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名为利不会有独立思考 独立的利与弊
时间：2019-02-09 05:39:4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章明简介 1925年出生。江西南昌人。中共党员。194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律系。1949年参加解放军。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杂文创作委员会主任。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诗集、戏剧集、曲艺作品集等二十余种。出版杂文集《剑花小集》、《当代杂文选粹――章明之卷》等。
○记者：您小学毕业时正值七七事变，高中时因反抗国民党教官欺压学生而被判刑，大学时参军，能否向读者讲述您所经历的荆棘坎坷，如今回顾那些艰难的岁月，您有着怎样的体悟？
●章明：人到老年，衰病交侵，如果说老了也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可能就是自己觉得好像活得明白一点儿了。关于我早年参加解放军的情形，请允许我先说几句题外话。我有一位同族的七叔，他有个业余爱好是无偿替别人相面。在我上高中那年，他拉住我相了一次面，说：“你将来一定会加入军界。但可惜不能带兵掌印，而只能是军队里的文职佐贰之官。”他说的“军界”，自然就是所谓的“国军”了（当时我们对八路军、新四军都知之甚少）。我说：“您老人家说的我不太信。我最讨厌的就是军界！”我在后方见到的国军几乎全都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敲剥商民，鞭挞士兵，强抓壮丁。1945年初春，我读到了高三最后一个学期。学校有个多年形成的不成文规则：毕业班可以不上早操。而新换的“军事总教官”，一个陆军上校，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早上一脚踹开了我们寝室大门，高声喊道：“同学的起来！上操去！什么‘毕业班不上早操’？乌七八糟，到我这里为止了！”学生们蒙住脑袋不理，总教官喊：“我堂堂的国军上校亲自来请，你们竟敢不听？好吧，我给你们‘立正’三分钟，看你起不起。”只听得皮靴“咯”的一声，接着是极其难堪的一阵死寂。总教官又喊了：“我堂堂的国军上校亲自给你们立正，你们不理，这不单是看不起本人，这是看不起国军！好吧，今天先礼后兵。明天我再来！”第二天早上总教官又来了，他抄起寝室门边水缸上的大瓢，舀满一瓢碎冰和冰水，大喊：“同学的起来！今天不和你们讲客气。我叫一二三，你们不起来就请你吃冰淇淋！”他说干就干，掀开一位同学的热被窝，劈头盖脑地将一瓢碎冰和冰水全部灌了下去！那同学偏就是本专区专员的儿子，他跳起来揪住施暴者破口大骂，全班同学也都跳起来破口大骂……总教官威胁校方开除我们班的两个人。开除非同小可，更何况十年寒窗好不容易熬到高中毕业。忍无可忍的同学们终于在一天夜里将总教官包围起来狠揍一顿。当局出动大批军警特务进行大逮捕，最终将五名班干部全部判处徒刑半年，并且开除学籍。我是文娱委员，在劫难逃。出狱不久日寇投降，许多大学回迁招生，我身无分文，又没有高中毕业文凭不能报名，后来通过半工半读，到名气很大的私立心远中学重上高三，在1946年秋考入了武汉大学法律系。我的大学梦圆得也真够荆棘坎坷的，然而我并没有读完四年大学。1949年5月武汉解放，我在武昌第一次见到解放军，眼前顿时一亮。他们步伐齐整，精神昂扬，歌声嘹亮。他们秋毫无犯，露宿广场不入民宅。他们彬彬有礼，婉拒市民们送上的酒水食物还连连道谢。值此政权更迭、大兵入城之际，商店照开，市廛不惊，一派祥和景象。之后接连好几个部队文工团到武汉大学演出，又有好几位部队首长来我校“作报告”，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参军。我和许多同学一样，深信解放军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也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仁义之师、文明之师、威武之师。那次我校有上千学生抛弃了学业参军，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现在回想，这个决定似乎有点儿情绪化，而我这个人生性就是很情绪化，很理想主义，也很容易被人糊弄的。幸而，我参军后几十年的经历证明，我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部队虽然不可能是孤立的，几十年来也有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但是我在职的年头里，没有遇到什么太过分的东西。想起七叔给我相面的事，觉得很好笑，他说的竟是如此“应验”！我这一辈子果然就在“军界”中度过了，而且干的果然是“文职佐贰”的工作。
○记者：您参军后长期担任部队文艺部门创作员，这一工作经历对您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
●章明：可能有一些好心的观察家认为，部队有严格的纪律，在过去极左的年代中，部队文艺创作员一定会遇到加倍极左的对待。其实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猜想。近年来读到一些传记和回忆录，文坛浩劫，伤心惨目，令我感到部队作家其实还是比较幸运的。这原因值得研究，我以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像我这一辈的文艺战士在岗时所遇到的分管文艺的领导者都是当过红军的开国将帅，他们从来就非常重视文艺工作，爱护文艺工作者，看待他们除上下级关系以外，还有一种“袍泽关系”，这是从红军八路军以来形成的好传统。对于文艺创作员，他们尤其真心地爱惜人才。我觉得，在部队担任创作员最大的好处是有人不断督促你深入连队农村“体验生活”。现在评论家批判“体验生活”式的创作方法，从理论上说是正确的，我完全认同。但在我经历的年代中，既然不可能有创作自由（当下大概有吧），又不去“体验生活”，那就对社会一无所知、一无所能了。所以回想起来，虽然“下去”是很艰苦的，有一次跟随部队野营训练连续行军多日最后累到吐血休克，但对我也是受锻炼、有收获的。
○记者：您的创作涵括多种文学体裁，如小说、诗歌、戏剧、曲艺作品等，改革开放后主要致力于杂文创作，很想了解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一转向呢？
●章明：正如您说的，我过去接触的文学样式较多，这主要是由于工作需要和报刊邀约，也和自己兴趣太广泛有关，但曹丕说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样样通，难免样样松。不过我从小就深受鲁迅的影响，初中时期就发表过一些杂文。参军以后，我以为杂文无用了，其实不然。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是我国现代杂文第二次鼎盛的时代，也是大批杂文作者涌现的时代。这是改革开放的伟力激起的大潮，是宽松的文化政策结下的硕果，也是被压抑得太久的志士仁人不约而同的齐声呐喊。这呐喊和过去志在揭露和推翻旧社会的呐喊不同，是为了给新社会新时期的改革开放鸣锣开道，是为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大是大非拨乱反正，是为了新中国走上现代化富强之路扫除障碍。我躬逢其盛，自然跟着向前冲。现在看来，杂文在那些年是功绩卓著的，今后仍然大有用武之地。目前有些评论家不但不承认这一事实，还无端地贬低杂文，不知所为何来？我十分赞同杂文家罗青山最近发表的《杂文繁荣乃社会之福》（2010年第5期《文学自由谈》）一文的观点，也非常欣赏另一位杂文家鄢烈山斩钉截铁地当面对我说的话：“杂文永远不会过时。”同时，我还衷心地钦佩长期为杂文的出版、传播而不懈努力的《杂文选刊》、《杂文月刊》的办刊同仁，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记者：一部当代杂文的发展史，记载了一种文学样式的发展嬗变，同时也见证着杂文家们的命运沉浮，亦可称一部当代杂文家的罹难史和成长史。在您的创作生涯中，杂文带给您哪些辛酸苦乐？
●章明：现在，就在我家门口举办的广州亚运会捷报频传，精彩纷呈，请原谅我不能详细回答了。我只想说一件往事：1980年5 月14日，我的一篇杂文《吃运动饭》发表在《羊城晚报》上。一位大人物看了，认为此文犯了天条，必须公开批判，组织笔杆子写了上纲上线的批判文章，并且加上“今后不再讨论”的按语（也就是不允许我答辩），强令《羊城晚报》刊登了。我的朋友剧作家赵寰仗义执言，不声不响地给当时在广东省担任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写了一封信反映此事。习书记接信后，当天就亲自给赵寰打电话，说：“章明同志的文章我看了，没有什么问题。这件事情没处理好，责任就由我来负吧。我想过几天开一个会把它谈清楚，到时请你和章明同志都来参加……”事情过去整整二十年了，习书记也已于2002年仙逝。我国有个成语“人亡政息”，如果我现在又写了叫某些人不快的文章遭到不讲理的批判，还有人来替我洗刷吗？
○记者：巧妙的构思、诙谐的语言是您突出的杂文风格，使读者在会心一笑中获得深刻的启示。幽默元素对您写作的影响应该是潜移默化的吧？是否也是源自于您的性格呢？
●章明：老舍和钱钟书是教我使用幽默笔法的老师，鲁迅也有不少幽默的华章，我想读者是喜欢幽默笔法的。但构成幽默的要素必须是笔下的事物本身就有的，作者可以用归谬法将它彰显出来。为幽默而幽默就近于无聊了，即使写相声、小品也要尽力避免。但目前这一类的东西似乎太多了。
○记者：形式的多样使得您的杂文极具新鲜感与可读性，如《拟预言――一九九三年发生的琐事》、《状告鲁迅》、《需要一本〈干部贤文〉》等。您曾讲述过这样的创作理念：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言之有文，包括了杂文的选题、构思、语言等方面，您认为以上四者在一篇杂文中各自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章明： 我曾经归纳的这四点并不是专门针对杂文，是包括一切体裁的，目的是提醒自己不要陷入假、大、空的泥淖。这四点归纳也不一定对，反正是给自己用的，不敢以此来要求别人。若说最重要的创作规律，我想只有一条，那就是独立思考。为名为利就不可能有独立思考。
○记者：您已是耄耋之年，仍未停止创作，并且学会了使用电脑，您的生活应该是十分丰富吧，能否与读者分享？
●章明：耄耋之人，来日无多，但总想多活几年，看看这世界是怎样越变越好的。当然也不能太贪心――“乐夫天命复奚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