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的文学批评】 何其芳
时间：2019-02-12 05:36: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何其芳 随笔批评 学术批评 时效批评 政治性 驳杂性 双重性 摘要:何其芳是我国著名批评家,一生写了大量的批评文章,这些文章大致分为三类,随笔批评、学术批评、时效批评;其批评有三大特征:政治性、驳杂性、双重性,特征形成原因也较为复杂。总的来看,何其芳的文学批评有成就也有经验教训,历史意义丰厚。
在文学研究界,人们习惯于把何其芳当成一个文艺理论家和古代文学学者,然而,何其芳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批评家。因为他的几乎全部的文学研究工作都是围绕批评展开的,而他的主要成果也都集中在批评领域,他甚至曾因批评而得了不好的名声。何其芳之批评,种类多,特点突出,形成原因复杂,具有丰厚的历史意义。
一
何其芳的批评大致分三类。一为随笔批评,二为学术批评,三为时效批评。
随笔批评文章内容较杂,但所谈多为文学问题,且篇幅不长,形式自由。这包括:1.“自我批评”。1942年,何其芳写了不少批评文章,如《杂记三则》《两种不同的道路》和《改造自己,改造艺术》等,主要目的是进行个人思想改造,并作为一种政治表态。比如《两种不同的道路》一文,何其芳表面在批判周作人思想,肯定鲁迅道路,实际在映射自己。因为作者之前就是京派中人,他的创作风格,与他给周作人的评价类似,属“一种颇为优雅的消极的个人主义,趣味主义……”而他之后的变化又与给鲁迅的评价一样:“一个执著地为集体的战斗者,他总会和集体一同前进,而因为他所隶属的集体有着悠久的将来,光明的将来,他也就有了他的不朽了。”作者批判周作人即否定了过去的自己,称颂鲁迅则肯定了自己之后的一系列改变。“自我批评”意义重大,通过“自我批评”,何其芳的文学观发生巨大变化。而“自我批评”也成了何其芳批评生涯中的一道奇特风景。2.“鉴赏批评”。文章主要出自《诗歌鉴赏》(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一书。本书是何其芳“有关诗歌艺术欣赏的长篇讲稿”。作者品读的诗歌作品种类较多,有新民歌运动中的一些作品,有传统少数民族民歌,有唐代、现代名家作品,有初露头角的新人新作。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何其芳阐述了自己的诗歌鉴赏观。何其芳认为,欣赏诗歌可以从四方面入手:形象性、创新性、想象力和协调的构思。何其芳并未以长篇大论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而是通过一二例证,寥寥数语,轻浅地点了出来,随笔味很浓。这四方面成了何其芳关于诗歌欣赏的基本观点。“鉴赏批评”是一种以审美为核心的文学批评,其基本观点更接近纯文学。
学术批评。何其芳在研究历史中的文学现象时,也惯于采用批评方式,从而形成“学术批评”,如《屈原和他的作品》《论〈红楼梦〉》《论〈阿Q〉》等。《论〈红楼梦〉》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作者在文中讨论了“共名”问题。然而对于“共名”,何其芳没有给出明确定义,而只在分析人物形象时,指出贾宝玉即为“共名”,认为“贾宝玉这个名字一直流行在生活中”,便“成为一个共名”。至于“共名”的表现?作者进一步解释道:“人们叫那种为许多女孩子所喜欢、而且他也多情地喜欢许多女孩子的人为贾宝玉。”{1}不难发现,“共名”是一种特殊的“指代”符号,即用来“代指”现实形象的文学形象,当然这要具备两个条件:文学形象要足够流行;文学形象与现实形象间具有某种共同性。单纯流行不是“共名”,而只是有名,只有有了类的命名权才有成为“共名”的可能。至于流行的原因,何其芳解释说,这是文学“典型”能量成功释放的结果。他说:“那些成功的典型人物,它们那样容易为人们记住,并在生活中广泛地流行,正是由于它们不仅概括性很高……而且总是个性和特点异常鲜明,异常突出……”{2}这使它在以后的时代中能够存在和流行,甚而成为共名。学术批评虽非何其芳批评工作的主要方面,但是花费了他大量精力,如《论〈红楼梦〉》虽不算长,可从收集到写定就历时一年有余,学术性体现得非常充分,因此,他的重要成果多集于此。
针对进行时态的文学现象,何其芳写过大量的批评文章,较之随笔类批评,这类文章立论更扎实,理论性更强,行文更严谨,是为“时效批评”。何其芳的“时效批评”大致又可分为阐释批评、斗争批评、总结批评三类。一是“阐释批评”。延安文艺整风后,何其芳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阐释和宣传毛泽东文艺观,为此写了大量的阐释性文章,如《关于艺术的群众化问题》《关于现实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指南》等,从而形成阐释批评。二是“斗争批评”。何其芳曾自比战士,“准备要打一辈子仗”,参与文坛斗争,写斗争文章也是打仗方式之一,这类文章基本又分为两类。1.批判型。从建国后,一直到被打倒,何其芳参与了文坛所有的批判运动。批《武训传》、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清理胡适影响,反右,批胡风,批《谢瑶环》《海瑞罢官》等,写了大量的批文,这类文章除了一些散见的篇章,集中收录在《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一书中。2.反批判型。何其芳曾就一些文学问题发表过个人看法:提倡写现代格律诗,总结“共名”现象等。因与主流话语不合拍,而被批判。对此,他写了一系列的反批判文章,如《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争论》和《再谈诗歌的形式问题》等,为自己辩护。三是“总结性批评”。即考查一时期一阶段的文学创作和研究状况,总结成就,发现问题,指出方向。如《文学艺术的春天》和《战斗的胜利的二十年》等。何其芳的“时效批评”文章虽更具理论性,但多人云亦云,缺少独特的发现和有创意的见解,只具数量的优势。
二
何其芳的文学批评特征鲜明。首先,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何其芳之从事文学批评活动,其本质目的,是为政治服务。这一点,早在《〈关于现实主义〉序》中,就明确指出:“1942年文艺座谈会以后,由于一时一地的需要,我写了这样一些有关文艺的文章。”所谓“一时一地需要”,即指“……推动当时当地的文艺工作更有力量更有效果地去反对和暴露国民党的统治”。何其芳虽然打算在建国后放弃这类文章的写作,但“事与愿违,两三年来迫于需要,仍然主要是写了这样一些议论性的文章”{3},而且一直地写了下去。为政治服务的“需要”,给何其芳的文学批评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这在他的“时效批评”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其中的一些文章,如《胡风的反动文艺理论批判》《冯雪峰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社会思想》《就党的文艺问题驳右派》等,干脆就是为大批判运动奉命而写。而何其芳的那些反批判文章,其写作原因也是政治性的,如他的现代格律诗主张,新民歌有限论,是被批判者上纲到反毛泽东思想,反国家文艺政策的高度之后,他出于自我保护而写。即使在他的鉴赏和学术类批评中,政治性也非常明显。《诗歌鉴赏》文章多写于1958年到1959年间,受当时环境影响,所评作品多数为民歌和新民歌,作者力图通过审美性很强的鉴赏活动,传达某种政治意图。比如,作者在第三节中,谈到了少数民族民歌的鉴赏问题,认为建国前,少数民族人民是受尽了悲苦才唱歌,而建国后,则是为了感谢共产党,为了“美满的今天和更加美满的未来”唱歌,从而通过对比实现了政治宣传目的。《论〈红楼梦〉》的写作,则是在批判胡适派的《红楼梦》研究的基础上,为了证明主流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对传统文学经典进行的一种再阐释。何其芳的文学批评政治色彩浓的原因:首先在于其个人的政治性。实际上,自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以来,何其芳就已经变成一个政治工作者了。他的文学工作,本质上也转化为政治工作。这在建国前已经毋庸多说,建国后的表现虽然较为复杂,但依然脱不开其身份政治化的影响,何其芳在文学研究所能够主持对学术权威俞平伯的批判,便跟他的政治身份有关,这当然会影响到他的文学研究工作。其次,是时代的政治性。毛泽东在《讲话》中,把文艺的政治性放在首要位置。这种观念,对解放区和新中国文学影响很大,文学被当成政治工具,而政治也化为飘荡在文学领域的一个无孔不入的幽灵,在这种背景下,何其芳即使有从事专门文学研究的打算,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如他的那些写于大批判运动的文章,便有大势使然之意。
其次,是驳杂性。1959年,在新的整风运动中,有人说何其芳在文学研究方面,“古今中外都要谈”,它指出何其芳批评的一大特点――驳杂。回顾何其芳的文学批评,其所涉猎范围非常广泛。从时间上说,有针对当代文学现象的批评,如《驳对于武训和〈武训传〉的种种歌颂》《〈青春之歌〉不可否定》等;有的讨论现代文学问题,如《论阿Q》《鲁迅论〈水浒〉》等;还有的则在对古代文学进行言说,如《屈原和他的作品》《〈琵琶记〉的评价问题》等。从内容上看,有的主要阐释毛泽东思想,批判“错误和反动”理论,有的则是对文学史问题的宏观评价,如《关于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和《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中的问题》。从涉及的文类看,有诗歌、戏剧、小说评论。从国别上看,除了中国文学外,何其芳还探讨外国文学问题,如《马雅可夫斯基和我们》《雨果的〈九三年〉》等。不难看出,何其芳的文学批评是极其驳杂的。精力所限,一个批评家很难对所有文学领域都精通,何其芳也不例外。而且自从1935年北大毕业后,一直到1949年建国,他一直都在各地奔忙,少有时间充实自己。他也曾承认,自己底子薄,搞文学研究颇感吃力。那么何其芳为什么自觉能对各种文学问题发言?刘世德先生的一段话颇耐人寻味:
文学所成立之初,曾在古代文学研究组内另设一个文学史组,由他领导。……碰上两件事,改变了预定的工作进程。一件……领导上指定撰写一篇论文。另一件……又指定他在会上发表演讲。他不得不……不久又发生了第三件事,……亲自研究和撰写文学史的计划终于成为泡影。{4}
刘世德之言,暗指出何其芳文学批评驳杂的真正原因,即当政治需要他发言的时候,他都会站出来,以头领的名义,或者以听命者的姿态点上几句,而不在乎自己对相关领域是否熟悉,驳杂也就在所难免了。
再次,是双重性。在一些具体的批评活动中,何其芳的观点和做法像在进行双重表演。在人性论的认识问题上,他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批判别人时,何其芳以彻底的阶级论和反人道主义者的姿态出现。他批判俞平伯“把文学艺术看作离开社会历史条件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现象”的错误性,要求其“研究文学必须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阶级的情况,政治情况……”他还在《夏衍同志作品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一文中,把“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作了区分,认为“人道主义”只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因而否定了人道主义思想。但他自己在研究作品时,又不自觉地借用了人道主义论的观点。在《论〈红楼梦〉》中,他一开始就从人性论角度解释了存在于作品人物中的“共名”现象。指出正因为贾宝玉身上有着人类共性的东西,所以才成为不同时代的一种共同的指称。显然,何其芳的思想跟被他批判的人一样,都有人性论的影子,然而,在具体批评活动中他玩起了双重把戏。二是,他的批判方式,在面对不同的对象时,也出现了一些截然相反的变化。在批判俞平伯时,何其芳主张将学术思想和政治问题分开考虑,力图在学术层面解决问题,而且有人诬告俞平伯垄断古籍时,他还专门进行了调查,并加以澄清。批判胡风则不同,其观点多随上边的调子变化,开始是“反现实主义”,后来发展到“反动文艺理论”,根本不做进一步的分析区分。这种双重性,跟何其芳的复杂性有关。虽然何其芳进行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思想。但由于多方因素的影响,其思想又极其复杂,类似于人道主义思想,上世纪30年代,在何其芳身上就有所表现,到了延安后,直到1942年文艺整风,在他的一些文章中,还重复着“去爱人类,而且为人类工作……”{5}之类的话。延安文艺整风后,他的改造似乎成功了,实际上,在如何看待人道主义,如何看待文学、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上,他依然模糊,因而,运用上出现偏差便不难理解了。另外一个原因是,何其芳在批驳别人,和自己做研究时,所执行的标准不同。在批《武训传》、批胡风和反右等文章中,他完全执行“讲话”精神。到自己搞研究时,则灵活了许多。至于区别对待俞平伯和胡风之事,原因更复杂。何其芳是北大人,俞平伯是他所尊敬的师长,又是他所里的学者,所以就算冒点风险,也要区别对待。而胡风则不同,既非同一体系,且原来在国统区就强项得很,对这样的人,当然无需区别了。
结语
何其芳在时间短,杂事多,底子薄的情况下,写出了大量批评文章,先后结集出版了多部专著,其写作能力无疑是惊人的,而且,他也取得了一些较突出的成就,如阐发“共名”现象,提倡“现代格律诗”等,虽然这些都非他原创,但在建国十七年,其“求是”的态度和突破的勇气也令人钦佩。但是,何其芳的文学批评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文学才华被耗费在站岗、放哨的“士兵”职责中,何其芳的批评因而变得被动、驳杂甚至有些肤浅。其次,他的批评很多时候,被“武器化”了,与当时众多同类文章一道,织就了一道严密的文坛大网,其做法不利于文学的发展。而且,何其芳的双重标准行为,也是一种学术人格的缺失现象。作为共和国一位著名批评家,何其芳的文学批评有很多值得探讨的东西,但限于篇幅,只能抓其大要,略作阐述,不足之处,望各位名家批评指正。
基金项目:本文系信阳师范学院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项目。
作者简介:王雪伟,文学博士,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1}{2} 何其芳:《论〈红楼梦〉》,《何其芳全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页-第322页。
{3} 何其芳:《关于现实主义・序》,《何其芳全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
{4} 刘世德:《辛苦种树人――怀念何其芳同志》,《文学评论》,1997年第6期,第28页。
{5} 何其芳:《为人类工作》,《何其芳全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84页。
(责任编辑:赵红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