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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民国生涯 [路上生涯]

    时间:2019-02-13 05:40:0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作者简介:瓦当,一九七五年生于山东利津。曾在《人民文学》、《读书》、《天涯》、《中国作家》、《小说界》等杂志发表各类作品若干。中短篇小说集《去小姨家》入选“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二○○四年度),曾获“齐鲁文学奖”,主要作品有《漫漫无声》、《我的父亲母亲》等。
      
      一结束与出发
      
      一九七六年九月,伟大领袖去世时,我还是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响彻全国的哭声,在我脑海中没有留下任何印迹。与此同时,百年不遇的暴雨和洪水正疯狂摇撼着黄河入海口的那座小城。那是天崩地陷般的恐怖时刻,而我在母亲的怀里睡得香沉。世界的喧嚣,于我如催眠的耳语。当我从婴儿混沌的睡眠中醒来,已是雨过天晴。
      关于那个时代的最初记忆,开始于几年后一个晴朗的午后。母亲抱我上街。在县城最繁华的十字路口周围,集中了全县的党政机关以及银行、医院、百货公司和唯一的一座电影院。在我的记忆中,那都是一些巍峨壮观的中苏合璧式建筑,有着规整的几何外观、高高的水泥台阶和巨大的穹隆式屋顶。百货公司像一顶八角帽,帽檐上还嵌着一颗红五星。而县电影院则是对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微缩、复制,象征着全县人民心向北京、心向天安门的赤胆忠心。我们路过县“革委”门口时,看到一个光着膀子的男人正挥舞一把大铁锤,用力砸向墙上的红色浮雕大字。沉闷的铁锤声,打破了还处在午睡中的街道的宁静,也让我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以至于在母亲的怀里大哭起来。现在,我意识到那一幕其实是一个时代结束的象征。按照历史书上的说法,那已经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了。
      我的外公怀揣他自己开的药方,领我去十字路口西边的药材公司抓药。“久病成良医”这句话,用在他身上再恰当不过。他似乎是因为迷恋那些不知出处的古方和秘方,故意使自己常年生病。所谓“养病”,就是把病养得好好的,不能让它没了。药材公司门柱上刻着一副龙飞凤舞的对联,我一个字都不认识。好多年后,再次路过,才恍然大悟,上面风雨剥蚀的痕迹,其实是毛泽东的诗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疾。跟治病救人毫无关系。外公喜欢同药师们聊天,他们经常邀他尝试一些新进药材的口感。药店里面清凉无比,我回想起自己当初坐在墙角的长凳上,荡着腿,看着几个大人闭着眼睛咀嚼那些草根,时而微笑颔首,时而频频摇头,感觉时间无比的缓慢、悠长。我的目光渐渐被旁边案板下一只巨大的黄铜药碾所吸引,它狭长如同一叶舢板,通体闪烁着温润的光。等外公回头遍寻我不见时,我才从案板下面回答:“在这儿呢,在这儿……”
      透过案板上方的纱窗,我能看见马路对面的红旗饭店。饭店的墙上画满了红旗,以及举着镰刀、斧头、钢钎、拳头的男男女女。店门大开,一副七长八短的塑料门帘呼啦啦地随风摇摆着。从那里飘出的诱人香气,常引得年幼的我步履紊乱。没过多久,红旗饭店的外墙被白色的涂料覆盖,文化馆的画家在上面画了一桌丰盛的酒饭,就连招牌也换成了“青年饭店”。由于里面的营业员多是一些机关工作人员的家属,人们都戏称它为“老婆子饭店”。
      另外一件令我震惊的事情,发生在我家对面的百货公司仓库。有一天,里面突然推出满满好几竹排车的胸章、红袖章,倾泻在门口的干沟里。附近的男女老少都上前哄抢。母亲从那堆垃圾里拣回一麻袋红袖章,她喜滋滋地用它们缝了一面床单。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世界上最恐怖的一条床单。由于我尿床,床单褪色染红了下面的褥子,母亲最终把那面波普化的床单收了起来,从此下落不明。
      我跟在几个大孩子后面,翻墙进到百货公司仓库的后院,然后又通过仓库巨大的木门下面的狭窄缝隙钻进库房里去。里面一片漆黑,年久失修的屋顶上漏出几处针眼大小的天空,仿佛点点星光。密闭的空间里充斥着呛鼻的樟脑味,我们的口袋里也装满了樟脑球。蚂蚁在地上爬,我用樟脑球围着它画一个圈,它就只能原地团团转圈,再也爬不出去。这是我童年时最喜欢的游戏,那时天真的童心里,还没有“残忍”二字。
      在其中的一间库房里,矗立着密密麻麻的石膏塑像。它们全由石膏塑成,只不过有的镀了一层金水,整身的、半身的、正面的、侧面的、穿风衣的、中山装的、举着手的……应有尽有。高的有两米来高,矮的只有二三十公分。孩子们施展着拳脚,对那些塑像大打出手。在他们的攻击下,那些塑像脆弱得不堪一击。空气中弥漫着石灰粉尘,塑像的倒塌碎裂中,孩子们的脸上浮现出快乐的笑容。他们并不知道,也许在几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之前,这样的行为就可以引来杀身大祸。这是否说明,革命年代以后出生、长大的一代,注定缺乏对人间神圣的崇拜?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长大后,我们也听革命歌曲,只不过,是“唐朝”的摇滚。
      
      二启蒙课
      
      一九六○年出生的余华,在一篇文章里回忆说,他最初认字是从街道上的标语开始的。而我认字则是始于法院的判决布告。八十年代初期,文革的后遗症还没有彻底痊愈,社会治安较为混乱,政府为此组织了一次又一次严打。大街上不时贴出大幅布告,被判处死刑的人的名字上面打着耀眼的红叉,有时一张布告上面密密麻麻全是红叉。红叉前面,往往冠以“反革命××犯”字样。我抚摸着那些墨迹未干的红叉,半认半猜后面简短的犯罪描述,心中升腾起恐怖与快感交织而成的兴奋。
      那年月,最吸引人的莫过于看犯人游街、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每当这时,万人空巷,如同盛大的节日,热闹的场面只有元宵灯会可与之相比。
      “枪毙人喽!枪毙人喽!”
      这声音传遍大街小巷,萦绕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每次枪毙人,学校都放半天假,老师组织我们集体去观看,回来还要写作文。在我们小孩子心里,那真是无限快乐的时刻。
      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挤到刑场最里面,也没有亲眼见到杀人的场面。往往是我们到了周围,行刑已经结束了。嘈杂和混乱之中,我甚至连一声枪响都没有听清。可我至今记得其中一个死刑犯的名字:王文贤。因为我的同桌姓王,我便随口把这个名字送给了她,结果换来了老师的一顿狠揍。
      在我的童年中,死亡并不可怕,它的影子屡见不鲜。这很大程度归功于我居住的地方。
      那是位于医院后街一座清代遗留下来的凋敝的大宅院:颓圮的门楼,门前破败的石鼓,檐上残缺不全的瓦当,屋顶上是郁郁葱葱的瓦松――一种几乎不需要泥土的植物。
      院子里大约住着八九户人家,四五十口人。白天男人们都出去干活,院子里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孩子。我终日无所事事,各家各户瞎转,脑海中只留下一些吉光片羽。老女人黑平绒帽子上的猫眼石,谁家蓝印花布做成的门帘、床单,墙上的《毛主席去安源》,还有一只闪着银光的猫……这些都让我感到莫名的恐惧。
      出了后院几十米,就是人民医院的太平间。太平间正对着一个湖,湖边终年丢弃着一些死婴,通体绛紫,如同酱肉。我那时候太小,丝毫不懂得害怕,不过也没觉得好玩。
      大约五岁那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在后门玩耍,不小心从岸边溜进了冰窟窿里。湖水很深,自己不知怎么竟然爬了上来。因为害怕回家挨打,就倚在太平间的黑木门上,等着太阳慢慢把衣服晒干。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天要黑了,衣服非但没干,反而结了冰。这时,我们院里有一个刚过门的新媳妇,穿着鲜艳的红棉袄,出来倒垃圾,发现了我,赶紧把我抱回了家。就这样,一位新娘从死神手里把我抢了回来。
      太平间正对着湖的中央有个半岛,叫“小台湾”,岛上住着约有不到十户人家,后来死的死、疯的疯,剩下的人也都搬走了,渐渐成了一座荒岛。人们都说这里风水不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医院后来也搬走了。那时,我已经是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了。我好奇地走进空荡荡的太平间,看到里面一排整整齐齐的水泥床,忍不住爬到其中的一张上面躺了躺,但立刻就爬了起来。并不是出于恐惧,也不是因为怕凉,而是担心被别人看见后害羞。
      总的来说,我小时候住过的这个地方阴气很重,这使我对那个时代的记忆也变得阴郁。我知道,自己之所以走上写作的道路,跟这个地方息息相关。因为这个地方,我很早就隐约知道世间有颠扑不灭的鬼魂,世间有纠结不清的生死、爱恨。
      童年的经历,使我很小就习惯了死亡。可是,有一天,当我听说邻居有一个比我大十来岁的女孩因为失恋而服毒自杀时,我懵懂的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动。在像我那么大的小男孩心中,所有正值青春的女孩都一样美若仙女,一样须仰望才见。可是,她居然……原来,爱情也能使人死亡?爱情究竟是什么?我的心仿佛一下子成熟起来,青春就这样不可思议地来临了。
      第一次接触爱情这个字眼,如同听到天籁福音。我想那时,我最多八岁。北方寒冷的乡村冬夜。满天星斗。雪地。一场露天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我肯定不能把那一行字认全,但我认出了“爱情”这两个字,并趁着周围的混乱,壮着胆子读出了它们,同时浑身掠过一阵战栗。我肯定不可能懂得这两个字的具体含义,但已清楚地知道它与战栗有关。这就够了。就这样,一个八岁男孩在乡村打谷场上领受到了爱情的战栗。像某个神秘教派的信徒,在黑夜里传诵一句秘密的咒语,那一段时间里,我无数次偷偷念出这两个字,它带给我难以言说的羞耻、罪感和迷醉,几近昏厥。
      上小学四年级时,我从语文课本上学到了《十里长街送总理》。当读到“一对青年夫妇,丈夫抱着小女儿,妻子领着六七岁的儿子,他们挤下了人行道,探着身子张望。一群泪痕满面的红领巾,互相扶着肩,踮着脚望着,望着……”我又一次感到了战栗。“哦,丈夫……妻子!”我红领巾下面那颗小小的心怦怦乱跳。我对“丈夫”那两个字感到很不舒服,却对“妻子”充满了幻想;我对那篇据说感人至深的文章几乎无动于衷,却牢牢记住了文章中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形象,不是总理,而是妻子。一个满面愁容的年轻女人,轻而易举地夺去了一个逝去的伟人的光辉。
      
      三寻找阳光
      
      经历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人,都会对那时候电影院、书店门口排队的场景记忆犹新。那是一个民族压抑十年的文化饥渴,突然释放的动人景象。
      露天电影陪伴我走过童年。我喜欢看反面,因为反面看的人少。我喜欢放映场上人声鼎沸的热闹,喜欢那些故意晃来晃去的人影和手臂。即使开演后,也有人不停地走动,银幕上便因此多出幢幢人影。我记忆中看过的露天电影有《小兵张嘎》、《解放石家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花枝俏》、《三十九级台阶》、《平原游击队》、《地雷战》、《地道战》、《野火春风斗古城》、《列宁在一九一八》、《卷席筒》等等。
      并不是所有的观看都使人愉悦,比如,一部名为《杨乃武与小白菜》的黑白片――片子的内容几乎没留下什么印象,只有其中一个镜头,像刀刻般地难以磨灭。一只黝黑的、占据银幕大半部分的手,插入画面,揭开水壶盖子,把一包白色的粉末撒进去,然后又把盖子盖上,悄无声息地退出。在这个镜头里,自始至终只有一只手。多少年过去了,当我想起这个镜头,仍然情不自禁地心颤。
      为看一场新电影,买一本新书,人们常常不惜冒雨和早起。每逢新华书店搞特价活动,那场面更是空前火爆,堪比后来的春运。不管什么书,只要一推出来,马上就被哄抢一空。一九八二年的绵绵秋雨中,我买到了两本相同的《与魔鬼打交道的人》的电影连环画,用其中的一本跟同学交换了一册《刘姥姥进大观园》。刘旦宅先生笔下那种清新雅健的美,深深地吸引了我。我迷恋于那些优美的线条,而忽略了下面的文字介绍。隔着新华书店高高的柜台,我也曾无数次踮起脚,贪婪地注视着对面书架上蓝色书脊的六卷本《一千零一夜》。在我心中,那是我永远买不起的世界上最神奇的珍宝。直到有一天,发现它突然不见了,泪水再也忍不住掉了下来。
      新书毕竟还贵,我渐渐迷恋上了旧书摊。我用父母给的那点可怜的零花钱,买到一摞摞过期的文学杂志,开始了饥不择食地阅读。这种阅读伴随了我整个小学时光,到我读初中时,旧书摊已经很少了,我也就不得不中断了这个习惯。一路下来,我不知道囫囵吞枣地读了多少小说,绝大多数都忘得连影子都没有了。独有一篇,在我的记忆里熠熠发光。那就是阿城先生的《棋王》。至今,我仍能清晰地记起,当读到王一生到地区比赛,一行人借宿在电影院舞台上,“一个人走到台边,对着空空的座位一敬礼,尖着嗓子学报幕员,说:下一个节目――睡觉,现在开始”,然后大家倒头便睡时,带给我的欢畅淋漓的大笑。
      大约在初中二年级上学期,我读到了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我对这篇小说的作者和发表背景一无所知,但这并不妨碍它轻而易举地击垮了我。书里的那个自称“我”的年轻人只有二十岁,当时对我来说,二十岁还是非常遥远的事情,可我惊异地发现他和我是那样的相似――“也许我真的没有出息,也许。我搞不清除了我现在有的以外,我还要什么……”我不无悲哀地对我的朋友说:“我感觉他写的就是我。”当时,我正迷恋于篆刻,朋友来看我,一边听我说话,一边摆弄着我刚刚刻的一枚印章。印文是我的名字前面加了“少年”二字,他突然说:“现在是青年了,不是少年了。”他的这句话让我如梦方醒,同时也羞愧难当。
      《无主题变奏》让我牢牢记住了徐星这个名字,我当时认定他一准是中国最有才华的作家。而此后的很多年,我再没见过他的名字,也没听人谈起他,但我一直坚信这样一个人绝对不可能默默无闻。直到进入新世纪,徐星携《剩下的都给你》从德国归来,他的名字重新出现在报端,我才较完整地了解了他的文学生涯。而我引以为豪的是,自己似乎天生对那些精神异质的东西格外敏感,很早就能辨别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珍珠。
      就像在混乱中寻找自己失散的亲人,我在成长的路程上不断寻找着自己的同类。在那座偏僻、闭塞的县城,在极其贫乏的物质与精神资源中,努力竖起天线般的毛孔,去吸收那微薄而又珍贵的营养(也许是毒素)。经历了初中毕业一个溽热的暑假之后,我已经彻底由一个天真的顽童,变成了一个忧郁的少年。我迷恋死亡,崇拜每一个自杀者,特别是那些英年早逝的诗人。我熟知叶赛宁的诗歌:“升腾了蓝色的火焰/远离了可爱的故乡”、“命定我要死于俄罗斯弯曲的街道”……我缠住每个认识的人,向其讲述海子和骆一禾的死,告诉他们:“和你们不一样/在歌颂麦地的同时/我要歌唱月亮……”孤独、敏感、耽于幻想,造成了我自命不凡而又一事无成。
      一九九三年六月,距离高考还有十六天,一个赤日炎炎的中午。我和一个同学相邀去学校附近的湖中游泳,我的双脚被水藻缠住,拼命挣扎,仍无济于事。在下沉的过程中,我用力仰起头,看见了天空炽烈的阳光。当时,我下意识地想,这是我看到的最后的阳光了。那一刻,我才发现,自己是多么贪恋这个世界,我想到了父母,想到曾无数次憧憬的美好未来,想到还未经历过爱情,内心只有一个渴望,那就是:活下来,无论怎样都行,只要活下来……可能是我的悲伤感动了上天,最终我奇迹般地被人救起。我永远忘不了那天的阳光,那种毛茸茸的再生之感,我的内心洋溢着纯洁的喜悦,从此对生命充满感激和敬畏。
      后来,我在加缪的作品中,重温了自己当时的感觉。那就是:置身苦难与阳光之间的激情,永不丧失热爱的心,还有绝望中涌动的澄澈与光明。
      对于生于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文艺青年,加缪的影响可谓深远巨大。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在《局外人》中发现了自己的影子,又有多少人按照莫尔索的形象塑造了自己的生活,还有多少人从加缪身上汲取了孤独存在的力量。我甚至至今都很难接受一个对加缪无动于衷的人。
      每当我遭遇困境,意气消沉,或卑躬屈膝,堕落委琐,我总是把加缪的形象呼唤到我眼前,便有了超越的勇气。像加缪活得那样真诚、磊落和勇敢吧,看他是一面明镜――“把生命置于阳光之中,一生就不会一事无成。不管处在何种境地,遇到何种不幸与失望,我的所有努力便是重新去寻找接触。在我亲身体验到的这种悲哀之中,爱,是难以表达的意愿……”
      
      四哦,北京……
      
      十八岁那年秋天,我独自坐了整整一天的长途汽车,来到陌生的首都北京。我浑身充满为文学献身的狂热激情,却根本不知道文学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然而,我在北京的街头还没分清东西南北,一个中国诗人的死讯,就裹挟着巨大的阴影从遥远的南半球直扑过来,像是对我的迎接。
      “顾城死了”――四个黑体大字,占据了当时《北京青年报》的整整一版。“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户/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谁能相信,一个纯洁的童话诗人,却选择了最为极端、暴烈、阴暗的死亡方式:杀妻,然后自缢?!
      当时,顾城的朋友、同代诗人林莽先生应邀在电台做一期节目,我和另外一个写诗的同学用楼道里的老式拨轮电话,不停拨打着电台的热线,却总是占线,直到节目结束,也没有打进去。我根本没有想过,即使电话拨通了,自己又能说些什么?在死亡面前,什么都没有意义。
      学校的一位老师,看到我发表在校刊上的文章,主动找到我,并带我去他的宿舍做客。当时,他已经四十来岁,仍没有结婚,也没有女朋友。我们穿过一段狭长、拥挤的过道,他边走边向我讲起自己当年穿胡同去见赵振开(北岛)时的情景,使我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他的住处非常整洁,两大排书架占据了其中最大的一个房间,靠墙角有一台录像机,上面摞着许多前苏联的电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这位老师颇有些神秘地从一个纸箱里,拿出一本蜡纸油印的杂志,十六开,薄薄的,封面上简单地勾勒着两个大字。我一看,那是一本《今天》创刊号。打开目录,北岛的《回答》、江河的《纪念碑》、舒婷的《致橡树》……赫然在目。他的脸上有一种见证者的荣光。听说我能背诵《相信未来》,他感到十分的惊奇,一再地说:“咦,你这个年龄的,知道食指,可真不多。”
      二○○七年夏、冬,我在北京先后参加了两个诗歌朗诵会,也因此两次见到诗人食指和林莽先生。前一次,食指背诵了他从福利院出来以后写的新诗,他的声音沙哑、轻盈,明明是在现场,但听起来就像是放录音。后一次,很多年轻诗人和他一起朗诵《相信未来》,他的声音被淹没在一片空洞的读书声中。而林莽先生,则像他的诗文一样质朴敦厚、和蔼可亲。
      在另外的场合,我还见到了老诗人芒克和他年轻漂亮的妻子。我认识了梁小斌先生,一个意义远未被开掘的流寓民间的思想者。看到他们的时候,我的心里总是泛起一股莫名的温暖。我们这代人,骨子里流淌着理想主义的余绪。我们对父辈和兄长怀有天然的亲切而复杂的感情,难以简单地喊出“弑父”、“打倒”之类的口号。这可能是我们的局限,也可能是我们的幸运。
      九十年代前期,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文化最为低谷的一个时期。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处于徘徊阶段,文化则被彻底挤到边缘。“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论调盛行一时,全民经商的盲目热潮一浪高过一浪。那时候的北京城,迷漫着浮躁的气息,使我联想起《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概括巴黎庸俗生活的一个标题:节场。有一天晚上,那个曾和我一起拨打电台电话的同学,喝醉了酒,痛哭流涕地说他要离开诗歌,离开文学,下海经商,然后用挣来的钱拯救中国文学。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不知说什么。没过多久,他果真就辍学了,从此不知去向。很多年后,我偶尔在互联网上搜索他的名字,找到的居然是他因经济诈骗罪被捕的消息。令我不由感慨万千。
      而我依然怀着远方的梦想。我写信给青海湟中的一位诗人朋友,要去和他过“凡・高和高更”那样的生活。他兴冲冲地给我回了一封凡・高式的欢迎信,但事情最终不了了之。随后,我又应聘到云南一所私立大学,想去寻找于坚描写过的迪庆荒原那头怪兽。在我被激情烧得发昏的头脑中,反正生活是在别处,只有远方的生活才值得一过。
      一九九五年的炎热夏天到来之际,有两位中国学者的著述对我产生了及时而重要的影响。一个是当时还少为人知的崔卫平先生,她在一篇名为《诗歌与日常生活》的论文中写到:“流浪是一种撒娇……很难想象一个人不懂生活和生活的界限而他却懂得诗歌和诗歌的界限……”;另一位,是王岳川先生,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一书中,他这样阐释了马尔库塞的观点:“纯洁的人性不可能救赎人类的所有冲突和罪恶,相反往往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就是这样一处闲笔,对我却如当头一棒。经过一番思想,我终于放弃了奔赴远方的梦想,回到家乡准备过安分守己的生活。
      至今,我感谢上天让我在二十岁时,读到了上面的文字,使我第一次近取诸身,开始关注和尊重日常生活,从而避免了在虚妄的道路上走火入魔,避免了可以预见的 “浪漫”生活,避免了苍白的概念化诗人生涯,同时,也可能是使我心安理得地走向了平庸。
      
      五十年一梦
      
      由于国家取消了大学生毕业分配,我们这代人成了新中国第一批毕业同时面临失业的大学生。我的同学有的考取了公务员,有的流落街头。我的运气不好不坏,进了故乡一家年轻而又颇具实力的国有企业,享受了最后一把社会主义福利,随即又亲身见证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全过程。在我写这篇文章前不久,中海油谋划并购这家公司的消息,一度登上中国所有主要财经报刊的显要位置。百度贴吧上更是吵得沸沸扬扬。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等大字眼,正变得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换句话说,个人与时代的关系纠葛不清,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暧昧难明。
      在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写不出诗歌来了。原本直诉心灵的抒情方式,无法面对泥沙俱下的生活,最终只能失语。
      这一年初春的一天早晨,我在山东滨州的一个地摊上,买到了一套神秘而恐怖的书。许多还未黯淡的血迹,散布在崭新的纸页间,与它的内容相得益彰。这套书就是二○○四年出版的三卷本《余华作品集》,那些血迹就在《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鲜血梅花》等充满血腥的篇什里时隐时现,仿佛是书里的人物身上流出来的。
      我捧读这套奇异之书,感到无比亲切和兴奋,因为它唤起了我儿时的许多朦胧记忆,也契合了我对文学的想象。两年后,我开始了自己的小说写作。
      与此同时,一个欣欣向荣的读碟时代来临了,伯格曼、侯孝贤、库斯图尼察与卡夫卡、费尔南多・佩索阿一起影响了我的写作。一把DV闹革命的贾樟柯成为七○后的代表人物,而不再是诗人和作家。无数文艺青年――这个词很大程度上与小资同义,涌现于祖国的大江南北。而互联网的兴起,更是彻底混淆了现实与虚构的边界,也颠覆了传统的权威和秩序,一个罗兰・巴特所称的“作者已死”的后现代社会真正降临了。行文至此,倏忽又已十年!
      我注意到,在过去的年代,文学一向都扮演着“报春鸟”的角色,几乎每次文化思潮变革,都是从文学开始。然而,世纪之交以来,文学的脚步却远远落后于文化研究等领域。僵死的文学体制,更进一步束缚了文学呈现的样式。在这个以创新著称的时代,新的语言、新的思维、新的商业模式、新的科技产品层出不穷……唯独文学在守旧和倒退。文学的经验变得与时代人生、与历史时空无关,而仅仅是文学圈内部的自我抚慰,早在一九八九年就被余华他们那一代抛弃的“虚伪的作品”重新成为主流文学的主流。屡屡冒犯和刺激人的感官、道德、意识神经的,不再是小说和诗歌,而是凭借网络兴起的“草根”人物和他们的言语。除却大众文化中哗众取宠的一面不谈,纯文学业者是不是也应该反思自己思维的萎缩、迟钝和无力,赞叹一下芙蓉、杨二、杨丽娟身上体现的勇气、想象力和戏剧精神?
      在这个万花筒般旋转的世界,旧有的文学书写方式已经悄然黯淡。虚伪的写作,更不足以抚慰现代人动荡不安的灵魂。我们追求的究竟只是对落日余晖的依恋,还是又一个朝阳再起的明天?这种困惑可能不只属于我一个人。
      
      六依然在路上
      
      “七○后,一出生就衰老的一代……”这是不久前一位著名评论家给出的结论。
      十年之前,“上海宝贝”们横空出世时,无人不叹七○后真的是惊世骇俗。然而,十年的光景不到,唱衰七○后的声音已此起彼伏,大有要将七○后扫入历史的垃圾箱之势。五○后、六○后稳坐神坛不动,八○后抢尽市场风头,九○后挟“火星文”奔袭而至,七○后尚能饭否?
      青春崇拜和喜新厌旧是人的两大恶习。对于成长中的事物,人们总是急于追捧,始乱终弃。记得我刚刚开始写作,偶然看到一本《作家》杂志“七○后美女作家专号”,吓了一跳。原来这一代人已经被命名,那我还写什么劲?事实也证明,后来的写作者,基本只能隐身为“沉默的大多数”。即使是当初成名趁早的寥寥数位,如今受瞩目的程度也难抵郭敬明韩寒之十一、百一。
      时至今日,七○后还是一个面孔模糊的群体。这一代人经历了什么?想些什么?意义何在?似乎并没有人关心,也无所谓知晓。然而,每一代人都有其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也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写出自己的心史。
      也许,循着历史的脉络,可以勾勒出这代人大致的轮廓――他们出生在新旧两个世界交替之际,幼年没至于挨饿,但也经历了一段物质贫乏的岁月。他们从小接受的是正统的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理想主义教育,长大后面对的却是一个全球化、市场化、个人化的世界。无论之前的六○后,还是之后的八○后,他们的青春激情与当时的时代主潮都是一致的,但七○后这代人则面对现实与观念的强烈错位。他们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跨进大学校门时,头上已没有了前辈大学生所拥有的“天之骄子”的光环,却最先承受了改革带来的裂痛。体制不再负责他们的生存,但资源仍然牢牢掌握在体制手中。就这样,他们唱着毕业歌,与三十年代的马路天使在历史的天空下相逢。他们没有后来多数八○后、九○后那么优裕的家庭条件,却与自己的父母一起面临失业、下岗的窘困。他们兄弟姐妹众多,从小被“孔融让梨”之类的故事潜移默化,注重伦理、秩序,乐于体恤别人,加之少年时代生长环境安定,未曾经历“阳光灿烂的日子”,也因此不够“动物凶猛”。单就写作者而言,这一代人既没有赶上八十年代文学的黄金时代,又在网络和市场上,输给更年轻、更无所顾忌、更容易吸引眼球的八�后一代……
      这一切,造就了这一代人隐忍内敛、谨思慎行的性格,在外界看来难免面孔模糊、老成守旧。然而,就像鲁迅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的长子,五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被誉为共和国的长子,七�后这一代人,是否可称为后革命时代或改革开放时代的长子?唯有长子,最知晓家族的来龙去脉,潜意识里不乏“光宗耀祖”的责任意识与情感冲动,既厚实持重、唯恐不周,又坚毅执著、敢于牺牲。寂寞与艰辛,未必一定能转化成成功者的财富,但必定是砥砺思想与勇气的磨石。这一代人究竟能发出多少光和热,还在于他们更加卓绝的奋斗来证明。既然心中有远方,就永远在路上!
      个人与历史的相遇,是一个值得玩味的话题。人无法选择自己生活的时代,但时代必定会在每个人生命中留下烙印。梳理个人的记忆,会从中朦胧看到历史的意志。如果打开尘封的记忆,可以发现在个人生活的细部有无处不在的宏大主题的投影。就我个人来讲,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接触到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的论断时的悲观,忘不了普天同庆新千年之际巴勒斯坦一名死于自杀袭击的十八岁少女,忘不了我在“9・11”事件一周年当天迎来儿子出生时的复杂心情,忘不了非典肆虐时,自己乘坐空荡荡的公交车去医院看望生病的父亲时的情景,当然也忘不了刚刚发生的夺去数万人生命的四川大地震……这一切都让我深深地感受到身处人类之中、身处历史之中的庄严与凝重,让我知道人类的尊严和自由,就贯穿于每个人的生命和生活中。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另外角度来看,每个人的历史都是人类的全部历史。无论是对待个人还是整体的历史,庸者常麻木不仁,投机犹疑,勇者则求真爱人,明辨笃行。愿以此与我的同代人共勉,而不是聊以自慰的精神胜利法。为了我们共同经历的真实,为了永不泯灭的青春和梦想……
      
      二○○八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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