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红酒绿中的一潭静水|歌词中有灯红酒绿
时间：2019-02-12 05:28:4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古典诗情 感伤情怀 田园意识 摘 要:施蛰存作为现代主义风格鲜明的作家,因其从小所受的传统文化浸染,在其摩登的小说理念中显现出古典的诗情。他浓郁的感伤情怀和复杂的田园意识,使其在灯红酒绿的都市生存中保留了一份从容而飘逸的才情,成为上世纪30年代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
2003年11月19日,文坛学界耆宿施蛰存先生在上海下世,享年99岁。学界认为,他的一生共有“五扇窗户”,用施蛰存先生自己所喻:东窗是文学创作,南窗是古典文学研究,西窗是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北窗是碑版整理。后朱健国又提出他的“第五扇窗”――时事批评。而在我们的印象中,最突出的,无非是他作为“新感觉派”三大主力的身份和他所创作的现代主义色彩浓重的文学作品。多年来的研究,也主要针对他的心理分析的创作方法,从而得出他的小说对于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运用,对于小说形式的创新功不可没。笔者认为,施蛰存小说的价值不仅于此,还在于他在摩登的小说理念中融入的古典诗情。
上海是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最大的、最现代化的国际化大都市,飞机、电影、JAZZ、摩天楼、长型汽车、雪茄、写字间、歌舞厅,灯影迷离声色变幻之中充斥着泛滥的色情和颓靡的肉欲。“新感觉派”就在对这种城市风景的描写中,传达出风情掩盖着的苍白和摩登背后的荒凉。与穆时英和刘呐鸥不同,施蛰存作品少有那种紧张的都市节奏和混沌的众生喧哗,而多有幽深旷远的意境,彰显出含蓄蕴藉的古典诗情。他的创作恰如灯红酒绿中的一潭静水,清透而从容。本文将从施蛰存作品的感伤情怀和田园意识两个方面入手,结合他的人生经历和文化心理积淀,对其作品的古典诗性极其形成原因进行阐释。
感伤情怀
施蛰存曾借人之口说自己“天赋有一种感伤的情绪”(《桃园》)。即便在儿时,每每看到屋内灯火荧荧,晚风乍起,落叶萧然,“这时我虽在童年,也好像担负着人生之悲哀,为之怅然入室”。而不吉祥的鸦鸣也顿然会使他眼前一阵黑暗,“一种感到了生命终结的预兆似的悲哀兜上心来”。从他的创作来看,凄凉、迟暮、感伤的意境一直沉淀于他的心底,呼之欲出。感伤者的最大心理特点是怀旧,伤远念远,置眼前于不顾,甚至也不“抒情地寄希望于遥远的将来”,总是泪水涟涟,一步一回头地向后瞻顾。施蛰存正是这样,他的小说总取一种回溯式结构:站在现在向过去凝眸,立于中年回首童年、少年时代。且总是今不如昔的对比结构:过去是天国般的幸福,青梅竹马的初恋,现在是“可烦恼”、“可诅咒”的中年。正如他所说:“在苦闷的现代人眼睛里,中世纪也可以成为一个值得遐想的幻景。”这在《上元灯》集中表现尤为明显。这不仅表现在自传性很强的篇章里,即使是以旁观者眼光写别人的事如《栗・芋》《诗人》《洪智法师的出家》背后也总流淌着一股感伤的潜流。再不就是直接选取一个感伤的故事,设置一个悲剧的氛围,安排一个让人同情怜悯的人物,挖掘在都市火树银花、繁花风流背后隐藏着的辛酸与悲苦。《魔道》中那位精神分裂症患者处处摆脱不了那位神秘老太婆的纠缠,从乡村赶到都市,回到家,3岁的女儿死了。《残秋的下弦月》写贫贱夫妻百事哀不算,还要特地点出他们新死了爱女,最后让妻子的呓语造出一个感伤的氛围:“我们要葬得她很美丽呢。坟上一定要一个小天使的。”以乐写哀,让人读后心里发颤。此外,《妻子生辰》《黄心大师》《幻月》等本身都是一个很感伤的故事,又加上人为的修饰手段使其更感伤。他笔下的人物总面临失业、死亡、疾病,他们不是没娘的孩子,万事不遂的中年人,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穷困潦倒的过时的诗人,身世堪怜的舞女,惨死的学生等。作家选取这些人正好寄寓了他的感伤气质,利于他悲天悯人性格淋漓尽致地发挥。他自己曾说,虽在精神上,“竭力想避免他(戴望舒――引者按)那种感伤的色彩。但这是不容易的,因为我已写成的几十首诗,终于都还免不了这种感伤”。
施蛰存的感伤气质一方面是天赋,一方面与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分不开,也许二者互为因果。中国古典文学很大的一个特点便是感伤,真正的雄豪乐观之作寥若晨星。而且他又偏嗜其中的哀伤婉约之作,而古典文学的熏陶反过来加重了他的感伤气质。施蛰存出生于江南一个书香人家,父亲是清末秀才,在古典文学方面的修养无疑给过他影响。他曾回忆道,我父亲有十二个书箱,藏着他平时节衣缩食买来的书,经史子集都有。还说父亲书里有如《白香词谱》《草堂诗余》之类的词书,他也都看过,并学着填词。在上小、中、大学时,“国文课的教材,都是古文,那些文章都是古典文学”。虽然他说:“在我写小说的时期,古典文学对我实在没有影响,甚至可以说,我当时还竭力拒绝古典文学的影响”,但不可否认旧文学的意境和情调,培养了他多愁善感的性格,影响了他作品感伤的调子。不仅如此,他作品中古典、高雅的韵致,传递道德的尺子,对古代题材的偏嗜等,也都与古典文学影响分不开。《上元灯》集中的某些作品明显带有晚唐诗的意境。《扇》写两小无猜的一对少男少女,以一柄茜色轻纱的团扇作为初恋的赠物。其中写到他们在花园赏月,以团扇追扑流萤的情景,其意象显然取自杜牧“轻罗小扇扑流萤”之句。他的心理小说中一些带有“聊斋风”的作品,当与他早年嗜读李贺诗所留下的审美情结不无关联。苏雪林甚至还说他的语言风格也取自古典文学,“施氏擅长旧文艺,他华丽的辞藻大都由旧文学得来。据他作品所述,我们知道他很爱李商隐的诗,而且自己所做的旧诗也是这一路。玉溪诗素有‘绮密瑰妍’之评,施氏创作小说文藻的富丽与色泽的腴润,亦可当得起这四个字”。这里可拿他与穆时英、刘呐鸥作一比较,穆时英在光华大学,上钱基博的语文学课,每学期都不及格。他的古典文学和文言文知识水平,低得有时还不如一个中学生,直到1932年,他的小说里还把“先考”写成“先妣”。而刘呐鸥自幼生长于日本,说国语很困难,夹杂着许多闽南音,中文也很勉强,与中国传统教育隔膜。这一方面使他们没有施蛰存在古典文学上的深厚修养,但也没有施蛰存在意境、情调方面的牵扯拖累,往往能轻装上阵,极易吸收新的技巧和手法,同时也决定了他们创作要凭才气,凭感觉,而这恰与日本新感觉一拍即合。从今天看,他们作品中不少句子存有语病,但因恰到好处写出了都市新感觉,显得极富张力。他们找到了最佳突破口。相反,施蛰存因古典文学熏陶过深,潜意识中受其静穆意境和感伤情调的束缚,使他对都市有一种天然的拒斥,他的笔之所以撇开都市生活的写真,不描写都市不夜天的热烈疯狂,而是朦胧、婉约、怅惘,这与古典文学的浸润分不开。
不过,这里要说的是施蛰存的感伤不是纯粹的感伤,总带有恐怖的成分和幽晦的色彩。若这论点能成立,那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上元灯》集中的感伤气息可追寻到他儿时的情感体验。而《魔道》中那位丑陋、令人恐怖的黑衣老太婆和围绕着“一切黑色的都是不吉”而产生的幻觉和恐惧心理其实就是童年时在心中存留的不吉祥乌鸦身影的折射。其实不只《魔道》,施蛰存很多作品的角落处都有某种向中心包围过来的、说不清道不明、挥赶不去的惘惘的威胁,都令人联想到乌鸦意象。施蛰存后来描写上海,不写其五光十色,白昼辉煌,而独独选择了幽暗的景色,大量的表现黄昏、傍晚、夜间,专写黑暗的活动,写神经衰弱者的妄想多疑,惊悸恐惧,甚至写鬼魂的虚影,令人毛骨悚然的凶宅,不能不说与沉淀在他童年心中迟暮的、不祥的体验有潜在的关联。
田园意识
施蛰存从小就生活在江南文化环境之中,其温和的气候、柔美的风景、浓郁的人文气息和风流潇洒的文人世风,都在潜移默化中培育了他灵敏而善感的心灵、他对自然生活的感受力,以及他优雅和飘逸的风致。这种名士气质和才情,使他即使生活于紧张繁杂和严酷的政治局势里,也无法摆脱对悠然闲雅生活情调的向往。表现在他的创作中,就是他内心中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对于乡村本真生活情致的留恋和感怀。
同为都市作家,施蛰存却不同于刘呐鸥、穆时英,他们是地道的都市人。施蛰存则出生于杭州,二岁时随父母迁居苏州,八岁时搬住松江,十六岁虽到上海求学,但也一直来往于上海与松江之间,始终是一个都市的旅居者。虽然他写作时已进入上海,但乡镇生活先入为主地进入他的创作。正如他后来说的:“影响创作的因素除政治,还有就是都会和农村,生长于农村的作家到了上海,无法接受都市的生活,他虽然人在上海,所写的仍然是农村题材。都会并不是指所有在都市的人都是都市人。”生活于都市的施蛰存却有着明显的反都市情绪。他说:“自从被一个外国记者夸张地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以后,上海真成为许多不幸的冒险家的目的地。……但是可怜得很,大多数冒险家所发现的上海,并不是一个‘乐园’,而是一个‘地狱’。这些冒险家在发现上海是个地狱的时候,已经被这个地狱吞噬了,恐怕一辈子也不容易脱离这个魔窟。”施蛰存不是冒险家,却仍感到在上海有被吞噬的危险。与都市的隔阂,对都市的恐惧,使他时时想逃离都市,逃到远离都市的乡村、田间、童年中寻找美,寻找熟稔的初恋梦境。正如荣格所说:人之所以“抓住儿童时代的理想境界不放,正是表现出对命运之神的反叛,对周围一切企图吞噬我们的力量的反抗”。施蛰存的反抗就是这种不动声色的逃遁。他在后来的小说《魔道》《旅舍》等作品中,充分展示了对都市的恐惧感。《魔道》的主人公由于深感都市的压抑而逃往乡村,但都市对他的压迫却像魔鬼缠身一样的跟随着他,使他不得安宁。《闽行秋日记事》中的“我”正是因为对都市的厌倦和对乡村的向往,才应“无畏庵主人”之邀,前往乡村。“无畏庵主人”的邀请短笺正表达出作者的心情:
小庵秋色初佳,遥想足下屈身尘市,当有吉士之患,倘能来小住一旬,荷叶披披,青芦奕奕,可为足下低唱白石小诗,扑去俗尘五斗也。
在这里,“我”虽然遇见了贩卖鸦片吗啡的人,但“我”既没有感到恐惧也没有感到压迫,反而从这群“过流浪生活的人”中品味出生活的平安和诗意。因为施蛰存来自乡镇,所以他感到自己是都市的外来者,上海的边缘人,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上海都市永远是别人的天堂,自己只是一个孤独的飘零者。《鸥》中,公司职员小陆从乡村来到都市,冷漠的都市,机械的工作,使他对海边的家乡无限怀念,他只得“把他窗上涂着黑漆的一部分比之为深蓝的海水”,把修道女的白帽子比作“是振翅飞翔着的鸥鸟了”。而他心中的鸥鸟――童年的恋人“那惟一的白鸥已经飞舞在都市的阳光里与暮色中了。……做银行低级小职员的小陆开始有点虚无主义的感情了”。这感情正是施蛰存自己的真实感情的写照。
上海的环境是五光十色、富丽堂皇、喧闹嘈杂的,到处是咖啡、醇酒、爵士舞和妖娆的女人。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断地承受着无休无止的强烈刺激,必然要趋向精神错乱和心理变态,甚至产生异化。然而最典型的都市“风景”并未进入其创作视野,相反他总是拉起一张帘幕把都市隔开,故有人称他为“海派作家中最近京派者”。有着“田园意识”的施蛰存,“只想到静穆的乡村中去生活,看一点画,种一点蔬菜,仰事俯育之资具,不必再在都市为生活而挣扎。”因而出现在施蛰存笔下的江南乡村则是另一番景致:山清水秀、清新宁静、肃穆和平……那种田园诗般的风景正是作者理想的精神家园所在。作者试图以乡村水墨写意画般的风景与祥和安宁的气氛来抚慰、治疗都市疯狂生活留下的创伤和痼疾,所以在他的笔下,那些被现代都市文明刺激、压抑以致神经错乱、精神分裂的主人公唯一的出路,是回归到和平宁静的乡村去抚平、治疗精神上的创伤和身体上的疾病。但是,这只是一种向往,一种心灵的期盼,逝去的已经逝去,无论它有多么美好,《旅舍》中的丁先生,被都市喧嚣的环境和紧张忙碌的生活折磨得患了神经衰弱症,于是他听从劝告暂时抛开都市生活,作一次孤寂的内地旅行。但是,这种和平宁静的乡村生活并不是灵丹妙药,它对现代都市所造成的精神痼疾却无能为力。“大都市的居民和自然界隔得远远的,即使他们决定回到自然去享受自然的‘治疗’,都市人的概念仍然控制他们,使他们不能和自然做真实的相遇。许多人想借旅行来逃避都市生活……(但)人甩脱不掉都市的影响,即使是面对自然的美景、各种的文化成就,人仍然是停留在疏离、无聊、挫折、恐惧之中。”他们最终带着深深的失望逃回都市。都市――乡村――都市的心路历程,揭示了现代都市人两难的精神困境。施蛰存的这种内心矛盾,似乎与古代诗人隐逸与出仕的两难遥相呼应,在对田园的生活的描绘之中传达出古典的诗情。
施蛰存,这个传统文化中浸泡成长的现代派作家,在都市的狐步舞节奏中,低吟着“挥泪来凭曲曲栏,夕阳无语寺钟残。一江烟水茫茫去,两岸芦花瑟瑟寒;浩荡秋情几洄复,苍黄人事有波澜;迩来无奈尘劳感,九月衣裳欲办难”,以古代名士的雍容和才情对抗着喧嚣而迷乱的都市生存,在五光十色之中,绘一幅静穆悠远的山水,让焦灼的心灵获得一方栖息的园土。
作者简介:宋银霞,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焦作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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