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雪芹到高鹗:崇高悲剧向悲情悲剧的转变:高鹗续写红楼梦评价

时间：2019-01-29 05:48:17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通过崇高悲剧和悲情悲剧的比较，看曹雪芹原书和高鹗续书的质的不同。曹雪芹的崇高悲剧意识和高鹗传统乐感心理的差异也导致了《红楼梦》悲剧美学价值的降低，影响了对《红楼梦》悲剧价值的评析。
　　鲁迅先生在《坟・论睁了眼看》中说：“赫克尔（E・Haeckel）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曹雪芹所著的《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少有的具有与中国古代神话和古希腊悲剧相同的崇高悲剧精神的作品。高鹗所续后四十回，则是在曹书崇高悲剧精神照耀下传统乐感文化思维与创作模式的畸变。我们不妨可把其划为悲情悲剧。
　　悲情悲剧重在通过完美的人物形象所得到的与之不相称的遭遇与悲情结局来博得观众怜悯与同情。其主人公一般是简单的可怜的受害者。这种悲剧模式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有很多范例，如《孔雀东南飞》。崇高悲剧致力于人的自身存在的悲剧性，反映在人与自然、宇宙、社会的依存而又对立的关系中。在于人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于人的不自量力，在于不妥协，在于反抗，在于人的意志与环境意志的对立之中，是一种无望但永不停止的挣扎与奋斗。
　　首先，我把曹雪芹所著的《红楼梦》划进崇高悲剧的范畴。
　　如果以古希腊悲剧和中国古代神话为标准，与《俄狄浦斯王》、《普罗米修斯》、《美狄亚》、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刑天舞干戚相比，《红楼梦》缺少那种原始、强烈、直接的崇高悲剧色彩。
　　但是，从悲剧主角宝黛分析，他们是独立于大观园众女和贾府众人之外的具有叛逆个性的人。这一点曹雪芹在一开始就表现得很清楚。“还泪之说”不仅仅是为了定下结局的悲剧模式，也不仅仅是为了以神话色彩淡化其中的反封建思想，更在于含蓄点出宝黛二人的特殊性――他们不是那个时代的人物，他们来自环境之外的世界，即使下凡历劫，被投置在、束缚在这样一个时代与环境之中，只要他们自我意识觉醒了，他们的理性与渴望自由的本能和天性就必然引导他们走向叛逆，不断挣扎，在挣扎中因与环境碰撞而痛苦，在痛苦中更加绝望而顽强地挣扎，直到最终脱离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以死亡的形式。而人类的悲剧性就在于渴望自由反抗宇宙意志但又因为依存于宇宙而无法达到目的，只要活着，反抗就永远在，又永远不会胜利。所以，死亡，不过是人类最惨烈悲壮的反击方式，以自我的毁灭来达到自由，因达到自由而永不复存在于宇宙之中。在宝黛身上，我们也深深看出曹雪芹的叛逆个性与超越时代而又无法脱离时代的深沉绝望的悲哀。宝玉乖僻、不合世俗，但同时又是软弱的，他依附于贾府温柔富贵乡的环境，是笼中鸟，鸣叫着自由，而鸣叫的力量却讽刺性地来自养鸟人提供的水食，他欲冲而冲不出时代，不是普罗米修斯，不是刑天，但却是最真实最可能出现在那个环境之中的人物形象，他懂得反击却不愿反击。而黛玉愿意反击，也终将反击。（“未若锦囊收艳骨，一�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浊陷渠沟。”《葬花吟》）
　　曹雪芹把作为纨绔子弟的贾宝玉所不能具有的韧性、脱俗与勇气寄托在黛玉身上。宝玉爱上的，是黛玉，更是本属于他的灵魂的一部分。而黛玉作为女子，她的反抗与叛逆又多数通过宝玉之口喊出，除了最后壮烈的解脱。所以，二者结合，才是冲破世俗、冲破黑暗的叛逆者形象，是那个时代悲壮的夸父。而一旦黛玉最后完成了反击与解脱，叛逆者的形象不再完整，贾宝玉也只能回归软弱，生“情极之毒”，选择逃避环境，“悬崖撒手”。宝玉的反抗通过黛玉之死完成，黛玉的叛逆又以爱情为掩饰。他的天才就在于，他塑造的，是建立在时代与社会根基上的现实的悲剧英雄形象，他以天才的方式把神话中坚强、勇敢但又仅属于神话的单薄的人物形象分解在两个人身上，在崇高的表面罩上一层悲情。
　　论述完曹雪芹所著的《红楼梦》的崇高悲剧性质，高续的悲情悲剧性质就愈发明朗了。
　　我们不应该忽视高鹗续书和其对原著结局基本尊重的功劳，特别是在其他续书都一厢情愿又很“善良”地以喜剧甚至是闹剧收场的时候，但是，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承认高鹗确实是干了一件“类人猿”的事。
　　比如，为了表现主人公的悲情命运，就不得不让书中出现“焦母”式强大、冷酷无情的人物，或者是狠毒的、一无是处的小人，如使“掉包计”的凤姐，以及在最后露出封建家长嘴脸的贾母。再比如，黛玉临死之际的迷本性、焚稿、恨宝玉。戚序本第三回回末总评这样说：“补不完的是离恨天，所余之石，岂非离恨石乎？而绛珠之泪，偏不因离恨而落，――为惜其石而落。可见惜其石，必惜其人。其人不自惜，而知己能不千方百计为之惜乎？所以绛珠之泪至死不干，万苦不怨！所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悲夫！”
　　为了集中表现封建大家族“树倒猢狲散”的悲剧，也为了掩盖书中与当时时代、环境所不相容的叛逆思想，还因为自身观念中的消极成分，曹雪芹把悲剧主人公的叛逆形象和反抗力度压缩到最小，但又始终在他们身上寄寓着自己对人生本质的悲剧意识，在小说的后面部分，必然有在风雷之下的震撼人心的爆发与反抗。一切蓄势已经完成，山雨欲来风满楼，当悲剧的崇高性正要因飞蛾扑火的瞬间光亮而显豁灿烂起来时，续书者却生硬地把飞蛾描成一对没有翅膀的蠕虫。英雄与叛逆者消失了，崇高性消解了，回光返照成了起死回生，又是一出《还魂》，一出乐感文化上畸形的悲情剧。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2002.
　　 [2]黑格尔.美学[M].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2.
　　 [3]王富仁.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上篇[J].江苏社会科学,2001(01).
　　
　　（作者简介：吴雪（1990.6-），女，汉族，江苏徐州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08级中国语言文学基地班本科生。）

相关热词搜索：悲剧，崇高，悲情，曹雪芹，

从曹雪芹到高鹗:崇高悲剧向悲情悲剧的转变:高鹗续写红楼梦评价

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