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冗官【宋代冗官成灾的史鉴】

时间：2019-02-05 05:32:51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中国历史上，自宋代之后官员冗滥现象愈演愈烈，官场越来越臃肿，几成灾难。《宋史・食货志》说：“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宋代的冗官、冗兵、冗费状况极其突出，到宋神宗熙宁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为5060万，但开支也达5060万，国库竟然完全空虚（参见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这也是宋神宗下决心起用王安石实行变法的背景之一。
　　这里且只说宋代官员的冗滥之害。汉代初期的地方行政制度只有郡、县两级，唐代地方行政也只有州府和县两级，汉代从中央往地方派刺史实行监督，唐代从中央派往地方监督的是观察史和节度使（后来节度使演变成割据一方的“藩镇”，唐王朝遂灭亡）。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在州府上面又加了一级政权叫“路”，竟然设置了四个行政长官即帅（安抚使）、漕（转运使）、宪（按察使）、仓（常平使），分别掌管军事、财政、司法、救济等要务，且四个长官直接向皇帝负责，互不从属。这样，州县从过去只承奉一个顶头上司，变成需承奉四个顶头上司衙门，简直不堪重负。
　　宋代中央机构也是叠床架屋，职责不清，清代王士�在《池北偶谈》卷三“宋官制”中说：“宋初至元丰以前，官制最为繁猥，六部九寺皆为空官，特以寄禄秩、序班位，而别以他官判职事。”由于宋朝皇帝吸取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特别着眼于牢牢控制军队和官吏，一方面加强对官员的监察，限制官员的权力，另一方面则让官员多多获取做官的好处，甚至宁愿将官员养起来，恩荫制度极滥，官员数目空前庞大，吏治又十分松弛疲软。英国人帕金森在《官场病――帕金森定律》一书中指出，官僚制度必定会不断增设机构，增加官员人数，以至机构越来越庞大臃肿，人员越来越冗滥，行政越来越没有效率。宋代的官僚机构这方面表现得十分典型，官吏多必定衙门多，衙门多又必需官吏多，并在正式机构外设立名目繁多的编外机构，人浮于事，恶性循环，效率低下，日甚一日。
　　官吏的冗滥，为各级官吏贪赃枉法、卖官买官大开方便之门，官官相护、结党营私、“文官总爱钱，武官多怕死”成了官场不可遏制的风气和规则。官商勾结并与民争利，成为社会公害，如赈贷、盐政、漕运、专买、税关、营建、水利工程等，都成为官员大肆敛财的肥差。官员数量尽管如此臃肿不堪，大小职位却还是不够分配，早在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韩琦等有识之士就看出吏治弊端，实行“庆历新政”，提出内外官吏过于冗滥，其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的官员应当一律裁汰，并就此下了好几道诏令。庆历三年十月，为整顿吏治，淘汰冗官，朝廷决定逐路选拔转运使，不称职者一律罢免。在审核名单时，范仲淹将那些庸碌无能的转运使名字毫不留情地一笔勾掉，与范仲淹一同审核名单的富弼心有不忍，劝告道：“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答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接着新政还颁布了关于“厚农桑”和“减徭役”的诏令。但是这些法令都触犯了庞大的官僚集团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极力阻挠，反对者的谤议愈来愈甚，范仲淹、韩琦等人终被排挤出中央政权，推行不到一年的新政即被明令废黜。后来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触犯了豪绅官僚集团的利益，加之变法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到宋神宗一死，新法也全部被废除。有宋一代，冗官的现象一直未能克服，吏治败坏，社会缺乏活力，国家积贫积弱的情况始终没有得到改变，连对辽国和西夏也只得连年纳贡求和，最后北宋终于被金国灭亡。
　　历史的教训值得高度关注。前不久，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坦言：现在中国政治上的一大弊端是“官多为患”。他说，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见《�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34期）。张全景同志这番忧心如焚的话表明了当今冗官现象之严重。据报道，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安徽省霍山县，仅副县长就有11名。历史上哪个朝代有如此庞大数量的官员队伍！这种体制为贪赃枉法、权钱交易提供了相当大的空子，加上对主要领导缺乏有效监督，卖官买官遂成了腐蚀党和国家肌体的一颗毒瘤。
　　现在，中央已正式部署全面“减副”，严格限定副职的职数，各领导机构的副职大大减少，一场机关领导“瘦身”运动正在铺开。臃肿的官员体制必须釜底抽薪，这是紧密联系人民群众，确保党和国家的肌体活力，坚决防治腐败的一场极其重要的改革。因此，重温宋代冗官成灾的历史教训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
　　［紫檀木难荐自《同舟共进》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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