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悯与幽默:悲悯

　　关键词：悲悯　幽默　职业　成长 　　摘要：在《职业》两个不同时期文本的书写中，蕴涵着汪曾祺四十年间悲悯与幽默的心路历程。悲悯感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汪曾祺自己的人生经历在起作用；二是叙事者隐身文本背后的叙述策略使然。通过对《职业》等小说文本的细读，我们从小说中那个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身上读出了汪曾祺的影子。
　　还在一九八六年，汪曾祺就这样总结了自己小说的思想：“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忧伤，比如《职业》《幽冥钟》；一部分作品则有一种内在的欢乐，比如《受戒》《大淖记事》；一部分作品则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常带有苦味的嘲谑，比如《云致秋行状》《异秉》。在有些作品里这三者是混合在一起的，比较复杂。”①但实际上，《职业》等小说带给人的阅读体验不完全是忧伤，还体现出汪曾祺悲悯和幽默的一面。这些小说在温和平淡的叙述语调下蕴藏着作者睿智而悲悯的目光，透过这种目光我们可以看到生命成长的痛苦与哀愁、无奈与艰辛甚至黑暗与卑琐……相比较而言，汪曾祺小说中这方面的思想及艺术特征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汪曾祺不是一个大海，也不是他家乡的高邮湖，他是山林里的一池深潭，清幽，但未必能一眼就望见水底的细石游鱼。对于汪曾祺的研究，那种笼统的宏观概括式的论述虽然看起来痛快淋漓，但往往会遮蔽或者掩盖了汪曾祺思想和文化性格里一些重要的特征。本文试图通过对《职业》文本的细读以期能对汪曾祺的文学思想和文化性格有更深入的理解。
　　《职业》这篇小说汪曾祺四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都曾写过②。关于汪曾祺四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小说创作的比较已经有相关论述③。本文结合四十年代的文本但主要是分析汪曾祺最后写定于一九八二年的《职业》。像汪曾祺其他小说一样，《职业》的故事也很简单。它讲述了一个在昆明街头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的生活片段。这个孩子是个孤儿，由于生活所迫，从小失去了上学的机会，过早地承担了养家糊口的职业――卖椒盐饼子西洋糕。他每天斜挎着一个腰圆形的扁浅木盆沿街叫卖：“椒盐饼子西洋糕！”一些年龄与他差不多大的孩子放了学之后，会背着书包跟在他后面顽皮地用昆明话学着他吆喝，但把字眼改了，变成：“捏着鼻子吹洋号！”面对这并无恶意的摹仿，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没有生气也无法生气。有一次，他得到半天的闲暇――外婆过生日他请假到外婆家去吃饭。空手走在一条巷子里，他看看前后没有人忽然很大声清楚地吆喝了一声：“捏着鼻子吹洋号！”初读之下会觉得这篇小说有点淡淡的幽默感，尤其是结尾处孩子的行为。但稍一琢磨，就会发现这幽默带有辛酸和苦涩的味道，在这些背后蕴涵着汪曾祺的悲悯情怀。
　　悲悯感首先来自于汪曾祺对小说中所写人和事有着同情之了解。八十年代文本中涉及到的几种职业――收旧衣烂衫、卖化风丹、卖壁虱药……都不是什么“理想的职业”，而是一些为生计所迫的穷苦人所操持的。汪曾祺从声音写起，目的显然不在于写从事这些职业的人的声音有多么“好听”，而是由声音写人、写人的生活。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几乎只能维持勉强的温饱。叙述者从卖“贵州遵义板桥的化风丹”的吆喝声中，猜想板桥这个地方，揣度化风丹这种药的用途，进而设身处地地思量这个战乱时期流落到昆明街头的外地人是怎样生活的……但叙述者没有直接用带感情色彩的词语，而是用一句问候的话语来表达他的同情：“这位贵州老乡，你想必是板桥的人了，你为什么总在昆明呆着呢？你有时也回老家看看么？”读者可以从这简单的问候中读出生活的艰辛、无奈、漂泊……八十年代文本中唯一使用的带感情色彩的词是用于一个在夜晚出来卖壁虱药的老人身上：“黄昏以后，直至深夜，就有一个极其低沉苍老的声音，很悲凉地喊着：‘壁虱药！蛤蚤药！’”读过《阿Ｑ正传》的人想必知道，需要买这种药的人往往是阿Ｑ、王胡之类破落户，四十年代的昆明也不比过去鲁迅笔下的“未庄”好到哪儿去，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家需要这种药呢！？在夜晚，听着一个老人“低沉苍老”的声音“悲凉地喊着：‘壁虱药！蛤蚤药！’”能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穷愁。但汪曾祺的高妙之处在于：他没有大声的呼喊，而是用叙述来代替抒情和呐喊。读者稍不留意就无法体会汪曾祺的这番苦心。小说的重点放在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身上。汪曾祺对于这个失去童年的孩子的悲哀是用对比的方法暗示出来的。斜挎着扁浅木盆的孩子沿街叫卖：“椒盐饼子西洋糕！”放了学背着书包跟在他后面的孩子学着吆喝：“捏着鼻子吹洋号！”都是年龄差不多的孩子，但前者是挎斜挎着“扁浅木盆”，后者是背着书包，生活道路的不同和社会的不公暗含在这无形的对比中。但汪曾祺对这孩子的遭遇不仅仅是悲哀更是悲悯，对比四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文本可以看得更清楚。在四十年代的文本中，对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有一段描写：“他举动之间已经涂抹了许多人生经验。一望而知，不那么傻，不那么怯了，头上常涂油，学会在耳后夹一只香烟，而且不再怕那些狗。他逐渐调皮刁恶，极会幸灾乐祸地说风凉话，捉弄乡下人，欺侮瞎子。”看得出这是一个恶俗的孩子形象。而在八十年代的文本中，汪曾祺用一句话代替了这段描写：“这孩子是个小大人！”“小大人”在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说这孩子少年老成世故，就像四十年代的文本中所描写的那样；二是指这孩子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担当了该一个大人来做的事。在八十年代文本的语境中，叙事者的情感显然更倾向于后者。因为在小说中紧接着“小大人”这句话汪曾祺就这样写道：“他非常尽职，毫不贪玩。遇有唱花灯的、耍猴的、耍木脑壳戏的，他从不挤进人群去看，只是找一个有阴凉、引人注意的地方站着，高声吆喝：‘椒盐饼子西洋糕！’”这不但是夸奖简直是带有欣赏的意味了。在汪曾祺的一系列小说和散文中，他最欣赏这种尽心尽职工作的人。“人走到他的工作之中去，是可感动的。”④这个孩子对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工作尽职到面对着自己每天最喜爱看的马，也没有忘记吆喝：“椒盐饼子西洋糕！”所以叙述者在这段文字后加了一句略带揶揄口吻的话：“饼子和糕卖给谁呢？卖给这些马吗？”孩子对本不该属于自己这个年龄从事的职业表现得越认真尽职，越体现出社会和生活加在他身上的束缚之重，他也就被生活异化得更厉害。汪曾祺在不动声色中暗示出温和的嘲讽背后的悲悯。有人喜欢把悲哀和苦痛大声地喊叫出来，而汪曾祺选择把悲悯隐藏在心底，流露在字里行间。
　　同时，八十年代的文本之所以表现出这样深厚的悲悯之情有两个原因。一是汪曾祺自己的人生经历在起作用；二是叙事者隐身文本背后的叙述策略使然。八十年代的汪曾祺遭遇了中国一系列的社会变动和生活变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伴随着这一切的是动乱、饥饿、失业、思想改造、下放劳动、审查隔离……这一系列对他思想和肉体的打击和磨难并没有将他打倒，反倒是让他获得了对于人生与社会的深刻认识，把汪曾祺磨练成了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他用宽厚包容的心态来面对过去的一切。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对所写人和事的悲悯情怀。这种情感的表达与汪曾祺所采用的艺术方法有相通之处：
　　作品的主题，作者的思想，在一个作品里必须具体化为对于所写的人物的态度、感情。
　　对于人或事的态度、感情，大概有这么三种表达方式。一种是“特别地说出”。作者唯恐别人不理解，在叙述、描写中拼命加进一些感情色彩很重的字样，甚至跳出事件外面，自己加以评述、抒情、发议论。一种是尽可能地不动声色。许多西方现代小说的作者就尽量不表示对于所写的人、事的态度，非常冷静。比如海明威。我是主张作者的态度是要让读者感觉到的，但是只能“流露”，不能“特别地说出”。作者的感情、态度最好融化在叙述、描写之中，隐隐约约，存在于字里行间。⑤
　　看得出来在八十年代的文本中汪曾祺采用了隐身文本背后的叙述策略：将作者的主张融化在叙述、描写中，让作者自己去感觉。除了在我们前面分析到的卖化风丹的贵州人和卖壁虱药的老人身上能够感受到这一点外。对小说中重点描写的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这种艺术手法应用得更隐蔽。例如，对小说中与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所背的木盆形成鲜明对比的上学的孩子所背的书包，作者没有特别指出，而是用括号加注释的方法来处理：“放了学的孩子（他们背着书包），也觉得他吆喝得好听，爱学他。”“虽然只是背影，但看得出他新剃了头（这孩子长得不难看，大眼睛，样子挺聪明），换了一身干净衣裳。……”
　　括号中的内容对小说的所表现的思想起实质性构成作用。小学生的书包与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的木盆形成对比。在对孩子形象的描述中，看得出叙述者对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的同情和欣赏之情，与四十年代文本中那个恶俗的孩子形象相比尤其凸显这一点。就像写孩子的尽职一样，对孩子的形象刻画得越好，越让读者为这孩子感到惋惜：这么好的一个孩子偏偏这样小就被压上了生活的重担。而四十年代的《职业》则显得比较直露。虽然叙事者没有刻意地说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但在文本中这种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小说中有很多“感情色彩很重的字样”，叙事者“甚至跳出事件外面，自己加以评述、抒情、发议论”。四十年代文本写到了两种叫卖声：一是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二是收购旧衣烂衫的女人的。这两种声音“同为古城悲哀的歌唱之最具表情者”。然后叙述者又说，这种声音用昆明话喊出来：“听起来悲哀，悲哀之中有时又每透出一种谐趣。”叙述者甚至从卖椒盐饼子西洋糕孩子的叫卖声里听出：“一点嘲讽，委屈，疲倦，或者还有寂寞，种种说不清，混在一起的东西。”实际上，我们知道：悲哀、嘲讽、委屈、疲倦、寂寞等词语所表现的情感更多的是叙事者自己的，而不是小说中人物的。小说中人物对这些感情或许有本能的感觉，但他（她）们意识不到也表达不出。而叙事者替他们说出来了，这一方面是当时年轻的汪曾祺艺术上的不成熟，另一方面这些文字也确实说出了汪曾祺自己的感受。四十年代中后期的汪曾祺在生活上是穷困潦倒的，这在他当时写的《磨灭》《落魄》《牙疼》等小说中都有所反映。
　　受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影响，四十年代的汪曾祺正在追求一种“写实”与“象征”相统一的小说艺术样式：“真正的小说应该是现在进行式的，连人，连笔，连事，整个的小说进行前去，一切像真的一样，没有解释，没有说明，没有强调、对照的反拨，参差……绝对的写实，也是圆到融汇的象征，随处是象征而没有一点象征的‘意味’。”⑥有论者指出，汪曾祺四十年代的小说中，比较接近“现在进行式”的写作方式的是《异秉》⑦，《职业》没有能按作者预想的这一理想的方式来写，属于“过去进行时式”的写作。但是四十年代的《职业》文本体现着汪曾祺当时对“写实”与“象征”相统一的小说艺术样式的追求。与八十年代的文本相比，小说一上来就直奔主题，开头第一句话就是：“巷子里常有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走过。”然后就介绍椒盐饼子、西洋糕这两种食物的形状、口味等。对卖食物的人一笔带过：“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常为老人及小孩。”接下来用一段长文来介绍这种食物叫卖声的地方语言特点。叙事者关注的重点一直在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这种职业及其叫卖声上，甚至直接跳出来发议论：“偶然也有年轻轻的小伙子挎一个竹篮叫卖，令人觉得可惜，谁都不会以为这是一个理想的职业。”在小说近三分之二的地方，叙述者说到由于这种叫卖声特有的音调引起了许多上学的孩子的摹仿，顽皮地将字眼变成了：“捏着鼻子吹洋号！”接下来另起一段：“一定有孩子小时学叫，稍大当真就作此生涯了。”下面的文字才开始叙述一个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的故事。但叙述者对这个孩子的身世来历是不关心的，只是很表面化地描写了孩子恶俗的形象。在小说结尾处最关键的地方，写到孩子天性的自然流露之时，叙事者的口气含混不清：也许他今天得到休息……也许他竟已得到机会，改了行业……从头到尾叙事者对他笔下的人物都缺乏一种同情和了解，他只是急于从人物身上寻找他所要表达的思想：“你从他身上看出一个假期，一个自在之身。……他潇潇洒洒的走过去，轻松的脚步，令人一下子想起这是四月中的好天气。”文中的“假期”“自在之身”“四月中的好天气”等说法，明显地是在用象征的手法表达叙事者的思想观念。四十年代的文本太过于追求整体性的象征意义，而忽略了写实性的一面，使得小说中的人物面目模糊甚至成了作者观念的载体。同时，作者与所写的人和事之间时间距离上比较接近，而情感上还没有来得及消化那段生活，所以较多地流露出叙事者当时的现实心态。这正如汪曾祺自言：“感觉到的东西我们还不能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地感觉它。”⑧到八十年代时，汪曾祺不但对于生活已经有着深刻的理解，对笔下的人和事有了悲悯的情怀，而且艺术手法上也渐趋成熟。
　　八十年代的《职业》实现了汪曾祺四十年代的小说艺术追求：“写实”与“象征”的统一。小说的形式结构和思想内容都体现出这一特点。在写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之前，汪曾祺写了好几种职业的叫卖声：收旧衣烂衫、卖化风丹、卖壁虱药、卖杨梅……并且对每一种叫卖声的叙述都单独形成完整的一段文字，与小说开头第一句话：“文林街一年四季，从早到晚，有各种吆喝叫卖的声音。”一起营造出小说中略带苍凉的氛围，约占全文三分之一的内容。在这种结构方式中，小说后面的“情节是从文本设定的某种背景上生长起来的，情节是背景的延伸，事件、人物也附属于背景”⑨。这样的结构方式使得小说具有了多种可能性，而这也正是象征或者寓言小说的一个特点。小说开篇所营造的氛围带有某种象征意味，后半部分具体写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的生活片段，这样小说的主题得到了深化和扩展，具有一种普泛性：从“失去童年的童年”延伸为“人世多苦辛”⑩。八十年代的文本中，汪曾祺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从事职业的人身上。对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的身世、日常生活都有了细致的了解和关切。叙事者在时间上与描写对象拉大了距离，而在情感上则缩小了差距，真正做到了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所说的“贴着人物来写”，悲悯感也由此而生。
　　虽然《职业》的前后两个文本都是以幽默的手法来结尾，但显然八十年代的文本要更精练也更耐人寻味。在四十年代的文本中，由于叙述者对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投入感情不多，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个孩子变成了一个表达作者思想观念的符号，结尾的幽默也带有嘲谑的味道。八十年代的文本中，虽然叙事者把自己的感情隐藏在文本背后，但从小说的语境来看，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的幽默除了自我揶揄的成分外，还体现着文本背后作者悲悯的情怀。“幽默感来自于一个人的智力的优越，来自于了解自己的意义，但也来自于他对自己的局限性的认识。幽默的态度，实际上也是一种控制的、冷静的、审察的态度，是对描写对象在获得时间、心理距离之后的一种处理，也是情感深化的体现。”[11]况且，汪曾祺自己也这样说过“唯痛苦才能产生真幽默”[12]。所谓真幽默就是能够让人笑出眼泪来的那种幽默。汪曾祺曾经对“职业”这个题目做过这样的解释：“职业是对人的限制，对人的框定，意味着人的选择自由的失去，无限可能性的失去。”[13]一个在职业束缚下，还没有彻底丧失自我的孩子是可爱的，也是可哀的。孩子天性的自然流露是对职业束缚的无声反抗，也是对社会不公的无言呐喊。
　　《职业》这篇小说汪曾祺前后写了四次，这在他的写作生涯中是少有的现象。我认为仅用他偏爱这个题材作为理由来解释是不充分的。在读汪曾祺的《美国家书》时，我得到启发。一九八七年九月至十二月间，汪曾祺应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主持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组织的邀请，到美国生活三个月。这段时间汪曾祺生活得很轻松，一个年近七十岁的老头在舞会上被人称赞为迪斯科舞跳得最好，“我到了这里真是好像变了一个人……突破了儒家的很多东西”。在一次晚宴上，情感激动之下的汪曾祺抱住了台湾作家陈映真及陈的父亲放声痛哭。事后汪曾祺对聂华苓说：“我好像一个坚果，脱了外面的硬壳。”但在写给国内家人的信中汪曾祺说：“回国之后，我又会缩到硬壳里去的。”[14]看着这些文字时，我忽然觉得从汪曾祺身上读出了那个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的影子。职业或者身份角色甚至都可能给人带来压抑。汪曾祺在一定程度上也像这个卖饼子的孩子，生活在无形的束缚和压抑中。当他有机会流露真情的时候，他又恢复了孩子式的天真。对汪曾祺来说，让他形成那层硬壳的有可能是“职业”，也有可能是“身份”或者“角色”，或者别的不能为我们所知的东西。但生活中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或者汪曾祺一样在某些时候流露自己天真朴直的感情的。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张永杰（1971－），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云南红河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①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晚翠文谈新编》 ，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7月第1版，第301页。
　　②四十年代文本发表于天津《益世报》，1947年6月28日；八十年代的文本发表于《文汇》月刊 ，1983年第5期。两个文本后来分别收入《汪曾祺全集》，第1卷和第2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
　　③分见：王枫：《〈异秉〉、〈职业〉两种文本的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3期；陆成：《“时态”与叙事――汪曾祺〈异秉〉的两个不同文本》，《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
　　④汪曾祺：《戴车匠》，《汪曾祺全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141页。
　　⑤汪曾祺：《道是无情却有情》，《汪曾祺全集》，第3卷，第281页。
　　⑥唐�：《虔诚的纳蕤思――汪曾祺论》，见《九叶诗人：“中国新诗”的中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第248页。
　　⑦王枫：《〈异秉〉、〈职业〉两种文本的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3期。
　　⑧[13]汪曾祺：《思想－语言－结构》，见《晚翠文谈新编》， 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7月第1版，第79页，第80页。
　　⑨王枫：《〈异秉〉〈职业〉两种文本的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3期。
　　⑩汪曾祺：《小说的思想与语言》，《晚翠文谈新编》，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7月第1版，第39页。
　　[11]洪子诚：《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 1991年6月第1版，第28页。
　　[12]汪曾祺：《平心静气――〈布衣文从〉序》，《汪曾祺全集》，第3卷，第262页。
　　[14]汪曾祺：《美国家书》，《汪曾祺全集》，第8卷，第120－121页。

相关热词搜索：悲悯，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