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qq好友背景消失了 消失了背景的历史叙事
时间：2019-02-12 05:34:0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背景 历史叙事 张爱玲 摘要:张爱玲一生只写过《霸王别姬》一篇历史小说。她通过重塑历史题材的想象空间、主题偏离的叙事技巧,以及人物思想的超越等方式,有意识地消除了历史小说中的历史背景,创作出了这部以永恒人性和无尽苍凉为主旨的作品。
历史学家和小说家在对待历史真实时显然持不同的态度,就时间中的各类事件集合来说,任何人都可以对它们进行想象和还原,作为人们心灵中的回忆,又可以对它们进行重新组合或排序。然而,问题就出在了这里,如果历史真可以客观呈现的话,那么一切的叙事手段和技巧都会成为赘疣。然而,令人诧异的悖论就发生在此,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不可能有一个纯客观的历史留在那里,它们存在或消失,根本不为人的意识所左右。如此以来,人们所知道所了解的历史就成了历史学的创造,人们看到的历史不过是过去的各种人物、事件,是以故事的形式投射到特定时代意识下的影子。
小说家对这样的过程可以说是轻车熟路,历史叙事只是小说中的一种策略而已。情节的展开如果需要,历史背景下的叙事就为增添小说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增加砝码。因为任何事件总要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除非作者有意识地淡化这种背景。
《霸王别姬》这样一个故事本来是有着具体历史背景的。秦代末年,风云变幻,使还存有战国印象的各路豪杰纷纷揭竿而起,众多的英雄有了纵横驰骋的疆场。最终在智力和实力的双重因素影响下,沛公刘邦和霸王项羽成为时代的最后角逐者。
这样的题材如果在张爱玲创作生涯的后期,可能会有更精彩的表现。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放在以后的创作中,她在处理历史背景问题上,也一定不会改变创作初衷。虽然这篇小说只是她早期的一篇习作,但依靠思想的洞见和巧妙的写作技巧,张爱玲轻而易举地对历史背景进行了淡化处理,实现了自己的永恒人性和无尽苍凉的创作主旨。
一、重塑历史题材的想象空间
楚汉之争是一段有积淀的历史,也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段历史。作为小说背景的垓下之战,本应是充满了征战杀伐之声,充满了金戈铁马、流血漂橹的血腥场面。而项羽作为决战双方之一的领袖,绝不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物。他有强敌面前破釜沉舟的勇气,有百万军中纵横驰骋的勇武;他也有坑杀数十万降卒的凶残,也有是非不分的优柔寡断。他的形象在司马迁的《史记》得到了全面的展示,尤其是他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英雄美人相对垂泪,慷慨悲歌,更是动人心弦的一幕:
项羽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饮。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乌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在司马迁的笔下,项羽的形象在最后一刻依然高大,他像一座伟岸的山,即使倒下、崩塌也会惊天动地。美人虞姬不过是个道具而已,她的美丽是虚无缥缈的,在历史上,她甚至只是一个美丽的想象。
由于中国史传叙事传统的发达,加上小说很长时间都是低俗的下里巴人,所以大多数时候小说只是文人墨客手中的游戏之作。特别是那些民间的想象,如果没有考证余地的话,学者们一般不会置喙其中的。另外,史料构成的历史小说很容易成为史传的复述者,将想象的成份从中剔除,创造新意的空间也不是很大。然而,想象的空间是无限的,关键在于怎样对待这样的空间。民间文学始终没有放弃历史的加工。于是围绕着想象,演出了一幕又一幕霸王别姬的好戏。民间不断地流传着种种关于虞姬的传说,到了明代,有了沈采的《千金记》,此后,又有了京剧《霸王别姬》,将末路英雄的悲剧以铁汉柔情的结局来收尾。所有与霸王相关的暴戾与残忍都在最后的温柔中轻轻地抹去了。
本来只是一个无本无根名叫虞的虚假美人,就这样在民间丰富的想象力不断地补充之后,渐渐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有名有姓、有爱有恨的活美人。而且美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她不仅有与项羽相匹配的容貌,更有着与辅佐伟岸英雄成就霸业的慧心。因此,她的生死抉择,也就具有了双重意义。一方面,她的死是不得已而为之,再次印证了传统的名节贞烈对于女性的教育结果;另一方面,她的死又是自我选择的结果,成就了道德意义上的圆满。死亡让虞姬再次回到传统思想的辖区,想象到此戛然而止,她的死让她回到了历史背景中。
面对这样的一种戏剧化的历史演绎题材,张爱玲的创作首先必须让小说人物进入到想象空间,摆脱历史背景的束缚,小说的主人公才会有自己的思想,才能成为一种创造。《霸王别姬》作于1937年,张爱玲时年十六岁。她巧妙地将厚重的历史人物消解得几乎无形,借助一个历史瞬间的事件,按照现实的逻辑和思想意识,为历史人物涂脂抹粉,一番梳妆打扮,沉重的历史脱下了甲衣,只变成一个代称,提供的背景依旧,但人物早已与历史没有了关系。
二、主题偏离的叙事技巧
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时认为,“技巧对张女士来说成了一种危险”,因为张爱玲实在太擅长也太喜爱使用技巧。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技巧在张爱玲手中成了小说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
在《霸王别姬》中,技巧的确是她最锋利的武器,她仅仅只是用了主题与原型偏离的技巧,就将人物身上的历史背景清除得干干净净。原型是小说标题的本来意义的集中体现,一般来说,原型可以是一个母题,由此生出新的主题。这种情况下,主题与原题之间不一定有必然的关系。比如香港作家李碧华的小说《霸王别姬》,讲述的是饰演霸王别姬的一对演员戏里戏外的故事。历史背景是演戏人的背景,属于背景中的背景。张爱玲的《霸王别姬》则不同,她明知这样的题材有着怎样悠久的历史,同时她也明白这样的历史通过正史/官方和戏曲/民间两个体系的话语融合,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也就是说,剧中人物将很难走出其自身的生存背景。所以,在现实的环境中,从贩夫走卒到达官贵人、学府精英,所认可的都是同样的故事,同样的结局。但是她偏要扭转这样的定论。方法很简单,将原来的主人公退居成道具,原来的道具变成主人公。项羽还是霸王,只是他变得可有可无。从一开始,这个历史上不可一世的英雄人物就以否定性的形象出现:“项羽,那驰名天下的江东叛军领袖,巍然地跽在虎皮毯上,腰略向前府,用左肘撑着膝盖。右手握着一块蘸了漆的木片,在一方素帛上沙沙地画着。”此刻他的“巍然”只能是一个姿态,在战场上,他的力量与他的军队是一体的。随后对项羽的神情描述更强化了他在战争中已变得无能为力:“但当他抬起脸来的时候,那乌黑的大眼睛里却跳出了只有孩子的天真的眼睛里才有的焰焰火花。”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天真是致命的缺点。如果说天真本来还有一点真诚的意思在里面,那么“孩子的天真”就将那一点褒义也毁灭了。然后,“她依着每晚固定的工作做去。侍候他睡了之后,就披上一件斗篷,一只手拿了烛台,另一只手护住灯光,悄悄地出了帐篷”。这样一种描述,让战争的主帅退到幕后,而将虞姬推到了前台。她有着聪慧的头脑,可以辅佐他巡查;有着母性的慈爱,可以给他爱与关怀;她对自己生存的舞台有主导权。可以想象,那一刻,在那样的一种环境中,让人感觉似乎没有了项羽的存在,战争只是在由虞姬承担着。这样的伏笔,成了最后一刻生死离别时的一种预言,因为那是虞姬自己的选择。
人物依旧是霸王项羽和他的女人虞姬,背景还是楚汉之争的最后一战。可是,原本一个地位卑微、俯仰由人的小女子,居然一下子成了主角,一切故事都在围绕着她展开。这样的叙述,让时代背景变得模糊。楚河汉界或是霸王沛公都变成了很遥远的人和事,只有眼前的这个女子是实实在在的人物。
三、人物思想的超越
历史中的人物,有着自己特定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而且他们的思想与时代的步伐应该是保持一致的。如果历史人物原本确定不移的思想突然改变了方向,那么他与时代的隔膜也就产生了,因而历史的背景也变得不再明晰。
霸王项羽最后的关头,无疑是充满了悲剧性的。在《史记》乃至戏曲中,都在塑造着一个末路英雄的悲剧。司马迁让项羽发出深深的感慨:“天实亡我,非战之罪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至死不觉悟者的悲哀。张爱玲则更多的是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来表现人物的思想,当她赋予小说主人公独白权利的时候,就已经在借剧中人物的口来表达另一个时代的思想了。
张爱玲的小说中,项羽几乎是没有思想的,仅有的几句话透露出的简单思想痕迹,也脱离了他的时代。他勇武而又天真,语言的表达骏爽、直捷。当虞姬将巡营发现的危机向他报告时,他却依然幼稚地将一切往好处想。四面楚歌声中,他犹豫着猜测“是江东的俘虏在怀念家乡”还是“汉军中的楚人这样――这样多么?”当确切得知刘邦已尽得楚地的消息后,他还是非常不明智地发出号令:“虞姬,披上你的波斯软甲,你得跟我走,直到最后一分钟。我们都要死在马背上。”这哪里还是学过“万人敌”、叱咤风云的西楚霸王,简直是无知的多情小生,他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一千人迎战十万人的无望战斗。
而虞姬在巡营时的感受,对于数千年前一个完全依附于男人的女人,可以说是完全超越了她的身份和她的时代。“十余年来,她以他的壮志为她的壮志,她以他的胜利为她的胜利,他的痛苦为她的痛苦。然而,每逢他睡了,她独自掌了蜡烛出来巡营的时候,她就开始想起她个人的事儿来。她怀疑她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目标究竟是什么?”事实上,她的怀疑是对自己悲剧命运无法回避的感触,而且,她想得很远,甚至想到了,如果项羽赢得了战争,得到了天下,自己依然是在悲剧命运的轮回中挣扎。“假如他成功了的话,她得些什么呢?她将得到一个‘贵人’的封号,她将得到一个终身监禁的处分……她要老了,于是他厌倦了她……她不再反射他照在她身上的光辉,她成了一个被蚀的明月,阴暗,忧愁,郁结,发狂。”照她的思路,直到生命终结,陪伴她的不过是上好的棺椁和几个陪葬的奴隶,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她努力的结果,最终却是根本就得不到他。可以说,虞姬这时的想法,不再是楚汉相争那个年代的思想,甚至根本也不是一个确定时代的思想,而恰恰是张爱玲小说创作中贯穿始终的一个努力,她要创造超越时代的作品。
张爱玲的创作往往以恒久的人性和苍凉的意境为主旨,她曾经说过:“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乏人性。悲剧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角,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显然,如果在小说的叙事中能够尽可能地消除掉背景,失去现实的参照,没有历史的比附,那么反映的人性就成了一种永恒,营造出的苍凉也会变得无边无际、无始无终。
作者简介:侯长生,文学博士,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博士后,现为长安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和思想史研究;张小平,文学博士,现为南京政治学院新闻学院教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 张爱玲.色・戒[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
[3] 严家炎.新时期十五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J].西安:唐都学刊,199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