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走到“天边”了吗？】兄弟走了送给兄弟的话
时间：2019-02-11 05:32:1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本文通过解读《兄弟》上部在写作方式上所存在的“余华式”风格的重复，阐释了《兄弟》下部可能构成阅读期待的理由。进而，通过对《兄弟》下部的写作变化所做的具体而微的分析，辅以“澄明”“存在”“一成不变”“变化”“重复”等关键词的解读，对余华在《兄弟》的写作认识和写作方法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现实 历史 重复 一成不变 变化
一、上部与重复
格非说，余华的每一部作品都值得期待。但是对余华的新作《兄弟》来说，显然下部又比上部更值得期待。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他所描绘的那些遥远的过去，却未曾在小说里真正看到过他对当下生活的描绘。事实上，不只是余华，甚至包括像贾平凹、王安忆、阿来、莫言、苏童等这些大抵可以算作是同一辈经历“文革”成长起来的作家，在主要的写作上也似乎都极少将多数读者所熟识的当下现实作为自己取材的背景。或许是因为作家大都擅长幻想，以多数读者为之陌生的历史作为写作的背景，既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又可以摆脱现实的束缚，实现更加自由的写作。因此，作家一旦写作现实，就不仅挑战了自己的想象，也给了读者一份特殊的阅读期待。
当然，我们也知道，作家在写作“历史”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写作“现实”。因为“历史”常常只是作为写作的场景出现的，真正充实其中的还是作家对“现实”的把握。在这个意义上讲，究竟是以历史还是现实作为写作的背景似乎就不重要了。况且，文学本身还有独立的艺术价值。作品之于读者除了功利的把握关系外，还有康德所谓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①的审美关系。但是，传统的文以载道思维的影响，又难免地吸引了我们对作家的褪去了“历史场景”的外衣的当下判断的兴趣。因此，当余华声称，要在这部小说里面表现两个时代的变化时②，对习惯了作者一辈所反复描绘的“文革”时代的读者，现实在他那里究竟呈现的是怎样的图景就显得相当的陌生和新鲜了。这也成了我们期待《兄弟》下部的真正理由。
事实上，对《兄弟》上部的阅读，也确实没有带给我们太多的新奇。可以说，在小说的上部，余华的写作在相当的程度上还是传统的“余华式”的。或者说，在这个相似题材（“文革”）的写作上，在相当的程度上，余华既没有超越他的同辈，也没有超越他自己。除了比较“别具一格”地写了一个也许不仅是他的同辈作家，甚至包括其他作家都可能羞于启“笔”的“偷看女人屁股”、“‘贩卖’女人屁股”的故事外，其他叙述都或者表现为传统的“同辈式”的、或者表现为传统的“余华式”的。比如，对诸多“文革”场景的格式化套用，就明显地表现了传统的“同辈式”的。而传统的“余华式”的叙述，又让我们在《兄弟》里面看到了，在可能被奉为经典的或者已经被奉为经典的小说写作上，原来人物的名字也可以如此的简洁、简单，甚至“童稚”。当我们看到李光头、宋钢、宋凡平、李兰这些如此简约的名字时，不禁想起了《活着》里的福贵、家珍，《许三观卖血记》里的许三观、许玉兰，《在细雨中呼喊》里的孙光林、孙广才。而在叙事语言和叙事句型的运用上，余华也一如既往地延续了自己的简洁甚至是简单的风格。在《兄弟》里面，我们同样看不到冷僻的字眼，也看不到复杂的句式。
从人物的命名到言语的选择再到句型的运用，余华都让我们记起了那些童年的亲切。这都是真正的、经典的“余华式”的。
当然，在叙事策略上延续一贯的“余华式”风格的，也有他的“血管里流动着冰碴子”的形象。在《兄弟》的上部，余华借“文革”对人的迫害所做的“绘声绘色”的描述，依旧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触目惊心的“暴力美学”。在小说的写作上，余华显然不愿放弃他对“暴力”描写的欲望和专长。以宋凡平为例，在他身上，暴力不仅完成了一个人从生到死的过程（乱棍棒打），而且延续到了死亡之后（削腿适棺），直至体现出对一种所谓的“秽物”的迷恋③，如苍蝇与尸首等。而在孙伟父亲身上，种种余华“天才”式的酷刑（“野猫抓腿”、“鸭子凫水”、“肛门吸烟”），再加上余华“天才”式的“钉敲颅盖”的自杀，则将余华所谓的“暴力美学”推向艺术表现的极致。我们仿佛重又看到了《现实一种》里的“残忍”。
除此以外，对“余华式”风格重复的，还有他一贯出奇简明的故事的空间背景。在《兄弟》的上部里面，我们看到的依旧是一条熟悉的街道，以及街道里面相互熟悉的人群。余华显然在再现自己童年的记忆和经验的同时，也重复了他的所有经典著作里面的那些小镇上的“熟人社会”。这些仿佛都是余华写作上所命定逃脱不了的空间背景的框定。我们在《兄弟》里又读到了仿佛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等的背景里出现过，又依稀在他的随笔里所提到的那个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年的浙江海盐的故乡小镇④。有人说，一个作家只要活到二十五岁就够了，剩下的就都是在回忆，也许是对的。
而从更深层次的角度看《兄弟》的上部，我们甚至可以发现余华新作最大的“重复”，可能还在于他对所谓的“人与世界的结构”的“一成不变”的解读。熟悉余华作品的读者很容易发现，作者似乎热衷于刻画这样一种主要人物以及热衷于描绘这样一种主要人物周遭的环境（世界）。这样的人物既非大奸大恶也非大忠大善。因此你不会绝对地喜欢他，也不会绝对地憎恨他，但却又常常会伴着他在含笑中落泪，在落泪中含笑。他的言行举止常常充满“童稚”的模仿，有时还会自以为是，而让人啼笑皆非。并在一些关键的时刻，让同样显得“童稚”的周遭冷不防地制造一些因为“愚蠢”的险恶而引发的悲剧，借此让人物在突然遭遇的变故之前，及时地袒露感人肺腑甚至是催人泪下的赤诚之心，轻松地“赚取”一把读者的眼泪，使读者既在轻松中感受到严肃，又在严肃中感受到轻松。
“成熟”的读者，也许会对余华的可以称作是“人与世界的结构”的解读不以为然。仅仅只是在阅读中经历余华为我们所创造的小说世界时，给予一些会意的微笑和眼泪。但是，如果余华所认识的这一结构当真为真，则即使他做了“一成不变”的“重复”，而我们如果未曾真正认真地对待过，就还是值得做一番认真地对待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写作也确实应当允许重复。⑤事实上，“人与世界的结构”的发现本身是对人的“单向度的存在”的拒绝的产物。而写作的成就，对写作者所提出的将自身对象化为观察的对象的要求，则在向人的“单向度的存在”的拒绝的同时，加速了对“人与世界的结构”的发现和认识。具体地讲，如果说，意义的存在正是产生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单向关系，那么当主体对象化自身的时候，就命定了虚无和荒谬的诞生。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理解了余华对“童稚”的解读，也理解了我们自己的存在。当然，值得提说的是，对熟悉余华作品的读者来说，“重复”可能会铸就作品的硬伤，并且不免让人对作者的创造能力产生怀疑。只是对更多数也许还不熟悉余华作品的读者，或者还没有真正熟悉余华作品的读者，“重复”才会成为一种必要。因而如前所说的，既然余华看似允诺了一个可能会充满“非余华式”的下部，我们当然有理由认为，这样的允诺或许真的很值得期待。
二、下部与“下部”
单在阅读的印象上看，《兄弟》的下部确实向我们展示了很多“非余华式”的写作。在此，余华突破了自己往日的“写作词典”，开始将一些新式的“道具”纳入自己小说写作的视阈，使那些与作者一同“经历”了“余华式”的经典著作的“时代”的读者们，开始初次看到了这样新鲜的事物：桑塔纳、奔驰、宝马、比基尼、ＴＯＴＯ坐盆、休闲洗头、桑拿浴房，甚至连太空飞船都有了。而在小说作品的“王国”里面，从未“出过国”的余华，这一次也把写作的空间适时拉到了国外。在《兄弟》的下部，已经习惯了余华所描写的江南小镇的我们，这一次总算“知道”了还有一些国家叫日本、叫德国、叫意大利、叫英国……单是这些就足以让人感到兴奋和亲切。我们仿佛觉察到了神秘的余华的存在，不只在于过去，还在于现在。特别是余华在接近小说的尾部，有意无意地写到的那个抵制日货的场景，以及信手拈来的那个崭新的政治词汇――“与时俱进”，我们简直感受到了余华的呼吸，感受到了小说的呼吸。
如果说，这些只是写作场景的变化，是近乎“形式”的话，那么《兄弟》下部对性的袒露的描绘，似乎有了“内容”的变化，也实现了余华自己在小说写作上的从“上部”走向了“下部”的转化（即“拳头”的暴力向性的暴力的转化）。熟悉余华作品的读者都知道，在《兄弟》之前，作者虽然以对暴力的细致刻画著称于世，但在性的描写上却表现得相当含蓄。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区分了余华与其他同辈作家在审美取向上的差异。印象里面，掐指算来，余华以往的作品里，有关性的描写的数量似乎少得可怜。但不可否认的是，为数不多的那些描写，又都表现得相当精致。比如，《活着》里家珍对“菜与肉”的经典比喻，又比如说《许三观卖血记》里的“大腿根”⑥的描写等等，都可谓不失文雅。
但是在《兄弟》的下部，不知道是不是余华真的陷入了“概念式图解”⑦的小说写作的误区中，为了服务于表现一个他所谓的“伦理颠覆、浮躁纵欲、众生万象”⑧的时代的需要，才不惜“染指”暴露的性的写作，还是作者本身在写作的审美取向上经历了否定、走向了开放？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但是余华写作姿态从“上部”向“下部”的“历史性”突破，却使作者在小说写作上，以《兄弟》的下部为转折，实现了暴力表现形式由“贫穷”的野蛮向富足的“体面”的转化。例如，余华对李光头在林红修复处女膜前后的几次狂飙突进式的性进攻的赤裸裸的描写，其中所蕴涵的“坚硬如水”的暴力，不仅天才地再现了“血管里流动着冰碴子”的余华形象，而且使余华在性的疯狂与暴力的描写上，与其他作家一下子拉开了距离。似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作家把性在“暴力美学”的表现上，张扬得如此突出，直至“又红又肿”⑨。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兄弟》的下部所表现的余华在认识和写作上的变化，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认识和写作对象的变化。不知道余华有没有想到，当他实现了自己写作姿态上的从“上部”向“下部”的转化时，却很可能只是作者自己一相情愿地将两种不同的暴力表现形式，作为两个不同时代的不同标记和规定。事实上，余华在《兄弟》的下部对性所做的极力铺张的描绘，仅仅只是向读者“澄明”了性的暴力在后一个时代存在的可能⑩，而这并不等于就否定了性的暴力在前一个时代的存在的可能性。迷失在语言表现之中的余华，也许忽略了经过自己的艺术表现所凸显出来的存在（性的欲望和暴力），在客观上并不是因为其被凸显才存在的。毋宁说，存在原本就存在，只是未及得到“澄明”而已。因此，当余华捡拾起自己在以往的作品里面，遗忘了给予“暴力美学”表现的性，而在《兄弟》的下部里面大张旗鼓地加以渲染时，就仅仅只是“澄明”了一种被自己所遗忘了的存在而已。换句话说，如果在以往的作品所描绘的以往的时代／前一个时代里，余华就将性的暴力与疯狂圈入自己审美表现的对象范围之内，那么相信作者在性的暴力与疯狂的艺术表现上，昨天绝对不会逊色于今天。
因此，当余华声称要在《兄弟》的上部和下部里面，表现两个不同时代的变化时，我们所看到的还是一种“存在论”上的隐蔽的重复。严格地说，作者只是通过专门的艺术表现形式，在“敞亮”存在的同时反衬出了原先的存在的被遗忘。比如说，在下部里面，余华对场面宏阔的处美人大赛的近乎魔幻般的描绘，不仅让我们想起了上部里面同样是场面热烈的“文革”游行，并且围观的看客出于不可遏制的性的欲望，趁机浑水摸鱼，大占参赛小姐的便宜，更是让我们想起了上部里面同样是在一种围观的场合里面，男性看客在性的冲动下，霸占女性的便宜(11)。所以，我们不禁要问，余华的写作真正地记录了他所声称的两个时代的最根本的变化了吗，还是仍旧在复现着自己年轻时的那些不变的记忆？
应当说，在《兄弟》的下部我们所看到的最优秀的篇章，还是作者对生活的那种“一成不变”的内里的把握。比如，爷爷死后，刚从乡下回到镇上的宋钢，提着那个印有“上海”的旅行袋，站在家门口等待李光头时，作者对宋钢如何换着手提旅行袋，以及害怕旅行袋被弄脏而不愿将它放在地上的细节的描绘。单就小说的情节发展而言，这个细节的描写当然是可有可无的，但是一旦这个细节存在了，一个有生活经验的、并且有着“一成不变”的生活经验的作者也就向我们展示出来了。比较遗憾的是，这样优秀而细腻的细节，在《兄弟》的下部出现的并不是很多。或许是因为当余华声称自己对这个世界有了崭新的认识和发现时，忽略了；即使真有这样的认识和发现，在新的对象面前，我们也往往暴露的不是自己随心所欲的老练，而是仓促匆忙的陌生。在篇幅两倍于上部的下部，我们更多看到的似乎就只是作者对一些崭新场景的粗糙纪实，而不是对人与世界的细腻刻画。身为作家的余华，在《兄弟》的写作上，仿佛失去了艺术的敏锐，而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笨拙而木讷的新闻记者，在急于复现世界的表面真实的同时，丢失了对内心的内在真实的把握，将写作变成了仅仅只是对故事的拉伸的记录。
三、结语
或许，作家原本就不应该仅仅只是做生活变化的单纯的记录者，更不应该着急地表达自己对生活变化的认识，否则作家就失去了把握过去和将来的能力，甚至失去了把握现在的能力，并将自己的写作停滞在一个非常肤浅的表面。当然，作家也不能仅仅只是重复自己已经发现的那些“一成不变”，否则作家真正的写作生命就告终止了。相反，对一个作家来说，真正的创新并不是发现变化，当然更不是重复那些“一成不变”，而是发现更多的“一成不变”，然后以“一成不变”的“不变”得心应手地把握世界的“变化”。据此探讨余华的新作《兄弟》，显然在变与不变的把握上，作者还应该恰当地驾驭。因此，面对经过多年沉寂、并怀疑自己是否已经丧失了长篇叙述的欲望，而从所谓的“羊肠小道”出发所成就的浩浩荡荡的长篇，如果余华发现了自己在重复、不变与变化的认识和把握上的失手，是否还会认为自己的《兄弟》已经走到了“遥远的天边”呢？(12)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吴猛强，上海华东政法学院研究生院２００４级法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
①邓晓芒：《康德哲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０７页。
②余华：《兄弟・后记》（上部），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③南帆：《历史的警觉――谈韩少功１９８５年之后作品》，载林建法、傅任主编：《当代中国作家面面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２７页。
④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５１页。
⑤格非：《塞壬的歌声》，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４页。
⑥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７６页。
⑦刘绪源：《是什么支撑了〈兄弟〉的写作――对一种创作心理状态的探究》，载《文汇报》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２日，第７版。
⑧余华：《兄弟・后记》（下部），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⑨余华：《兄弟》（下部），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００页。
⑩这里笔者类比借用了海德格尔关于“澄明”与“存在”的关系。参见：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４－７页。
（11）如宋凡平将李光头的父亲背出粪坑时。参见：余华：《兄弟》（上部），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９页。
（12）余华在《兄弟》的后记里说，“这（写作）和人生一模一样，从一条宽广大路出发的人常常走投无路，从一条羊肠小道出发的人却能够走到遥远的天边。”参见：余华：《兄弟・后记》（下部），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