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同构 家国同构背景下文人不同的心理倾向性
时间：2019-02-11 05:30:4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元夕词 心理 倾向性 摘 要：在宋词当中，有大量内容不同的节序词，节序词作为文人特殊的节序心理的沉淀，蕴含了他们独特的文化心态与心灵感悟，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节序词的逆向式考察，追溯宋代文人身处的文化背景，管窥文人的心灵一隅。李清照和刘辰翁都作有题为《永遇乐》的元夕词。在李清照的词中，词人个体的身世之悲超越了意识层面上沉重的黍离、麦秀之悲，而在刘辰翁的词中，个人的身世之感更多地消融于对故国深深的悼念之中。
一
“民间节日文化活动是民族心理机制的反映，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它像一面历史镜子，从一个侧面纪录了不同时期人民的精神生活和民俗风情，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民族感情、民族道德、民族文化的形成。”在唐宋，尤其是在两宋，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传统的节日风俗活动中，娱乐色彩比以往更为浓重，由节日这个轴心编织出来的“生活文化之网”，显得更加丰富多彩。据考，宋代官员全年所拥有的一百二十四天官定节假，主要来自元宵、清明、寒食、端午、中秋、立春等岁时节序。这些岁时节序成了士大夫于政事以外进行社交娱乐的休闲时光，其仪式就是词人即兴填词。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宋词中产生了大量内容不同的各类节序词。一方面，节序活动，为词的创作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开辟了词的创作题材和领域；反过来，作为节序风俗行为的表征或在节序进行社交娱乐的特殊的语言，节序词则又丰富了各类节序活动的表现形态与文化内涵。更进一步说，节序词作为文人特殊的节序心理的沉淀，蕴含了他们独特的文化心态与心灵感悟，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节序词的逆向式考察，追溯宋代文人身处的文化背景，管窥文人的心灵一隅。
始于汉代的元宵节是我国民间最隆重的节日之一，自唐玄宗开元时起，因“放灯火三夜”而升温的元宵节，至宋太祖开宝年间又加两夜，新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从正月十四要“闹”到十八方休，称“五夜元宵”。欢庆之热度有增无减。举《东京梦华录》所描绘的汴京城中的元宵夜为例，每到“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此夜“华灯宝炬，月色花光，霏雾融融，动烛远近”；“别有深坊小巷，绣额珠帘，巧制新妆，竞夸华丽。春情荡�，酒兴融怡，雅会幽欢，寸阴可惜”。这样的情景自然极大地刺激了宋代文人的创作热情。
早在仁宗年问，柳永就作有歌咏元宵的词作《倾杯乐》《迎新春》，并在后一首词的纪事中写到“庆嘉节，当三五，列花灯千门万户”，神宗时期王诜的《人月圆》则颂称“年年此夜，华灯盛照”。欧阳修《生查子・元夕》亦追昔抚今，“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宋神宗熙宁年间，苏轼在密州任上写下一阕元夕词《蝶恋花・密州上元》：“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笙，却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此词运用今昔对比手法，抒写了他仕途中不得意的郁闷心情。后来李清照在南渡后所作的《永遇乐》则反映了时代动乱给南渡士人带来的心灵创伤，“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而辛弃疾在《青玉案・元夕》则表现了自己高洁的品格。姜夔作于宁宗庆元三年(公元1197)的《鹧鸪天・元夕有所梦》也说“谁教岁岁红莲(指莲花灯)夜”。宋末元初词人刘辰翁所作的元夕词甚多，除《永遇乐》外，尚有《减字木兰花・乙亥上元》《江城梅花引・辛巳洪都上元》《柳梢青》《卜算子》等。可以看出，同是歌咏元宵灯节的题材，但是由于词人写作目的、身份经历及时代背景的不同，元夕词中所体现出来的主旨及所承载的情感亦有所不同。
总而言之，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节日能像元宵之于宋那样，成为整整一代文人瞩目的亮点。而这些应时而作的元夕词，作为文人心灵外化的载体，则表现了文人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各异的心理内涵。
二
宋人歌咏元夕的词作，多为描述都市繁华，大都是欢庆之辞。如前所举柳永、王诜、辛弃疾等人的作品。但是也有个别歌咏元夕的词作，却并无欢庆之言，而“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每当天翻地覆、民族危亡之际，凡是经历沧桑巨变的文人，遇到佳节良辰，抚今思昔，更容易引起其家国之思与身世之感的沉忧隐痛。这类词作以南宋初女词人李清照及宋末元初的词人刘辰翁的几首元宵词最具代表性。在他们的作品中既体现出共同的身世、家国之悲，又因各自所处时代背景及经历的不同而体现出不同的心理内涵。
先看李清照的这首《永遇乐・落日�金》：
落日�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李清照这首元夕词，以今昔元宵的不同情景作对比，抒发了深沉的盛衰之感和身世之悲。词的上片先写元夕景物，是佳节的“融和天气”，但是自己兴致不好，所以“酒朋诗侣”虽然以“香车宝马”来相召，但是自己辞谢了。下片换头处宕开。自“中州盛日”至“簇带争济楚”数句，追忆当年承平之时，汴京妇女“闺门多暇”，非常重视元宵佳节，每到这时，都盛装打扮，到街市中游赏观灯。“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三句，一下跌到现在，点出饱经丧乱后沉哀隐痛的心情，笔力矫健。结尾两句写孤寂情怀，大家都去欢庆灯节了，自己只在“帘儿底下，听人笑语”而已。作品强烈地反映出忧患余生的寂寞心情，侧面地流露出对故国的眷念不忘。
在李清照作此词之后一百多年，南宋遗民刘辰翁也作过一首题为《永遇乐》的元夕词：
璧月初晴，黛云远淡，春事谁主?禁苑娇寒，湖堤倦暖，前度遽如许。香尘暗陌，华灯明昼，长是懒携手去。谁知道、断烟禁夜。满城似愁风雨。
宣和旧日，临安南渡，芳景犹自如故。缃帙流离，风鬟三五，能赋词最苦。江南无路，�州今夜，此苦又谁知否?空相对、残�无寐，满村社鼓。
刘辰翁在词序中写到：“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说明了此词写作的缘起。乙亥，为宋恭帝德�元年(1275)；三年后，为宋端宗景炎三年(1278)，亦即帝�祥兴元年。这时，临安已在两年前被元军占领，南宋残余政权濒临灭亡。刘辰翁在旅途中写了这首词。在序中，明说此词是“托之易安自喻”，即借写李清照的身世，用来抒发自身哀感。作品中，词人的笔端在李清照当年的情事与自己如今的感悟间游走，一会儿叙起李 清照当年，一会又写及自身，字里行间流露出深沉的故国之思与流离孤寂之痛。
除了这首《永遇乐》之外，刘辰翁尚作有《宝鼎现》《减字木兰花・乙亥上元》《江城梅花引・辛巳洪都上元》《柳梢青》《卜算子》等几十首元夕词。大体而言，这些词作都透露出某种事易时移，时过境迁的感悟，表达了词人强烈的身世之悲与国破家亡的无限感伤。
三
细读这些元夕词，我们可以发现：刘辰翁虽有意地借李易安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但二人词中流露出来的心理倾向却颇有区别。而这种区别，正反映了南渡词人与南宋遗民词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微妙的心理变化。
据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载：“易安居士李氏，赵明诚之妻。《金石录》亦笔削其间。南渡以来，常怀京洛旧事，晚年赋元宵《永遇乐》词。”说明这首词是李清照晚年“常怀京洛旧事”而作的。李清照是经过沧桑巨变的。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金人灭宋，俘徽、钦二宗北去。一一二九年八月，李清照之夫赵明诚又病卒。时金兵渡江南侵，李清照避乱流离于各地。一直到绍兴六年(1136)，始回临安。李清照经过十年的国忧家难，战乱流离，其心中的痛苦创伤是可想而知的。此词大约作于绍兴六年李清照回临安之后，因为就词中意思看来，写的是在南宋都城临安过元夕而对于北宋都城汴京欢庆元夕时的追忆。南渡之后，南宋王朝虽危在旦夕，但元夕活动却不亚于北宋汴京，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周密《武林旧事》卷二“元夕”条对此有详细记载，并说南宋“大率效宣和盛际，愈加精妙”。一些南渡臣民在颠沛流离之后也淡化了当年的伤痛，所以每到元夕，照例要参与盛会。然而，对饱经离乱之后的女词人而言，似曾相识的情景不但无法消除她心中的隐痛，反而使她平添了更多的迷惘与痛苦，悲凉与落寞。“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这种突然而起的“忧愁风雨”的心理状态，深刻地反映了词人多年来颠沛流离的境遇和深重的国难家愁所形成的特殊心境。当前的良辰美景再也引不起她的兴趣，昔日的繁华欢乐早已成为不可追寻的幻梦，“盛日”与“如今”两种迥然不同的心境，从侧面反映了金兵南下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和词人相隔霄壤的生活境遇，以及它们在词人心灵上投下的巨大阴影。历史的巨变、人事的沧桑，已经使她再也不敢面对现实的繁华热闹，在隔帘的笑语中，词人真正感受到的，是“风鬟雾鬓”的老境苍凉与“物似人非”的孤寂无奈。“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的凄凉，是一种完全私人化的体验和感受。可以说，在李清照的词作中，个人的潜意识中沉痛的身世之悲超越了意识层面上沉重的黍离、麦秀之悲。毕竟，南宋政权虽不得不偏安江南，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亡国。
而在刘辰翁的词作中，我们却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那种充溢于词作的、深浓的故国遗恨。刘辰翁作元夕词时，宋朝完全覆灭，绝无复兴之望。不仅如此，元朝平宋以后，为防止人民反抗，长期实行禁夜的法令：“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这一禁令使得元宵灯会这一通宵达旦的娱乐活动再不能正常进行，等于是取缔了元宵节。因此，宋亡后，那种“千门疑是繁星落，九陌不知明月高”的元宵盛况，一变而为“零乱遗钿空宿草，升平叠鼓散春涛”。元宵节，本是当时中原人民最重视、最喜爱的节日，却被元朝统治者强行禁止，元朝统治者对民意的任意践踏，给词人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创伤。从而使词人对元宵节的怀念，普遍带上了一种难以道尽的感怆，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刘辰翁元夕词中那种一片凄凉的词境当中。试看词中：“禁苑娇寒，湖堤倦暖，前度遽如许!……谁知道，断烟禁夜，满城似愁风雨!”“禁苑”、“湖堤”在词人眼中只有娇弱、倦乏之感。事态变化之快，让人措手不及。面对这样的“断烟禁夜”，本无风雨(从篇首的“璧月”、“黛云”可知)的临安却像是愁云惨淡，风雨交加了，灯夕的冷落不堪，本来只应出现在风雨之夜，而如今却是因人事所致，此情此景，怎能不令词人愈加怀念起昔日“芳景犹自如故”的“宣和旧日”，怎能不眷念起故国故都来。在刘辰翁的其他元夕词作当中，这种凄凉的词境是一以贯之的。如《减字木兰花・腊月初晴月佳甚有上元花柳意不能忘情》：“腊销三五，月向雪山云外吐。烟水黄昏，梅柳依稀笛断魂。今宵豫赏，便作香尘随步想。莫待元宵，灯火零星雨寂寥。”又如《望江南》：“春悄悄，春雨不须晴。天上未知灯有禁，人间转似月无情。村市学箫声。”刘辰翁在描写这种凄凉时，又总是伴随着对往日盛况的热切向往。再看刘辰翁在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元夕之时所作的另一首元夕词《宝鼎现》：
红妆春骑，踏月影、竿旗穿市。望不尽楼台歌舞，习习香尘莲步底。箫声断，约彩鸾归去，未怕金吾呵醉。甚辇路喧阗且止?听得念奴歌起。
父老犹记宣和事，抱铜仙，清泪如水。还转盼沙河多丽。�漾明光连第，帘影冻，散红光成绮。月浸葡萄十里，看往来神仙才子，肯把菱花扑碎?肠断竹马儿童，空见说，三千乐指。等多时、春不归来，到春时欲睡。又说向灯前拥髻，暗滴鲛珠坠。便当日亲见《霓裳》，天上人间梦里。
刘辰翁作此词时，距宋亡已快二十年，词中用大量篇幅回忆宋代元宵节的繁华旧事，第一阕记北宋年间汴京元宵灯节的盛况。第二阕写南宋都城临安元夜的情景，虽说偏安一隅，却仍有百来年的“承平”，仍有值得怀念的地方。第三阕写作词当时的元夕情景，与前面所述形成强烈的对比，不说那些无缘亲见当年元宵节的年少者们空白断肠，即便是“当日亲见《霓裳》”的年老者，又能怎样，还不是“天上人间梦里”，空余怅恨罢了。在抚今追昔之中，大有李后主“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感慨。可见，即使在宋亡近二十年后，刘辰翁的故国之思仍然十分的强烈。在刘辰翁的元宵词作之中，个人的身世之感更多地消融于对故国深深的悼念之中。而这一点，正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知识分子，在面对“国”与“家”时，始终将“国”放在首位的内在心理机制的外化表现。
诚然，个人的身世命运，往往与国家紧密相连。特别是在家国同构的中国古代社会，“家”与“国”，个人与社会、国家，往往交织在一起，难以截然地区分开来。但是，有的时候“个人”与“国家”的概念在文人的心理天平上常常是无法获得绝对的平衡的，他们的心理天平常常会在自觉或不自觉当中，倾向其中的一方。而这种倾向性的产生，往往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的因素包括文人的文化修养、社会身份、身世经历、时代背景等。李清照与刘辰翁的元夕词中正表现了这两种不同的心理倾向性。我们无法，也没有权利、没有理由去评价他们这种心理倾向的高低优劣。更何况，他们的这种倾向性只是一种不经意间的、无意识的流露。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陈瑜(1979－)，福建泉州人，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福建金融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学报编辑部助理编辑。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