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史而文，融雅于俗] 八雅八俗都是什么
时间：2019-02-10 05:39:1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史记 史记戏 特点 摘 要：元明清时期众多的“史记戏”是《史记》传播与接受的一个重要方式。“史记戏”是《史记》文学化的产物，体现出由生活真实走向艺术真实的特点。承袭《史记》基本的历史文化精神同时，又对简单的历史事实进行连缀、补充、发挥，满足了受众“尊史”、“好奇”的心理需要。
《史记》是我国古代史传文学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后世文学取之不尽的题材宝库，尤其是小说戏曲更是大量择取《史记》中的人物故事加以敷演发挥。
小说戏曲二者相比，戏曲受《史记》的影响更甚于小说。我们姑且把这些取材于《史记》的戏曲称为“史记戏”。据笔者对古代几部重要的曲目书统计，就杂剧而言，《录鬼簿》曹本著录“史记戏”杂剧66部，《太和正音谱》76部，《今乐考证》112部，《重订曲海总目》23部：综合上述目录书可以得到不重复的“史记戏”杂剧122部；就传奇而言，《曲品》着录“史记戏”传奇27部，《远山堂曲品》40部，《传奇品》33部，《传奇汇考标目》40部，《今乐考证》51部，《重订曲海总目》42部：综合上述目录书可以得到不重复的“史记戏”传奇82部！然而这些著录还并不完全。
众多“史记戏”的出现，一方面对《史记》的传播和接受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广大下层文士艺人为了娱乐世俗、寓教于乐而编演的“史记戏”更能适应下层民众的需要，更可以将《史记》传遍每一个村庄角落，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清扫《史记》接受的盲点。另一方面，众多的“史记戏”能够在承袭《史记》基本的历史文化精神同时，又不拘泥于史实的“初陈梗概”，对历史事实进行细腻的连缀、合理的补充、创造性的发挥，使得整个人物与故事完整而连贯，寄寓着普通民众的愿望理想。可以说“史记戏”既是历史与文学的结晶，也体现了雅文化与俗文化的融会合流，历史与文学的结合，更带给观众尊史、好奇等心理满足。
一、由史而文：由生活的真实走向艺术的真实
《史记》是司马迁“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论考之行事”，广阅“天下遗文古事”，“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无疑它是史著中的集大成之作。“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史记》作为正史之首，无论是在历史材料的来源上，还是在义理思想的建树上都更具有一种内在的权威性。因此，《史记》在为后人提供基本的历史事实同时，更提供了许多人生智慧和经验教训，而取材于《史记》的“史记戏”则是以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历史知识。大多数“史记戏”基本上遵从《史记》的记录，以扮演故事的方式将《史记》中相关人物故事搬上舞台，通过剧中角色的言语行动演绎历史事件的过程，很多“史记戏”还利用剧中人物“自报家门”的方式来口述历史，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向民众传播历史知识。而有很多剧作家在创作时就有彰显历史的意图，如《五鹿块》的作者许廷录在其自序中就说：“晋公子重耳事可传也，惜其无传”，因而创作此传奇，因此该传奇是严格按照《史记》中的情节内容来安排关目，做到了“洵乎以曲为史”；张坚在创作《怀沙记》时说“屈子独不见于传奇而乌可以无传”，因此创作此传奇向世人诉说屈原的事迹。《史记》为“史记戏”提供了基本的历史时代背景、人物谱系、故事情节，甚至包括主要的情感基调与作者好恶倾向，而众多“史记戏”也很尊重《史记》中记录的历史真实，基本沿袭了《史记》的精神脉络。
《史记》的叙事是至为概括的，有时也具有很大的跳跃性，因此具有许多空白点，接受理论认为，文本本身为阅读和理解的多样性提供了基础，作品文本是一个多层次未完成结构，充满了不确定的点，读者根据自身的阅读期待视野而进行具体化过程。很多“史记戏”就是将某些简单的史实加以创造发挥，使得人物形象血肉丰满，事件头尾完整，戏剧冲突激烈，情节曲折动人，做到既忠实于《史记》记录的原貌，又体现出很强的文学虚构性，如在《史记・信陵君列传》中有如姬冒死窃取魏王兵符帮助信陵君成功救赵一事。这么一个简单的记录就给读者留下了一串疑问：如姬为什么会有杀父之仇？若如姬想为父报仇，她既为魏王爱妾，为何不让魏王下令直接捉拿仇人？若是如姬自己不想报仇，为何信陵君为她报仇后竟甘冒生命危险窃符以报恩？这些疑问“史记戏”《窃符记》为观众提供了一个想象性的解释：如姬貌美，晋鄙麾下一将仇仁欲强抢如姬，打死其父。如姬入魏宫受宠后，仇仁潜逃赵国，并受到专横的赵括袒护，魏王鞭长莫及，如姬之仇三年未报。直到信陵君暗中派朱亥夜潜赵营方获其仇头，以献如姬。《窃符记》中将如姬塑造成一位“父仇未报，饮恨在心”，“若为我斩却仇人，报深恩何妨杀身”的侠义孝女形象，故而冒死偷符报答信陵君。虽然这种想象不一定就是历史的真实，但是却完全符合艺术的真实，同时增强了故事的情节性与矛盾冲突，满足了民众在接受故事时追求细致合理、曲折动人的心理需求。又如杂剧《汉高祖濯足气英布》的情节基本与《史记・黥布列传》相同，但是其第二、第三折则是根据本传中“淮南王至，上方踞床洗。召布入见，布甚大怒，悔来，欲自杀。出就舍，帐御饮食从官如汉王居。布又大喜过望”这一简单叙述敷衍发挥而成。英布领兵随隋何来投汉，“近汉而不见有粮草供应，人马迎接”，便有点埋怨隋何；二人入汉，隋何又以沛公“疮口未收，不便劳碌”，“不迎降将”为由搪塞英布，英布欲回九江；隋何只好领英布亲自入帐见沛公，沛公踞床濯足，非常怠慢，英布大怒欲归楚，隋何以项王之严苛威吓，英布进退受逼，欲拔剑自刎，又被隋何劝下，忍辱归军营。不料沛公早已为布盛设营帐，并遣重臣一同拜见英布，设宴迎接，英布喜极感恩，誓死效忠沛公。最后沛公道出原因：英布初归，于楚未绝，于汉未固，布原为大盗出身，自恃英勇，所以沛公先抑之以挫其锐气，后扬之以令其忠心佐汉。剧中层层铺叙，步步推进，最后一语道破，剧情曲折有致而又合情合理，很好地满足了受众追求情节完整的心理。再如《千金记》中写韩信登坛拜将的“登拜”一出就是根据《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诸将皆喜，人人各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生发而成。从《史记》这几行短短文字可见，诸将个个心高气傲，自认大将非己莫属，竟然是官职卑微的治粟都尉韩信！韩信有何才能担此重任？震惊之余，诸将会服气而任其调遣吗？此出先是极力渲染众将皆欲夺帅的气势，接着有萧何说明拜韩信为大将的理由，韩信走马上任，申明十大军令，部署军队精简得当。众人由惊而信，惟有殷盖和樊哙藐视韩信，以身犯险，于是韩信斩殷盖，打樊哙，威慑全军，众人叹信治军严明，才能卓越，真正甘心听从韩信指挥，为韩信以后的节节胜利奠定基础。一出之中有惊有喜，有张有弛，引人入胜，扣人心弦，比起《史记》中的简略记载更有令人酣畅淋漓的审美满足！这些人物语言和行动情节都是符合历史逻辑的，是在文学情境中虚构细节以还原或表现历史的本真。
二、融雅于俗：以通俗文艺形式传载高雅文化精神
绝大多数的剧本是由中下层文人创作，由艺人表演，而在表演的过程中无疑也会有艺人的临场改造发挥。这就要求艺人也要熟悉《史记》，吃透其精神要义方能将戏演得炉火纯青，引人入胜。据《青楼集》载：乐籍曹锦绣在回答文人王恽问她为何演技超群时说：“妾虽不慧，颇解之无，猥以薄技，陈述古今兴亡，闺门劝诫，必探穷所载记传诗咏……”，淮阳名娼连枝秀自幼“学读《史》、《汉》等书”，故而演出时“议论蜂起，不伤于正”，金陵名姝樊香歌“亦颇涉猎史书”，而“得名淮浙间”的西夏秀也是“亲文墨，通《史》、《鉴》，教坊流辈，咸不逮也”。同时大多数艺人也与当时的文人名流有交往，一起探讨《史记》精义。部分艺妓娼夫还自己创作“史记”戏，据《藤花亭曲话》载：“娼夫作曲，元人多有之”，其中所作为“史记”戏的就有“赵名镜作《武王伐纣》，张酷贫作《高祖还乡》”等。文人与艺人的共同努力，使“史记戏”中饱含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要义，实现了雅俗文化兼容。
以戏剧形式传播《史记》最能适应普通老百姓的欣赏口味。无缘受教育的普通民众，他们的文化知识、历史观念、道德准则，乃至处世方式多是从舞台、戏台上获得的，这是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对民众进行文化陶冶。“《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戏子，《武》之九变，便是武王的一本戏子。圣人一生实事，俱播在乐中……今要民俗反朴归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则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史记戏”使观众在欣赏艺术表演的审美震动中学会做人，学会处世，如《管鲍分金记》在其开场白“一篇肯綮”中就明言此篇传奇具有“慷慨悲歌感讽”的目的，并在全戏结尾时感叹“人心反复若波涛，荣枯向背喧嚣。声华一旦登枢要，顿忘却寒微交好。羡德让雅存古道，投桃李报琼瑶”，极力推崇管仲与鲍叔牙这样的“金石交”，“古来纪少。岁寒松柏操，青史仰孤标”。又如《范雎绨袍记》的开场诗也说“悲欢离合剧中情，休向人前问假真。但得今人能似古，一回搬演一回新”。《豫让吞炭》第四折中也明言豫让的忠义之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再如明马权奇在读完友人孟称舜的《二胥记》言“词则壮气岳立，须髯戟张，觉吴市之俊，秦庭之哭，两人英魂浩魄，至今犹为不死”，宋之绳也说此剧达到了“尾巷小夫，目不识之，于俳优谐谑间，一见忠孝感人事，未有不悲愤流连”的感化效果。而像“君臣如《伊尹扶汤》、《比干剖腹》……朋友如《管鲍分金》、《范张鸡黍》，皆可以厚人伦，美教化”则更是明言“史记戏”对民众的教化作用，体现了“史记戏”将传统文化精髓融入通俗艺术形式，从而实现教化民众、移风易俗的特点。
三、尊史与好奇：“史记戏”文史结合而带给受众的心理满足
尊史心理的满足：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的民族，上古以来，人们就注重对重大事件的记录，对君王的言行举止更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从三皇五祖到夏商周三代直至汉初的漫长岁月中，累积了不可胜数的历史，成为民众无上的骄傲。人们尊史的心理主要表现在对历史知识的孜孜追求、对实录精神的体认和对历史鉴教功能的认可与接受。如上所述，许多“史记戏”都很好地满足了观众尊史的心理。
其次是对历史鉴教功能的认可。自古以来以史为鉴的传统思想赋予了正统史著“记功司过，彰善瘅恶”、“申以劝戒，树之风声”的重大责任，因此只有那些“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事件方可录入。《史记》在选择所记内容时也是“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以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构想。在《史记》著作之初就已经表现出了这种以史垂诫的精神，如《封禅书》序“后有君子得以览焉”，《六国年表》序“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高祖功臣年表》序“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后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览焉”等等。“史记戏”很好地秉承了《史记》的这一精神，实现了以史为鉴的精神传承。
好奇心理的满足：《史记》中记录了许多奇人奇事，以至于后人得出了“子长多爱，爱奇也”的结论。而追求离奇是民间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从一定意义上说，追求离奇也是“史记戏”得以产生的一个重要内因，这些奇人奇事表演反过来又满足了受众好奇的心理。
就整体而言，据笔者所阅现存近百部“史记戏”，集中反映了十几个人物，统计如下（主要按先秦与秦汉两时期分，同时期又以文、武两类分，同类则略以时间为先后：
先秦时期：宰辅文士则伊尹1部、周公1部、晋文公4部、蔺相如2部、范雎2部、苏秦3部、齐太子法章2部、说客谋士4部、孔子及其弟子2部、屈原宋玉5部；将领武夫则司马穰苴1部、伍员6部、吴起1部、孙膑4部、田单1部、刺客6部。
秦汉时期：张良韩信萧何共13部、项羽3部、英布2部、相如文君13部、灌夫1部、卫青霍去病3部、东方朔6部。
这些人物都具有安邦济世之才，最终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而他们的经历却都曲折离奇，非同一般，或起于幽微，终成大事，或出奇制胜，力挽狂澜，或忍辱负重，扬眉吐气，或叱咤风云，战功累累。以他们作为戏曲演绎的对象，本身就具有很浓的传奇色彩，能带给受众爱慕英雄、追求离奇的心理满足。
就局部而言，众多“史记戏”中广泛运用了离奇的素材与表现手法，它们可谓是正统史书与民间文学合流产生的结晶。如《史记・殷本纪》中记载伊尹“生于空桑”的奇特出身，而杂剧《伊尹扶汤》中则将这些素材综合起来，同时加以夸张，伊尹乃文星下凡佐汤，以处女未婚生子，弃于空桑，为伊员外所拾，教育成材。伊尹出仕未遇，受挫耕莘。成汤访贤，数请伊尹。伊尹出山，大建奇功，助汤修成德政。无论是伊尹的来历、出处、所设奇谋、所立功勋，都具有传奇色彩。又如《伍子胥列传》中伍子胥助吴称霸，劳苦功高却蒙冤受戮，临死前令仆人“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在《浣纱记》《倒浣纱》中都渲染了子胥死后显灵，殴打、吓死仇人伯�，并于钱塘江中引领千军万马阻挡越军侵吴。再如《高祖本纪》中记载高祖有异相，并醉后斩白蛇，揭竿起义，《赤松游》第九出“斩蛇”、第十九出“遇留”中都对这些离奇佚事进行了很好的渲染。在《孔子世家》中也描写了孔子的异相，《麒麟记》则更加以夸饰，如第三出“麒麟呈瑞”写孔子出生前的种种祥瑞，第四出“天生至圣”写孔子面相非凡、聪颖过人。在戏剧中，这种铺叙虽嫌�嗦，却符合人们对孔子至圣的心理期待。
上述种种异说明显不为史实，但曲折地反映了人们当时的历史观念与他们所渴望的生存状态，恰恰也是时人努力认识与解说历史的表现，因此这些离奇的情节符合接受者对于历史人物的某种心理期待，这正是“史记戏”源于《史记》而又超越《史记》实录的艺术创造，很好地顺应了观众好奇的心理需要。
总而言之，元明清时期出现的“史记戏”是《史记》文学化的产物，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走向艺术的真实，表现出创造性特点；它们将《史记》中承载的传统文化精神熔铸于通俗文学样式中，开辟了《史记》传播与接受的新途径，并提高了通俗文学的文化品位。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江君(1979- )，暨南大学文学院2005级博士生，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清・永�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 古本戏曲丛刊[Z]．北京：古典文献出版社，1957.
[4] 清・张坚．玉燕堂四种曲[Z]．乾隆刊本．
[5] 俞樟华．唐宋《史记》接受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6] 元・夏庭芝．青楼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
[7] 清・梁廷�．藤花亭曲话[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8] 明・王阳明．传习录[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9] 唐・刘知几．史通[M]．曲笔第二十五、直书第二十四.
[10]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1] 汉・扬雄．扬子法言[Z]．君子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