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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遭遇和经验中国情感:中国之声神州夜航情感世界

    时间:2019-02-13 05:40:0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主 持:   汪 政 批评家,任职于江苏省文联      参 加:   刘志权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王 晖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贺仲明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何言宏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何 平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一、世界情感地图的中国疆域
      
      汪政:有关中国经验的讨论已经进行了一个阶段了,但好多话题还没说,比如情感问题。通常的说法是,中国是一个抒情大国。那么中国文学如何处理情感就值得说说了。
      刘志权:情感,与人的意志、欲望、灵感、顿悟和直觉相并列的一种心理机能,是人在生存与交往中对客观对象和自身态度的内在体验的心理状态,是人类共有的。但是,正因为情感产生于人类的生存与交往之中,因此,情感的形成又有赖于它长期存在的地域环境以及文化环境。所以,历史地考察一个民族的情感时,我们会发现,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长期形成的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结构,它联系着古今,区分着中外,形成了特定的中国式的情感。
      何平:我想,你们两位提出这个问题估计是着眼我们全球化的时代,在现实或者想象中存在着一个具有区别性的中国情感。换句话说,我们讨论的前提是相信客观上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都有着它们的情感形式,而文学在表达这些情感时又存在着烙上民族或者国家印记的处理方式。从中国文学的情感处理出发,我们讨论中国经验无疑将会深入到沉潜得很深的民族记忆和民族心理层面。这显然可以使我们对中国经验的讨论向细致、幽微的“中国”拓进和挖掘。当然所有问题的展开必须建筑在对中国情感的命名之上,必须对中国情感的边界进行厘定。
      刘志权:确实是这样的。传统的中国式情感形成于两个向度的合力。其一,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乡土中国宗法制度,其二,是中国长期以来的儒道文化传统。一方面,中华民族在封闭的大陆环境中发展,费孝通在其著作《乡土中国》里,提炼了传统宗法社会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的“差序格局”模型。在差序格局里,人偏爱稳定熟悉的集体环境、注重人伦亲情、强调个人“修身”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深层原因,产生了儒家“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思无邪”的诗教,而老庄则发展了着眼于个体的“万物与我合一”、“无为”、“自由”、“似淡而实美”的艺术精神。
      由此,“中国式的情感”在内容上包涵了对亲情、爱情、友情的眷念,与自然山水融合为一的愿望,对家园故国的怀念,对人生易逝的慨叹,等等,而在表现形态上体现了中和、节制、含蓄、自然等稳定性特征。这与西方的情感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为西方文化源泉的希腊精神,滋生于开放性海洋环境,因此,形成了浮士德式的情感定向,即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这使西方的情感体现出了以动荡、冲突、斗争、追求为特征的激情之美。个人觉得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西方文学中对感伤与悲剧感的不同侧重:在中国,伤春悲秋、闺怨乡愁、佞臣当道之类的怨愤情绪,在文学中往往被温柔敦厚的诗教约束在“不伤”、“不怒”的范畴之内,因而形成了感伤的重要情感特色;而在西方,自亚里士多德起,就强调“历史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冲突”,而排斥哀婉悲哀的“感伤癖”,这一态度直到十八世纪末席勒出现后才有所转变。
      中国文学历来有抒情的道统,诗言志、诗缘情、诗可以“兴观群怨”的说法已经广为人知。“中国式的情感”与中国文学的风格之间,是互相形成和塑造的关系。为了含蓄蕴藉地表达符合诗教的传统情感,中国文学在长期的实践和理论探索过程中,形成了韵味说、神韵说、意境说、境界说等经典的中国传统美学理论。
      王晖:志权所言确实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中国经验以及对于这个经验的文学表达,当然要包括中国式情感的内容。因为“感情与美是文艺的一对翅膀”(老舍)。但是,我又感到这是一个很难一下子说清楚的事情。试想,中华文明五千年,中国人口十三亿,中国政区两岸四地,情感想不复杂都难!以重家庭、家族伦理为本位的中国式情感更多的是长幼有序等地有别的“家族伦理情感”,因此,在传统的中国文学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情感指向,与其说是对“故乡”这个地理元素的想念,还不如说是对自己家庭与家族的牵挂。而西方情感的内涵和表达就与之有着相当的差异。梁漱溟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中就曾说到中西的这种不同,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彼此原都不相远的。但西洋继此而有之文化发展,则以宗教若基督教者作中心;中国却以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作中心。……中国逐渐以转进于伦理本位,而家族家庭生活乃延续于后。西洋则由基督教转向大团体生活,而家庭以轻,家族以裂,此其大较也。” 在谈到中西情感差异的时候,歌德也曾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歌德谈话录》里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歌德的这句话既强调了中国情感与异国情感的相通性,也就是人类情感的一致性,也点出了中国情感的特殊性,那就是它的“道德”力量。“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其实,谈论中式与西式情感应该是一篇大文章,不是我们在这里三言两语能拎得清的。我只是想侧重于谈论中国式情感的文学表达。文学作品里的这种表达比比皆是。文艺理论中这样的例证也不少。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这里,王国维以词作比谈人生境界和文学创作境界,非“明语”,皆“暗语”。读者往往要通过“悟”的过程,才能把握作者叙述的真意。这就是一种含蓄与蕴藉,――典型的中国式情感的理论表达。还有他的“一切景语皆情语,一切情语皆景语”也是如此。
      贺仲明:关于中国文学中的情感问题,涉及到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情感本身,再就是对情感的表达方式。我们一般都认可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对情感的表达方式有差别,西方文学较为直接和外在,中国文学较为含蓄和委婉。这一点,普实克等中外学者都谈到过了。那么,情感本身到底有没有中西差异?学者们一般都忽略了这个问题,或者说,我们一般都谈普泛的人性,否定或者忽视中西情感的差异。但事实上,在我看来,文学表达与情感本身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或者说,文学表达已经渗透到情感当中,对情感本身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中西之间的情感本身也存在差异。因为人性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与具体的文化环境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关系。经过漫长的中华文化的熏染,中国人的情感方式与西方人有了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是精神层面的,它绝对不像物质文化一样可以被简单地取代和置换,它是印刻在民族记忆之中,是难以磨灭,甚至是不可磨灭的。我的这些看法在那些全球论者看来肯定是非常滞后、非常落伍的,但其中也许正蕴涵了一些人文的思考。
      汪政:仲明对这一点的强调我非常赞同,问题的讨论总是有许多的角度与可能性,何况关于情感这样的大题目。但我们是在中国经验这样的大框架下来谈论一些具体命题的,所以要特别着重于中西的差异,否则就谈不上什么中国经验。刚才大家都涉及到了这一点。其实还有许多方面可以探讨,比如为什么有“中国是抒情大国”的说法就不仅仅是说在文学的表现对象中,情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还说明着一个顺理成章的现象,那就是相比较而言,存在着文体上的不平衡――中国的抒情文学比较发达,而叙事文学则相对薄弱。说起中国文学的源流,人们总会说诗骚,不管这两者的体式与风格有多大的差别,它们都是抒情的,都是诗的。通常也会说起另一个传统,就是史传,但是史传再怎么说历史的成分要多一些,文学化的程度不高,其后的文学发展可以看出这一点。抒情文学基本上是沿着诗骚在走的,而叙事文学在渐渐分化,从史传而脱胎出来的叙事文学与它的母体越来越远,直至分道扬镳。即使在中国的叙事文学中,抒情的文体表达也占有相当的份额,以至有人说《红楼梦》实际上就是一首伟大的抒情诗。当然,自近代以后,中国文学的文体结构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叙事文学明显强大起来,这与西方文学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说中国文学渐渐与欧美文学并轨也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种文体形式上的一致并不能说明其内在上质的同化,它恰恰提醒人们去关注其内在的差异,一种超过了文体的外在体式的精神上的“基因”级的差别。只有这样去描述和思考,我们才能认识到中国经验的存在及其意义。
      何言宏:大家都是在中西比较的意义上来讨论作为中国经验的中国情感问题,说实话,我对如此宏大的问题向来害怕,不敢发言。关于中西问题的很多判断,实际上都很难经得起很多反例的质疑。但我又认为,对此问题的讨论很有意义。我们在中国经验的问题框架中来思考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的情感,就是要反思与总结初民时代以来的中华民族的情感特征及表达方式。具体在文学领域,就是要通过我们的文学作品来把握上述问题。汪政在抒情文学和史传文学等文体的意义上来把握,我以为非常切合我们的文学史实际。我们还应该特别注意到,古代中国的情感特征和表达方式在现代以来发生了哪些转型?某种意义上,西方对中国的冲击,或者说是现代性对中国的冲击,也包含了情感的冲击。这些冲击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又带来了哪些后果?我们应该作出怎样的评价?恐怕都是很难解决的大问题。更加有效的研究,可能还是应该通过文学文本来进行。否则,很容易流于大而无当的空谈。
      何平:言宏一下抛出这么多问题,而且这些问题都值得仔细辨析。我以为在进行中西比较,当然包括情感比较时,确实要持审慎的态度。这个问题其实在中国近现代文化进程中是有教训的。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等《新青年》派就站在西方文化本位上近乎偏执地贬抑中国传统文化而揄扬西方文化,而其中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也早已经被“东方文化”派和“学衡”派揭破。今天我们强调全球化格局下的中国经验,如果没有足够的警觉,极有可能从另外的角度陷入《新青年》派的窠臼。而且,我以为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我们在从整体上关注中国情感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其内部细微的差异性,比如文人、庙堂、民间,他们的情感肯定是有差异性的。这样看来,如果我们从文人、庙堂、民间这些不同角度去看中国情感之下的中国经验就会相去甚远,甚至彼此抵牾。
      
      二、告别往事,
      新“中国情感”的现代生成
      
      刘志权:“中国式的情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近代中国闭关锁国局面的打破,中国一下子被抛到世界范围之内,无论是传统的宗法制度还是儒道传统,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其中,国家民族意识和个体意识两方面的觉醒产生的影响尤为深远。如顾炎武所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导致了费孝通所言的“传统中国的差序格局”走向解体;而个体意识的觉醒,包含着个性解放、浪漫创造、理性怀疑等精神内核。在这样的情形下,传统的中国文学自然无法容纳如许复杂的变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基于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结构的“中国式情感”在此过程中并未向外来文化缴械投降,而是进行着创造性转化,或者如捷克学者马立安・高利克在《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一书中所言的“创造性对抗”。如果我们拂去弥漫在自晚清至“五四”几十年间的激情主义的硝烟,会发现“五四”时期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散文,都有明显的、浓烈而率真的抒情特质。当然,有必要从中梳理出情感的中西不同来源,例如,悲剧感,孤独感,以及冰心、王统照、叶圣陶等不同的作家对“爱与美”的追求等,都打上了西方文化传承的烙印。个人认为,单考察现代文学中的“中国式情感”,有三个方面的变化值得注意:
      第一是感时忧国精神得到了强化。夏志清认为,感时忧国是现代文学的主要特征;李泽厚则提出了从启蒙到救亡的时代主题,得出“救亡压倒启蒙”的结论。不管如何,时代政治对重塑中国式情感的作用不可否认,由此形成了黄子平、钱理群等人所言的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焦灼”的情感特征。代表性的巴金的小说写作,这一特征其实已经超越了“伤感”的范畴。第二是知识分子的乡愁。知识分子的漂移造成乡愁文学的兴盛。“乡愁”作为一种典型的传统情感,直到今天依然是文学的重要主题。而在“五四”以来作为“乡土文学”的情感核心的“乡愁”,一方面继承着古老的乡愁传统,另一方面又加入了从现代理性思维出发对故乡进行着批判的内容,这使“乡愁”带上了西方理性内核。这一点在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反复书写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第三是在爱情方面,加入了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和大胆追求的现代内容。爱情文学的书写,不再局限于缠绵悱恻的闺怨别愁,还包括大胆追求、自由选择乃至性欲觉醒等内容,如庐隐、冯沅君、丁玲等的作品,在情感程度上,也突破了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古典标准。
      当然,中国式情感的另一部分,哪怕在“五四”刚过的上世纪二十年代也没有被抛弃。例如,庄子与“自然”、与“万物”融合的泛神论情感和自由意识,被郭沫若、闻一多等作家吸收和继承;再如,周作人和郁达夫在《新文学大系・散文》导言中,都认同现代散文对晚明以来“性灵派”散文的继承关系,等等。
      个人认为,新时期文学复苏以来,文学作品对中国式情感的揭示、发展,基本上还是循着“五四”时期的路子。尽管有汪曾祺、贾平凹等作家对恢复小说和散文古典传统的实践,有台湾作家群对“乡愁”的书写,有九十年代女性作家为代表的对爱情、性欲的女性叙事,但在总体深度和新意上均没有超越“五四”文学,其中原因当然值得深思。
      王晖:一民族一国家的情感有它的传统基因,但绝非一成不变。“中国式情感”也应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概念。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一代代的文学里面同样也包含着一代代的情感。中国式情感的变迁,或者说给予这种情感的最大冲击来自于近代中国国门被西方文明撞开的时刻。毫无疑问,从屈辱的鸦片战争到主动的入世谈判,一百多年里,“中国式情感”律动的轨迹就是中西文明互溶互通的轨迹。二十多年前,曾逸曾主编过一本轰动一时的书《走向世界文学》,谈的正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与外国文学的紧密关系,里面真切地叙述了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曹禺、夏衍、艾青、沈从文、郁达夫等人对于现代中国式情感的艺术表达。可以看到,近代以来,作家们通过他们的文本努力践行着融合了西方思想和情感取向的新的“情感表达式”,今天看来,这是一个精神与文化的裂变过程、提升过程和融合过程。现代文学对于传统文学情感传达的改造和升华,堪称经典,让人难以忘怀。它不能不使人想起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说的那两句名言――“文学价值的等级每一级都相当于精神生活的等级”、“文学作品的力量与寿命就是精神地层的力量与寿命”。探讨新文学、新中国文学、新时期文学、新世纪文学所构筑的中国式情感的表达谱系,以及由此所牵连到的百年中国精神文明的沧桑巨变,无疑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贺仲明:现代以来,中国式情感的变化是肯定的。尤其是最近二十年,中国社会的文化经历了大的变异,有人甚至称之为前所未有的文化巨变。道德伦理,文化秩序,思想情感,都无一例外会有新的内涵出现。这种变化在年青一代人身上体现得最明显。以往也存在代际差异,但现在这种差异之巨大也许是前人所从来没有过的。年青一代的生活方式、生活观念,当然也包括情感世界,与他们的前辈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与西方化生活方式的强大渗透力有直接关系,也与我们的教育有关。最近几年人们都在谈论英语在中国教育中过于重要的地位问题,这其实可以看做是中国教育的一个典型缩影。传统观念、传统文化,在当前教育中已经被严重边缘化,只有很少的影响力了。年青一代没有传统的熏陶,其情感方式也很自然地会转向西方化。在这方面,文化的血缘比生理的血统更重要。我们读那些美国华裔作家的作品会有更深的感受,他们的作品虽然也反映中国生活,但其中蕴涵的是西方式的情感方式,这些作品已经不能算是中国文学,只能说是完全的美国文学。
      对于这种情感的、文化的变异,当然不能简单地予以排斥,其中有许多现代的因素,是一种进步与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包括传统的情感方式,远不是完美的,不可改变的,甚至说,它的变革是必然和必须的。但是,这存在一个度的问题,作为一个人文工作者,我对其中的某些改变感到忧虑,因为丧失了独特的文化、独特的情感,也就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中国人。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在根本上我对未来还是持乐观态度的。我以为这种改变不可能是持久的、单方向的,在一定的时候也许会有文化的复归、传统情感的复归。
      汪政:“中国式情感”及其发展变化的确是值得重视的问题,而且也应该在一定的逻辑序列下进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归纳与描述,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其实是可以做并且是非常有意义的。一般认为,情感与理智是对立的,由于没有明确的语义,所以对情感的认知价值缺乏必要的重视。事实可能与人们的这些认识不一样,情感对于主体的认知意义相当大,有时,它的真实性要远远超过理智;而且,情感是一种态度,一种反映,它所呈现出来的并不简单的是主体的行为,而是包含着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与环境的关系,也就是说,对情感的研究,不仅可以描述主体,同时还可以描述客体。这样,如果对中国人、对中国人情感变化的样本文学中的情感进行研究,不仅可以认识到中国情感主体的变化,而且也是对中国社会变化研究与把握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径。概略想一想,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情感起伏激烈、情感内涵变化巨大、情感对立严重的时期也就是社会动荡产生、价值观冲突剧烈的时候。刚才大家说到一些具体史实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志权说到“五四“时期人们情感的变化,王晖和仲明的分析都可以从这个角度进行再分析。不仅是情感的内涵,连同人们情感的表达方式都发生了天地翻覆的变化,中西交融与冲突、传统的解体与转型、异族的入侵、民族国家初起的焦虑、生活方式的变化、肉体欲望的开发、新的心理期望的诞生、情感刺激程度的提高等等,这些都是与人们的情感价值内涵和表达方式密切联系、具有内在因果关系的一些主体与客体的要素,是情感史,也是社会史、政治史、国家史与民族风俗史。但过去人们较少从这个角度对这个阶段进行研究,实际上是有欠缺的,是中国经验描述的缺失。就近现代中国情感的变化而言,有几个时期是需要关注的,“五四”算一个,“文革”、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也是关键点。
      何言宏:“中国式情感”和“情感史”这样的说法我很同意,也认为很有意义。我以为,我们对于它们的研究还是应该通过文学文本。当然这种基于文本的研究也是应该在更加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来考察。刚才汪政说到了“五四”、说到了“文革”和改革开放三十年,我非常同意。实际上,像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作为中国经验的“中国式情感”也有着时代性的历史特征。在那样的时代,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民族情感可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情感主调。历史上的很多时期,民族情感都很高涨,但在现代中国,民族情感的基本内容已经有了很多变化。另外,还有从那一时期延续至“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情感”、“阶级情感”,我们都不应该忽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民族的情感特征与情感结构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反映在文学上,还包括情感表达方式,也都有了新的变化。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实证性的细致研究和梳理。我还想强调一点,就是在现代中国的情感历史中,传统的情感方式和更加具有人性内涵的原始情感比如亲情、爱情等等,有没有方式新的变化?它们的处境如何?在现代中国的情感结构中,各种不同的情感方式又是具有怎样的关系?我想都是应该思考的主要内容。
      何平:情感的文学表达往往会孕育出民族性的文学母题。比如“还乡”。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凝聚了中国情感的母题在现代中国的创作性转换。应该说,迟至十九世纪中期,东西方还乡母题几乎是在相对自足、独立的文化空间发展着自己。无论是从东方还是西方的角度,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和吸纳还不多见。跨文化之间的母题借鉴和传衍更是鲜见。十九世纪中期,这样的彼此隔绝的状况彻底被打破,文化的彼此交流和吸纳变得日趋普遍和深入。但值得指出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伴随着殖民化的进程,西方文化一直占据着强势文化的位置,因此,所谓的跨文化对话往往是一边倒地向西方学习和借取。在这样的文化碰撞和转型中,负载着民族集体记忆和文化经验的文学母题自然面临着去留之间的抉择。因此,从文学母题传衍的角度去观察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可以看到一些全新的文学母题被引入,传统的文学母题中的一些则因为文化语境的改变而退化,乃至消失,剩下的也遭遇到异域文化母题的改写,发生转换。“还乡”母题就是这样被改写和转换的文学母题。正是在这样的改写和转换中,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中的新“中国情感”得以区别传统的中国情感而诞生和生成。
      
      三、“中国情感”的简化与异化
      
      刘志权:情感,从本质看,应以“真”为根本。一旦情感脱离“真”的本质,便毫无疑问面临着危机。历史地看,中国式情感的书写,经历了两次危机。其一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一直到“文革”结束的日益“左倾”的共和国文学(用钱理群的说法)对中国式情感的简化;其二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至今在商品经济化浪潮冲击下快餐文学对中国式情感的异化。
      共和国文学对中国式情感的简化是通过不断地规诫和示范来完成的:延安时期,通过对丁玲和王实味的批判,引导着作家从忧患意识向歌颂姿态的转变;五十年代初,通过对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告诫作家从思想倾向、行为方式还有情感方式向无产阶级、劳动者全方位、全身心认同;通过先后对《洼地上的战役》、《红豆》等小说的批判、对《青春之歌》的几番改写,告诫作家在爱情问题上务必洗尽儿女情态……而更多的则是讨论与正面示范。例如五十年代中期关于“爱情有没有条件”的争论, 有论者认为“爱情,只有建筑在对共同事业的关心、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对劳动的热爱的基础上,才是有价值的、美丽的、值得歌颂的。”而《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龙河岸上的英雄》、《李双双小传》、《新结识的小伙伴》、《王智辉与陈金绣》等一系列的小说,则标示着某种规范和建议。
      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氛围与不断的引导规诫之下,丰富复杂的情感被格式化了;忧郁、感伤的情感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而摒弃;感时忧国的忧患意识被歌颂社会主义祖国以及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或领袖人物所取代;儿女之情、夫妻之爱甚至父子之情,都从属于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劳动、奋斗的宏大目标;山水景色的描写只有在作为英雄人物的象征的前提下才能被描写;自由、个性、浪漫等特质都被视为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牺牲“中国式情感”的最终代价,就是造成了作品的千篇一律和空洞单调。事实上,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真正受到群众欢迎的作品都是具有陈思和所言具有“民间隐形结构”的作品。
      第二次危机现在尚在持续之中。金钱拜物教、享乐主义思潮和信息社会的生活方式正在产生持久深刻的影响,它使我们对中国式情感的探究变得无意义。表征之一便是,情感成为游戏,各种传统的感情成为无法承受之轻。一夜情使情感沦为单纯的感官刺激;逢场作戏使情感成为利益的交换;没有感伤或者忧郁,没有乡愁或者怀旧,文学本身也成为了一种游戏,失去了情感之真,一切意义便变得空虚。例如王朔的谐谑小说,以及新新人类的一些“下半身写作”等。
      表征之二是,文学变成了产业,于是,情感的内核被掏空,一切情感变成了表演或消费。文学情感变成了一种事件,无论是真挚的爱情、感伤的怀旧、煞有介事的忧国情怀、男尊女卑抑或女权主义,都可以按要求被复制或者批量生产,如大量的言情电视剧和许多快餐文学。有时,这种机制甚至能吞没一些有一定艺术水准的作品。例如,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中所表现出的文化怀旧情感,在大量自我重复后,失去了作为情感本质的“真”,怀旧就被异化为一种表演。
      王晖:其实,有一个事实是比较清楚的,那就是近代以来“中国式情感”中西合璧的趋向,或者说,在传统情感裂缝之上嵌入了现代西方的情感基因。然而,这样的趋向,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的中国内地被人为截流。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规训的“工农兵”主体文艺思想成为长达近四十年的威权意识形态。从尊重历史语境的层面上看,我们不可能对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积极意义视而不见,但是,这种表现在文学作品、文学理论与批评中的被志权称之为“中国式情感的简化”,确实在相当程度上给予了文学对中国情感表达的单一化、“崇高”化和硬化以前所未有的强制性表达。我觉得这种情感的简化其实质仍然不过是中国式家族伦理情感传统的当代复现,不过是以更加强制和威慑的方式来复现。当然,存在决定意识,有什么样的情感存在方式和情感流行方式,就有什么样的情感表达方式,彼时的文学就是彼时情感的形象载体,因此,很难说那一时期的文学完全是对当时情感现实的歪曲。我们应当追问的是,在泛政治化的威权文艺意识形态的统摄下,作家的主体选择和主体批判性在哪里?
      至于说到“中国式情感的异化”,我同意志权的描述与判断,这确实是我们当下文学情感表达的严重问题。它已经从情感表达的单一化、“崇高”化和硬化一极走到了去“崇高”化和软化的一极。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中对“文艺”有过这样的诠释:“文艺是纯然的生命的表现;是能够全然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站在绝对自由的心境上,表现出个性来的唯一的世界。忘却名利,除去奴隶根性,从一切羁绊束缚中解放下来,这才能成文艺上的创作。”对比一下我们的文学,其高下真伪应当不辩自明了。从另一角度看,这种所谓的“异化”情感表达其实也是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不仅仅为中国所独有。情感以真为本,但现在的状况却是,“真实”成为最大的娱乐项目。可以说,这是后现代的中国版本。进一步说,它还代表着对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致“文革”结束时段近三十多年“情感简化”的反动,也可以说是“拨乱反正”或者矫枉过正吧!其实,在我看来,这种“简化”也是“异化”,是对人类正常情感的背反。而网络文学的情感表达方式却显示出当代中国文学的更趋于多极化和多元化的私人话语,它正在成为“网络共同体”人群共通情感的集合体,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中国文学变迁的情感表达式。如何在互联网所构筑的全球化时代更多地保持中国式情感的传统因素,以及这种因素与现代世界耦合的新像,体现民族情感的独特性和独立性,并在文学中很好地将其表达出来,正是摆在作家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说,“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
      贺仲明:谈到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情感历史,确实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就像志权说的,我们的很多文学情感是被异化、被扭曲了。政治于人性、于情感世界,始终都是对立者、伤害者。因为政治需要调动人性中的阴暗力量,需要相互之间钩心斗角,需要尔虞我诈、不择手段,才能取得政治的胜利。我们当代文学几十年,政治的影响都太大了,是一个无法摆脱的巨大阴影。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中的情感被异化、被戕害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问题是如何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走出人性的异化,回到对人性情感的正常表现上。而正如王晖兄所言,当前的商业文化又是构成对情感世界伤害的另一股巨大的力量,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人与人的交往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商业化了,人和人的正常情感交往变成了金钱主导的关系。现实环境很严酷,文学的压力很大,也不可避免受到诱惑,因为和普通的人性相比,金钱的力量要大得多。但是,我还是始终认为文学要坚持对精神的坚持,包括对人性、对情感的坚持,失去了人性世界,也就无所谓文学。文学应该是物质异化时代的反抗者、批判者、异己者。
      所以文学在现实世界中,绝对不能只是一味地随波逐流,不能只是对现实简单的复制和模仿,它需要一定的超越精神,一定的批判精神。文学应该有自己的独特追求,有自己的独特标准,有自己的信念和理想。在这方面说,其实对美好情感的表现也是一种理想主义。前几年读过两篇作品,我觉得很有这种理想主义因素,一篇是北北的《寻找妻子古菜花》,一篇是白连春的《我爱北京》。一篇写夫妻情感,一篇写父子情感,内涵都很丰富。一方面都很写实,写出了生活的艰难,有现实主义的深刻;另一方面又有情感的渴望和追求,体现了理想主义的光照。我们对这类作品肯定得太少了,我们的评论家似乎不太看重情感的意义,这其实是很不恰当的。文学离开了情感,感染力何在,还有什么生命力呢?
      汪政:我们的讨论已经涉及到当下的中国经验了。特别是对“文革”以及当前商品时代的文学情感表现的反思尤其具有意义。王晖的分析已经表明,“文革”时期的情感模式只是一种极端的表现,它的源头要早得多,情感本来是人对对象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反映,是一种双方的关系,但是自古以来总有外在的力量对人的情感反映进行干预,比如孔子对《诗经》的处理,程朱理学对人的情感与欲望的排斥,也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存天理、灭人欲之类的。西方也有,如中世纪。在今天,极端宗教依然对情感进行强力干预。当然,并不是说人们对情感就不应该、不需要调控,事实上,作为人类的一种自我教育,情感的调节、提升、净化与泻泄一直是人的社会化进程的重要环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衡量其文明程度的途径与方法,可以说这是一对矛盾。因此,这种调节有时是文明的标志,有时则可能是野蛮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近百年的情感史就是一部文明与野蛮交织的历史,而这一进程在文学作品中都得到了鲜明的呈现与反映。总的说来,文明的进程是缓慢的,代价是惨重的,而野蛮则是司空见惯的,其破坏程度与后果也是严重的,你们所说的格式化也好,硬化也好,都是具体的表现。如何使中国人情感更文明,更健康、更人性化,如何使中国文学的情感表达更丰富,是人们面临的文化课题。
      何言宏:当下中国的情感经验尤其重要,意义重大。具体在作品中,比如“文革”文学中最为主要的“阶级情”,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强烈的现代性特征的情感方式。在《白毛女》、《沙家浜》、《红灯记》等“样板戏”中,阶级情感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在“文革”以后的“伤痕”、“反思”文学中,这样的情感则又遭到了反拨和批判,代之而起的,则是诸如爱情、亲情等情感的复苏;接着,对于大自然的情感在文学作品中也有了很多相当突出的表现,比如张承志等作家的小说,人与大自然的对立与和谐,一度时期曾经是文学作品中非常重要的情感内容;再后来,文学写作中的情感却又遭到了放逐,比如当年的所谓“零度写作”的倡导,还有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诗歌中“抒情的放逐”、“叙事性”的强化,都体现出我们情感方式的变化。实际上,在我们所讨论问题的论域中,建立一种有效的研究模式,切实研究现代以来的情感历史,已经显得非常迫切。我仍然建议,应该展开更加切实的实证性研究。
      何平:我也主张文本细读和实证研究,这应该是我们未来进一步讨论中国经验问题的方向。就现在的问题而言,所谓简化和异化,其实就是我说的改写和转换问题。我还从“还乡”母题的角度谈。传统中国文学还乡母题的基本主题被改写,在此过程中产生新的基本主题,同时也改变着现代小说还乡母题的叙述序列和母题构成模式,进而引起审美情调、审美风格上的变化,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现代小说还乡母题的审美规范。考察现代小说还乡母题对中国文学美学传统的遗忘和记忆,同时对西方文学美学传统的抵抗和吸纳很有意味。由于还乡母题本身所具有的“时间化”的模式特点,在现代中国文学向西方学习的主潮中,选择西方“叙述性+时间化”模式,同时“把‘事’作为实体的时间化设计”应该是一种自然的顺应。事实也是这样,现代小说的还乡母题,往往是“按照人世间的行为在时间中演进的形态而铺叙”,在“叙述性+时间化”的框架里展开。现代文学发展虽然只有短短三十年,但以还乡母题作为个案审视,这样的框架结构已经被作家运用得相当娴熟,以至于到四十年代中期出现了像《财主底儿女们》这样的成熟之作。即便如此,从整体看,“非叙述性+空间化”的传统框架模式依然保持着强大的抵抗力量,这样的抵抗反映到现代小说的还乡母题的处理上,“叙述性+时间化”的框架常常又被“非叙述性+空间化”的传统框架模式改造。由于现代小说还乡母题强调故乡和它之外世界的差异性,因此,在小说中流动的时间往往被静态的空间所凝定,“空间”突出出来不但成为形式因素,甚至影响到母题隐含的基本主题。如果仔细对现代小说还乡母题的叙述进行考察,类似西方的“在路上”的叙述并不多,即使关注还乡者在路上的情况、路上的风景和感受描述,也远远超过路上的故事,从我们对现代小说还乡母题叙述模式的研究看,他们所关注的更多是还乡者在故乡的状态――一种心理体验,而不是外在情节冲突。从这种角度看,中国情感表达的中国经验其实也是不断面向世界敞开的。从这种意义上,中国经验和中国情感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偏执,而是不断更新、生成变动不居的。一时代有一时代的中国情感,一时代也有一时代的中国经验。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汉语文学的疆域应该是我们讨论中国经验的意义所在。
      汪政:我这会儿忽然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们的讨论刚刚开始。前面的好像都还没来得及展开,我们一直说要讨论的是文学的情感及其表达,一直在强调要从文本出发,但也许是由于话题太大,又时时要溢出文本去往外面看、往远处看、往深处看。何平抓住情感的文学表达往往会孕育出民族性的文学母题来谈叙事,倒不失为一种自我强制的规范。只有将“经验”落到这样的范畴,才能真正走进文学,中国不中国,自然会呈现出来。可惜这次来不及了,生活中常有这样才开了头就煞了尾的事,也好,下次再谈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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