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想象力_都市芭蕾、“社会学的想象力”及身体政治
时间：2019-02-17 05:34:1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很多人研究过晚清或民国时期上海女性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却少有对一九四八年上海“舞潮案”的考察。《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一九三○―一九四五）》一书，曾考证出上海舞女最低的生活费用和春装的估价，却未及考究上海都会史上这一难以忽略的事件，这或许和它的研究时段有关。在其他的一些如有关市民意识的研究中也只是偶有论及。其实，上海“舞潮案”曾深深地牵动社会的神经和舆论，在案发五个月之后，已届耄耋之年的出版家张元济，还曾为之写下了八十八句的五言《哀舞女》。几十年来此事少被提及，除了年代久远资料散失难觅之外，就国内学界来说，更为重要的原因或许还在于，它虽然震惊一时，却似乎不是一桩可以纳入“宏大历史”的事件。“舞潮案”发后，国民党当局曾将它和庶几同时发生的“申九工潮”、“同济学潮”一起归并为共产党的策动，却始终没有能查证出共产党介入的证据。比起受到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工潮、学潮，舞潮显得过于“自发”，或许，正是因此，它长期以来脱离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在“大历史”的叙述中“零落成泥”。
其实，脱出了宏大历史的“钦定”，倒可以多面向地呈现和考察这一事件。《一九四八年：上海舞潮案――对一起民国女性集体暴力抗议事件的研究》 (以下简称《上海舞潮案》)可说是一次富有成效的实践。
以《上海舞潮案》的考察，舞潮起因于国民党当局为“戡乱建国”而开展的节约运动。一九四七年七月，南京政府第六次国务会议通过了“戡乱”总动员令，宣布对中共全面开战。行政院全国经济委员会随后出台了一个厉行节约的办法草案，称自抗战胜利以来，政府机构和社会在人力、物力上多有浪费，必须加以有效限制，否则谈何“戡乱”与“建国”。当年八月十五日，南京政府正式颁布了《厉行节约消费办法纲要》，其中的第二大项（乙）第六条即为“禁止营业性跳舞场”。九月初，行政院批准了内务部提交的相关细则，规定有关场所在当年九月底前一律禁绝。此令一出，立即引起了上海舞业界的强烈震荡，后经上海各界的请愿，南京当局将上海市禁舞的最后期限延到了翌年五月，而与实际的可行性仍有很大距离。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下午，正当舞业界举行第三次全体人员大会时，传来消息：上海社会局不顾原先由舞业公会自行抽签的约定，已在上午十一时单方面抽出了首批禁停名单。顿时，与会者宛若哀兵，纷纷走出会场往上海社会局涌去，继而与前来拦阻的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愤激的人们砸毁了社会局。《上海舞潮案》的工作，不仅在于从满布尘埃的各类卷宗档案中爬梳、勾勒出了“舞潮案”的来龙去脉，而且提出了对于这一事件的新的评说，认为“舞潮案”呈现的与其说是市民意识，毋宁说是国民意识更为恰切。禁舞令出台的前后，正是国民党政权由“训政”走向“宪政”的时期，就在一九四七年初，国民党政府公布了由国民大会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宣布开始进入行宪准备时期，而禁舞令（包括节约纲领）的酝酿、制定、颁布却都未经立法程序。所以，从表面来看“舞潮案”冲击的是上海市社会局，但真正对抗的则是南京当局不合宪制的政令。而如果进一步考虑到抗争的主角乃是向为社会轻忽的舞女，她们的哀婉请愿最终却发展成了一场政治风波，其间意义或可更多讨论。
芒福德曾经指出，城市是社会活动的剧场，艺术、政治、商业等等，作为精心设计的场景，都只是为了使“社会”这出戏剧更富意义。他警告说，一个丧失了戏剧对话感觉的城市，注定有其不幸的一幕。雅各布的“都市芭蕾”说法庶几与其相同，她同样强调公民在城市中自由生活的权利，尤其注重人们对街头景象的参与（见《城市社会学文选》）。而就上海“舞潮案”所呈现的能量与引发的震荡来看，它即使算不上一部壮观的城市戏剧，但也是民国史、上海都会史和妇女史上一个不无意味的奇观，是一段难以忽略的“都市芭蕾”。“舞潮案”的结局，是数十名舞女和舞业人员被处以轻刑，而南京方面对禁舞也不再坚持，禁舞令不了了之。女性主义史学家如珍妮・沃尔芙曾经抱怨，由于现代性通常被认为仅与公共空间有关，置身于家庭等私人领域的女性因而长期以来被排除在现代性之外。而晚近的女性主义更着意于发现女性在公共空间中的存在。例如，一九○八年，便曾有五十万左右的人群聚集在海德公园，支持或观看英国女性要求选举权的游行。那些穿着白、绿、紫三色服装的女性投票运动者，高举着上千面色彩鲜明的旗帜，穿行于伦敦的各个角落――这一切，在丽莎・蒂克娜看来，何止是女性“结缘”现代性的例证，某种程度还造成了现代性的重要转折和城市在视觉上的变革。她们那庞大而富有色彩的队伍牢牢地吸引了人们的视线，示范了伯曼所谓的“最初的现代场景”――“城市街道变成了大众运动和社会转型之伟大时刻的表演舞台”（见《消费文化读本》）。上海“舞潮案”固然没有深入到城市各个角落的游行活动，所吁请的也不是参政要求，但舞女们哀婉而决绝的请愿姿态、“我们的民生主义在哪里”的提问，同样表征了社会变革的风雨欲来。晚近的女性主义意识到了历史上公共领域中女性的“存在”，但她们大都不满那些把“女艺人”等等描绘成城市风景图中典型的女性角色的论述，认为这不仅忽略了普通女性的现代性经验，且为 “放荡女性”／“堕落城市”的构想暗设了“机关”。这一洞见相当程度上切中了一些现代性论述的要害，但是，持此主张者有所忽略的是，那些有别于普通女性的“女艺人”们，由于她们的不为“常规”所拘，往往更有机会和可能令人侧目地演绎、表征出历史的“转折”，上海“舞潮案”便是其中重要的一例。
上海“舞潮案”为女性与现代性的关系提供了“别样”的经验。但是，当时能够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反响，一个更为直接和重要的原因，或许还是因为它所蕴含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吉登斯曾以咖啡为例而释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咖啡是一种对大脑有刺激作用的饮品，但它不只是一种提神的东西；人们喝了一杯咖啡，事情却不是“喝”这个行为这么简单，而是身不由己地卷入到了某种关系之中，包括数千里外的人持续不断的种植、运作和交易……上海“舞潮案”某种程度亦表现出类似咖啡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禁令之下，首先关系到的乃是“跳舞与吃饭”的问题，全体舞女在给宋美龄的公开信中这样写道：“谁忍以洁白身心，为众人轻视，然为生活鞭策，不得不强颜欢笑，以掩内心之痛，而博活命之资。”一位名叫孙致敏的舞女则这样表示：“我们穷，转业又困难，我们一日不伴舞，一日不能生活，我们不能饿死。”禁舞所牵连的其实远不止于舞女，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在与南京方面交谈时，便屡诉禁舞对上海市面的影响：“在上海的舞厅中有八千名舞女，她们还有许多家属，如果我们完全禁舞，对舞女及其家属以及靠这类场所过活的小生意人来说，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例如，乐师们、来回拉顾客的黄包车夫，以及面向舞女的鞋店与头饰店。总之，我估计有成千上万人的生计会受到影响。”一些报刊舆论也纷纷指出，节约运动不是要使有饭吃的变成没饭吃的，政府把舞女当做洪水猛兽，强行禁绝，将有治丝益紊之虑。
问题的关键显然不在舞当禁还是不当禁，而在于禁了之后相关人员的吃饭问题将怎么解决？舞女联谊会曾计划设立舞女转业速成学校，教授打字、簿记、看护、纺织、刺绣、编结等等，然而，正值社会动荡之际，各行各业的就业情况都十分困难，舞女们要在短时间里自行完成转业谈何容易。上海社会局方面曾表示考虑将禁舞后的舞女充做看护，但又认为这一改变恐非易事，舞女们最好的出路还是嫁人，回到厨房去。时任南京行政院副院长、也是禁舞主谋之一的王云五也持“嫁人”说，当有人问到舞女今后的出路时，这位当政者笑着答道：“此辈舞女均是成年的女子，出嫁以后，即解决了失业，为妻固妙，为妾亦无不可，总之以嫁人为原则。” 以此观之，“舞潮案”中暴力冲突的顷刻发生虽然不无偶然，而事态的走向激化则又是势所必然的。
《上海舞潮案》从南京当局的现实困境出发，指出禁舞令（包括整个节约运动）虽然以良善社会风气为名，实际的出发点却是经济原因。由于与中共内战的全面爆发，国统区的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生产萎缩，运输不畅，进口受限，物资供应十分匮乏，通货膨胀则日益加剧。然而，从禁令出台后的反响来看，禁舞于经济困境的解决其实未必有效，倒可能引发新的社会问题，而南京方面无视已然发生的震荡决意禁绝，其间难免不另有“隐情”。有人曾指出，禁舞令其实更多的是南京当局为强化战时中央绝对指挥权的一种象征性道具。那么，它又为什么非要以禁舞为“强权”的象征呢？
近期《读书》上杨念群曾举吕西安所述的法王故事说明史学研究中“感觉主义”的必要性：一个曙光微露的早晨，法王法兰西斯一世悄悄从情妇的住处起身，在回自己城堡的路上，被教堂晨祷的钟声所触动，转而走进教堂参加弥撒并虔诚地向上帝祷告，“这个故事后来被心态史家菲利普・阿里埃斯转述，用来说明‘心态’这个难以定义的概念”，而“新史学的诞生，是历史中的心态层面逐步进入研究视野的结果”（《读书》二○○七年四期）。《上海舞潮案》也力图发现历史的这种“心态”因素，作者从相关材料中“钩沉”出蒋介石之对禁舞不依不饶的心理动因：“据说与宋美龄一度沉溺跳舞，令其恼火有关。”而从伴随着禁令之出而再度引发的西方交际舞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大讨论来看，禁舞令的出台，恐怕和统治层对“身体”的恐惧有更大关联。
上海自一八四三年开埠以来，西方交际舞便作为欧风美雨的一种而传入，之后，也在天津、青岛等城市广为传播。“西方交际舞是否合乎中国国情”随之成了国人争论的焦点，并时而被提升到民族存亡的高度。“舞潮案”中，相关的讨论更是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中央日报》署名沛人的文章便认为，上海营业性的舞厅是上海罪恶的渊薮之一，其对社会道德、风俗、秩序、经济各方面的影响比鸦片更甚。这样的指认还可追溯到一九四七年五月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上河北籍参政员张之江等人提出的《请政府通令各省市严禁男女交际舞营业以端风而正习俗》，此提案强调各国有各国之风俗文化，不合中国国情者当去之，而我国向有“男女授受不亲之明训，盖以尚礼义，重范畴故也”，而“男女交际舞者，非仅受授而亲，且增强其缠绵摩擦，匪独撤除杜渐防微，竟然在开方便之门，极恣情纵欲之能事”。
交际舞的“受授而亲”、“缠绵摩擦”之所以被视作甚于鸦片的严重问题，在于身体相当程度上是社会控制的指标和手段。事实是，在上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上海都市化发展中的身体，已大大超出了国家所能控制的程度。以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一八九五――一九三七）》（以下简称《历史、身体、国家》）的考察，近代以来的中国身体经历了一个非常政治化的过程。一八四八年的鸦片战争以及之后连绵而来的颓厄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激起了近代中国一波又一波的改革运动。改革首先在国防、工业、财政等方面进行，而当对硬件的改革，包括典章制度的改革均无法实现富国强兵的期许之时，身体成了新的改革焦点。人们开始从之前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转向了“改造人作为改造一切的基础”，将“保国”的希望重重地落在了“强种”之上，由此拓展出一系列的身体改造运动。开女学、废缠足，社会尚武风气的形成和新民运动、军国民运动的发生，都无非是其中之一。而身体是一柄双刃剑，其能量在为集体性的诉求所激发的同时，也极有可能滋生出另一种游离于既定目标之外的力量。开发身体的这样一种“攻略”其内在的“背反性”，早在运动兴起之时，就已经被倡导者所意识到。新民运动中，梁启超便同时提出了“制欲”的问题。据《历史、 身体、 国家》的考量，新民学说中包含着一个浓郁的制欲与生产性并重的趋向，这一趋向不但体现在梁启超对优先群生的看重上，也显现在他对情欲必须加以道德管控的陈述上。为了避免身体为情欲掌控而游离“新民”／强种保国的方向，他不仅在公德、群利和大我等问题上多所着墨，意图以使命感的培养、确立来平衡、克服个我身体的情欲发展，还曾将身体的五种官能欲求直指为“五贼”，可见他对身体情欲的警戒之深。然而，“强种保国”的内在矛盾性并非就此克服，就西方交际舞而言，除了被归为“西洋高尚娱乐”之外，还得以借健身的名义，从而与“强种”不悖。可以看到的是，舞潮案中，主禁者亦承认“正当舞蹈，原为健身运动之一种”，不过“沪上舞场适得其反，舞场主以舞女声色为饵”，“青年不察，陷溺其间，身心遭受侵害”，“窃念强国须先强种，青年为社会之中坚，长此戕贼，即人不亡我，亦将无以自存”。
种的存亡被与西方交际舞联系起来，看似迂腐夸张，却自有其“逻辑”，不仅折射了近代以来国人对身体的期许与忧心，且透露了现实的统治危机。事实是，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身体，尤其是城市女性的身体，一直是蒋介石政权焦虑的对象，从新生活运动的“取缔妇女奇装异服”、不准烫发和穿高跟鞋，到禁舞运动中对交际舞“缠绵摩擦”的声讨，两者相隔十余年，其间的脉络却不难见出，都无非是对“失控”的身体的忧虑和恐惧。就舞女个体来说，她们的投身舞业固然根本上是为了博活命之资，但无可否认，在这一过程中，她们也获得了某种身体的自由和自信，恰如《上海舞潮案》的描述：“当然，她免不了受各方的盘剥……但她的两条细腿毕竟承担起家庭的重担，这是最值得庆幸，也是最令她心慰的事。就这样做了几个月，她已不是陋巷里原先那个羞涩、没有卖相、营养不足的少女了，而令人惊奇地一变成为轻肢柳腰的舞女。”不仅如此，她们还“诱使无知青年”和其他社会人士“恣情纵欲”，所带来的何止是社会的“风化问题”，更为重要的还在于造成了一种不受控制的“自为”的力量或隐患――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其时百废待举、“立志”做“根本之图”的南京政权要视舞女为“洪水猛兽”而执意禁绝之，并以此作为其“绝对指挥权”的象征的原因。
然而，禁舞令的颁布却又难说真是出自南京政权“励精图治”的打算。以黄金麟的分析，蒋介石政权在遇到难以解决的困境时，往往采取一种“迂回”的方案，新生活运动中，蒋便曾亲自领衔，将普通百姓的生活指为“牛马猪羊”“猫狗一般”。这样的对俗民生活的全面丑怪化并非是蒋个人的一时兴起，显现的乃是其政局正处于一个极度艰难的挑战之中，应对乏力，因而只能以一种负面贬抑的方式来陈述它的困境。而通过这样的指陈，蒋介石政权不仅为自己重新规训人民的身体制造了合法性，且将国家破败危亡的责任转移到了每一个百姓的身上，从而想象性地缓释了自我执政的困境和焦虑。
（《一九四八年：上海舞潮案――对一起民国女性集体暴力抗议事件的研究》，马军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二○○五年版，28.00元；《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一八九五――一九三七）》，黄金麟著，新星出版社二○○六年版，24.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