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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塞诗人_明代布衣文人的边塞之游与诗歌创作

    时间:2019-02-12 05:34:2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关键词:明代 布衣文人 边塞 诗歌   摘要:明代的边塞诗歌与具有游边经历的布衣文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后者是边塞诗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布衣文人游历边塞的现象在明初至嘉靖的相当长时间内并不普遍,只出现过唐愚士、谢榛等寥寥几位诗人。隆庆后,随着边疆和议的达成,大批文人涉足塞外边陲,最终形成空前的游边之风。这些文人大多以游幕的方式而获得资助,所创作的边塞诗歌也因此带有幕府文化的鲜明印记。游边文人中又以南方之士居多,这使得他们的边塞诗风貌显示出别致的地域特征。
      
      中国古代的边塞区域,气候严寒,战争频繁,生存条件恶劣,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与中原等其他地区相比,在文学发展上呈贫弱之势。另一方面,文人对边塞的关注又始终是历代诗歌中的重要题材,然而明以前,奔赴边塞并从事边塞诗创作的文人大多属于“宦游”性质,或扈从随驾,或领军征战,或参谋幕府,纯粹意义上的布衣之士并不多见。这一情形在明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游于边塞的布衣文人逐渐成为了边塞诗创作的新鲜主力,他们的作品在描写视角、情感取向上都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和新的艺术特征,深入解读这一现象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边塞诗歌的演变历程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一
      
      明代边塞范围甚广,《明史•兵志》载:“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明王朝在这万里疆域中重重设防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战争的威胁长期困扰着历朝政府,人们亦不免将边塞视为畏途,鲜有涉足,因此文人游边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沉寂时期。
      从明初至隆庆,具有边塞经历的布衣诗人寥寥无几。在这些诗人中,取得较大成就的当首推唐愚士。唐愚士(1350―1401),名之淳,以字行,号萍居道人,浙江山阴人。据方孝孺所撰墓志铭,曹国公李景隆曾聘其为馆师,“待以宾友礼,征行四方皆与俱。历燕、蓟、秦、周,过前代废都旧邑、名贤杰士之遗迹,未尝不援笔有赋,词旨超绝,必惊压一时。”{1}洪武二十年(1387),明朝出兵征讨蒙古纳克楚部,李景隆是统帅之一,唐愚士随之出征,他的边塞诗歌便创作于这一年。《四库全书总目》在评价唐氏时,特别点出:“其塞外诸作,山川物产,尤足以资考。”{2}指的主要是他记录边塞风物的诗作,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塞上即事》:
      自为沙塞客,风物总能详。野望毡为帐,天寒毳作裳。雨稀山韭短,风热地椒香。泽蒜元夸汉,园桃或姓羌。酒边歌白雀,马上射黄羊。处处宜榆柳,川川可稻粱。猬毛如爪利, 角过人长。崖石青于羽,戎盐白胜霜。酥调 子面,酪卧鹿皮囊。沙燕形同鸽,河鱼尾类鲂。……遍地皆红药,当门种白杨。上房围鼢鼠,秽壤转蜣 。蚊少宵眠着,蝇多昼坐妨。儿童能搏兽,妇女不知桑。戏作俳谐体,持归诧越乡。{3}
      诗中详细描绘了边塞丰富的物产资源和独特的边疆风俗,俨然勾勒出一幅别具风情的“塞外风物图”,这对于后世考察元末明初边塞地区的动植物种类和人们的生活习惯确实有着某种实录的价值。此外,由于诗人长处戎幕之中,“旗鼓朝朝见,笳箫夜夜闻”(《纪行寄乡中诸友》),对将士们的边地军旅生活也是日益熟悉,并常常形之于诗,像《野营曲》《通州行营》《营中口号》《宽河》《望辽阳》等都是这方面的优秀之作。在明初诗坛上,唐愚士的边塞诗可以说是对当时诗歌创作题材和内容的一个重要的补充,堪称明代最早的边塞诗人。
      唐愚士之后,布衣文人几乎绝迹于边塞,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个体生命安全难以得到可靠的保障。永乐以降,蒙古王公贵族的军队对内地的侵扰始终未曾间断,战事频繁,而正统十四年的“己巳之变”和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戌之变”更加重了局势的紧张。嘉靖末,谢榛取道忻州,游代州、雁门关等边地,途中便曾遭遇风险,其《客中两经虏患,感而有赋》云:“昔游京国虏尘中,今客三关忧思同。李牧祠前独怀古,疏林萧飒起悲风。”{4}诗歌借缅怀赵国名将李牧来表达对边境形势的忧虑。虽然谢榛此行也写了诸如《漠北词》、《登代州城楼望老营有感》等边塞之作,但由于来去匆匆,成就并不突出。除谢榛外,此间游边诗人可考的还有吴扩(昆山人,字子充),王世贞有《吴山人将遍游北边,谒予索诗,云元戎苏相公迎之》记其事,后吴扩以边塞诗相寄,王在表示赞赏的同时又因其数量偏少而感到遗憾:“辱寄塞上杂诗,大有奇致可讽也,然仆窃恨其少。……山人慨然有封狼居胥意,投笔而策万里勋,不则亦采雄览之胜,成铙歌,张大皇度,山人何寥寥也?岂谓仆不足教,犹有秘耶?”{5}毕竟,亲临边塞在时人看来殊非易事,似乎不多写点像样的作品便会辜负此行。
      上述情形直至隆庆五年才得以改观,这一年,蒙古与明王朝达成通贡互市之议,史称“隆庆和议”。这项和议使得明朝军民终于从蒙古各部的威胁中解脱出来,西北边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和平景象,《万历野获编》记云:“自隆庆来,款市事成,西北弛备,辇下皆以诸边为外府。山人之外,一切医卜星相,奉荐函出者,各满所望而归。”{6}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文人游边的兴致空前高涨。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有林章、徐渭、李贽、袁中道、王寅,沈明臣、叶子肃、方元淇、周天球、黄天全、王叔承、程可中、何白、郭造卿、何璧、茅元仪等数十位诗人来到塞外边陲,并且留下了各自的边塞诗作,数量颇为可观,从而掀起一阵边塞诗歌的创作高潮。这些诗人对当时的和议之策一般都持肯定的态度,如袁中道《寿蹇令公》云:“时无害马销戎隙,口不谈兵扰塞民”{7},程可中《上谷幕府》从边费大减的角度发今昔之慨:“谁从庚戌说当年,瓯脱春回万井烟。近省度支三百亿,空传魏绛有钟悬。”{8}徐渭《胡市》则不无幽默地写道:“千金赤兔匿宛城,一只黄羊奉老营。自古学棋嫌尽杀,大家和局免输嬴。”{9}这与历代边塞诗主战斥和、尚武邀战的政治倾向有着很大的不同。明代的边塞诗人既缺乏汉唐先辈们扩疆拓边的雄心,也没有宋代诗人收复失地的迫切愿望,但另一方面,作为布衣文人,他们更能从普通民众的感受出发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
      隆庆开始的这股游边之风到了明末清初,由于时局动荡、边塞地区不断为满洲贵族所蚕食而大为减弱。在那“天崩地解”的特殊年代,尽管边关塞外仍可觅到一些文人的身影,如屈大均“游塞外,北抵粟末,过挹娄、朵颜诸处,访生平故人,浪荡而返”{10};阎尔梅两度出榆关,“还京,会顾炎武,复游塞外。至太原,访傅山,结岁寒之盟”{11},但成规模的结群现象则基本消失了。
      
      二
      
      明代布衣文人的边塞之游往往和“游幕”紧密联系在一起。游幕,本是历代文人重要的行为方式之一,通过入幕包括入边幕,文人们可以获得释褐进身的机会。然而,时至明代,幕府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延续一千余年的辟署制被废止,入幕不再成为文人仕进的一条途径。这种变化显然会极大地影响文人游幕的热情,更遑论那些地处僻远的边疆幕府了,明代游边文人的总量远不及前代的主要原因亦在于此。值得注意的是,边疆幕府的长官对邀请文人入幕则满怀热切的期望。如顾养谦巡抚辽东,欲邀王叔承(字子幻)入幕,专门以诗致意,其《辽阳行寄王子幻》云:“此意昔年曾告君,世上交情岂堪说。丈夫须为汗漫游,怪尔区区守吴越。”{12}一旦成行,幕主们常常对这些布衣之士殷勤相待,吴扩北上游幕,“诸公倒屣而迎山人,宾上坐”;林章“尝走塞上,从戚大将军继光游,座上作《滦阳宴别序》,酒未三巡,诗序并就。将军持千金为寿”{13};徐渭亦称参将李如松对待“幕中之客”“无不为结袜而篝袖以供食饮者”{14}。这些记述有的虽不免夸饰,但文人受到的尊重与厚待仍是普遍的现象。
      布衣文人入边塞幕府对于他们纵游塞上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这首先在于它提供了起码的经济条件,而贫寒之士如果要想靠一己之力达到游边的目的,单单是路费的筹措就相当的困难,更不用说作较长时间的停留考察了。另外,文人与幕主之间只是宾主的关系,没有官僚体制的约束,也不必参与政务和军务,除了不时为幕主代笔外,他们有足够的闲暇可以进行诗歌创作。因此,明代的游边文人往往兼具着游幕者的身份,与此同时,崭新的幕府生活也给他们的边塞诗作打上了深深的印记。
      由于明代游边文人多数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幕僚”,所以建功立业并非他们的理想,在诗歌中也就很少表达诸如投笔从戎的壮志。不过,边塞是古往今来的征战之地,有着自身独特的地域文化信息,面对雄奇的山川、苍茫的大地,来到此处的文人仍然身不由己被激发起内心的豪情。王寅《宿喜峰口墩楼》描写初到边关的感受道:
      万里秋风暮,华夷到此分。几年望紫塞,今日宿黄云。片月临关见,孤军击柝闻。燕歌争劝酒,强饮不成醺。{15}
      诗人一直渴望游历塞上,由于时任蓟镇总兵戚继光的入幕邀请,终于夙愿得偿,眼前辽阔的风光、耳边的燕歌和人们劝酒的热情都让他深刻体会到不同于中原的异域风情,笔端的大气与刚健也就不期然地流露出来。
      此外,随着隆庆以后游边之士日益增多,诗会雅集的情形在边塞也开始出现,徐渭、袁中道、何白等人的幕府宴饮诗作即可为证。至于他们彼此间的唱和答赠则更是寻常之事,如陈伯陶《梁稷传》称传主“出塞居督师袁崇焕幕中为重客……浙人王予安亦客崇所,稷于听画角胡笳时同作越吟,至相得也。”{16}而且在荒寒寂寥的背景下,这些诗作往往显得尤为情深意重,幕中友朋之谊也就成为了明代边塞诗歌一个温馨而常见的主题。王寅在戚继光幕与福清诗人郭造卿(字建初)初次谋面,他挥毫写下《三屯营留别郭建初》:“与君长揖惊相顾,把手神交道情素”{17},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同居榆林中路按察使郑汝璧幕下的何白与金伯庚本是旧相识,但多年未见,没料到会在边塞重逢,其《塞上逢金伯庚有赠》云:“无定河边柳乍舒,逢君立马一踌躇”{18},很生动地写出两人相遇时欲识还疑的情景。不难想见,在“客思惨无忻,边中况少文”(徐渭《与茅山人溱集龙槐下得君字》)的塞外,友情是一份多么难得的心灵慰藉,而朝夕相处的幕友一旦分离,诗歌也是离别情怀的最好载体。袁中道《别陈孝廉》写道:
      同是萧条易水年,两人幕府共床眠。山游且学邹从事,米价难支白乐天。杯里杨花胡地雪,梦中芳草锦城烟。陆郎已上班骓去,带草离离伴郑玄。{19}
      诗歌不仅抒发浓郁的惜别之情,还为友人设想了自己离开后的寂寞处境,显得饶有趣味。何白有《送朱伯隆文学还广陵,和来韵》:
      秦关并马日过从,形胜河山百二重。月上高城闲鼓角,参横西第罢歌钟。缔交雅爱朱公叔,持论谁如陆士龙。二十四桥归路近,美人相忆采芙蓉。{20}
      诗歌在雄伟壮丽的边塞背景下描绘了彼此间深厚的情谊,又以学识渊博的朱穆和陆云来比喻友人,表达自己的难舍之意,最后则笔锋一转,以婉约柔美的维扬风景作结,不仅点明了目的地,在意境上也与开篇形成南北刚柔的对比。
      
      三
      
      从明代游边文人的籍贯上看,以南方之士居多,这使得他们边塞诗的表现视角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早在明初,唐愚士便在边塞诗中有意识地强调自己的江南身份,他曾写过《忆吴越风景》组诗,共计七首,篇篇都是在进行着南北比对,聊举一首,以见一斑:
      最忆吴中与越中,四时风物总相同。夏田苗麦云头绿,秋水荷花酒面红。调马冈前看夜月,呼猿洞口纳天风。于今忽作边城客,白草黄沙两鬓蓬。{21}
      诗歌极写江南水乡风光的旖旎与生活的闲适,如果不是最后一句,或许会被误会成是在夸赞家乡,而实际上诗人只是借此凸显边关气候的恶劣罢了。
      唐代边塞诗人中也有不少来自南方,但由于他们大多雄心万丈,往往在作品中刻意淡化边地生活的艰辛,甚至于“以苦为乐”,而统观明代的边塞诗作,在温暖湿润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布衣文人一般毫不掩饰游边遇到的困难与烦恼。程可中于《至大同因投丘大所致鸥江王孙书》一诗中描写自己入关时的窘境道:“上谷西驰四百里,胡马夕鸣朝不已。南客柔脆未经习,鬓毛秃尽皮皴死。”{22}徐渭有诗名《自岔道走居庸,雪连峰百仞,横障百折,银色晃晃,故来扑人。中一道亦银铺也,坐小兜,冒以红毡,疲 数头,匣剑笈书相后先,冰气栗冽,肌粟垒垒,如南夏 痤。苦吟冻肩倍耸,备甚矣,却赢得在荆关图画中浮生半日》,从诗题我们即不难感受到一位南方文人来到边关的不适与艰难。生存条件的恶劣甚至使他们对边塞之行心生悔意,如袁中道《中秋渔阳道中》:“悔别丹溪与碧莎,黄沙拂面鬓先皤。闲随猎马穿荒碛,怕见寒鸦缀瘦柯。明月总圆无赏处,边风乍起奈秋何。 谷里芬得夜,清露团团湛碧波。”{23}这样的内容倾向,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传统边塞诗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但同时它又是一种注重个人情性的合理表达,并具有丰富边塞诗题材与内涵的价值。
      明代对西北边疆的开发要远远超过前人,民族交流的程度也大为加深,所以北方文人对所谓的“胡风胡俗”已经失去新鲜感而见怪不怪了。但是,对于那些自小生活在南方的游边文人而言,无论是在生活经验还是审美经验上,都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一切都充满了新奇。首先是眼前自然地理的巨大差异。何白应榆林中路按察使郑汝璧之邀而游幕,自浙江一路北上,他在《与王赞夫》中写道:“弟从晋陵取道榆关,凡历驿程五千有奇,计日七十有七。已历关洛诸名胜地,旁谘樵牧秦宫汉阙于烟莽中,则不胜雍门承睫之悲;已鉴嵩少、太华仙踪异迹,则飘然有佐卿控鹤之想;已经虎牢、潼关古战场,则令人发嗣宗广武之叹。……边塞苍莽,跃马骋望,便觉霍霍有激昂气。”{24}何白由此于旅途之中写下了大量的纪行诗篇,如《渡黄河》《入潼关》《潼关山阁晚眺》《中部晓发》《晓渡无定河》等,这些诗歌细致描绘了富有边关特色的山形水貌和内心感触。其次是生活习俗上的迥然不同。程可中《上谷秋日杂书》云:“嘉馔土人烹硕鼠,薄寒胡帽制丰貂。妖姬不解愁砧杵,马上琵琶手自调。”{25}以鼠为佳肴,诗人此前闻所未闻,而边塞妇女马上弹琵琶的情景也着实让他大开眼界。
      如果说边关奇异的景物历来是边塞诗人重点描摹的对象,那么与前代相比,明代的边塞诗作在表现技巧上则显得更加活泼而有生趣,这与南方文人纤巧细致的体察方式不无关系。如徐渭《上谷歌》写道:“居庸卵石一何多,大者如象小如鹅。千堆万叠无他事,东掷西抛只蹶骡。”“塞外河流入塞驰,一般曲曲作山溪。不知何事无鱼鳖,一石惟容五斗泥。”“橐驼本是胡家物,拽入人看似拽牛。见说(下转第50页)(上接第47页)辽东去年捷,夺得千头与百头。”{26}这些诗下笔轻快,语言通俗,妙趣横生,突破了以往边塞诗滞重粗豪的惯用手法。
      总之,明代布衣文人的游边使得这一群体日渐成为边塞诗最主要的作者,他们的创作在边塞诗的内容与艺术上也都有新的拓展和进步,从而促进了边塞诗的整体发展。研究者们过去往往强调清代边塞诗对盛唐边塞诗的复归,而实际上明代边塞诗的新创,尤其是布衣文人的游边作品同样应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明代文人游幕与文学关系之研究”(项目号:09YJC751075)和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明代文人游幕与文学关系之研究”(项目号:09SJB750021)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吕靖波,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1} 方孝孺:《逊志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十二。
      {2} 永 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80页。
      {3}{21} 唐之淳:《唐愚士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卷二。
      {4} 谢榛撰,李庆立校笺:《谢榛全集校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873页。
      {5} 王世贞:《 州四部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百二十八。
      {6}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35页。
      {7}{19}{23} 袁中道:《珂雪斋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16页,第180页,第215页。
      {8}{22}{25} 程可中:《程仲权先生诗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卷七,卷三,卷六。
      {9}{14}{26} 徐渭:《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1页,第563页,第360页。
      {10} 毛奇龄:《屈翁山诗序》,《屈大均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0页。
      {11}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821页。
      {12} 钱谦益:《列朝诗集》,续修四库全书本,丁集卷九。
      {13}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29页。
      {15}{17} 王寅:《十岳山人诗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卷三,卷二。
      {16} 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清代传记丛刊》,(台北)明文书局,1986年版,卷四。
      {18}{20}{24} 何白:《何白集》,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6页,第307页,第4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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