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精神_试析鲁迅《祝福》中的精神之“诚”
时间：2019-02-11 05:38:4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辛亥革命后，国民精神与民国政体的距离，使鲁迅开始以“抱诚守真”之精神“呐喊”。抱着国民精神之“诚”的热望，鲁迅认为《祝福》“战斗的意气”“冷得不少”。但其中“呐喊”与“彷徨”相交织的心理轨迹，在更深层意义上展示了鲁迅对精神之“诚”的持守。
关键词：鲁迅 《祝福》 呐喊 彷徨 精神之“诚”
留日初期，鲁迅认为中国国民性最缺乏诚和爱。弃医从文后，他呼唤“抱诚守真”的“精神界之战士”，希望能以独立、自主、自省、勇敢、进取等精神之“诚” “立人”。辛亥革命后，国民精神与民国政体的距离，使鲁迅开始以精神之“诚”“呐喊”。抱着国民精神之“诚”的热望，鲁迅认为《祝福》“战斗的意气”“冷得不少”。①但其中“呐喊”与“彷徨”相交织的心理轨迹，在更深层意义上展示了鲁迅对精神之“诚”的持守。
一
在《祝福》中，讲述故事的叙述者“我”，是一位五年没有回老家的“新党”，在旧历新年来临时前来参加家族的年终祭祖，但“我”始终没有叙述这层意思，并以“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来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叙述省略鲁四老爷骂“新党”的原因和内容，加速处理自己的访友活动；省略对家族和朋友的评价，以“没有什么大改变”隐含“我”的失望，因为这是以“呐喊”的精神之“诚”透视这些“愚弱的国民”的精神的结果。与此相比，叙述者减速处理与祥林嫂相遇的场景。面对对方对自己的期待，在“诧异”、“悚然”、“惶急”、“吃惊”中，“我”认为自己是“愚人”。或者说，在与“愚弱的国民”式的人物的关系中，“我”以前不会这样定位自己。叙述细腻地展示了相遇场景过程前后“我”的自省、自知、自我批判：“我”想负责任地对待人物，却明显感到无法完成，或许是对事理的通达，或许是对自我有限性的深刻自知，总之最后达到了“心气平和”的目的――“我”得到无奈后的自我解脱。
与严酷自我解剖的“我”不同，叙述保留了鲁镇人们对祥林嫂的不同态度。听到祥林嫂的死讯，叙述保留短工的“简捷”与“淡然”的回答，直接评价“鲁镇人们”对待祥林嫂的态度：被“活得有趣”的“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她，只不过是人们“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当她再寡到此地时，叙述详细评论镇上男人、女人们对人物的“宽恕”、“慈悲”、“烦厌”和“唾弃”；在充分保留人物在脸色、精神、气色、眼光、手脚、记性等方面产生变化的层次性方面，叙述干预蕴含的价值取向，鲜明地显示了“抱诚守真”的“精神界之战士”眼中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对“人”的虐杀，并引导读者领悟“吃人”的内涵，以及蕴含在其中的“呐喊”，因为这是以国民精神之“诚”对鲁镇人们的观照。
二
但是，小说在突现“我”以“呐喊”的精神之“诚”透视人和事时，却使人对之产生质疑。叙述虽没有提及“我”离开鲁镇的时间，但从其与她相遇的场景推测，“我”五年前见到的她不是现在这样，以前“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现在变成“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与此相应，叙述却保留了临死前的人物的清晰思路，不但评价“我”是“识字的”、“出门人”、“见识多”，而且还用发光的眼睛“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排除相遇时的最后一面的“亲见”，她半生事迹的断片则是“我”坐在鲁四老爷家的书房里，将有关她的所见所闻“连成一片”而成。反思叙述者有关人物和人们的诸多的神态、行动细节和心理变化的评述，直接涉及到“呐喊”的精神之“诚”是否具有可靠性。就叙述对祥林嫂的透视而言，如果“见”和“闻”实际上有区别，如果是“我”的所“见”带来以上有关人物的如此丰富的叙述，则全面保留人物的言语这一层面，实际上使“我”具有同步录音机的效果，比如就记述阿毛被吃事件而言，“我”“亲见”了人物讲述的场景，也是去听故事的人们中的一员，因此能完整地记录下人物讲述时的言语；对人物神态的描写，也显示了叙述者对之的密切关注；叙述人物的心理，实际上更显示了“我”对其进行透视的特殊性。可以说，叙述者“我”用超减速的叙述速度记录下人物的半生事迹的断片，但当“我”以“呐喊”的精神之“诚”透视人们对人物的态度时，面对人物的遭遇以及即将被打发走的命运，“我”与他们有什么两样吗？其唯一区别倒是在几年之后的今天来记述而已？也就是说，五年前“我”发现她已成“木偶人”时没有对她表示同情，难道在镇中人们就没有人同情关注她？最少五年时间的流逝，都没有让已经像木偶人的她死去，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叙述省略了。如果人物故事非“我”亲见，而是人们的告知，则以“我”对人们的评论又使读者相信，他们不可能向“我”叙述有关人物的这些细节，包括记录下人物叙述阿毛事件的全部话语。而且退一步讲，人物故事是人们的告知，则说明鲁镇人们也有人在如此细腻地关注着这个不幸女人的诸多方面，这又与“我”对鲁镇人们的透视中显示的“呐喊”中的精神之“诚”的评价相矛盾。也就是说，在“我”愿意以“战斗的意气”评论的地方，叙述始终保持着全知全能视角的功能，这显然已经超越了叙述者为自己确定的身份所能感知的范围，虽然“我”的这些“呐喊”似乎确实达到了使精神之“诚”得以显现的目的。依据叙述，祥林嫂在鲁镇生活了最少八年，对这里的人们是熟悉的，但在她向“我”提出有关“魂灵”、“地狱”以及“死掉的一家人”是否能“见面”三个问题后，却死于人们祝福的冬夜。这种描写人物之死的笔法，又与中国乡土社会有关再婚和鬼神信仰的实际相矛盾，因为鬼神信仰在乡土社会中根深蒂固。②正如鲁迅在《破恶声论》中所论：“夫人在两间……倘其不安物质之生活，则自必有形上之需求。……虽中国志士谓之迷，而吾则谓此乃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③从乡土的真实性存在出发，周作人认为这些迷信在民间是自成一个体系，是有点势力的。相信魂灵与鬼是世间共通的现象。中国过去礼教上强调贞节，但社会上一般人家寡妇再嫁也是常有的事，自然她是要受点差别待遇，结婚仪式上也有些差别。④张鸣认为，“男女之大防”的规矩和程序在乡土较为宽松，越是社会地位低下、身份低贱的社会阶层，其伦理规范就越疏松、随意性强。贫寒的生活、家境使她们需要去劳动，因此，“男女之大防”就要大打折扣。村妇再醮至三至四，也属正常，没人说三道四。再说，说三道四又能如何，在五年时间里，祥林嫂不是也像没有听见一样吗？“鬼”是民间社会中不可须臾离开之物。乡镇人通过民间小戏等娱乐和受教育途径随时随地代代相传、添枝加叶，都是很普遍的。他们对鬼神的信仰心理是功利性的，行为是贿赂性的，形成一种有用则近、无用则疏、有神则拜、多多益善的信仰态度。农民拜神，一般均出于实际的生活目的。全神信仰使他们的信仰心理不可能真正地虔诚全信，态度上未免不够庄重。⑤在这样一个多种鬼神信仰的国家里，安排一个乡土社会里的下层农村妇女因为鬼神信仰而死去，而且是致命之因，应是鲁迅在共和危机下以“呐喊”的精神之“诚”反抗“世俗”的重要表现。
三
但以上分析所显示的矛盾，是否让我们属于鲁迅提及的太“执滞于体裁”的读者呢？因为几年后，鲁迅在谈到小说写法和技术时，明确表明自己不同意郁达夫的以下观点：“凡文学家的作品，多少总带点自叙传的色彩的，若以第三人称来写出，则时常有误成第一人称的地方。而且叙述这第三人称的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过于详细时，读者会疑心这别人的心思，作者何以会晓得得这样精细？于是那一种幻灭之感，就使文学的真实性消失了。”在鲁迅看来，“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便不至于感到幻灭，即使有时不合事实，然而还是真实。其真实，正与用第三人称时或误用第一人称时毫无不同。倘有读者只执滞于体裁，只求没有破绽，那就以看新闻记事为宜，对于文艺，活该幻灭。”⑥他也曾指出：“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能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⑦也就是说，鲁迅明确意识到这种“方法”和“技术”的“破绽”，但还是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者而深入他人内心，以精神之“诚”延续批判人们精神的劣根性的“呐喊”。
叙述以“呐喊”的精神之“诚”对人们的透视，指向后者对人物遭际呈现出的冷漠与残忍，他们没有表现出如“我”一样的自省，因为就二者与祥林嫂之死的关系而言，这实在是二者的唯一区别。仔细想来，不论是对她的经历的叙述，还是对其死后“我”的细腻心理变化的叙述，在对人物之死这一问题上，作为人们的批判者的“我”，不也与人们具有同一性？⑧和“我”一样，仅仅经历一时的“惊惶”，就能够“宽慰”自己；鲁镇人们整日生活在这种语境中，又有什么不可以“舒畅”起来呢？在“我”以“呐喊”的精神之“诚”透视“活得有趣”的“人们”时，是否五年前其已把她作为“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也就是说，具有精神之“诚”的“精神界之战士”深嵌于人们之中。小说清晰展示这种“同一性”的努力，隐含了鲁迅在“热”与“冷”的“战斗的意气”的对比中的反省，他以“彷徨”自评“冷得不少”的精神之“诚”，这又与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勿自欺”的“反身而诚”相契合。在这一意义上，应该说，走进《祝福》，才是走近交织着“呐喊”与“彷徨”的精神之“诚”的鲁迅的心理轨迹，才能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把握持守精神之“诚”的鲁迅的思想和文学。
①⑥⑦ 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456，22-23，512.
② 关于此点，可以参照恽代英的《论信仰》（《新青年》3卷5号）一文：“凡无智识或智识简单之人”“亦仍自有其信仰”，“此自有之信仰为何？曰：信仰法律制裁，信仰社会制裁，信仰良心制裁，是皆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谓之信仰，不谓之智识也。此三种制裁之信仰，其效力决不小于神之制裁之信仰。”因为这“三种制裁为当时社会方俗习惯之反映”，“本质上亦应较为合理可信”。
③ 鲁迅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7.
④ 孙郁，黄乔生主编.书里人生――兄弟忆鲁迅（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70，71.
⑤ 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M] .上海：三联书店，1997：35-36，29.
⑧ 汪晖.反抗绝望[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87，299-300.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