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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时期西南工业全息图] 抗战时期向内地的工业迁徙的意义

    时间:2019-02-22 05:30:4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抗战爆发前,僻闭峻险的西南还“呈十足中古时代地方经济色彩”,现代工业一片空白。然而,随着抗战爆发,国府西迁,西南工业渐渐踏上了现代化的发展之路,大变局的帷幕徐徐展开……
      
      荒芜之上 崭新书写
      1936年前,中国新兴的现代工矿企业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一些大中城市,特别是上海及其周围地区,为全国经济荟萃之地,而在西南、西北,现代工矿企业几乎是空白。抗战爆发后,西南大后方一穷二白的工业状况被初步改写:国民政府在大规模迁建厂矿的同时,采取积极措施,鼓励和扶植后方地区民营中小厂矿的建立和发展,并着力发展以资源委员会所营厂矿为代表的国营、公营厂矿,尽力“在内地荒芜的高原上,建立起若干新的经济中心和商业市场”。1938年上半年,国民政府确立了“以西南诸省为主要地区,开发各种矿产,建立国营重工业,而于民营工业及乡村手工业为普遍之调整与提倡”的经济建设方针,并在这年6月的经济部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今后工矿事业之发展,注重西南各省为已定之方针。”于此,西南很快变身为抗战时期新兴工矿企业最集中的区域。经过抗战期间的数年建构,曾经工业白纸一张的大西南,现代工厂已林立其中。
      雨后春笋般的新建工厂。其实,1937年时西南各地开工的工厂仍是凤毛麟角。然而,战局突变,国府西迁。1938年以后,随着军事和社会对工业产品需要的增加,后方新设工厂“接踵成立,一如雨后春笋”,西南尤甚。不仅如此,翌年,西南工厂更是如虹而上,甚至西康也有4家工厂开工。1941年到1943年,1652家开工工厂遍及川渝,西南的重庆、四川、西康等省市的民营工厂几占后方总数的一半,“西南工业繁荣的高峰”到来了!
      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战时经济重心区域。据国民政府经济部对重要工矿的统计,从1937年到1942年,后方各地重要工厂数为2807家,其中1589家集中在西南,而位于重庆、四川、西康、云南、贵州的就占近57%。不仅如此,随着西南工业迎来战时生产的顶峰,1943年时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在谈到后方工业的分布时提到:整个后方工业中,渝川区占44%,滇黔区占5.8%,湘桂区占21.11%,陕甘区占13.93%,则西南在整个后方工业中所占比重达49.8%。由于1944年湘桂战事爆发,两省工业一落千丈,“损失殆尽”,而西南一市四省工业的比重和重要性更是进一步凸显出来。到1945年底,这一市四省工厂总数已增加到了3314家,在后方工业版图中举足轻重。
      不均衡的分布。举足轻重的后方工业版图分布并不均衡。战时后方工业主要集中在西南,但在地理分布上不平衡的现象异常突出。西南一市四省中,西康可以说没有工业,云南省工业资本高出贵州省几倍,四川则在各方面都显出优势,而重庆更是西南工业之中心,集中了1694家工厂,占后方工厂总数的28.3%,资本总额的32.1%,工人总数的26.9%。如果加上四川,则川渝境内的工业资本占整个后方工业资本总额的55.7%,且川渝地区的工矿都比较重要,特别是重工业多半设于此。川渝境内工厂一般规模大,效率高,往往一家工厂的生产能力可胜于其它地方几十家工厂之总和。如冶炼和纺织业,重庆和合川豫丰纱厂的纱锭就占当时后方纱锭总量的52%。在战时强劲的生产动力推动下,川渝地区迅速成为中国战时最主要的兵工生产基地和后方最大的新兴工业区。具体而言,川渝的新兴工业区域主要有重庆及其附近地区工业区、岷江和沱江流域工业区、川东万县及长寿工业区等,而又特别“集中于重庆与自贡两市”。云南、贵州工业尽管无法与川渝相比,但也纷纷改头换面,昆明和贵阳两市成为其主要集中地。这样,新兴的工业区和工矿业中心汇聚在西南这方广袤的大地上,格外耀眼。
      较之于其它地区,川渝工业集中发展,风劲势足,这种工业分布的不均衡,究其原因,既有交通的不便,也有经济力量有限,不得不在地域上有所侧重。同时也与工业经济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有直接的关系,即:在交通不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将工厂集中在几个相对集中的区域建设和发展,与工业发展中分工与合作的需要是相适应的。
      战火之下 共赴国难
      战火之下,无论是沿海内迁厂矿、本地原有厂矿、国营省营重工业厂矿,还是新兴的中小工厂,不同的企业,同样的际遇,在同一的西南版图上,各自奋力谱写着昂扬新生的曲调,合奏出共赴国难、共建西南之主旋律。
      沿海企业的内迁。抗日的烽火中,滚滚长江上,一场维系民族命脉的生死迁徙脚窝沉沉。厂矿内迁乃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工业大移动,“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煌煌不朽的一页”。面对日军进攻的矛头直指上海,现代工业相对集中的东南沿海城市危在旦夕,为延续民族工业,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前后,沿海沿江的工矿企业陆续踏上内迁之路,历时整整3年半光阴。其中,内迁最完整的工厂是南京、武汉、山西、河南和广东等地的兵工厂,厂矿数目虽不多,但器材雄厚,“兵工厂的运输量超过了其他一切国营民营工厂联合起来的运输总量”。其次是航空委员会的飞机工厂,不仅抢运迅速,而且复工迅速。此时,全国的兵工厂和飞机工厂几乎全部云集西南。最后是民营工厂,639家沿海沿江的民营企业厂矿经过国民政府的协助或自主内迁来到了西南、西北后方土地,其中多数最终内迁到了西南。
      在迁入地的分布上,迁入川渝、湖南的厂家分别有250家和220多家,迁入陕西、广西、云南等省的厂家,共有200家左右。此后由于战事的发展,一些迁入湖南、广西的厂矿后来再一步内迁川渝。这样,抗战结束时,仅重庆、四川等地的内迁工厂就有430多家,60%以上的内迁厂矿都聚集到了川渝地区。因此,有评论称:川渝工业区是后方主要的工业区,“四川是抗战后方工厂最多的地方,而迁川工厂又是四川工厂中间的主力”。这些内迁工厂中,机器、五金业生产厂家占极大比重,特别是上海的机器厂,在当时的民族资本厂矿企业中属于技术先进、资金雄厚、产品质量高的一流民族资本厂家。此外,还有不少大厂、名厂辗转到此,如最初内迁到四川的200多家民营厂矿中,恒顺机器厂、顺昌机器厂、上海机器厂、新民机器厂、大鑫钢铁厂、中国炼油汽车制造厂、天原化工厂、龙章造纸厂、中国标准铅笔厂、冠生园罐头厂、豫丰纱厂、申新纱厂、裕华纱厂、康元制罐厂、益丰搪瓷厂、大中华橡胶厂、美亚织绸厂、中国工业炼气公司、新亚药厂、中国亚浦耳电器厂、华生电器厂、华成电器厂、商务印书馆等都是当时国内著名的大中型民营企业。
      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先进的机器设备,充裕的运作资本,奋进的企业文化精神――现代企业的物质和文化的要素一如生命之甘霖,随着这些企业厂矿的内迁而注入西南后方,加之2500名来自上海的技术工人,成为后方工业中基本技术、基本技能传播的骨干力量,曾经的工业荒漠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勃勃生机,正如著名的战时后方经济记者徐盈所言,中国“西部高原上的新工业的建立,主要的要靠着东部工矿单位的内迁,数目不多,作用很大”。
      原有厂矿的新生。重获新生的还有西南的原有厂矿。在抗战爆发前,西南地区特别是川渝地区已经有了一些现代工矿交通事业和金融机构,如1925年创办于合川的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20年9月创办于宜宾的宝元通公司、1915年创办于重庆的聚兴诚银行等等。这些企业在抗日战争时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成为西南地区现代企业的骨干力量之一。其中,民生公司尤为引人注目。
      抗日战争爆发后,对那些从上海、南京、武汉等下游城市逃难的人们来说,生死一线只在之间。1938年初,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临危受命,被任命为交通部常务次长,负责领导抗战初期水路的抢运事宜。他深知“民生公司最后的意义,绝不是帮助本身,而是帮助社会”。他一面安排民生公司轮船在两周内满载4个师和2个旅的四川抗战部队从川江出川,一面组织载运沿海厂矿、机关、学校内迁。金陵兵工厂、巩县兵工厂、汉阳兵工厂、汉阳和泸河沟铁厂、广东炮厂的机器设备、器材、航空物资等被民生轮船先后抢运到后方。特别是1938年秋冬,卢作孚成功组织了以民生公司为运输主力的宜昌抢运,被誉为“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神话,为民族工业生命的延续和中国抗战后方工业基地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同时,卢作孚利用国民政府给予民生公司的损失补偿和贷款,收购长江下游撤退到汉口、宜昌的大批轮船、驳轮,民生公司在抗战期间最多时已拥有120艘轮船,载重达36 000吨,并以大量资本投资于纺织、钢铁、煤矿、保险等领域。民生公司不断壮大起来,到抗战胜利时已积存美金一两百万元。不仅如此,其所属的民生机器厂原本只修造中小型轮船,抗战中不仅承揽了民生公司所有轮船的修理业务,还能建造各类轮船,资本也迅速增长起来,成为西南最大、技术最为先进的造船厂。
      此外,宝元通公司、重庆中国国货公司、重庆复兴面粉厂等本地企业,战火中虽步履维艰,但规模不断壮大,成为乱世中绽放的朵朵奇葩。
      中小厂矿的兴起。“战时的工业,利润较厚。”黄炎培在1942年初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说。高额工业利润的诱惑,使后方的商业资本在抗战初期加速转向工业生产。大部分内迁工厂开工后主要从事于军品生产,这就为中小企业的兴起留下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于是,大后方投资设厂的高潮一度涌现,中小工厂破土而出。
      这些中小工厂一般采用机械、半机械、甚至完全手工的方式进行生产,成为后方物资供应的重要来源,同时为此后民族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如川渝地区生产军布的中小工厂于1943年秋在重庆南岸弹子石成立了军布业联谊社,其中参加的同业布厂就达300多家。再如,抗战爆发后,皮革进口停止,制革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与战前仅有的30家制革厂相比,到1945年5月,重庆已有大小制革厂434家。此外,川渝地区的土法冶金业在抗战开始后也一度繁荣,一批小型民营机器钢铁厂如陵江炼铁厂、人和钢铁冶炼公司、大昌矿业公司、中国制钢公司、东原实业有限公司、渠江矿业公司等纷纷兴起。在纱厂业方面,重庆在抗战期间形成了由8家小厂组成的小型纱厂群,其中纱锭最多的有2000锭,最少的只有168锭。这些纱厂规模虽小,但其主持人却是这样特别的人群:他们有抱负,有魄力,定期集会,相互之间联系紧密,各厂组织也颇有章法。如维昌厂的主持人陆绍云便是近代纺织界的著名人物。正是这些看似规模不大的厂矿,在后方的军需民用中闪耀着并不微弱的光芒。就重庆一地而言,据不完全统计,织布业织布3亿匹;制革业年产皮革10万张;炼油业月产汽油600吨,机油4万加仑,嘉陵江区的215家煤矿在1943年到1945年产煤224万吨。
      国营省营厂矿的优势。由于国民政府一直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时间和精力大规模地兴办工业,直至抗战前的1936年,资源委员会才开始着手筹办国营工业。抗战爆发后,资源委员会在后方建设的工业已具有相当规模,且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国营事业之外,后方各省为适应战时需要,也纷纷组织省营企业公司,其中1939年6月1日成立的贵州企业公司,在后方是第一个采用现代公司组织的省营事业。该公司主要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经济部工矿调整处、贵州省政府共同投资组建,其业务涉及机械、化学工业、矿业、运输业及其它经济建设事业。1941年,该公司业务进入正常发展时期,到1943年,公司共有自办合办的企业与投资的事业共29个单位,其中工矿业单位19个,而工矿业投资占总投资的62.5%。贵州企业公司以控股公司为组织经营形式,在创业后的3年间,积累了大量资金,有效利用了当地的经济资源,开风气之先,影响深远。此后其余各省频频效仿,纷纷设立类似组织,如云南省组织了全省经济委员会,自办和投资了12个单位工矿事业,以及各种合办事业,如云南钢铁厂(与中央合办)、裕滇纱厂(与国家银行合办)等。四川省政府除投资示范工厂14家外,还发起组织官商合办的川康兴业公司,以吸引游资及扶助、提倡民营事业为主,成立后的几个月内就投资协助各项实业,以“促进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计划之实现”。此外,四川省还与资源委员会等国营单位合办有水电厂、四川酒精厂等企业。
      与此同时,国家银行也开始较大规模地从事工业投资,其中,中央银行的投资重点侧重于西南的川康两省。于是,包括部分国营厂矿、省营事业、国家银行投资厂矿等在内的后方公营工厂在经济生活中很快占据重要地位。这些公有资本数量虽少,但是规模较大,资本雄厚,较之以轻工业为主的民营工业,其优势则集中于重工业和基础工业。
      
      从无到有 步履艰难
      抗战烽火中,大后方借着由沿海内迁工厂带来的一阵新风,借着企业家骨子里的坚韧与思想上的开拓,几千家各种性质的工厂企业从无到有,艰难成长。尽管抗战结束后渐以凋敝,但这些厂矿企业毕竟支持了中国的持久抗战,保障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也奠定了西南工业之根基。
      进步与局限。从战前的近乎一无所有,到抗战后期3000多家工厂林立,这无疑是一个辉煌的成就。这些工厂的建立,迎来了西南现代工业的新生,“在农业经济社会中移植了一种进步的工业生产方法”,“人民亦不再安于落后的农业经济了”。于此基础上,在企业界的努力下,一些较有规模的工业区域和新兴的工业城市茁长起来,此时的西南,生机一片。如战前的昆明还只是一个市镇,生产主要靠人力和手工,而到抗战期间,昆明蜕变为一座新兴工业城市,工厂迅速取代行会成为城市经济中的主导。同时,战时后方工厂设备虽简陋,但是“各工厂之管理方式与工人之工作技能,实有长足之进步,而为工业界最可宝贵之资材”,而内迁企业和企业家也带动了一批本地技术工人的成长。到抗日战争结束时,重庆“各工业技术工人约有十万人,非技术工人倍之,两共在三十万人左右”。卢作孚、缪云台、胡子昂、杨粲三、鲜特生、鲜伯良、宁芷�、刘航琛、潘昌猷、胡光�等更是抗战中脱颖而出的西南企业家之佼佼者。不仅如此,后方特别是四川的一些小厂矿诸如盐业、炼铁业、制酸业、制糖业、造纸业、瓷业等,虽仍然采用传统的旧式生产方法,但在后方民用产品的供应上仍扮演着重要角色。战时厂矿的发展,使西南现代工业格局初定,艰难而又沉稳地踏出了重要一步。
      不过,西南工业虽然改写了空白,但战时环境的特殊性和西南本身经济基础的脆弱,成为西南厂矿在发展中必须直面的现实和羁绊。因此,即使是内迁工厂,其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也鲜有达到战前水平,而且多数厂矿设备简陋,生产条件艰难。如后方14家造纸厂中7家在四川,而这“七家造纸厂所有者均为旧机,残缺不全,是迁移后方拼合而成”;后方的煤矿主要集中在川渝地区,但是“煤矿多数不用机器,所谓用机器者,亦非真用机器”;西南的铁厂,多为土法冶炼;后方的制革工业,“无机械化工厂,仍停滞于手工业时代”。同时,许多小机器工厂各自制造,互不相干,“实在是一件最不经济的事,成本高,产量低,品质劣”。此外,后方工厂产品的市场主要是适应战争需要的政府定货和政府采购,而并非人民生活之所需,一旦政府定货减少,西南企业必将陷入窘困之地。
      正因为如此,1940年以后特别是随着抗战结束,多年来辛勤培植之西南工业,如昙花一现,瞬息逝去。所谓“日寇投降,爆竹一声,工厂制品,突然呆滞,生产局定货,又复停顿,以致各业工厂,均陷危境”,各厂“迫而停闭,更须负担大宗工人遣散费了,各厂不得不变卖生产工具,了此债务,可谓当初艰难辛苦而来,今日倾家荡产而回,实抗战时代一页伤心惨目史”。到1946年,西南工厂倒闭的倒闭,拆迁的拆迁,勉强撑持的也是奄奄一息。抗战期间辉煌一时的西南工业,迅速陷入一片凄风苦雨的凋敝之境。
      企业精神发展的新阶段。聚集在战时西南的企业家,举步之艰,难以想象: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与经济封锁,国民政府时而荒诞的经济统制政策,西南地区的困难交通,还有与工业经济完全不能适应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如此环境中建设近代工厂,需要怎样的开拓精神?聚集在西南的企业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正是以自力更生的坚毅精神和创造能力,攻克着技术、社会、自然的种种艰难:他们因陋就简,将远道内运而来的大小零件,拼装成一台台生产机器;他们远涉西南的古老城市、荒凉乡村,甚至坟山野地,创建工厂,加紧生产;新设的厂矿没有电讯,他们就自设电讯机关;没有现代交通,就自辟公路、自架桥梁,甚至自办水利,以通舟楫。云山苍苍,江水泱泱,人迹罕至之处也掩映着厂矿挺拔坚强的身姿,成为一个个抗战后方的资源据点。这些企业家将一片热血倾洒在这僻远险恶的西南之地,正如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所说,“其惨淡经营,拮据将荼的精神,即是艰苦卓绝的民族精神之表现。”
      此外,这些西南企业家“不特在各人岗位(上)个别奋斗,而且也有很好的团结”。为解决困难、沟通交流、共谋发展,行业组织和企业家组织纷纷成立,如迁川工厂联合会、西南实业协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国货厂商联合会、中国战时生产促进会等。“民营事业已经不是各自为谋的战前面貌,而是团结一致的战时阵容了”,企业家们“在艰苦奋斗中重建我们(民族)光明的前途”。
      1942年《中国工业》杂志首先谈到了企业精神的内容,并将其归纳为效率、组织、技术、创造、负责5个方面。1943年,在重庆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生产会议通过了《第二次全国生产会议宣言》,其告知“战时生产,本为另一型之战争,而产业界同人无异直接作战之斗士,自应树立‘企业精神’,达到任务”,并对企业精神作了详细诠释。工业界也由抗战认清了自身肩负的历史重任,企业家纷纷表示,“工业为独立国家之光荣事业,工业家为独立国家国民之神圣工作”。对企业精神作如此之论述,其爱国情怀时日可鉴。
      地方的热心支持。西南在抗战时期之所以成为后方工业中心区域,自然离不开地方当局和实业界人士的广泛支持。正是这份热心,推促着川渝地区成为了内迁厂矿的主要目的地。
      抗战初期,上海工厂内迁的主要负责人林继庸在上海时就多次与四川工业界的主要代表人物卢作孚、刘航琛、张澍霖等人商洽入川设厂事宜,并得到了大力支持。1937年11月底,担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的四川省主席刘湘因病抵武汉治疗,其间专邀川籍工业专家胡光�于12月18日到汉口,向工矿调整委员会(1937年9月成立,具体负责工厂内迁事宜)武汉办事处的林继庸、李景潞接洽沿海工厂迁川事宜。刘湘还向胡光�表示,工厂迁川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要四川省政府帮什么忙都可以,并托其代发电报给四川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嘱其尽量协助迁川工厂购地。出身于川东名门的胡光�早在七八月就通过刘航琛与林继庸相识,他即向林力陈迁川设厂的各种有利因素,表示工厂所需的电力、水泥、钢铁、煤、工人以及产销等,川渝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完全可以配合非常时期的需要,甚至设厂所需要的资金,也可以介绍四川各银行帮忙。不过,唯一棘手的是运输和购用土地的问题。
      经多次真诚商讨,1937年12月29日和1938年1月2日,工矿调整委员会在汉口两次召开各纱厂负责人会议,讨论纱厂迁川事宜。到1938年1月中旬,聚集武汉准备迁往四川的民营厂家已有大鑫、顺昌、上海等41家。运输和在川购地迫在眉睫。为此,翁文灏派林继庸等到四川查看情况,林在考察中发现,“内江的糖,自流井的盐,彭山的芒硝,彭县的铜,都江堰的水利,五通桥的盐及煤,物产丰盛,均可利用厚生。乐山五通桥一带,资源尤为充裕,交通便利,四川的化学工业区将在该处荣发!”加之四川民众多且勤劳,“人力物力均可使四川成为后方工业中心”,遂决定以四川为迁厂的主要目的地。同时,内迁四川虽路途遥远,运输艰难,但崇山峻岭又能成为天然屏障,遮蔽日军的视线,使其难于侵占而迁厂则一劳永逸,故广大企业纷纷响应。
      运输上,从战火纷飞、枪林弹雨的前线转移机器设备到抗战后方,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故迁川工厂多由水路入川。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四川木船帮罄尽全力搭载帮运。无论现代轮船激起的朵朵浪花,抑或是纤夫肩上的沉沉纤绳,西南之兴荣正由此开启。在购地方面,四川省国民政府于1938年3月5日专门成立了迁川工厂用地评价委员会,为厂家购地提供方便。如迁川工厂厂地印契,准免收附加税三成,后来又减收五成。当时对迁川工厂“途中所保的运输兵险、平安保险等费用,因雇用木船而增付的保险费用的差额,完全由四川省政府担负,以表示优待和欢迎工厂迁川之意”。
      各方的努力,促成了抗战时期沿海工矿企业内迁的实现,促进了西南地区近代工业的生长,为抗战胜利提供了经济和军事的保障,亦为今日重庆工业发展奠下第一块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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