花篮在病房，说是对治疗不利。再是大夫们，一次查房的李大夫看到有不少人坐在我的病房说笑，脾气火暴地说，你们想让病人快点死呀，你们就多来好了！一时弄得一帮人愕然。好在，我也不忌讳这个难听的死字。事后，大家想这也是大夫的好意。
　　周日晚上，丁临一兄来，这次看我稍缓些，话较前次多了。
　　王强来，这老兄在宣传领导部门，也知道了。他曾有过脑外伤，昏迷半个月，做了手术后，十分成功。现在，事过一年多，没有任何不适。他是要告诉我，脑病并没有什么可怕，现在的技术完全能看好。他是我等众人中，有才、有位的小兄弟，他现身说法，他的话我信。后来，在我做了手术，王强又过来看。那次，我笑他，没有你的安慰我说不准就倒在手术台上了。
　　晚上，我的梦多了起来，说些语焉不详的呓语。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我的梦多是因这体虚力弱所致。朱兄曾在一次守夜中，想与我梦话对谈，不知是我的大脑电力不够，还是因为接不上线，或者有些防备，没能与其就有关话题深入下去，没有找到日后说笑的谈资。他是恶作剧，唯恐天下不乱，可我是早有防范，他没有找到时机。据小光的记载，我“梦话特多，全是工作上的事，如版面、稿件等”。另外，我老跟她说一些云里雾里的幻觉。
　　我记得最清的是，像孩提时一样的梦：有大山、大海，有悬崖；梦见病房的天花板上，有好多好多不规则的图形，有如老鼠乱窜；梦见有人在后面追赶，动物凶猛，狼狈逃跑等等。这些毫不相关的片段影象，让我的大脑在高度的运转中，有些透支。说给大家听，都说，还挺文学的，真是病久了人也病傻了。梦，影响了睡眠。
　　大夫提醒得对，来人多了，与大家说话，听大家说事，都影响着血压、脑子休息。凯雄又有些严格了。只是单位的同事和小光的同事，来后就在外面的接待室里坐坐。
　　
　　十二月七日星期四
　　
　　好口福
　　
　　治疗的效果还是明显的。几天来头痛有所减轻，主要是腰穿的作用。看CT片子，病灶上的出血点也有些缓和，大夫说今天后就可不做腰穿了。
　　因为情况好转，就请了医院的护工。晚上，可以由护工全陪看护。但小光不放心，晚上，她有时也要亲自在场。
　　脑子好点，肚子也跟着沾光。食欲增加了，早上竟然恢复了常人的饭量：一大碗牛肉面、香蕉，还有蜂蜜水。入院后清苦了多日，肚子和胃都跟着受罪，这几天，也渐渐过上好日子。看我的食欲见长，几位“后厨”也乐得服务。曾莉每隔一天就做点面或馄饨、米粥什么；应红还烧了苦瓜排骨汤，好像她还研究了病人的食谱；朱晖中午来，说门口店里的生鱼汤不错，他去连汤带罐子地买过来，我喝了还真不错。朱兄平时很少吃这些腥味的，他知道我的“鱼情结”。我怀疑为了试吃，他可能忍受着，也要弄个第一手资料，难为他了。
　　品尝这些汤汤水水的，除了口腹之福外，其实还品味着这份友情、这份真诚，实在是难得的了。有些东西在平常的时候，在不经意间，容易忽略的，而在这种危急之时，在这天灾、病灾面前，更见出情分的重要了。是的，我的危急症状，我的濒危和急救是他们或她们施以援手的理由，但是，那份无私，对于我的真诚关爱，能以世俗之见解释的吗？
　　单就这些菜饭来说，也是让人大开胃口的。我想，病床上的饭菜最让人难忘。有诗说：“江南好，风景旧曾谙”，也可套用：“饭菜好，病床格外香。”
　　朱兄把单位的事打发后，又安排好了在我这里的时间。哪天，他能来；哪天，他来干点什么，像电视报上的广告节目安排一样，定点定时。看到他一次次地从老远跑来侍候、陪伴，我懂得，什么叫哥们。
　　以至，一次新来的护士看他这么勤地往医院里跑，颇有疑惑：那个人是司机，还是秘书？在她们眼里，朱几乎天天都在这，除了领导、干部身边的人，还有这样实在的护工吗？
　　当然，看他那副施瓦辛格的派头，又不像一个勤杂工。
　　
　　十二月九日星期四
　　
　　再出血
　　
　　也许这些天稍见好转就大意了。这一天，也许是应当记住的日子。上午九时左右，有些不对头，上了厕所，卸了包袱，轻松许多，可是，麻烦来了。先是头剧烈地疼痛，再就是血压也高。不好的征兆。
　　后来，大夫闻讯而来，根据症状看，是第二次出血。大夫说，二次出血十分危险，一般生存的可能性很小。这不是危言，这种命悬一线的病，稍有不慎就会一气过去。脑血管病的状态，哪位大夫都像抱着定时炸弹，十分警惕。这下子可问题大了。孙大夫很着急，说，要早点做造影。
　　我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只是在大夫和大家的提醒下，小心地吃着、喝着，也拉着。可是，不知今天是怎么搞的，用了点劲，撒不得当，也没有太多的在意，就出现了这可怕的、令人担心的事。小光第一时间，把凯雄找来。他很紧张，赶快给李辉还是应红打电话，又与朱晖在电话里商量，并把我给骂了一顿，说这家伙不想活，也不看看我们费了多大的心力。
　　还有远在东北长春的仁发、沈阳的建法、杭州的育海，平时里少不了电话问凯雄情况，这一次更让他们着急了。特别是育海，他的南派力主保守治疗的方法，如果因为这二次出血而出状况，其罪莫大焉。
　　我当然理解兄弟们的好意，我当然不会找任何人的责任。可我自己又负得了什么责任呢？是的，诸位为我所作的努力，不就是为了能平安过去，而我有什么资格，随便地掉以轻心。我负得了什么责呢！大家让我活着，在某种意义上、某种程度上，我自己的命也是大家的了。这不是什么大话吧。
　　也好，事物的突发性，加快了事物的转化。病的治疗进程就由保守变为积极。这话是后来几位兄弟们总结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古人早已说过。命有所定，说不好，为什么。
　　对此，我只好听之任之，像做错事的小孩一样，我沉默复沉重。
　　只是，最焦急的是齐小光，她在当天的记录中写道：
　　大夫讲，现在要从头开始。晚上我非常担心，并极度害怕，就让朱晖夜里陪着。心想，如果有个什么，还有人帮一把。整整一夜，我非常担心，还好，没出大事，只是病人头痛加重，老是在哼哼。又恢复了一天三次的甘露醇。
　　她当着我的面好像没事一般。小光其实是一个对什么事都不太在乎的人，即使我住院。当天，她闻讯急急赶到医院，她着急，但并非那样的紧张。也许是众朋友们的撑腰，有大家的帮助；也许是她的性格，她遇事比较坦然。晚上，她很辛苦地几乎守了十多个通宵。朱晖兄都说，真是没见过像小光这样能熬夜的。她只是在我第二次出血后才意识到严重性，在所记录的片断中看得出。她也不期望让更多的人为此担忧，她甚至没有告诉她的父母、哥哥、姐姐和我家的父母，以及上高中的儿子，知道她自己能够顶着。但是，这次她还是有些不安。后来，她曾说：我当时，真不知事情还会什么样！她可能是在赌。
　　
　　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一
　　
　　造 影
　　
　　多次提到的造影手术终于要做了。
　　“狼来了”，像童话中对魔鬼的恐惧而麻木。这个可怕的检查搞得大家唯恐避之不及，不知深浅，不敢试试。其实，这个检查我早尝试过。当年，在十五年前，肾结石住院检查，就先后做过两次造影，只不过那不是危险地带的手术。局部麻醉，导入管线检索，激光照射等步骤都是一样的。等待着，早晚有一回，没什么可怕的。
　　早在三天前就有护士小姐来，说要“备皮”。我不明白其意，后来大夫稍做解释，才明白为了手术方便，把体毛剃掉。和朱兄相视而笑，说看你的了，其意好像是把我那点隐私完全交出来似的。
　　护士的手是麻利而职业的，小会儿就完成了我一生都很无奈而尴尬，也记忆尤深的事。半月的病床生活，冬日的天气里让一床大被捂着僵硬的身躯，找不到任何的感觉。这个时候，任何治疗都成为一种麻木求生的过程，便稍有了放松和疲沓的情绪，就那样子吧，反正都要经历的，我还是作如是想。
　　两妹妹从武汉来，她们得知消息很晚，我没有想告诉，让父母担心。后来他们奇怪，多长时间了没有个消息，才被追问到的。作为家里的代表，她们来也是精神安慰。
　　建法又从上海飞过来，他在沈阳主编《当代作家评论》，是一家品位高而赔钱，十分难办的刊物。他找好稿，化缘求助，四处出击，却还三番两次地来北京守护。他是个想别人比想自己多的人。人说，如今的人多半是利己不损人，而建法好像例外，是不损人又不太利己的。这大概不是我一人的看法。
　　还有小光他们家的几位兄妹，姐夫、哥哥，都来守护。
　　早上八时就被推到了手术室门口。天有些冷，我裹着棉被等着，大夫因为别的事稍晚一步。朱晖、李辉和凯雄三人陪我等待。一会儿说有人夹塞，把我的时间往后延了。李辉是个急性子，他觉得这样的事也太那个了，好歹我们也是从高干病房安排来的，好歹我们也认识个大夫的。说这些，他自己也觉得是个气话而已。他是我部门唯一的联络员似的人物。后来，总编老许还同我说，你住院时部门的人都很关心，派李辉联系，其实，说得不太对。李辉的帮助，纯系个人行为。如说有关系，我说，他是我们湖北老乡，出门靠老乡嘛。说这话是玩笑，而老许已过世一年半了。
　　折回病房后，到十点半，才上了手术台。孙大夫和几位助手，在一台电脑前开始操作，用了四十分钟时间，做完了。当时，我是局麻，躺在无影灯下，由大夫指挥着翻身，头脑还清醒，不时回答大夫的问话，也是手术的必要程序。感觉明显的是一根管子从股动脉里进入，横冲直撞，稍有些不适，也就那么一点的异样感觉。及至后来手术结束，我也没有明显的感觉。大夫说，下次的正式手术大约也是这样子的。
　　手术后，十二小时内不能动。说实话，回到病房有些后怕。才知这之前，曾有家属签字的程序，是怕有个三长两短的，责任分清。我好生的糊涂，一直在病床上躺着，都没有对这命的归宿有一点思想准备，是属于大大咧咧的人。比如，当你上了这个难过的手术台，面临危险，甚至是死神的考验时，你就没有想到还有另一种可能？想到点后事，向家人交代一下，有哪些必须处理的事。这些相对于一个生命而言，无足挂齿，可是，毕竟是有这样的风险，旦夕祸福，也不为鲜见。我也是在赌。
　　我应该向夫人表示歉疚，近二十年的生活，任性和粗疏致使有许多无理甚至是伤害。生活琐细，少不了这样的磕磕碰碰，但自己的自以为是，也许到了夕阳老境才会有所知晓和明白。应当向儿子也交代几句：已近弱冠之年，也要慢慢地支撑这家的大厦，不能老是长不大的那副模样。凡事放在心上想想，不光是只有自己，对家、对长辈、对朋友都要有爱意、多关心，生活路很长，但正派正直，对一生有好处。正值高考前，不能分心，全力投入……这些，在那侥幸的心态下，没有机会，也没有想到表达。
　　下午，造影结果出来。孙大夫认为可以做栓塞术，显示为“前交通动脉瘤，创面稍大”，主要是因为二次出血所致。大夫说要请他的导师、天坛医院的吴中学教授再看看。手术可以在这两天内进行。孙大夫马上去联系。
　　从早上开始下了一场大雪，为年末平添了一景。多时的阴闷天气，也变得明净，大家的心情也好些。片子的效果明确，方案也明确，病房的气氛也较前活跃。护士盛小姐当班，她很细心，护理得很有条理。是夜，建法和我妹妹小军值班。盛小姐不时来看看，建法同她开玩笑：下次来了，等病好了请她吃饭。建法难得开玩笑。雪里放晴，空气温润，定下了手术日期，大家的情绪也不一样了。
　　
　　十二月十六日星期四
　　
　　手术
　　
　　“决定命运的时刻来了。”这是某电视节目的一个广告词，用来说我手术恰如其分。虽然经历了造影的热身，但危险仍然没有解除。
　　手术是一大早八时进行的。
　　之前，在昨晚九时，孙大夫详细地向小光说了手术的安排，介绍了这个手术目前的情况。他说介入术近两年发展很快，这次准备用最先进的导线栓塞，这种技术在九八年已是第三代产品，经临床实验最安全。不过，孙大夫也说，手术都会有风险。家属要签字，要有思想准备。
　　因为有了前次造影，小光也没有什么紧张的。只是几位朋友打电话来安慰。
　　几位兄弟把我推到手术室，又回到三天前做造影的地方。老远看到部主任丁振海来了，自住院后老丁来过，这次亲临现场，弄得我不好意思。他摆摆手说，没事的。不知是说我的手术，还是说他来督阵，或者是都让我不必介意，有负担。其实，朱晖、李辉、凯雄、小光，还有我两妹妹，这架势，已让我觉得问题严重。老丁当然是好意，这种场合出现，多少增加了我的紧张。老丁有说有笑同大家谈着，我被护士推进了。
　　仍重复着前次造影的过程，但新的项目也悄悄地增添了。我虽然在麻药的作用下，除了身体灼痛和火辣的感觉外，没有什么大的刺激。一会儿，好像又来了一名大夫，大概就是主治大夫的老师、天坛医院的吴中学教授了，由他来主刀。只听吴先生还同我说了话，问我的感觉。然后，有什么东西，一直在我的头上脑部一带活动，后来才知是那些据说细如头发十分之一的金属游丝在我的脑中前行，听着大夫的指令，把我那些已溃口而崩塌的血管给修补上。手术是从我右颈下的动脉处下刀，大夫指挥着这根有着智能的金属线，伸张到脑中，最后在犹如沟壑网状的大脑中，连接修补填实，经过一小时四十五分左右，我的手术完成。
　　外面有一台电脑显示屏，几位送我去的弟兄，通过电脑也看到现代高科技的手术操作，也如他们后来戏说的，可是看全了我脑子里的那点货。等待了二十多天的手术，终于在一个多小时就完成了。等待、苦熬、期待……这块石头落地了，吴大夫说，没问题了，可以下床。孙大夫也断言，一周内可以出院。
　　回到病房，大夫说，我脑子里埋上了三根金属导线。朱晖他们戏言，这下子不是一般的人脑子了。
　　真不错，不知是谁说了这句；真命大，也不知是谁说了这句；真受罪了，这是我自己加的，当时几位参与我治疗全过程的好友兄弟们，都有同感。
　　
　　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五
　　
　　出院
　　
　　果然，手术后的第二天，一些指标趋于平缓，血压、体温、排泄，以及食欲都恢复了正常。自入院后近一月，我脚几乎没有沾地，也很少坐着，就是死死地在病床上躺了这么久。现在，当天的下午，可以坐在床上。而到了晚上，终于可以下地站着，可以起来活动两下了。
　　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跨越。下地，站一站，多么简单的事，可是，于我，一个重病号，又是多么艰难的事。在得知我能下地了，电话那头，是朱晖还是凯雄还是谁，就说：你应当举行一个“下地仪式”嘛。是的，这个来得太不容易，为这个简单的站起来，能同正常人一样，诸友们付出了多少，而又期待了多久啊！
　　说来也是，从手术后头几天，慢慢地在病房里练站、练走；然后到门外的走廊里，围着护士，服务台走；到可以坐电梯下楼，然后可以上楼再练习走。我是重新经历着人生的“从头学起，从走路开始”的第一步。大脑出事，让生活“重新”开始，让你历练世事，见识友情、亲情，或者比这更为值得珍视的东西。
　　病后让你的收获不仅是身体上的。所谓祸也有福，病也是学校。
　　调养了一周，朋友们陆续来探视，花篮仍然为护士、大夫们所不容。护士们看我的状态好转明显，也减少了对我的禁令。来的人可以多说一会儿，可以成批、可以不分时间段。印象中，社长邵华泽曾在我入院不久即派办公厅副主任许宇勇来探望，后来他从国外出访回后，也由许宇勇陪同专程来探视。印象中，探视者多为本部门和平时里文学圈里的朋友，再就是老同学、经济日报的冯并兄。上研究生时，同我一个房间，他来自宁夏，我们戏谑他，说他把衣服放到夫人从外地来探亲时才洗。平时六人处一室，常有说笑打闹，如今，已二十年过去，从青年到了中年，我们回首当年，不禁感叹时光迅逝。现在他虽当了总编辑，同学往事并不避讳；老凌是严谨的军人，曾为解放军文艺社社长，常在文学会上见面。他远在黄寺住，晚上来看我，令我不安；还有曾凡华、陈先义，军报的文化部的头头，穿军服来访，颇有风度，让护士们也觉新鲜；张懿翎女士，有同事亲属也在住院，她每次顺便来访，在门口就知道是她来了，声音大心很细，一大把百合花往床头一放，香味数日不绝；远在西郊的张志忠夫妇，老远赶来；我原来单位的同事黄勇、周莉夫妇，说是代表过去的多位同事来看；大学同窗元亮兄，得知后特别让也是脑外科医生的小姨妹来探望；当年的小冯而成了现在的老冯和老黄的我的两位大学女同学，几次电话都被谢绝，可她们嗅觉灵敏，还是找到了房间来探视；还有玉庆、焕荣二位，那天正是报社评审职称，他们才从华东、华南飞回，公干完后即到我病房；另外的老同事们、老同学们，以及夫人单位的，认识和不认识的都来了……感谢他们，原谅我这里不能一一列出。
　　按孙大夫的计划，终于可以出院了。下午，把入院时的行头找回来，还是那双暇步士的皮鞋、那条裤子、那件外套，一如来时的装束。不知是小光有意，还是本来就都放在病房里，等我好了，一定要回到原来的生活状态中。
　　三点钟，简单的行李，收拾在一个包里。与几位在班的护士们告别、与大夫们告别。小光没有忘记买来几包糖果，这不知是从哪里学来的名堂，在她分发时，护士们推托了半天。趁着喜庆和欣悦的气氛，我稍有迟疑地离开了。迈出病房，我的心一激灵，近一个月，这里的一切都熟了。我回头望我住了一月的病房，看了看那门上的号码：“三一四”。
　　走出住院大楼，后院的花园里几棵槐柏，虽挂着灰尘，但也有些许的绿意，算有点生气吧。远处，有人在放着风筝，几只信鸽划过冬日的阳光。朗日晴空，天气真好。
　　出了医院大门，看到街边小店里，卖一些花花绿绿的杂品，有树、雪花和小人。呵，想起了今天是十二月二十四日，平安夜！啊，真巧，我与这个西洋的节日，不期而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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