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心”写就的另一个世界】笔下的另一个世界
时间：2019-02-11 05:29:2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端木蕻良 小说 女性 摘要：端木蕻良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个案”。本文对端木三四十年代小说中出现的三个女性形象系列进行了梳理：分别是社会下层女性、贵族女性以及都市女性。社会下层女性的书写透视出人物形象所蕴涵的东北独特的地域文化因子；贵族女性形象裸裎着端木这个备受争议的作家的贵族情结；稍晚的都市女性题材则更多地暗含着端木本人的心灵嬗变轨迹。
近年随着东北作家群意义和价值的挖掘，端木蕻良的研究不断得到深化。现代文坛上，端木的文学才华十分出众，他的笔力既可以成就大气磅礴的史诗巨著，也可以雕琢精美隽永的抒情短章。端木尤以擅写女性著称，这一方面是由于早年特殊的境遇给予他接触揣摩各式女性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是缘自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红楼梦》为他提供的卓越范例。出现在他三四十年代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个个鲜明丰满，不仅极富审美价值，而且还包容了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
一、 社会下层女性：大野的精灵
一九一二年，端木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的一个地主家庭。“那万里的广漠，无比的荒凉，那红胡子粗犷的大脸，哥萨克式的顽健的雇农，蒙古狗的深夜的惨阴的吠号，胡三仙姑荒诞的传说”，凡此种种交织成为“奇异的怪忒的草原的构图”，形成他的故乡图景。按照人文地理学的观点：文化有其区域性。“对任何社会来说，文化是一种明显的区域传统，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下，人们不断地创造、扩展、保持和调整着他们的生活方式。每种传统都由松散联系着的社会、经济、政治、伦理和美学等方面的行为讯息组成，社会成员们不同程度地分享着‘共同’的意识形态、风俗习惯和生产技术。”不同区域由其特有的区域传统催生出不同的文化。东北旷野大漠的荒寒与苍远，当地生民原始洪荒色彩的生命冲动，浸染熔铸着作家的精神气质。作为这样一种精神的外射，端木描写的东北社会下层女性，身上既不乏女儿的柔情与娇媚，又带有男儿般的雄强气魄，这些形象背后有着深厚的地域文化因子，从而使她们成为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美学存在。
首先是自然环境的影响。普列汉诺夫曾经在他的美学论文集中这样说：“每一个民族的气质中，都保留着某些为自然环境的影响所引起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由于适应社会环境而有几分改变，但是绝不因此完全消失。” 东北地区古代被称为“关东”，由于地处边陲，寒天冻土，且境内多旷野林莽，历来就有“大荒”之称，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在与残酷环境肉搏的过程中，东北女性形成了坚毅勇敢的性格。《科尔沁旗草原》里天真的水水，经年与爹爹靠捕鱼为生，过着艰难的生活却并不以为苦。《浑河的激流》中，水芹子姑娘为了帮助父亲完成三十张狐皮的无理摊派，不辞辛苦地奔忙。这些娇弱之躯所迸发出的勇迈，只要被放在东北荒凉辽阔的生存背景下来看，就很顺理成章了，因为这里所有的，是粗粝的风沙，无际的大漠，“那凡举一切温柔的事物，都是与这个地方不大相宜的”。
其次是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自然地理的独特性，使得东北先民只能“逐水草而居，习射猎，善游牧”。古代塞外过着田猎渔牧生活的各民族妇女，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之下磨砺得坚忍强干。史料记载，东北土著各族人民，“继承了游牧、狩猎、马上民族的精髓和内核。……女子执鞭，也不亚于男子”。可见东北女子的骁勇强悍传统，古已有之。端木在阶级与民族战争的历史背景下，让这古老的精神传统焕发出新质。《浑河的激流》中，天真无邪的丛家女儿水芹子，当亲人投入抗暴的斗争时，她怀揣利刃，毫无惧色地说：“妈妈，给我枪！给我枪！”表现出超乎年龄的勇毅。所以杨义先生将其与鲁迅先生盛赞的以死力谏丈夫血洒疆场的斯巴达女子并提。
再次是伦理道德因素的影响。自古，东北田猎渔牧民族的性爱关系和婚姻习俗中，就带有原始性的放诞与自由，这不能不对迁居至此的汉人产生影响。一个例子就是《全辽志》卷四《风俗》中记载的东北地区的情况：“若穷乡僻壤，每徵召饮食，男女辄聚会别坐，情窦之态，荡无检点。”爱情这种人类最柔和的情愫，在黑土地的世界里，也沾染上了粗犷的色调，浸透着原始性的野蛮与奔放。《大地的海》中的杏子姑娘就是这样一个大胆泼辣的女性，当来头向她大胆示爱时，被搂在臂弯里的杏子“痛苦地叫了一声，把眼合上了”。后来她还不畏众人的目光，在急风暴雨中深情地呼喊迷路的来头。对于一个既非亲人亦非情人的异性，她敢于把这种心声洒向漫山遍野，在这大胆感人的情爱行为中，透射出遍布于东北大地的自由野性的男欢女爱，体现着原初的生命洪荒色彩，而这，无疑是指向最自然最合理的人性的。
二、上层贵族女性：繁华与悲凉
端木是公认的具有卓异气质的作家，身上带有一股孤傲的贵族气。他出生于“温柔富贵之乡”，童年过的是锦衣玉食的生活，后家道中落。对于大家族生活，“从有记忆的时候起，我就熟悉了这里的每个故事”。最早从一九三三年创作《科尔沁旗草原》(以下简称《草原》)开始，他一次次把目光投向了贵族之家。《草原》中关于大家族仕女群生活的描写，传神鲜活，完全是“红楼梦遗风”的笔法，其间裸裎着端木心底始终没有化去的贵族情结。
关于他的贵族情结，我们可以从自传性文章《科尔沁前史》中得到证实。经历几代传承的东北大地主世家，种种贵族化生活格调令人瞠目。历史维度上，母亲“存着一种神秘的崇拜”，给他讲述家族历史，令端木对祖辈开疆拓土的雄风心存钦佩。日常生活中，父亲不断“向我们讲解着人参怎样吃、燕窠怎样吃、鱼翅怎样吃” ――从小的细节上来“使我们认识这个世族的传统”。童年的端木便被浸淫在这样的贵族化氛围之中，从内在的个性气质到外露的作风气度都受到深刻影响。
在描写贵族女性形象时，由于端木特殊的经历，在他身上并存着入世的使命感与出世的贵族气，这构成了他文本的复杂性。一方面，创作《草原》时期，青年端木正膨胀着改造社会的热情，他意识到封建遗存是阻碍社会进步的障碍，因此对于封建家族贵族女性的描写是带有批判性的。这些女性欣享于优越的生活和高贵的身份，终日养尊处优，过着糜烂的生活，对待他人有时还会不无残忍，作者借丁宁之口用“苍蝇，臭虫，蚊子”来表达对三奶家那群地主阶级女性的憎恶之情，并进而上升到对整个阶级的批判，“那生长苍蝇、蚊子的水坑、粪堆，才是足以憎恨的根源哪”。可另一方面，他所着力批判的阶级，又正是他所由来的阶级。他难以放弃对过去生活的追忆，我们能感觉得到，端木在批判之余，对于她们奢华精致的生活带有津津乐道的兴味。这种花团锦簇的家族盛世繁华是他经历过和熟悉的，家族里的各色人物也是他共同生活过的。对此端木不能不充满怀恋，这样他的态度就转而变为同情与亲近，不经意间他也用这样的语言来描写她们：“这些渴望温柔的影子”，“这些怀秘着闺怨的女性们”，一些柔性的东西在逐渐瓦解着粗暴的砥砺。怀着这样复杂的感情来书写贵族女性，成就了她们的生动与鲜活。比之于“宏大叙事”所渲染的时代激情，倒是她们使作品的艺术魅力得到极大的张扬。
另外，端木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具有先进的妇女观，他对女性是尊重与同情的。尽管作者力图通过激越的社会批判将他的叙事话语统一到理性目标之下，可是一旦具体文本展开之时，这些贵族女性作为制度下的受害者，生命形式是如何被抽离得苍白枯竭便跃然纸上。长年病恹恹的二十三婶，由于丈夫长年出门浪荡，在大家族中又备受排挤，无奈之下只有在烟枪中寻求麻醉，最终落了个煎熬成疾油尽灯枯的不幸结局。三十三婶，这个被丁宁称作“无耻的苍蝇”的女子，尽管在三奶家俨然是个呼风唤雨的角色，也同样充满着苦闷与悲哀。作为一个成熟女性，她有着丰富的情感与被爱的渴望。现实生活却没有给她应有的真爱，内心的孤苦转变为变态的方式发泄出来――勾引族侄乱伦，“女性行为，在许多方面，都是抗议的形式”。三十三婶可谓机关算尽，但她落下的依然只是人生的虚空。这些女性的遭际是那样的真实可感、生气灌注，通过对她们生存境遇的讲述，作品的指向多了对于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的关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称之为“红色的”，同时代一些作家的作品中理念色彩膨胀到对作品艺术性构成威胁、从而导致单纯功利性政治图说的现象屡见不鲜。端木的创作在这一点上显示了他自己的意义：证明作家“对社会人生、政治、经济的现实关怀与对人的生命存在的超越性关怀是可以统一的”。
三、都市女性：边缘化的人生
端木是一个对文学创作的“宽度，深度，强度”有着自觉追求的作家，都市世界是他重要的文学景观。端木以细腻的笔触，对处于动荡时代背景下都市女性的生存境遇与精神世界进行了体察，她们边缘化的人生，体现着端木人生感悟的深化。
《可塑性的》《三月夜曲》是端木一九三七年在上海时期创作的作品。两篇作品的女主人公都可以说是“没落的贵族”，人物遭遇也非常相似。《可塑性的》里的凤子，出身于保持着“八旗最后的光辉”的贵族之家，家族败落带给她后来“变态的遭遇”。而《三月夜曲》中的波兰女子，则是一位波兰将军的女儿，在遭遇了亡国之痛后孤苦地流亡上海。两名曾经那样高贵的贵族少女，转瞬间的遽变就将她们无情地抛掷到完全陌生的世界里，不能不让人感慨命运的乖戾与世事的无常。如此相近的题材选取可以说并非偶然。此时，家乡已沦陷五年有余，对于现实的失望使端木失去了《草原》时期激扬的意气，没落贵族所惯有的幻灭与虚空感开始浮现出来。经久植养而成的贵族气一旦遭逢没落的命运，就会“潜气内转”，生发出深切的哀婉与生命的悲吟。凤子堕落后由于失望而自杀，走上《日出》中陈白露的路。凤子的自杀，一方面有对于自我的失望，但更直接的是她对于表哥的绝望。表哥辛人实际上已经接受了表妹，“心中是怜，也是爱”，但命运此时又显现了它的乖戾，无故内心的“坠力”，让他产生“不好立刻承认下来”的想法。结果第二天，他就等来了凤子的死讯，这一切只发生在转念之间。可见端木对这种生命的脆弱和命运的无常非常敏感，作家在感慨“生命自来的残忍” 这一点上与曹禺是共通的。
一九三九年在重庆歌乐山，端木又开始了长篇小说《新都花絮》的创作，这是一部如实记录处于时代边缘都市女性心路历程的小说。主人公李宓君出身豪族，敏感孤傲。由于第一次恋爱的破裂，她离开伤心之地北平，选择了重庆这个对内地青年“有着磁力似的吸引”的时代前沿之地。但到了重庆，她却发现了自己的“多余”，感到“自伤自悼和无言的烦躁”。在保育院的工作终于给了她一段“甜蜜而且宁静”的日子，新的爱情的到来把这种幸福推到了顶点，但最终由于自身的原因，她又将这即将实现的幸福轻轻地失去。结尾，她只有在“时光过的真是太快”的叹息中怅然飞往香港。宓君的形象与十九世纪二十至五十年代俄国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赫尔岑所论的“在他所安身立命的环境中的多余人”庶几相似。他们接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厌倦上流社会的生活，渴望有所作为，但又往往由于以自我为中心，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因此在社会上无所适从。应该说，宓君有极强的个人主体意识和较高的生命质量要求，她希望把握生命的真实，体现在文本中就是她时时处处都感觉到焦虑与“虚幻”，并为了逃避这种焦虑与“虚幻”而一再地离开、寻找。但是由于个人的骄矜孤傲，她无法找到一个有力的维度来把握自己，进而把握生活。这就使她一直处于人生目标的缺失当中。小说文本结构是一个多方面的载体：包括“作为‘能指’的叙述，作为‘第一所指’的故事，和作为‘第二所指’（即由叙述与故事的复合体作为能指而负载的语义信息）的人生经验”。重庆时期的端木，因与萧红结婚受到方方面面的指摘，让他体味到世情冷暖。同时随着抗战的持续和深入，大后方的黑暗暴露得愈加明显，这也继续加深着他的失望情绪。《新都花絮》的叙述与故事，就是以这种作为“第二所指”的“人生经验”为依托的。宓君无论身在何处都能感觉到“无底的虚幻感”伴随左右，而始终无法摆脱自己“‘彻骨’的孤傲的贵族气”的端木，对此也是颇有感触吧。
端木是一个“生就了一副女人心” 的作家，他揣摩刻画出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在她们身上，寄寓了作家的文学理想和精神特质。通过解读这些形象系列，我们愈加认定，端木蕻良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一个可以不断发掘的话题，是个特具魅力、能够引发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阅读与研究对象”。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刘春轶（1978－ ），吉林白城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4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参考文献：
[1]端木蕻良．大地的海・后记[Ｊ]．中流，1937，(2)．
[2]王星．人类文化的空间组合[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43．
[3]普列汉诺夫著，曹葆华译．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端木蕻良．端木蕻良文集 [Ｍ] (第二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
[5]陈金川主编．地缘中国：区域文化精神与国民地域性格[Ｍ]．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230．
[6]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Ｍ](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280．
[7]见《全辽志》卷四《风俗》卷[Ｍ]．
[8]端木蕻良．我的创作经验[Ｊ]．万象，1944，(5)．
[9]端木蕻良．科尔沁前史[Ａ]．端木蕻良文集[Ｍ](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0]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女人[Ｍ]．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
[11]钱理群．文体与风格的多种实验――四十年代小说研读札记[Ｊ]．文学评论，1997，(3)．
[12]端木蕻良．文学的宽度，深度与强度[Ｊ]．七月，1937，(5)．
[13] 曹禺．日出[Ａ]．曹禺文集[Ｍ](第一卷)．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8：234．
[14] 赫尔岑．赫尔岑论文学[Ｍ]．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69．
[15]徐岱．小说叙事学[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6．
[16]相关材料可参见：孙陵《端木永做负心人》[Ｍ]．骆宾基《萧红小传》[Ｍ]．胡风《悼萧红》[Ｍ]（代序）等．
[17] 王本朝．论端木蕻良小说创作的美学意蕴[Ｊ]．民族文学研究，1999，(3)．
[18] 钱理群．书序三篇[Ｊ]．南方文坛，20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