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深宫事花颜免费【古木根深不似花】

时间：2019-02-11 05:31:37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香港是“文化沙漠”，我也就对那片弹丸之地的文学不屑一顾。商业和经济的畸形繁荣，在造就了人们物质的高度享受之后，也把文学挤到一个异常狭窄的角落里奄奄一息。通俗读物泛滥，文化快餐众多，纯文学之花只能在寂寞中自生自灭。但后来看了金庸雄视一代的新武侠小说，觉得沙漠里也不免有几点绿洲，后来又接触到董桥的散文，心里相当震惊：董桥散文的境界与香港这个地方是很难挂上钩的。
　　“万人如海一身藏”，灯红酒绿的繁华中，车水马龙的闹市上，物欲汹涌的潮流里，总还是有少数人独守文化这一盏孤灯，在白纸黑字里寻求精神的寄托。因此，对香港文学似乎也不能一笔抹杀。否则，我们将失去与董桥散文相遇的机会。
　　陈子善编《董桥文录》一书，集中了董桥二十多年写作的散文之精华。虽称不上量大但可以说是质高，最起码，董桥写出了一系列具备鲜明特色的名篇。也许，对于散文这种庞杂的、纷乱的文体来说，个别名篇的重要性似乎不可过分看重，也不该孤立地对待。在我看来，散文家一般不是凭借着几篇突兀的名篇而成就其荣誉和名声的，他是用一生的所有作品，以及这些文章显露的见识、修养、境界、才华等综合因素塑造了自己，完成了自己。他是他一生作品的总和，我们必须对这巨大的总和全面地作出评判。法国的蒙田就是用其全部随笔，把自己的独特思想公布于众，并影响了后世。“五四”时期的周氏兄弟也都以自己的拿手好戏――杂感和小品，构成了现代文学史上双峰对峙的奇观。和诗人、小说家相比，散文家的代表作是不太突出的，或者说，他需要的是全部作品而不是几篇孤零零的代表作。
　　董桥在回答别人的访谈中说：“散文，我认为单单美丽是没有用的，最重要的还是内容。我对散文有一个最原始的要求：就是不能空洞。”这句话表明，董桥作品更多地属于随笔。在《随笔作家的艺术》一文里，英国作家本森认为：“随笔，是从某一方面可以清楚说明的着眼点出发所进行的一种人生小评论。”由此看来，“言之有物”就成了散文家最重要的写作目标。“言之有物”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载道，也可以言志抒情，还可以直截了当对社会、人生、自我进行观察、剖析。董桥的散文建筑在“言之有物”的基础上，它驱逐了那些浅薄的风花雪月的趣味，把有力的笔探入到事物内部，一些真知灼见便非常强劲地流露出来。这貌似简单，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散文家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审美情趣及创造力。董桥在这方面的表现相当出色，在香港台湾有口皆碑。余光中也曾对此大加赞叹。
　　一个诗人凭借着神秘莫测的灵气捕捉着万物之美和那些转瞬即逝的感觉，学问对于他是重要因素但绝非关键因素。但对于散文写作，学养的雄厚无疑是一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大部分有出息的散文家往往是学者、杂家，全人类浩瀚的文化财富一旦与自我的才华融合汇通，就不再是凝固的、陈腐的老古董而变幻出异彩，同时也决定了一个散文家的博大精深。董桥无疑没有抵达这样境界，但他很自觉地向这个境界靠近，而且在这个无比艰难的“天路历程”中，他留下了让我们刮目相看的作品。有时，他用尖锐的讽刺之刀，解剖社会中的畸形现象，使之显现出可笑荒诞的面目：“这位作家跟一些摇着屁股巴结洋人的人当然不同：层次不同，效果不同。是龙、是凤凰，还是狗？天晓得，我们不晓得。”有时，他又以洞彻的智慧，谈论报纸杂志上空白的地方，并引出下面的妙论：“文人的补白应该是……，女人的补白应该是泪，大人物的补白是干咳，而长头发是画家的补白，握手是领袖们的补白，钱是商人的补白，笑是妓女的补白。伸展双手频频挥动是教皇的补白，衣服化妆是明星的补白”，并总结为：“补白是文明的象征”。董桥散布在自己文章里的各种见解，对读者构成一种别有意味的启发。在《门》里，他用入木三分的警句写道：“门是人类日常里一种最恐怖的威胁。开着的门，是陷阱；紧关的门，是绝望的面具”，在文章末尾又坦荡地说：“人类最伟大的大概只有主理人体新陈代谢的那一门。”有人看了觉得不雅，但“雅得过分”不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粗俗吗？我反而觉得董桥真实。作家的真实导致文章的真实，散文的真实永远是一种魅力。
　　生活中的谎言太多了，每个人都戴着面具在戴面具的人们中穿行，内心又充满着对面具的憎恶与反感。目前的许多散文，因为种种复杂的内因和外因，把“自我”密密地包裹起来，从中看不见作者的活泼个性，听不到作者自然的呼吸，更何况精神世界的波澜起伏了。这样的散文违背了散文的基本要求，必将导致语言无味，形式僵化。归根到底，散文的力量来源于作者生命的力量，生命力又贯彻在精神的强大与丰富之中，并要求找到丰沛的表达。董桥的经历并不单调，他先在台湾读大学外文系，后又在英国留学六七年，再回来参与香港的文化活动，编杂志，写专栏，对中国社会环境实实在在的深入再加上对海外生活的熟悉和体味，让他的散文题材广阔，由此引发的感慨也有了现实坚定的基础。他就这样避免了“无病呻吟”。他在许多散文中写到伦敦的景物和世事、伦敦的文化和传统，这种“捷足先登”，这种“见多识广”，和三四十年代前的作家以及五六十年代的台湾作家一脉相承，让我们这些囚禁于内地一隅的人，很是向往，但也只是向往而已，其结果就是我们自己不去写类似的散文，到散文另外的疆域里潜心开拓，在另一种精神和语言的高度上和他们一较长短。
　　当然，散文的价值是由更内在的东西决定的，题材广泛只是其中不太重要的方面。对于董桥，我们感到的是其严谨的写作态度。古往今来，写作方式五花八门，常常出人意料。但人到中年，我现在是不太相信那种“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才子风度的，下笔千言也有可能是废话连篇，相反，对于一篇文章苦心孤诣，从构思到完成到修改，要付出多少心血！尼采说：“在一切作品中，我最爱用血写者”，我以为这血有两重意思：一是指作家真挚的生命体验，还指写作本身付出必不可少的劳动。
　　董桥写散文相当认真，一篇短文也常常改来改去，有时竟达七八遍之多，他心目中的散文有着难以企及的精神尺度：“散文须学，须识，须情，所谓‘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这和那些把散文当成茶余饭后的闲聊的看法，是多么不同！在我看来，许多散文的失败正是远离了作者必不可少的经营，才显得东拉西扯，零零碎碎，散漫无边，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一些陈旧不堪的感叹，一些小花小草的吟哦，再加上单调贫乏的大白话语言，离艺术的标准太远了，只能沦落为庸俗的大众消费品，用过就扔。董桥经过中外文化长时间的熏陶，深明文章之道：“或曰：拙文过分雕琢，精致有如插花艺术，反不及遍地野花怒放之可观云云，闻下不禁莞尔。尝与陈之藩书信往还谈论文章自然之说，其见解甚精辟，大意谓：六朝诗文绘画不自然，却凄美之至；芙蓉出水虽自然，终非艺术。人工雕琢方为艺术；最高境界当是人工中见出自然。”正是因为董桥多少年来孜孜以求“人工中见出自然”的境界，他才把散文写得这样精致典雅，古朴绚丽。他迷恋于氛围的营造，陶醉于对意境的点染，讲究语言的滋味，并别具匠心把许多名人轶事及格言警句穿插其间，这样他的散文笼罩着一种扑面而来的书卷气，同时又避免了陈腐和呆滞。《中年是下午茶》写尽了中年人酸甜苦辣的万千感慨，已成为董桥散文中最引人注目的“品牌”。董桥有一种说古道今又兴味盎然的才华，渊博的知识一旦和典雅、简洁而又精美的语言融合到一起，就不再是僵硬的装饰。另外，董桥在文章的细处也是煞费苦心，比如他的题目，也是精心制造出来的，力求引人入胜，炫人耳目：“《作家与避孕》《大胡子与消炎片》《马克思博士到海边度假》《撒在沙发上的文化史》《满抽屉的寂寞》……也许有些人认为这不过是雕虫小技，但对于一辈子写作散文的人来说，却不容忽视，谁敢说这不是一份深厚的功夫！董桥终于呕心沥血建立起独具一格的“董桥风格”。这是成功，目前众多的所谓散文家还是别人的模仿者，而模仿者在文学的领域里是无足轻重的。
　　清代诗人龚自珍的一句诗，或许可用来比喻他的特殊风格：
　　“古木根深不似花”。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金汝平，诗人，批评家，山西财经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著有诗集《乌鸦们宣称》及散文、随笔、文学评论数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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