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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2-11 05:30:2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新历史小说 语境 知识分子后现代主义 摘 要：大多数新历史小说在颠覆传统历史小说的造史方法之后转向民间，王小波的《红拂夜奔》则坚持一种知识分子立场。它与《红尘三侠》的新儒家精神不同，《红拂夜奔》强调知识分子切实履行知识创新职责，它体现的是西化的知识分子观。作为新历史小说，它同样具有解构宏大叙事的特点，但它的一些后现代文化特质又是其他新历史小说不具备的，这主要与作者对后现代的接受有关。
任何历史小说都是时代精神与作者情怀的缩影，其中，作家对既往事件的把握又是与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的，即使作家企图独辟蹊径，可他的努力注定了是枉然。“新历史小说”颠覆了“史传”传统及革命历史小说的泛政治性，不少小说家把小说写作当作个人化的历史虚构与想象，这种做法无疑拓展了小说的表现空间，小说家也乐意“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所以，我们看到“新历史小说”里的“历史”五花八门，作家真可谓各有一套。“新历史小说”看似“众声喧哗”，可它也有一个精神核心，那就是后现代主义。尽管有的作家未直接接触后现代理论，但铺天盖地而来的后现代语境是他们无法回避的，他们的小说体现出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秉性，它们是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结出的“果实”。
避开传统写实与主流权力话语的新历史小说家们，在小说的文化取舍上多数人选择了民间，从莫言开始，格非、苏童、叶兆言、余华等人纷纷或认同中国民间文化，或站在平等的立场上与民间对话，他们的小说走的是民间化之路。正如上文所言，它们一是解构了“现有”的文学秩序，一是开拓了一条新路，同时还必须指出，这种解构体现出作家的无奈。与赵树理的民间不同，赵树理有农民的自觉与政治的敏感，新时期的历史小说家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不依附官方，又不站在传统知识分子立场上，除了后现代主义提供的方法论外，他们还没有准确的文化定位，他们当然只有把民间当作“矿床”了。换言之，“后现代主义”为人们提供了言说的自由，可在这个空间里，创造的翅膀是民间的。如人们在论述莫言的小说时都注意到，他一点也不回避“丑”，有时“丑”还很可爱，这就是陈思和先生所说的“民间文化具有藏污纳垢的特点”。关于“民间”文化的美学思考，巴赫金在《拉伯雷研究》中指出，从中世纪民间诙谐文化衍生出来且与之有着本质相似的“怪诞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丑。怪诞美学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丑的美学”。“新历史小说”在对“丑”的表现上虽不及怪诞，但在崇尚民间的同时，“丑”也作为一个重要品质得以展示。
在“新历史小说”里，有没有纯知识分子立场的文本呢?有，王小波的《青铜时代》就是这样的小说。严格地说，小说里表现出来的立场不是官方的即为民间的，王小波也不例外；但本文所论述的民间为狭义，专指中国民间，显然，王小波两边都不沾，他是一个西学化的知识分子，所以，他对历史故事的操作走了另一条路。对正史的颠覆、对崇高的消解是这些作家的共同之处，因此，本应该是宏大叙事的写作，在王小波那里则成了追求有趣的戏说，但这种戏说不带有中国民间性质，它是作者站在西学语境下对文本中人的生存状态的思考。自然，像所有的“新历史小说”一样，历史在《青铜时代》也是材料，是一个依托，历史背后的思想、理念，或者说材料背后的象征义即作家的寄托与时代精神才是人们关注的要点，这也是理解王小波小说西学语境的关键所在。
《青铜时代》里的三篇小说均据唐人传奇敷衍而成，其中，《万寿寺》与《红拂夜奔》有着显著重要的位置，而这两个小说无论是在内在意蕴还是在创作手法上均惊人的相似，所以，本文以《红拂夜奔》为例来论述王小波的历史小说。李晋、红拂、虬髯客的故事在当代小说家高阳手里为《红尘三侠》，如果将这两个文本放在一块比较，就更能看出王小波小说的异质。
有人将高阳的历史小说概括为“现代新儒家的演绎”，认为：“当代新儒家的复兴代不仅以引发现代人关注历史文化的方式，给高阳作品带来了一个庞大的读者群和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接受环境，而且以它创造的文化语境为高阳的言说赋予了更深厚的语义，也为他演绎历史提供了思想的脉络与逻辑的框架。”笔者完全同意新儒学为高阳小说提供文化语境这个观点。海外新儒学的复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扬弃，传统中有生命力、有价值的文化因子为我所用是新儒家的理想，在高阳的历史小说里，传统哲学无疑是他编织历史故事、阐释生命情怀的支架。高阳的小说遵循史传传统，注重历史的真实性，因此，在《红尘三侠》，故事的大背景是：隋朝末年，皇帝无道，荒淫奢侈，民不聊生。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欣逢乱世，各路英雄暗中摩拳擦掌，有人为社稷、民生计如虬髯客，有人则图谋“取而代之”如李密，有人则两者兼而有之如李晋、李世民。主人公李晋是乱世里冒出来的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一是他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救民生于水火；二是他有过人胆识，如杨府慷慨陈词、奇取潼关；三是智谋过人，有运筹帷幄之才，最终帮李世民夺取天下，平定边疆。显然，李晋的生平事迹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演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李晋这个大英雄以其经天纬地之才率众推翻暴政，平定天下，可见，儒家的有为、人世是高阳建构历史、塑造人物的深层语境。
王小波关于隋末“三侠”的历史既不是民间的，又有别于传统历史小说，如果说高阳重视史的真实性，那么，历史在王小波手里就只有任其篡改了，他要让历史成为演绎知识分子生存的舞台。王小波对李晋的生存环境加以变异，他忽略无道皇帝，也不关心民生、社稷，所以，小说里没有隋末的动荡，高阳小说里李晋的英雄壮举，在《红尘三侠》就被一个古代的、其实是西化了的、甚至颇具后现代意味的知识分子的作为所取代。先看看隋代的洛阳城，它是一个很乏味的地方，有很多规矩；缺乏生气，恐惧异端，拒绝创新。李晋则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本事太多便失业只好以做流氓收保护费为生。与《红尘三侠》中的李晋关心国计民生不同，《红拂夜奔》里的李晋则以个人的才气对抗平庸。他一生发明了很多器具，最有名的是开平方根的机器，小说对它的描述十分幽默，当它后来被唐太宗买下后，居然可以用来装备部队，有的人死在根号二下，有的死在根号三下。他还是一位数学家，擅长思考，如他证出了毕达哥拉斯定理、费尔马定理等。在对长安城的设计、建造上，他的方案本来高明，但由于权力的干涉，现实的长安城土头土脑，但这正是唐太宗需要的。总之，李晋与洛阳的氛围极不协调，他的才智、他的思想遭人嫉恨，就在大祸临头前夕，红拂因欣赏李晋的有趣向他告了密并与他一起逃出洛阳，后来他为李世民所用。
作为一部为知识分子造史的小说，《红拂夜奔》把科学探索、思想创新当作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自救，在“青铜时代”，人的生存环境总是那么荒谬与无聊，人如果不想沦为平庸大众，不想被无 形的大手笼罩住，他必须在科学或思想上有所作为，李晋，用王小波的话说他都跳出了“手掌心”。李晋在洛阳，本事很多，在科技方面的擅长使得他卓尔不群，但洛阳是一个禁止人想入非非的城市，因此，他找不到事做。所以，在知识上的创新对李晋就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有科学创造的欲望，李晋没有随波逐流，没有失落，他在创造中发现自我，找到个体生命价值之所在。此外，这种精神自救是知识分子人格独立的体现，自孔孟以降，中国的文化人能有多少生活在手掌心之外?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成为圣人的单纯传声筒，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李晋的长处恰恰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致命的缺陷，两千余年来，他们一直服膺于孔孟、老庄，唯独没有自己，这难道不是他们的悲哀吗?
王小波非常佩服罗素，对罗素“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很欣赏；他还在杂文提到他在大学里的一位数学教师，这位教师把数学当作纯粹的科学向学生推荐，王小波很欣赏他。可以这么说，王小波还把科学乃至知识视为超功利的纯思想，这种超功利的观念体现出知识的独立性，在传统社会里，不仅是科学，而且，整个的知识都是处在一种依附状态，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性的根本原因之一；反过来，他们人格的缺陷又限制了他们在知识领域的探索，所以，他们的职业能力有限，而成果则寥寥。在王小波的小说里，李晋是特立独行的人物，他对待科学的态度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他在思想时有时并不是因为有用才思想，而是把它当作科学、思想本身来思想；因为心无旁骛，对科学的执著使得他甚至把生命也放在科学里搏，或者说科学地思想是他生命存在的一种根本方式，因此，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李晋发明开平方根的机器，他还证明毕达哥拉斯定理，又证出费尔马定理，他没有去追问它们的功用，他探索，只是因为他必须，这是他生命的渴望。显然，王小波的这种知识观与传统的“经世致用”有区别，在“五四”时期，科学得到空前的重视，但启蒙的科学观也停留在工具论上，没有超越功利的范围。王小波则将科学、科学探索、科学地思想视作一种纯精神存在，而且，它还是生命中盛开的骄人花朵。就像一株植物，如果没有花的开放、果实的累积，那生命将是一种缺憾，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的生命将没有多大意义；换言之，在王小波看来，知识分子不求功利地探索是他们应尽的职责，是他们生命的根本意义。可见，《红拂夜奔》里的历史不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历史，因为传统文化人不注重知识的创新，也更为轻视纯粹的科学思想。这种将科学探索、尤其是单纯的知识创新视为知识分子生命的观点是伴随着西学东渐才开始在中国出现的，在“五四”前后，有少数人持这种观点，如王国维等人，但因为传统以及时代的缘故，新的知识分子观在社会的中心舞台只是昙花一现。王小波对它的接受非常彻底，并以文学的样式阐释它。高阳的李晋必须以“治国、平天下”为首要责任，而王小波的李晋则告诉人们，与传统文化人看重“道德”“天下”不相同，知识分子的第一职责是在知识领域进行创新。王小波认为：“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想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的精英更为重要。”因此，如果说《红尘三侠》里的深层语境是新儒学，那西方化的知识分子观就是王小波构建李晋历史的思想基石，它是小说得以展开的“逻各斯”。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史里的王国维、陈寅恪等就是李晋一类人物，但他们是孤独的先驱者，处在社会边缘。直至改革开放后，自九十年代以来，社会的转型导致知识分子分流，一部分人被“西化”，他们切实履行知识创新的岗位职责，如在中国的大学或专门学术机构就有此类知识分子，这是与王小波小说同时进行的社会存在。这种社会状况无疑会影响他的创作，从文化性质看，它与西方观念是一致的。
《红拂夜奔》作为一个新历史小说，它拒绝宏大叙事。李晋生活在隋末，又是名士，但小说对他在改朝换代中的英雄举措根本不曾涉及，唯一看似相关的一件事是，他在洛阳不得意，他的才干却为太原的李世民所赏识，后者买了他的许多发明，其中有用来装备部队的开平方根的机器，这也算是他在乱世里的有为。总之，包括后来建造长安城在内，只要事关知识分子职能的，小说才不吝惜笔墨做交代，而且，它们与李晋的家国责任感无关，王小波也无意把他塑造成一个传统知识分子，他是现代的，他履行的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职责。洛阳的空气是沉闷的，一切都笼罩在灰蒙蒙的秩序中，唯一的亮点是李晋，他以个人特立独行的举动、奇异的思想火花为洛阳增添了难得的“有趣”。可见，文化人李晋生活在边缘状态，与他相关的叙事大都不是大场面、事关国计民生的。而红拂之所以夜奔，是因为杨府太无聊、乏味，在她看来，李晋是唯一有趣的人。因此，当她得知官方要加害于他时，这个一生都在追求有趣的小女子，根本不顾自己与李晋还是素昧平生，就向他透露信息并私奔。而在高阳的《红尘三侠》中，红拂是一位巾帼英雄，她被李晋的慷慨陈词所感染，出于正义之心，她夜奔李晋，而且，日后还帮助夫君成就大业。至于虬髯客，高阳小说里的伟岸男子，胸怀天下的英雄，在《红拂夜奔》里为杨府门客，除了作为剑客有可取之处外，他整个是一个庸常、委琐之人，害了单相思还不敢诉说；在红拂与李晋的出逃之路上，他也只是做毫无意义的盯梢，后来，他在岛外做国王，全无国王风范。总之，小说将塑造人物的重心从重大历史事件的讲述中转移出来，远离历史的必然性，围绕人物所展开的叙事是个人化、边缘化、偶然性的，与《红尘三侠》不同，它注重的是与“大”无关的另一面。这种反史诗性的叙事方式也是许多新历史小说的共同特点，从哲学精神上看，它们是后现代主义的，与儒家的历史讲述及革命经典叙事无疑有着本质的差异。
上文论述了《红拂夜奔》作为新历史小说与《红尘三侠》在造史方面有所不同，其实，即便在新历史小说中，《红拂夜奔》也是另类。除前面所提到的“民问”与“知识分子”之区别外，《红拂夜奔》所表现出来的对秩序、霸权的颠覆及对庄严的戏弄是其他同类小说不具备的。王小波在《红拂夜奔》的序言里说：“这本书将要谈的是有趣，其实每一本书都应该有趣。”在小说里，李晋的历史就是创造有趣的历史，无趣的李晋便走向死亡。隋末的洛阳了无生气，惟有李晋，以自己的独特行为及思想创新给洛阳带来一点活力、有趣，当然这也给当局添加麻烦，边缘人李晋被权力中心监管。在这两者的对抗性互动中，权威往往遭质疑与戏弄，而处于弱势的李晋则被推到舞台的中心，他的颠覆霸权的行为经常使对方陷入被动、尴尬的境地，中心与边缘互换角色。必须指出的是，李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王小波赋予他崇尚科学、知识的品性，这是他对抗权力中心的武器；但是，作为科学与知识代吉人的李晋，却少有理性，他在洛阳的举动甚至称得上是疯狂、戏谑的疯狂，这可视为后现代颠覆霸权从而展示分歧、多元的重要途径。在长安，李晋爬上权力顶峰，他不再是一个破坏者， 而是制度的创立者，此时的李晋暮气沉沉，已与有趣无缘，他不再为后现代文化代言。一直有趣的是红拂，她离开杨府跟李晋私奔，唯一的动机就是她想当然地认为他有趣。李晋死后，唐太宗不忘他的功劳，对红拂格外加恩，让她当上等贵妇人的头头，但她厌倦长安上等社会的社交活动，以为它无趣之极，她宁愿殉夫也不愿忍受无趣的生活。综观红拂的生活哲学，像身处洛阳的李晋一样，她自始至终都以有趣抵抗无聊、无趣的制度、规范、生活方式，用利奥塔的话说，他们的行为是在“对总体性挑战”“激活分歧”。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红拂夜奔》比其他的新历史小说更具后现代的特性，许多新历史小说只是利用后现代为它们提供的方法论向民问挺进，如《红高粱》《妻妾成群》等，而《红拂夜奔》的后现代精神更为丰富。
小说之所以有这样的效果，就叙事策略而言，在于王小波把故事中的人物安置在社会生活的边缘。不少新历史小说虽然远离宏大叙事，但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人物是主流派，他们与此时此地的文化极为或基本融洽，如余占鳌之与高密东北乡、白嘉轩之与白鹿原、颂莲之与陈家大院。再看《红拂夜奔》，李晋在洛阳、红拂在杨府及她后来在长安的上流社会，他们都是不与主流合拍的极少数，显然，人物与其生活环境的格格不入为他们与霸权的对立、抗争创造了前提条件。但这仅仅是前提，赋予李晋等人后现代文化秉性的是作者本人。王小波有留学美国、游历欧洲的经历，也就是说他能直接感受到后现代文化氛围；如果他愿意，接受后现代理论于他是近水楼台，从王小波的创作看，显然他已经受益。他在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里，再二再三地运用后现代理论来阐释自己在文化、国学、知识分子等方面的见解，如在杂文《沉默的大多数》中，他以后现代主义重要人物福科的话语权理论解构弱势与强势这一“二元”对立。在小说方面，不止是《青铜时代》，《黄金时代》与《白银时代》也是体现后现代精神的作品，关于《黄金时代》，笔者曾经提到“王小波则以后现代主义作为切入点，批判了‘文革’的十足荒谬”，至于《白银时代》，未来世界是他游戏、调侃、质疑生活荒谬的虚拟空间。可见，王小波对后现代主义的接受体现在他文学创作的方方面面，他以后现代文化语境塑造了他心目中的人物，其中包括中古知识分子李晋，自然，《红拂夜奔》的历史是一个后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因此，如果反观王小波与他的创作，那从某种意义上讲，王小波是以文学样式向中国输入后现代文化；它的存在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理论播撒相得益彰。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陈绪石(1968－)，江西瑞昌人，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