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失提干机会:士官有机会提干吗

时间：2019-02-20 05:42:19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1974年下半年，我曾有过一次“提干”的机会，却因一位厂革委会副主任认为我在“政治上还不成熟”而失去了。　　年轻时我上进心很强。1971年3月从插队的农村进厂工作后，我就刻意完善自我，奋发上进。我不仅尊敬领导，遵守纪律，还在刻苦钻研技术的同时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加上家庭出身也很好，所以很“红”，进厂不到两年便被选为车间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
　　我所在的铆焊车间任务是为我厂的主要产品搪玻璃罐制造钢坯。搪玻璃罐是一种化工反应容器，其搪烧在钢坯上的瓷釉能耐强酸、强碱的腐蚀及正负摄氏200度的高低温。这种产品在20世纪70年代还属“高新技术”，全国只有包括我厂在内的4家企业能够生产。
　　1974年3月，我3年学工期满“转正”。这年的“七一”纪念活动搞过之后没多久，厂革委又发出了“战高温夺高产，以1000台优质搪玻璃罐向建国25周年献礼”的号召。为保证目标的实现，厂里成立了以分管生产的厂革委副主任苟明彬为指挥长的临时性机构“献礼指挥部”，全权负责“献礼”活动的组织、指挥、协调工作。苟主任是抗美援朝时的战斗英雄，在那场战争中受过伤、立过功，是以副团长的职务复员到地方工作的。他革命立场坚定，政治可靠，思想红，只可惜文化水平太低，否则早就“上”去了。
　　这“献礼”活动说穿了就是要在9月30日前生产出既定规格的1000台搪玻璃罐，这在高温季节确实有一定的难度。苟主任深感任务重、责任大，便向厂里提出了给他配一个临时秘书的要求。这时生产组（当时厂里负责管生产的领导机构）的统计员李师傅快到退休年龄了，还没有找到恰当的人来接他的工作。政工组的领导决定从生产车间借调一个有统计工作能力的人来，先给苟主任做秘书，其间注意考察培养，若表现好，“献礼”活动结束后就安排在生产组接李师傅的班。那时“文革”中分配来厂的大学生尚属“臭老九”范畴，是接受“思想改造”的对象；中专生也必须参加一定年限的“劳动锻炼”。能够提干“坐办公室”的苗子，就只能是经过上山下乡锻炼合格，经贫下中农推荐回城进厂的“知青”了。我是“知青”中的佼佼者，很自然地进入领导们的视线，故而在“献礼指挥部”成立的第三天，我便从车间借调出来，到“指挥部”做苟主任的秘书。我决心珍惜这一机遇，好好“表现”一番，争取“脱颖而出”。
　　苟主任确实是一个责任心强、和蔼可亲、作风朴实的“老革命”。他常常深入车间班组，从搪玻璃罐生产的下料、制坯、打砂、喷釉、烧成、检验，直到入库的每一个环节都亲自过问。那种细致和认真常使我想起在儿孙面前唠唠叨叨的老奶奶，而怀疑他曾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的战斗英雄。我的工作就是为他到车间召开车间主任及班组长会议时写个简单的讲话稿。他下班组时我跟在他身后，把他了解到的原材料短缺、上下工序间衔接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后勤保障的意见之类记在小本子上，回到“指挥部”后梳理汇总并提出处理建议；开会时作记录；每10天作一个生产进度统计；每个月作一个阶段性的书面工作总结等等。我对工作尽心尽责、兢兢业业，他感到非常满意。
　　在苟主任的操持下，“献礼”活动进展顺利，进入9月，已胜利在望了。可没想到这时烧成工序出问题了！
　　原来，搪玻璃罐的瓷釉烧成需上千度的辐射热，可最近厂里购进的这批煤炭质量太差，烧成工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使炉温达到规定要求。苟主任以指挥长的名义号召全厂职工集中精力打“歼灭战”，放下其他工作，突击剔除煤炭中的小石块、煤矸石及其他杂质。可那批煤炭的质量“先天不足”，经过精心挑选后的煤炭虽能将炉温提高一点，但离要求依然差距很大。
　　苟主任为此愁得茶饭不思，一会儿召集指挥部的人研究应急方案，一会儿到炉前亲自挥铲铲煤，然而却始终无济于事。有人提出另购一批煤炭，可派人到煤矿联系，才知道煤矿遇上了劣质煤层，近3个月内煤炭质量不可能明显提高。无奈，烧成工序只得停了下来。
　　这天，苟主任从车间视察后，垂头丧气地回到指挥部办公室。猛然间，他一眼看到墙上贴的毛主席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心中豁然开朗，大声喊道：“小江！”我从邻室飞快跑过来，问道：“什么事，苟主任？”他指着墙上的毛主席语录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你赶快起草一份告示张贴出去，请广大革命群众动脑筋、想办法，解决烧成温度上不去的问题。谁解决了这个问题，谁就是三季度的厂级劳动标兵（那时厂里每季度都要评选一名厂级‘标兵’）！”我答应了一声：“立即照办！”
　　告示贴出后，虽有不少职工垂青“厂级劳动标兵”的称号，可却拿不出个好主意来。直到第二天下午，有个曾在钢铁厂工作过的张姓职工带着戏谑的口气站在告示前说：“我倒有个办法，就怕厂头舍不得出本钱。”苟主任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让我把张姓职工请到指挥部。苟主任客客气气地给他倒上开水，向他“请教”。张姓职工说：“不烧煤炭，烧重油嘛！”我一听就冲口而出：“鬼扯！”因当时重油的价格是煤炭的七八倍，用重油作燃料烧制产品，无异于高射炮打蚊子。谁知苟主任听了却非常感兴趣，竟详细地向他询问起重油的使用方法来。我见状对他说：“苟主任，重油太贵了，用它作燃料得不偿失！”苟主任似乎没听到我的话，继续听张姓职工的讲解，听完后还说明天开会研究――我懵了。难道苟主任的神经出问题了么？
　　为了让苟主任明白张姓职工的主张是荒唐的，当晚，我做了一个用重油作燃料烧制的投入产出分析。经过细致测算得知，如果用重油作燃料，每烧制一个就会增加成本近百元。要完成全部“献礼”产品，得多花近10万元！这样高的成本我们厂几乎无法承受。要知道，当时普通工人每月工资仅30多元，贪污1000元者，就要送去劳教3年。
　　那天晚上，我一宿未眠。第二天，我早早来到指挥部。苟主任一到，我就将用重油作燃料的“后果”告诉了他，劝他千万别采用张姓职工的意见。可平时对我和颜悦色的苟主任竟冷冷地说了句“你不懂”！窘得我尴尬万分。
　　“指挥部”成员到齐后，苟主任立即召开会议，研究用重油作燃料烧制搪玻璃罐的问题。他说，离“献礼”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而我们的任务差距还很大，现在只能背水一战，改用重油作燃料，坚决保证“献礼”计划如期实现。我再也忍不住了，不顾一切地打断他的话：“苟主任，重油成本太高……”苟主任一拍桌子，站起来吼道：“废话！”他反常的举止让我大吃一惊，刹那间，我想起了他曾经有过的副团长的威风，吓得不敢再说话了。其他到会的同志几乎没有人发言。就这样，用重油作燃料的方案通过了。接下来是采购重油，改进炉体结构，经过几天的准备后，烧成炉又重新冒烟了。
　　在苟主任的精心指挥下，厂里如愿地实现了“献礼”计划。9月30日那天，大卡车载着职工代表敲锣打鼓去向上级机关报了喜。那位提出用重油烧搪玻璃罐的张姓职工也光荣地评为三季度厂级“劳动标兵”。国庆节过后，“献礼指挥部”撤销。在考虑我的去留问题时，苟主任说：“小江这小伙子什么都好，就是政治上还不成熟，在关键时刻只知道算经济账而不会算政治账。我看呀，还是在车间多锻炼几年吧。”苟主任的意见是政工组的同志找我谈话时转告给我的。虽然我心里很不服气，但也无可奈何。
　　就这样，我失去了这次提干机会。统计员李师傅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接班，办过退休手续后，又继续留用。
　　我又在车间里干了两年，直到1977年3月，因“清理四人帮残余分子”的需要，我又“东山再起”，再次从车间“借调”出来，先是“以工代干”，最后转成了正式干部。
　　（责编何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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