肋骨边缘有游走的筋 [在文学与文学的边缘游走]

　　作者简介：李骏，湖北红安县人。一九九○年自新疆入伍，先后就读于军事交通学院指挥系、解放军艺术学院作家班和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曾在《解放军文艺》、《青年文学》、《北京文学》、《天津文学》等刊发表文学作品二百余万字，作品多次被《读者》文摘、《青年文摘》、《小说月报》等选载。曾获第十二届中国人口文化奖金奖、第十一届《小说月报》“百花奖”、解放军文艺奖、全国大红鹰文学奖等奖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终于又一次，我与朱向前相遇了。
　　在某部队的招待所，我执行临时的任务，为改写上级机关的一个电视专题片来到这里时，一进大厅，便看到了欢迎茅盾文学奖评奖审读组光临的巨幅横挂。我当时冷笑一声，所以然者，虽然尊敬茅公，但对历届评出的作品并不以为然。比如前两届，以个人眼光而言，窃以为《白鹿原》与《尘埃落定》尚可名副其实。何况乎，《白鹿原》还打上了“修订本”之标签，因此对于某些声名赫赫、雄视文坛却少认真读书之评委，也是颇尊敬不起来。
　　没有想到，会遇到朱向前。
　　没有料到，会把尊敬的朱向前、曾作为军艺文学系主任的朱向前、著名评论家朱向前，作为教授的朱向前，作为部长的朱向前，来做一回看文学的靶子。
　　此时，有了十多年的默默写作之后，我们已经不再年轻。经历了那么多的世事之后，我们习惯于在生活中保持沉默。生之艰难，已让我们更多地领悟了活的痛苦。不是所有的花，都可以结出希望的果实。
　　而在我遇到他的时刻，在叫出“部长”而非“老师”的时刻，我的脑子里突然想写一篇有关他的文章，或者说是与文学相关的一篇文章，以寄托我对当今文学风光不再、盛名不复的哀伤。
　　我之所以想写一篇关于朱向前的文章，是因为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文学从盛而衰的哀伤。尽管，这个个案的选择，于他而言多少有些残酷。但正因为他曾经还真正地做过学术而非像一些稳坐文坛玩弄文字的过客，所以把他选为“靶子”，于他而言应该是一种幸运。
　　说起来，文学这个词在今天谈起，多少有些凄凉与奢侈。可我第一次读到朱向前时，他那时是教授，那时的文学光圈还让我们这些年轻的殉道者敢于赴汤蹈火与粉身碎骨。那时我还在新疆的一个大戈壁滩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那时我读他的文字，简直就像是读一部《圣经》――你没法理解一个年轻人对于文学的狂热是一种怎样的失态，在此之前，我已背着自己写的东西，流浪了祖国的北方与西部，到远方去寻找证明，不因生存的窘迫改变理想的气质。
　　从这一个方面而言，当时我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傻子。为了写就心中的理想，我竟然真的悄悄出走，选择了流浪。如果我知道流浪的过程会有那么多的痛苦，是那样不好玩时，我一定要把那些蒙骗我们“到远方去”的人掐死。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可以看出那时我对文学，是多么热爱，简直就像我父亲深爱着那块年年耕种却年年让他失望的土地。那时一个文学青年的理想，当然是特别希望发表东西，并特别希望能够引起像朱向前那样的文学批评家的关注。特别是后来到了新疆，终于改头换面，以另一种方式世俗地生活的时候，我还是那样热望，这些文坛的大家，能把目光给予我们一点，让我在西北那寒冷之域，能体味到一丝温暖。而事实上，我之所以喜欢读他的东西，除了他对文学有自己独到的眼光与清醒的认识之外，还在于他那汪洋恣肆、才华横溢的华彩文章，让我年轻的心，每每放下书本，直呼过瘾。以至于连队的干部总觉得我这个捧着书的人，是不是有些书呆子，身边的战士，以为我发神经。
　　可是，现实总是那样叫人失望。人生的阳光，总不肯垂青于我们这些平凡者和苦难者的身上。我特别盼望着能够考入他所领导的文学系，而分到边疆的指标，根本不会考虑到基层一个想献身文学的热血青年的勃勃雄心。即使是刊物的编辑，也只是把我冻了整整一个冬天抄改的文章，付诸一个乱纸篓里。他们也不会料到，有一天我终于还是越过了那么多的人群与高山，出现在他们的身边，做着他们同样的工作。我说，我那些稿子呢？你们摔到哪里去了？他们笑着，问我投给了谁。那谁我还会说吗？尽管我曾经愤怒，但已经变得世故，还能给别人留一些面子。毕竟，活着，于每个人都不易哪！于是，我烧了部分手稿，为了迈过人生的重要关坎，终于不得不考了另外一所工科院校来改变命运。因为生活让我深深地懂得，没有生存，不能解决温饱，所有的形而上都是空壳。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也像一件时尚的衣裳。等我终于改变了命运再回头垂首时，时过境迁，这件衣裳已风光不再。即使它的光圈早已不再闪耀，而所有生活在幸福之中的人哪里还会想到，曾经，站在大戈壁上欢呼的，是一个怎样有理想的小青年。从这个方面讲，我还得感激，朱向前和他的同道那些文字，带给了我对文学与人生一丝温热的回忆。他根本不知道，有一个人，曾经在遥远的边疆，在大风雪里，那样崇拜过他，研究他的每一篇批评。那是真正的批评，因为文学那时还没有沾上商业的气息。那时的批评家，是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
　　时光流逝，白驹过隙。又是多年的挣扎之后，我终于挤入城市，开始渐渐地过上曾经想过的日子。开始又把曾经燃烧过并发誓不再触及的梦想捡了回来，随着作品一次又一次地变为铅字，我开始以另一种眼光目击文坛，审视那些曾经在我们眼里遥不可及的大人物。因为那些大人物，已褪去了神秘的光圈，常常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在北京这个充满着各种大人物和野心家与天才的天地里，有可能，你随随便便一转身，就会在大街上撞倒一个名人。
　　
　　我第一次见到朱向前，是在总后的某一个笔会上。在那个笔会之前，我还与他有着擦肩而过的一次经历。
　　我的第一个笔会具体在哪一个山沟的仓库里召开的，我现在忘了。但我不能忘的是，当我第一次正式参加笔会时，那种诚惶诚恐的心情。我后来才知道，那些参加笔会的，有的不过只发表了一两篇文章而已，而从数量或刊物的等级来说，那时我发表的东西已早早地超过了他们。但他们谈起文学来，却让我相当的自卑，因为他们都是“圈子内”的人，于是，遇上每个人，我都恭恭敬敬地一口一个老师。他们也乐于受用。
　　那次笔会有一项重要内容，是讨论我的一个中篇小说。它发在《天津文学》的头条，写了一个南线战争回来的农民军人，他浓重的理想主义下的人生悲剧。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天津作协和总后王宗仁老师的注意，后来他们与总后文化部一起，商讨着开一个作品讨论会。那时开一个作品讨论会，在我眼里是了不得的事。不像现在谁有钱，谁能拉到赞助，发得起红包，谁就可以随便开的。
　　当时被邀请的人中，就有朱向前。
　　听说有他，我那种心情啊，以一句话形容就是心直跳。那时，他盘踞于军队唯一一个文学系主任的位置上，说话算得上是一言九鼎，不知有多少走入文学系的人，都是得到了他的提拔和力荐。更何况，在此之前，我在西部偏居一隅，还读了他那么多的文章，有那么多神往。但非常遗憾的是，最终他没有出现。可能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作者，搬动他来有点小题大做。虽然他答应了，可最终他以工作太忙作为回复。当时我的心情是，既有失落，但也有庆幸。因为他不来，我也就不必有着那么多的惶恐。
　　此后，许多日子过去。我终于在另外一个笔会上见到了他，那时文学之神还缠着我，因此崇敬之情依旧，那种几年前初读《新军旅作家三剑客》的激情犹存。因而见到他，心里还是怦怦的有些跳。
　　那天的场景完全可以记录下来。记得当时不少文学爱好者围着他们，生怕挤不到他们的身边。无论是站着还是坐着的，不少人还拿出一个本子记录，简直就是群星捧月。而我那时沉默寡言，又不善于推销自己，所以只是站在圈子之外。
　　那是我第一次见他，他的头衔是教授，职务是文学系的主任。
　　他坐在那里侃侃而谈。文学青年们围着他，问的大都是人生、命运、人类之类，每个人都带了“大”字，好像问题问得不大，不足以体现出作者的水平。
　　我站在他们身边听。那些夜，文学带来的虚幻与荣光，又一次在我们心底里开花发芽。
　　那次，他没有像请来的其他人那样讲课，而是座谈了个把钟头就走了。那时他好像特别懂得珍惜时间，因为报刊总是不断地出现他的新作。只要有新作出版，我必定是要买来或找来一睹为快的。因为在军事文学领域的批评家中，真正像他那样文采飞扬的评论，还属少见。他匆匆离去，给我的印象有些神秘。因此当时我只记住了他脸上有几粒黑痣，根本没有记清他讲了一些什么问题。
　　但是，崇拜，却总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前进的动力。如果在今天，我还要对那些批评家说，文学，除了天赋和勤奋，也是需要长者、前辈与编辑先生们的激励的。
　　
　　那时我便想，默默地写东西，不怕批评家不注意，不怕你朱向前不注意。埋头苦干后发现，发表文章原来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全国那么多的文学期刊等米下锅，尤其是好米，不怕找不到做饭的。（但对于所谓由名人一直盘踞的名刊，像每个文学爱好者一样，我们虽然读它，但未必就苟同它的优秀；反之，它也未必看得上我们的作品，我们也未必认为自己的低劣。事实证明，一个写作者如果对自己都没有信心，很难写出好的东西来。）
　　在这个幼稚的想法还没有得到完全的体现的时候，由于发表的文章日渐增多，我从天津被借调到北京的部队出版社帮助工作，得以又多次见到了朱向前。此时，他虽然算不上著作等身，但也是硕果累累。《寻找合点》《沉入生命》《黑与白》《灰与绿》《红黄绿》一系列的书，无论从数质量而言，还是从军内外的评论家而言，都可谓著述丰厚。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突然转行，大出人们的意外。何况，他那一篇《我为什么反对文人下海》风行天下，名声大噪，轰动一时，他这突然的转向，让关心与关注他的人措手莫及地担心：一个优秀的批评家从文坛上消失了，一个官僚正在诞生。
　　出版社就在他工作的军艺旁边。那时，我到军艺文学系里去玩，在几次活动上看到了他，看到了他和李存葆等人一起，开始坐在主席台上。那时他的官衔是副部长，文人跃居副部长，也算是修成正果。但那个健谈的人好像消失了，从我这个旁观者的眼里，一个一举一动开始有些像官的人正在生成。因而，我只是远远在站在那里观察着他。文学系那一届还有干部班，他们中间不少是我的朋友。但是这一届，已开始不写课堂上老师教他们写的那些东西了。他们基本上是写流行的东西，给那些高稿酬的杂志当写手。编爱情故事，写名流名人，已成为那一届许多人的拿手好戏。于是，我亲眼看到，那种作坊式的劳作，一稿多投的风气，化作了一些人的自豪；我亲眼看到，学员们每月拿着厚厚的一叠汇款单到魏公村的邮局里取钱。以至于传出了这样的笑话，那些邮局的一些未婚青年，还打听他们之中，有谁未曾婚嫁，准备舍身相许。因此我们看到，那一届的毕业生，已少有人写小说、散文和诗歌之类，他们后来毕业，大都过起优裕的生活，提前进入了小康之家。
　　这个时候的朱向前，还做一些理论文章。我想，也许是部长前还有一个“副”字罢，不必批那么多的文件，我们还能从报刊上看到他在黑白斋中写就的雄文。那时，我多次与文学系的老乡某某谈到他，并表示有见他的想法。我说到他家里拜访拜访，老乡老是说他忙，并表示他不太欢迎冒昧造访的生人。因为老乡是他的学生，我相信这个说法有理。这事就渐渐地放下了，再说，他那时案头摆着的，不知有多少想在文学上发达的作家的书，看过来也不容易。我并非名人，他未必就会注意，所以也就了了。但心愿总是觉得并未表达，有次甚至还买好了水果，决定勇敢登门，但经老乡一说，好像一盆冰水浇到头上，结果我们两个人把水果代他消化掉了。只在老乡的电脑里，看到了他以调侃的方式为老师歌功颂德的小说《在朱向前的麾下》，那篇文章好像最后并没写完，但是几万的文字，还是让我读了一遍。虽然文章不乏讽刺，但那种幽默，那种以消解的方式来扩大老师名声的想法与报恩之情，使我佩服老乡，还笑谑他是个马屁精。中间，老乡有次还带我去了一趟朱向前的办公室，推开门来，朱向前的屋子里满处都是书，墙上挂着他主编的“军旅长篇金戈丛书”的宣传画。那天老乡主要是与他谈事情，快毕业了嘛，听说朱想让他留校。老乡当时简略地把我向他介绍了一下，我弓着腰问好，说在笔会上聆听过他的教诲。他啊啊啊了几声，可能把我当作一个文学爱好者罢了。那时的文学爱好者，比今天的多得多，写了一篇文章，就想在文学上开创一番事业。以至于我漂泊北京，栖居长篇编辑部干活时，读了那么多的小说，读了那么多人那么厚的“垃圾”，了解他们在信中一口一个“尊敬的老师”、“尊敬的编辑”之下，大书他们艰难的处境与令人同情的遭遇之后，颇有感慨，因此写了一篇文章《文学是一个忧伤的梦幻》，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以告诫那些文学青年与文学老年，弄文学是一件多么伤害自身的事。朱向前这样啊啊几声，我便主动关闭了嘴，让老乡一个人说。老乡是一个挺有个性的人，因为有个性，所以屡屡被人攻击与中伤。但朱向前在那个环境，提出让他留校，而且非亲非故，使我在文学之外，对他又多了一层敬意。
　　那之后，我继续在出版社“打工”，白天帮忙看稿，晚上写自己的东西。为了生存，也开始学着老乡他们的路数，写了一些名人，打印出来，复印几十份，寄给外地的报纸挣钱。我的第一台电脑就是那时买的，中关村的一家老板与我老乡挺熟悉，看在老乡的面子上，还是分期付款。为了还钱，就拼命地找名人，写他们挣钱还款。那时，我母亲还健在，长年吃药，都需要钱。我遇到别人要什么稿子就写什么，天南地北地投稿。由于急需钱用，甚至有次还用别人的故事改编成小说，结果阴差阳错，被《读者》当成纪实转载，最后作者找到（直到今天我还在心中多次表达歉意），私下诚恳赔钱才罢，这事从此成为我一生中对自己人格的反省和提醒。过去我们黄安（红安县的旧称）人活得没法的时候，不要命地去革命，许多时候身不由己啊！在这种连生存都有问题的状况下，我有几次分别在路上碰到过朱向前，与他打招呼，他可能把我当作哪个系的人了，淡淡的一笑而过。
　　我与朱向前的一次单独接触，是有一天，编辑刘静让我把一篇书稿的复印件给他送去。原来是朱向前想做一篇关于部队女作家的评论，需要刘静提供《父母爱情》的原稿。那时这部中篇小说影响很大，著名演员姜文还买走了版权，编辑部的人都说刘静的要价太低。刘静说，这样一位名演员买了，就是看得起它，还讲什么钱不钱的。刘是山东人，生性豪爽，是女中英杰。我把书稿送去时，朱向前才想起要问我一下，这是他第一次出于职业或礼貌性的关怀。我便顺便提到了当初请他参加我的研讨会的事。他说，啊，是吗？是有这回事。我以为他真的记住了，便问，你看了那个中篇吗？他说，啊，啊，是看过。我有些激动地说，那请你谈谈对它的看法。
　　我那时不知道问这个话题非常幼稚。他读了那么多的文章，怎么会记住呢？但他说，那篇文章吧，是写那个军人的吧？我觉得有点高大全的味道。
　　老实说，我当时听了心里不是个滋味。我怀疑他记错了作者和作品，再或他根本没看，但出于礼貌。我还是说，以后要请朱老师多多关照，多多提携。
　　他不再谈那篇作品，而是解释那次他为什么没有去参加研讨会。他说那天他们学校有一个重要的会议需要他出席，云云。我想，你不解释我也想得明白，毕竟对于文学，我已有了自己的认识。
　　后来，与老乡提起。老乡说，我老师不参加的原因，肯定是顾及自己的身份。
　　我问为什么。他说，参加一个不了解的作者的研讨会，让外人知道，还以为他是去拿红包的。这样的事他肯定不干。他要去，肯定是非常认真的。
　　老乡这样一说，我不但不生气，反而对朱向前更增加了几分好感。
　　此时，朱向前已正式入仕。他的入仕，在了解他的作家与评论家之间，各有评说。好像这件个人的事，因为他是公众人物，便成了一件大事。
　　此时，我的那位老乡，毕业最终因种种原因没有留成校，他不愿回原单位去，便开始流浪北京，成了一位职业写手。虽然他写了几百集电视剧，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部署上他自己的名字，但听说，他后来开上了车，并且在寸土寸金的北京买上了房子。日子过得相当的滋润。
　　这算是文学修成的正果吧。
　　
　　从那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又回了天津。在编辑部干了一年，对文学有了更深的认识。那时我不再为每天没有写东西而懊丧，而是想写便写，不写便罢，有了写到哪里算哪里的想法。那么多的文学巨著，那么多的作家作者，也不在乎我的一篇两篇，一部两部。
　　这时，朱向前等人开始从我的视野里淡出。本来，他就与我无关嘛，根本不认识我，更谈不上记得或想念。而我天津的一位同事，却对他崇拜得不行，非要考他的研究生。
　　那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对朱向前的喜欢，正如我的当初。他说，部队上搞批评的，我就喜欢朱向前。
　　为了考上军艺，为了当朱向前的研究生，他的生活可以用废寝忘食来形容。那时，我们的单位有着良好的学习氛围，领导并不因为你喜欢文学就认为你不务正业。所以，每天，我的同事一大早就翻着朱向前写的书，跑到空地处高声地朗诵。而到了夜里，他就会记下自己的心得。有不懂的问题，还跑过来问我，弄得我们在一起，话题总是朱向前。同事们还以为朱向前是个什么黑道人物，不然我们不会谈得那么起劲。在他的房间，我看到，朱向前的那几本书，都被他翻烂了，处处都打上了印记。有时，没有找到朱向前的书，他要我托北京的朋友找，自己还跑到北京的图书大厦去买。实在没有买到的，我找出版社的人帮他找到了。
　　他学习朱向前的书，不啻于我在新疆时读朱向前的作品那种劲头。看到他天天把书拿在手上，我感慨着对他说，要是朱向前知道你，知道了你这种精神，也许不通过考试也会录取你。
　　但最终，他没有成为朱向前的学生，因为英语成绩不够，最后自己掏钱上了天津大学的在职研究生，学的还是军旅文学专业。所考试的那些内容，十有八九是朱文中的东西。
　　那是我在好久没有见到朱向前后，与朱向前唯一有关的东西。
　　再一次见到朱向前，是在军艺举办的作家培训班上。那时我已因为帮外单位写书后调入北京，在一所医院里从事一次性快餐式的材料写作。生存至上，不得不如此。相信每个在生之艰难面前的人，都会有着这样的想法，因为文学不但救不了生命，而且还挽救不了灵魂。这时总政出那么多的钱来搞一个班，在地方朋友们的眼里简直就是天堂，后悔没有穿上军装。全军和武警部队稍有点创作成绩的人，都聚集在这样的一个班里，开始充电。在这个班上，主持人在介绍朱向前的身份时，开始用了大校与部长的字眼。
　　一个部长讲专业课，一定是件很新鲜的事。可在这次课上，朱向前却有些懒洋洋地坐在主席台上，看上去挺孤独。因为学生的群体都是在文学圈里浸淫许久的人，有大部分干脆是他曾经带过或带出的弟子，所以这些人很难再服别人了。
　　朱向前挺诚实，他开始对文学的现状进行分析，虽然不乏忧患，但也不是那样的忧心忡忡。他非常诚恳地表示，自己由于走上领导岗位，好久不读书了。他看上去面容憔悴，不再像往日那样长篇大论，而是坐在那里，让别人提问。偏偏这些人，问的问题都非文学，朱回答起来虽然利索，却不是往日那样干脆。
　　从他的话语之间，我听到了他内心对文学悠长的叹息。
　　那是我们每个曾经热爱文学的人所面临的共同命运。文学的光圈，已一次又一次地从高空中跌落下来，散落成碎片。我相信，如果不是有这样专门办班的机会，已很少有人在公众场所谈文学了。有时在饭局或其他别的场所，人们介绍某某某是个作家时，介绍者不乏讽刺，听者也不乏嗤之以鼻。那时我们在单位，发表了作品也是在收到时偷偷地向抽屉里一塞，生怕领导看见会认为我们是不务正业。
　　那个班上，我们感觉到每个人都遇到了人生路上的最大障碍与危险。事实上，从那个班毕业后，大部分人开始从事电视剧的创作，从此很少看到他们往日的辉煌。
　　那一天，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你既然反对文人下海，为什么自己跑去当官？
　　但我没敢问。以我的脾性，问这样的问题勇气还是有的。但我怕朱向前不高兴。毕竟，在内心我还存留着对他的尊敬；另一个方面，也怕召集我们这个班的领导不高兴，因为这种问题问起来总是显得不够礼貌。
　　在我们没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朱向前自己却谈到了：我反对文人当官。
　　此语一出，众声顿起：这话不是与事实背道而驰吗？
　　朱向前说，也许你们认为我这话有些自欺欺人的味道。但是我可以说，当这个官也是上级领导找我谈话时才知道的。我之所以作出了这个选择，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从我院领导而言，是工作需要；从个人而言，我认为自己的研究只能到这个高度，达不到大师的水平。而古往今来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之所以不再“向前”，是因为自己的信心不足。
　　朱言一出，众作家面面相觑，转而掌声四起。
　　坦承自己的不足，敢于正视自己的弱处，这正是朱向前为人为文的特质。正是由于这种特质的存在，他才如许引起了我这个在他眼前并不相识者的关注？
　　一位曾是他的弟子，一个已在文坛很有名的作家说：从本质上讲，朱向前似乎是一个全才，文武皆备，智商很高。但正是一个人的全面均衡发展，限制了艺术上的创造。他才服从了领导的安排，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吧。
　　而事实上，一个人越有个性，他在学术上肯定会越有成绩；在仕途上，一个人越是没有个性，就会走得越顺。对于朱向前而言，他即使有着良好的口碑，但文人的清高与傲骨，会不会使他对这种选择有朝一日有着后悔的因子？
　　从内心而言，我呼唤着他的归来，不希望他因此缺失。毕竟，出一个批评家比出一个作家要难出许多。可从文学的现状而观，我们却又无言。再说，一个热爱事业，热爱学术的人，如果不能超越自己，他的痛苦可想而知。这正如一个作家，如果作品再也超不过从前，他的苦恼可以想见。多少作家的自杀，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所以朱向前这时突然改弦更张，从这个角度而言，不是不可以理解。只是青春岁月时的那一段特别的感情仍在，就像一个歌迷希望自己迷恋的歌星永远不要结婚那样，我是把他的话当作自我解嘲。
　　于是，我只是坐在台下默默地看着他，听着他为文学发出的那声无可奈何叹息。总之一堂课下来，我除记住了他的真诚之外，一直认为那是他最“糟糕”的一课。
　　因为，他好像已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圈子里人――那时我们不知道这个圈子的厉害，特别想入这个圈子，等当周围的人把自己看成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之后，我们才知道于生存而言，这是多么大的危险。
　　我记得下课之后，一位同学说，要说当官，朱向前这官比他老婆的都小多了。
　　我想，幸亏他没有专门写过反对文人当官的文章，不然的话，在这个苛刻的文学圈里，对于那些满脑把文学当作敲门砖想着出将入相而没有达到目的者而言，肯定会有不少人会因为没有吃到葡萄便说葡萄酸，而指责他丢盔弃甲。
　　因此，我宁可相信我的另外一位老师王宗仁先生的说法。作家王宗仁一生不愿当官，但他却在大会上对文学青年们说：我希望你们当官，至少一个爱好文学的人当官，比那些官痞与官迷们要好，爱好文学的人至少还有些操守，有着人生的底线与人格的追求。
　　虽然对文学依然热爱如初，但我也是这么来看朱向前的。所以在那天的饭局上，我特地上前给他敬了一杯酒，亲切地称他为部长。
　　他很客气地站了起来。可能发现我不是军艺毕业的，就问我在哪里工作。我回答了他，他又是啊了几句，肯定又记不起我是谁了。我也一笑而过。
　　那时，他已不再极力地推荐朱苏进，不再极力地写他的同学莫言，也不再像往日那样为周涛呼吁，而是作为一个圈外人，利用自己在文学圈的影响，极力地鼓吹阎连科与柳建伟，陈怀国与石钟山等人。至于其他人，我相信读了他文章的人，都知道是不得已而为之。
　　
　　那之后，我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又是埋头写作，默默地发表作品，此时出书也不再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当然，这些书，肯定登不了大雅之堂，不是工作就是任务。
　　那时，我再也没见过朱向前了。除了知道他在编军事文艺大系外，不知道他与文坛还有什么联系。总之，文坛这个地方，各领风骚就几年，不发作品很可能就被人忘记。大浪淘沙，多少英雄被无情雨打风吹去。
　　这时，他的批评文章见少。我想原因不外乎这样几个。首先是工作忙，不可能再静下来阅尽文坛春色，工作既不需要，何必苦苦追求学问？何况他自认为所作的学术研究与慧根，不能抵达大师的高度；其次是身体渐差，作为批评家，在中国生存实属不易，所以然者，一篇批评文章，不知要阅多少书、熬多少个夜方能写就，而几万字的批评，还不如小报开出一篇散文、小说的稿费，汗水、心血与付出不成比例；再者而言，即使朱向前不在乎几个小钱，但听说长年的伏案，特别是在研究、评判某位作家的作品时，他耳朵突然暂时性的失聪，经医生诊断为突发性耳聋，这对他是个不小的震动。这时，遇上不请自来的入仕橄榄枝，又何必错过？
　　再后，我从报上看到茅盾文学奖开始评选，知道了更多的有关文坛的恩恩怨怨与是是非非，帮帮派派与褒褒贬贬，我不再是当初那个纯洁的文学小青年了。虽然对“朱向前”这三个惹眼的字还是极为关注，但好像是看到一个故人、一位朋友之情了。那一年，我记得最深的几个字就是那一届评委的发言，都用了朱的“有遗珠之憾，无混珠之嫌”这十个字。我觉得，这是那一届评委们发言最好的一句，因为其他的人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记不得了。
　　这时的朱向前，好像只是曾经很久以前的一个熟人，因为时空与地域关系，我们注定要相忘于江湖一般。
　　
　　没有想到，因为一次临时的任务，又遇上了朱向前。那天当我来到招待所时，突然看到了他，叫了他一声部长。他怔了一下，当然没有认出我。倒是周围的人，都用目光把我盯了一下，好像我是来拉选票的家伙。
　　这时的朱向前，是作为军队唯一一名专家来到此地的。这多少说明了他在地方影响的余威犹在，权威依存。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有时间在一起可以面对面地谈一些问题。这时的朱部长，可能因为有了一个“正”字，说话做事给人已非常收敛的感觉。他不再直接地回答是与不是，而是谈起文坛的一些人与事时，不置评判，不言可否。此时的他，早已更喜欢下棋和热衷于打乒乓球，且都渐入佳境，成为高手。因为把他当作一个久违的朋友，因为在军艺学习时间虽然很短但还有着一份师徒之情，我便请他出去转了一圈。论及文学上的一些事物，简直有些恍如隔世之感。他虽然依旧真诚，依旧怀有文学的初心与正觉，依旧是一个性情中人，依旧可以为别人一掬同情与伤心之泪，但我已感觉到，他对文坛的关注虽还是那样炽热，但无尽的文山会海、审批报告，已使得他锐气消减。我不知道他入仕是否受过些许的挫折，为官是否受过难熬的折磨，而今，我看到了另一个孤单的朱向前，因为有了文学的理想，走在政治的钢丝上那种无助与无奈；看到了另一个平静下来的朱向前，开始从世俗的生活中寻找另一份寄托。一个人如果到了中年开始练字，在我眼里，已是开始承认平凡与平淡的开始。既然有了这样的一份心情，官场的恩怨是非，他又有什么想不开的呢？
　　毕竟相之于文学，相之于他人，相之于同类，他的路走得还算顺的。就为文而言，有那么多过硬的著作在那里摆着，不怕人家不服；就为官而言，他政通人和，专家治学，也没有听到有谁在背后骂他个不字，不怕人家嫉妒。说起来，一个文人能够做到这样，也算得上是他的幸运了。再说，今日之文坛，沉寂如斯，鲜有亮色；今日之批评，寂寞如许，多有缺位，只有酷评而无批评，少有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大家。早点脱离苦海，亦不用叹英雄无用武之地，何其幸哉！
　　那天夜里我们沿着西郊的灯火一路回来，回想自己的文学之初与文学之路上的磕磕绊绊，回想起与朱向前的神交及他的种种身份之变换，觉得文学在他身上，体现了一个时期一段人生的精神价值之变幻，我便想写一段往事，来祭奠十几年前曾了了于胸的理想，因而有了上面的文字。是时，他住在同一招待所的楼上，我住在楼下，是以能感受到他每天的呼吸与心跳――而这，正是当初，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心中之神，一个人的正觉与初心。
　　但愿，无论是作为教授的朱向前，还是作为部长的朱向前，看了这些文字，不会见怪罢。
　　
　　二○○三年十一月于北京
　　补记：这是二○○三年“非典”那年写的一篇关于著名评论家朱向前的文章。从未发表过，今天浏览电脑，居然找出来了。不过现在的朱老师已经退休了。四年前有次我去山西乔家大院观光，还在街上偶然和突然遇见了他。当时他西装革履，风度依然，据说带着一帮人考察文化。这让我相信，我与他是有缘的。再后，西安第四军医大学举办了一个“名作家名编辑名记者进名校”活动，也邀请名气最小的我去了。去后我发现，在一大堆中国名人之中，又有朱向前。我们寒暄，喝酒。后来，他有讲座，我坐在主席台下的教授与学生们中间，听他开谈毛泽东诗词，感觉其风采依旧，气质不减当年。听到周围送给他的掌声阵阵，我仿佛又看到了一个文人的本来和本色。此后好多年没有见到他了，有时偶尔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他，想到这样一个好人，一个好的评论家，一个好的老师，就这样退休了，让我觉得他没干到将军有些遗憾。这是许多拥有军旅人生者的共同遗憾。但无论怎样，我仍送去我当年同样的感动与祝福。
　　（责任编辑：郭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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