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绅的为官与为人]为人择官
时间：2019-02-08 05:34:1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中唐时期，有一位人称“短李”的著名诗人，他的代表作《悯农诗》几乎家喻户晓，文学史上历来对其评价甚高，他就是李绅。当年李绅应进士举时，曾以古风行卷，吕温读了其中的《悯农》二首后，认为其人有宰相器，将来必为宰相，后来李绅果真当了宰相。李绅为官有些政绩，但整体上建树不大，在地方又时常擅作威福，不惜民生，为人忘恩薄情，矜功自誉。“短李”身上确实也存在不少短处。
少年贫苦 寄读僧舍
李绅（772―846）字公垂，祖籍亳州（今安徽亳州市）。他出身于仕宦之家，曾祖李敬玄，唐高宗朝官至宰相。祖、父两代官职不显，其父李晤官终晋陵县令，因家无锡（《旧唐书》本传），遂为无锡人。他六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卢氏教他识字和一些儒家经义。后因家庭贫困，便到惠山佛寺中去读书，这样可以获得免费的食宿（唐代此类事很多，如王播借读扬州佛寺即为著名轶事）。李绅少年时读书很用心，爱好写诗，每有感悟，就偷拿寺中的佛经打草稿，结果被管事和尚发现，吃了不少皮肉之苦。
李绅后来又寓居剡川（今浙江嵊州市）的天宫寺读书。一天李绅正在午睡，寺前有一棵李树，上面结满了朱红色的果实，一条蛇正爬在树上吃李子。一位老僧看见了就去驱赶，只见这条蛇一直钻进李绅怀里不见了。等李绅醒来后，老僧问他做梦否，李绅答道：“刚刚梦在树上吃李子，吃得正美之时，好像被一个和尚赶下树来。”老僧听罢，觉得这个年轻人非同寻常，便将他请进僧舍读书，一连数载，老僧对其十分照顾。待李绅学成，准备赴长安应进士举时，这位老僧又资助了他不少盘缠，并对他说：“郎君今后必定会发达，千万不要因为我辈犯了过错，就以灾祸相加。”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绅除了为天宫精舍修寺立碑，并改名龙宫寺之外，根本不理会老和尚的嘱托，而且对僧人特别严酷，因为惠山寺的经历使他对僧人从此没有好感。
宦海波澜 初涉险境
李绅早年的贫困和四方游学经历，使他很早就接触到社会底层，体验了民生疾苦，并创作了《悯农诗》和二十首新题乐府诗。这些诗作不仅寄寓了他的政治理想和人本情怀，也使他在诗坛上获得了声誉。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在长安应进士举的李绅结识了吕温、韩愈，受到二人的推许。韩愈比李绅年长四岁，早在十年前就已考中进士，时任国子监四门博士，在长安文坛已颇有影响力。当年中书舍人权德舆主持贡举，祠部员外郎陆�为通榜，韩愈便写了《与祠部陆员外书》，向陆�极力推荐包括李绅在内的十位青年举子，称李绅等人“或文或行，皆出群之才”。后来李绅于宪宗元和元年（806）进士及第，年已三十五岁。
李绅考中进士以后，在返乡途中经过润州（今江苏镇江市），时任浙西观察使的李�很赏识李绅的才干，辟为幕府掌书记。而李�为人跋扈，渐露不臣之心，李绅多次规谏无效。次年冬，李�果然反叛，命李绅为其起草文告，李绅佯装恐惧，下笔辄加涂改，书不成文。李�怒骂道：“怎敢如此，你不怕死吗？”李绅回答道：“生来还没有见过战争，今天能死是我的幸运。”李�命人用刀威逼之，李绅仍不为所屈，于是被囚入狱中，直到李�事败被诛，才获释放。事后有人要将此事上报朝廷，李绅婉言辞谢道：“我是激于义愤才这样做的，并非是为了博取名声。”虽然李绅刚步入仕途就遭逢了如此险境，但他反对动乱、维护国家安定的行为值得肯定，他临危不惧、不干名誉的风骨令人钦佩。只可惜他后来地位显达，居官自傲，未能将早年的作风坚守如一。
受知皇上 得罪奸臣
元和四年（809），李绅入朝为秘书省校书郎。他五年前在长安应举时就与元稹、白居易以诗缔交，白居易还戏呼他为“短李”。这次入京任职，有了更多机会与元、白二位切磋诗文，其新题乐府受到了元、白的推许与效仿，因而他实际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驱。元和八年，李绅又改任国子助教，度过了六年清贫的苜蓿生涯。自唐穆宗李恒即位之后，李绅的仕途逐渐通达起来，先被任为右拾遗，接着又擢升翰林学士，不久再任司勋员外郎、知制诰，这是负责给皇上草拟诏制的重要职务。旋又超拜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承旨学士在中唐可以参与机务，草拟密诏，人称“内相”。此时的李绅不仅官品迅速提升，而且进入了中央决策机构。这自然与他的文学和政治才能有关，他任翰林学士时就曾与元稹、李德裕并称“三俊”，情意相投，又举荐德才之士，弹劾违法官员。但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穆宗的赏识，《旧唐书》本传就说“天子待绅素厚”。
此时的李绅也随之卷入了朝廷的党派斗争，被李逢吉等人视为李德裕一党。这一是因为李绅与李德裕私交甚笃，二是因为李绅曾在穆宗面前揭露过李逢吉的阴谋，三是因为李绅在长庆元年的科场案中得罪了李宗闵。而李绅受知于穆宗，也令李逢吉等人十分嫉妒，于是便千方百计地对其加以排挤打击。不过在这个斗争中，李绅也暴露了自身的一些弱点，或者说是人品出了问题。值得注意的有两件事：一即长庆元年的科场案，二是长庆三年的“台参”之争。后者的情形和是非曲直留待下文再加评说，前者事载《旧唐书・钱徽传》。
唐代的科举本不规范，允许考生行卷，至于走人情、通关节更是习以为常。长庆元年（821）礼部侍郎钱徽知贡举时，宰相段文昌、中书舍人李宗闵和时任翰林学士的李绅都向钱徽托了人情，段文昌和李绅还给钱徽私下写了推荐信。不过这和当初韩愈写信推荐李绅等人不同，韩愈着眼于举子的德才，出于公心，正大光明；段、李则是嘱托关系，推荐私人，其中段还收受了书画等贿赂。岂料钱徽不买二位的账，所嘱托者皆未中第，而李宗闵的女婿苏巢却考取了。这下可惹恼了段、李二人，便和与李宗闵有矛盾的元稹一起在穆宗面前告钱徽的状，说他取士不公。穆宗便令王起、白居易复试进士，并将钱徽、李宗闵贬出了朝廷。在这起案件中，李绅虽然敢于揭露科场的舞弊行为，但其本身即不干净，有挟私报复之嫌疑。当钱徽遭贬时，有人曾劝他将段、李二人的私信进呈皇上以澄清事实，钱徽却说：“只要我问心无愧，得失都一样，怎可以私人信件来证明我无罪呢？”并让家人焚毁了信件。与钱徽相比，倒是李绅等人显得不够磊落了。
由于多次与政敌结怨，而此时裴度、李德裕等正直大臣又遭贬在外，李逢吉、牛僧孺等把持朝政，李绅的京官生涯自然也不会长久。而穆宗一死，敬宗李湛即位，李绅便被李逢吉逐出了长安。
开府地方 历任藩镇
李绅在敬宗即位被贬端州（今广东肇庆市）司马时，已经五十二岁了。事后敬宗知道了这是李逢吉的陷害，便在宝历改元大赦时，将李绅量移江州（今江西九江市）长史，寻迁滁州、寿州刺史，后又改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安排了个闲职。到文宗大和七年（833），李德裕回朝拜相，李绅的仕途再次出现转机，先后出任越州刺史兼浙东观察使、浙西观察使、河南尹、汴州刺史兼宣武军节度使等职，其后又两度出任淮南节度使，屡膺方面重任，开府建节。
在李绅任职地方期间，他确实能施展才干，做出了不少政绩。如任寿州刺史时，治理霍山虎患，为当地茶农解除了后顾之忧。在浙东观察使任上积极赈灾，还重修了曾经寄读过的龙宫寺。任河南尹及宣武节度使（驻地在今河南开封市）时，更是以执法严峻闻名，他曾严惩当地的豪强恶少，使之望风而遁，还坚决镇压了骡子营的兵变，维护了地方社会治安。
此时的李绅也因官位的升迁，滋长了自傲心理，矜功绩，逞威风，颇事奢靡。他在汴州任时，曾奏称境内蝗虫不食庄稼，文宗诏书褒奖，李绅遂命人在相国寺立碑，夸耀自己的德政，结果反被人们所嘲笑。他此时所编的《追昔游》诗中也有不少矜夸才能、炫耀荣宠的作品。而李绅对待下属军民则不免过于严酷，甚至搞点恶作剧。《云溪友议》记载，李绅任浙东观察使之日，忽有一老僧拜见，愿以佛家因果之说晓谕李绅。李绅便问：“师父从何处来？”和尚答道：“贫僧从来处来。”李绅立即命人将和尚打了二十杖，说：“任从去处去。”在会稽时，只要有和尚犯律者，事无大小，均处以重刑。他心里一直为读书惠山寺时的遭遇耿耿于怀。
公元841年，唐武宗李炎即位，李德裕再度回朝为宰相。李绅先被派往江南重镇扬州，出任淮南节度使。会昌二年（842），李绅又奉调长安，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当上了宰相，封为赵国公。这年李绅已整整七十岁了。在任宰相的两年多时间内，李绅曾监修国史，权判度支，管理国家财政，但史书并未记载他这期间有何建树。他也自感年老多病，上书求罢，遂于会昌四年七月再度出任淮南节度使。两年以后卒于扬州，终年七十五岁。
“短李”有短 毋庸讳言
作为一个封建官僚，李绅在为人为政方面难免会存在许多不足，甚至是品格缺陷，史实俱在，后人亦不必为之护短。
首先就个人品德而言，其最明显的短处就是忘恩薄情。当年他与韩愈的“台参”之争，无论于公于私，李绅都是理亏的。此事发生在穆宗长庆三年（823），《新唐书・韩愈传》云：“时宰相李逢吉恶李绅，欲逐之，遂以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诏不台参，而除绅中丞。绅果劾奏愈，愈以诏自解。”唐代御史台本以大夫为首，中丞为副。但大夫多不设正员，实际以中丞为首长。又按唐制，京兆尹品级虽高于御史中丞，但遇见中丞必须参拜，以示对风宪官的尊崇。但韩愈任京尹时有特诏，允许不参拜，更何况韩愈还有御史大夫的兼衔，名义上还算李绅的上级呢。二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结果是两败俱伤，中了李逢吉的圈套。此事的过错主要在李绅，于理而言，李绅是抗旨不遵；于情而言，李绅是忘恩负义，丝毫不念韩愈当年的推荐之恩（据李翱《韩公行状》，当时二人还因杖囚问题发生矛盾）。可见李绅为人忒不厚道。对于此事的是非曲直，宋代王禹�在《答丁谓书》中曾有如下评论：“（丁）谓又谓韩吏部不当与李绅争台参，以为不存远大者。吾曰退之皆是也……退之为大京兆兼御史大夫，不台参，盖唐有制也。故退之引桂管中丞得免台参以自解，则曲在绅矣”（《小畜集》卷十八）。元人陈世隆《北轩笔记》干脆说：“韩愈荐李绅，绅卒抵愈……小人之不可信如此。”
李绅的薄情还有他事可证。《云溪友议》记载，李绅早年落拓扬州之日，曾寄寓在同宗李元将家中，呼元将为叔。后来李绅镇守淮南，元将屈尊降辈，自称为弟、为侄，李绅都不满意，直到元将自称为孙子，方见相容。李绅有一个姓崔的同年，老来仍为驿馆巡官，专程来扬州拜访李绅，以叙同年之旧。不料因家仆与市人发生纠纷，李绅皆处以重刑，崔巡官也被抓来审讯，一见是老熟人，李便说：“从前认识你，到此为何不主动来见？”崔巡官叩头道：“当时天色已晚，不敢贸然来惊动相公的威严，希望能放过我和家仆。”结果竟被李绅笞股二十，押送江南。可怜崔巡官面如死灰，莫敢恸哭。当时人皆传言道：“李公宗叔翻为孙子，故人忽作流囚。”清四库馆臣认为范摅“抵李绅之狂悖，毁誉不免失当”（《四库全书总目・云溪友议提要》）。但联系其他文献的记载以及李绅的性格作风，范摅所述未必尽诬。
李绅果真是处事刻薄，不讲人情世故吗？那倒也未必，但要看对什么人。《南部新书》卷六记载，李绅的同榜状元武翊黄，乃元和宰相武元衡之子。此人当年连中解头、状头和敕头，人称“武三头”，声名冠绝一时。然此人品行欠佳，与家中的婢女关系暧昧，又虐待大儿媳妇，受到舆论的谴责。而李绅却因同年之故，对其处处维护，但毕竟众论难违，武翊黄最终遭到贬窜。又据《唐语林》卷六，李绅性格暴躁，不礼遇士人。镇守汴州时，有个士人在道中撞见李大节度，竟然不回避，抓住一审，原来是个宗室子弟，只见其供状写道：“勤政楼前，尚容缓步；开封桥上，不许徐行。汴州岂大于帝都？尚书未尊于天子。”李绅览之失色，只得乖乖将他放了。由上可知，李绅对于有权势的人还是不敢得罪的。
就为官之道来说，李绅后期的一些所作所为，也完全背离了他当初写诗悯农的初衷。他治理地方，不仅对豪强叛卒严厉打击，执法清峻，犯者无宥。有时对其治下的百姓也颇为苛刻，不惜民生。他镇守扬州时发生过如下两件事：一是在冬季征收蛤蜊，结果有个下属县令拒不奉命，并向李绅呈文争辩，说严冬不是取蛤之时，“蛤既处于深渊，非没身而不取。贵贱则异，性命不殊”（《册府元龟》卷九百零一）。直接批评李绅不爱惜百姓的生命。李绅惭愧而罢。又有一个举子曾向李绅投诉，说自己过扬子江时，舟子不渡，恐怕要耽误考期。李绅便将摆渡者抓来审讯，判词曰：“昔在风尘，曾遇此辈，今之多幸，得以相逢。各抛赴扬子江。”史书指责道：“其苛急也如此。”他任汴州节度使时还曾向朝廷上奏，要求在本州范围内设置所谓“利润楼店”，揣度其名，可能即官营的宾馆酒楼，李绅堪称是我国官员经商的先行者。不过他这种做法纯属“与下争利，非长人者所宜”（《南部新书》卷九）。
在李绅镇守扬州期间，他甚至还亲手制造了一起冤案，即江都尉吴湘案。各种史料详略虽有不同，但大意都是李绅擅作威福，草菅人命。《册府元龟》卷六百九十九说：“李绅文宗开成中镇维扬，有颜氏女殊色，为游客吴湘所聘（原注：吴湘即江都县尉也）。绅屡求之，意欲遗李德裕，为湘所拒，乃诬以他罪害之。颜氏女寻亦自裁。”同书卷八百七十五又载，朝廷曾“差御史崔元藻案问，据湘虽有取受（受贿），罪不至死。李德裕党附李绅，乃贬元藻岭南，取淮南案，断湘处死。于是李德裕等并坐贬官，李绅已死，追夺三任官诰”。对于该案的是非曲直，今天恐怕已经很难说得清楚，因为这里面掺杂了复杂的党派之争。但史笔是无情的，《新唐书》对李绅的最后评价是：“始，绅以文艺节操见用，而屡为怨仇所�却，卒能自伸其才，以名位终。所至务为威烈，或陷暴刻，故虽没而坐湘冤云。”对于这个评价，公垂死而有灵，不知以为然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