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铸成的“报海”回忆录】 股票大作手回忆录
时间：2019-02-12 05:50:1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老报人徐铸成，近四五年来，写了几十万字的“报海”回忆录，已经出版的有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报海旧闻》和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旧闻杂忆》(后一本是据香港三联书店版修订重印的)。这些回忆录，很受读书界的重视。作者是现代中国报业史上许多重要事件的参加者，又是半个多世纪来政海波澜中许多重要人物活动的见证。他的记载，大都身历目睹，或得之于可靠的传述，称得上是真实史料。
徐铸成是新闻界的前辈，经过了二十多年寒冬风雪的吹打，如今年逾古稀了，但以笔“报国”的壮志始终未衰，象他自己所说，“难忘的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总觉得心急火燎似的，想写点什么，以贡献于新的长征”(《旧闻杂忆》自序)。“心急火燎”这四个字用得很好，很能反映经过十年浩劫之后许许多多知识分子急于为四化服务的迫切心情。
这些回忆录，大致展示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作者带有自传性质的，从练习记者开始到主持“笔政”，以及几次办报的经历；一是他作为一个记者，广泛接触各界(主要是政界、文化界和新闻界)人士的印象，以及对他们的评价。两方面的内容，自然互有交叉。所占的时间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五七年，恰满三十年。其间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四个历史时期。作者用一个新闻记者的眼光，描写他所经历的事件和遇到的人物，观察深刻，文笔隽永，既引人入胜，又耐人寻味。因为原是便于今日在报纸上刊载，所以不是照一般回忆录那样写法，具有系统的章节，时间的先后也不求严格，而是一题一篇，自成起迄。打个譬方，象是一部“影集”，每一篇都是独立的一张照片，单独看有人物，也有背景；而各张照片之间的历史连续性，则需要合起来看，方能清楚。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徐铸成三十年的经历，是颇不平凡的。他出身于旧中国办得最为成功的《大公报》，这个报以“文人论政”、对国民党政权进行“小骂大帮忙”，而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舆论权威”。他是这个报培养出来的第二代仅有的两个总编辑中的一个(另一个是王芸生)，曾先后担任太平洋大战爆发前的香港、爆发后的桂林和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大公报》，的总编辑。《大公报》的“三巨头”张季鸾、胡政之和吴鼎昌都曾寄厚望于他。胡政之对他讲过知心话：“我和吴、张两位，创办了这个报，我们的责任算是尽到了。至于以后的问题，是下一代的事，你的年龄又最轻，应该负起更大的责任。”(《报海旧闻》99页)徐铸成自己说，他“从当练习记者开始，直到主持‘笔政’，中间曾采访从体育新闻到政治新闻，从国内到国外――朝鲜和苏联，并曾编辑过教育、经济、副刊、要闻各种版面，也可说从跑龙套到生、旦、净、末、丑各种角色都扮演过了。”(《旧闻杂忆》自序)《大公报》这个“科班”把他训练成预定的“接班人”。
因此，读者当会饶有兴味地观看徐铸成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叙述的《大公报》的创业史，发展经过，特别是他对《大公报》第一代的主持人张季鸾、胡政之和吴鼎昌的描写和评议。他并不讳言，他受到他们的赏识和提拔。对张季鸾，他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写道：“他对人和蔼、淳厚，谈吐很有风趣，仿佛有一股吸引力，使我感到他是循循善诱的前辈。”“不拘小节，不修边幅，一派懒散的‘名士气’，而浑厚、自然，没有一点做作。”但是他也指出，张季鸾在性格上有两个弱点：喜欢恭维、重感情。蒋介石利用他的弱点，使他以为蒋“以国士待我”，决心“以国士报之”，以致逐步深入地陷入罗网(《报海旧闻》73、76页)。对胡政之，他称赞他“把全部精力扑在报上，并千方百计组织好队伍”，一定要办好《大公报》；具有艰苦创业，知人善任，并注意引用人才的胆识和气魄。但是他也同时指出，胡政之为人苛察精明，不时暴露他的资本家的面目，最后以“社会贤达”身份投靠国民党(《报海旧闻》78―80、99页)。对吴鼎昌，主要就只写他在官场上的善观风色和投机取巧的历史了(《报海旧闻》67―70页)。从这“三巨头”的身上，徐铸成让我们看到了《大公报》所标榜的“不党、不卖、不做官”的“三不”原则，开始时虽曾起过一些迷惑群众的作用，但到后来就纯然成为骗人的招牌了。
在已发表的回忆录中，徐铸成对《大公报》主要持批判态度，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对《大公报》的办报经验，由于知之深，习之熟，则认为也还有值得借鉴的地方。譬如说，关于新闻编辑，《大公报》要求把版面编得活泼精致，《大公报》的编辑“总把编好一个版面，比作办好一桌筵席，要把大、小、咸、甜各种‘菜肴’，搭配适当，使读者感到有特色，‘色、香、味俱佳’。”(《报海旧闻》89页)对于新闻采访，《大公报》要求有选择，有准备，“先要摸清行情，然后才能知道哪些是新闻，关键在哪里？”(《报海旧闻》90页)社论写得精辟，是使《大公报》成功的一大特色，徐铸成记下了张季鸾所谈写好一篇评论的“要诀”，这就是：“看问题看不清楚时，应该站得高一点，‘凌空’来看，联系有关的事件一起来看。没有十分把握时，千万不宜发决断性的议论，多谈可能，少下断语；否则，会在事实面前碰壁，失信于读者。文章要力求流畅易懂，少用怪字僻典；要避免别人常用的词汇和习惯用语；切忌把句子拉得太长，一句话说不清的，宁可分为两句、三句话说。”(《报海旧闻》92页)《大公报》富有想象力和创新精神，它所设计的农村调查通信、旅行通信、旅行写生、战地通信等，都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创举。
徐铸成在总结了《大公报》的办报经验后，发表了自己的感想，我觉得很值得一读：
作为新闻学研究，探讨改进我们新闻工作的道路，进一步为党的方针政策，为争取尽快实现四化做好宣传工作，是不是在这堆废铜烂铁中，可以拣出一些可用的、可以借鉴的东西，或者加以“回炉”利用呢？
我曾设想，比如，“小骂大帮忙”，是多年来批臭了的。从立场、观点来说，批得很正确，有必要。但是，从新闻技巧来说，为什么张季鸾以及“之流”能运用得这么灵巧？
如果把“小骂”理解为批评一些具体工作中的缺点，“大帮忙”理解为坚决拥护基本方针和基本路线，那末，我认为也有其可以借鉴之处的。(《报海旧闻》92－93页)
这当然只是徐铸成的一人之见，是不是对尚可研究；但这无疑也是一个力图坚持四项原则的忠诚坦率老报人的由衷之言。
《文汇报》的历史，在徐铸成的回忆录中占着重要的位置，比之于《大公报》，《文汇报》同他更有血肉的联系。《文汇报》是在抗日战争中上海沦为“孤岛”的时期诞生的，徐铸成并未参加创办，但是只有等他开始被邀撰写《文汇报》社论和正式领导它的编辑部，以坚持民族大义、宣传抗战救国为编辑的基本方针后，《文汇报》方才“异军苍头突起”，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和欢迎，在中国现代报业史上写下了它的光荣一页。徐铸成没有渲染自己个人的贡献，他写道：“为什么当时的《文汇报》会受到如此广大的读者支持和欢迎呢？我们的编辑来自四面八方，一般说，编报的经验都很少。就我个人而言，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进步思想，又和广大群众缺少联系。相反的，却从旧《大公报》沾染了不少污泥浊水。至多只是一个历史不长的编辑匠，而且是第一次领导一个编辑班子。其原因最主要的，是由于远远抛在敌后的孤岛几百万爱国同胞，需要鼓舞，需要希望，都想从报纸上听到抗战的声音、胜利的声音。”(《报海旧闻》288页)我认为这种对待过去历史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
根据回忆录所记载的过程，徐铸成同《文汇报》的关系，可分成五个时期：一、抗战时初创的上海《文汇报》；二、抗战胜利后的上海《文汇报》；三、解放战争时的香港《文汇报》；四、新中国成立至一九五六年春停刊的上海《文汇报》；五、一九五六年复刊至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开始的上海《文汇报》。回忆录所叙述的，主要是前三个时期中上海和香港《文汇报》的一些史实。可惜的是，我觉得作者对这段历史谈得不够，而且显得零散。譬如说，凡是经过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召开伪国大那段时期的《文汇报》读者，大概都还记得，当时《文汇报》虽然处于国民党政权统治之下，却是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的一边，抵制和反对伪国大的召开。开会期间《文汇报》每天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或尖锐辛辣，或冷嘲热讽，把国民党和帮闲的两个小党的丑态，揭露无遗，态度、立场十分鲜明，读者无不称快。这对当日民心的向背，不能说没有起着相当的影响，可说是《文汇报》办得最为有声有色的时期。从徐铸成所记他决定与《大公报》分道扬镳时，同胡政之的一席谈话中，我们看到他当时的办报主张已经很为明确，就是“认为应宣扬正义，明辨是非，反对独裁内战，与广大读者同呼吸”(《报海旧闻》99页)。他的这个主张，贯彻于《文汇报》，我的看法是，在反对国民党伪国大召开这段期间得到突出的表现。这段国民党崩溃前夕的历史，很值得一写。作者大概留着放进《报海旧闻》和《旧闻杂忆》的续集了。
徐铸成三十年的记者生涯，使他接触大批政界、文化界的各式各样知名人物。记者接触各界人物，是为了采访，为了“记”。他叙述张季鸾对他讲过的一段话：“新闻记者最根本的职责是‘记’，如果当了老记者就忘记了‘记’，那就剩下一个‘老者’，失去记者的天职了。”(《旧闻杂忆》自序)他历数所见过的人物：“在革命领袖方面，毛主席曾接见过我一次，周总理曾三次约我亲切交谈；曾听过恽代英的十分动人的演说；听到鲁迅在师大风雨操场的一次讲话。见到过金日成将军和胡志明主席；也看见过莫洛托夫、马林可夫、卡冈诺维奇这几位。至于国民党方面，从蒋氏父子、二陈、孔、宋到正牌、杂牌军人，而政客、官僚，接触过的就更多了。反面人物，和汪精卫谈话不只一次，溥仪和郑孝胥在他们未出关前，也曾有一面之缘。还有幸和赫鲁晓夫谈过一次话。”(同上)以如此的广泛见闻，亲身经历，自然积累下大量丰富的素材。
现代史料中的一个缺陷，就是对有关人物的个性和声音笑貌，缺少生动的描写，因此也就缺少一定的真实感，读者对此每感遗憾。徐铸成这些回忆录中出现的人物，却能给人以生动的面目。我想作者所以能做到这点，是他善于把所具备的三项条件很好地结合起来：第一，所写的这些人是他所亲自访问过、接触过的，不是得之于稗贩；第二，能抓住同这些人谈话的要点和特征，能从即使是普通的谈话中，观察这个人的性格和某些思想活动；第三，有一支传神的笔，能恰到好处地把所要叙述的情状表达出来，一般说，他用的是白描的笔法，流畅而自然，但又十分简洁。
不妨试举回忆录中所写关于冯玉祥的片段，就可看出他笔下所记，确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那是一九二九年，冯玉祥被阎锡山骗到山西软禁起来，囚禁在五台县河边村。徐铸成经过曲折的关系，找到机会，访问了他。回忆录中写道：
见面时，冯正准备吃晚饭，就请我们用餐。菜很简单，四盆荤素，中间一个火锅。吃饭间，他先问我多大年纪。我说了。他说：“呵，这样年轻，就有这样的才学，我象你这岁数时，还在北洋军扛大枪呢。”接着，我就问：“最近，前方(指冯的西北军)有什么捷报来没有？您看情势怎样？”他笑着说：“我的消息，哪有你们新闻记者灵呀。老实告诉你，我现在新闻的唯一来源，就是它。”说着，把筷子指着桌上的火锅。我听了莫名其妙。他马上以讥笑的口吻解释说：“每次，他们(指西北军)打好了，火锅里就有了肉片、肉丸；如果只有白菜、粉条，那一定是他们失利了。这是我屡试不爽的。今天，你看，这里面肉片、肉丸不少，还有几条海参，看来，一定又打了大胜仗了。”说罢，他放声哈哈大笑起来。(《旧闻杂忆・冯焕章的风趣》)
这短短二、三百字，把冯玉祥的性格、当时的形势和他的处境，都很生动地表现出来了。在这段叙述会见冯玉祥的谈话后面，徐铸成自己加上了评语说：“这一席风趣的话，其实把他自己的处境，他和阎的关系，以及当时大局的情势，都说清楚了，而且把阎老西的刻毒、狡猾和目光短浅的势利小人的面目，也刻划尽致。”我看，这个评语移赠给他自己写的这些回忆录，也是很恰当的，不为过誉。
以上就是我对徐铸成所写这些回忆录的一点读后感，介绍得并不完全，只是随便谈了点看法。读其书，想见其人。读者是很愿了解一下一本书的作者在现实生活中又是怎样的。据一位同徐铸成相识的朋友告诉我，一九七○年，他有幸同徐铸成同在东海之滨的一个五七干校。那时，徐铸成白天接受全校大会批斗，或是陪斗；但是晚间逢到举行乒乓赛，仍是带着他所惯有的笑容，兴致勃勃地赶到白天批斗他的那个大礼堂去观战，还不时为双方打出的好球发出微微的赞叹声。我那朋友的“罪行”虽还不足全校大会批斗的规格，但已心情沉重，垂头丧气，看到徐铸成如此的从容态度，不能不表示钦佩。朋友又告诉我，过了十年即一九八○年，徐铸成应邀参加香港《文汇报》创刊三十周年纪念，香港有朋友劝他留下来办一张报纸，徐铸成婉辞谢绝了。朋友说，徐铸成不愧是一个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老报人，这是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的。
这，我觉得也可从徐铸成所写的这些回忆录中，得到证明。“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是非爱憎，很是分明，但不作偏激之论，知人论世，又是实事求是的。徐铸成说：“写的都是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不加增饰，不掺入道听途说；既无荣宝斋的水墨复制，也摈弃罗振玉式的自制古董。对人、对事，都力求其真实。对己，既不妄加油彩，也不乱涂白粉。”(《旧闻杂忆》自序)真实，这大概就是做一个新闻记者的为人信条吧。因此，我觉得他以上讲的这些话是十分真诚的，可以为读者所信任。当然，我们的希望是，作者能很快让我们继续读到他的精采纷呈的回忆录的续篇。
(《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二月第一版，1.00元；《旧闻杂忆》，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六月第一版，0.73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