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的春天李尚敏_我生命的春天

　　作者简介：程树榛，江苏省邳州市人。一九五七年毕业于天津大学机械系。曾任工程师，工厂党委宣传部长。后弃工就文，先后任黑龙江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等职位。一九八七年出席党的十三大。发表作品五百余万字，作品集二十部，多次获奖。现任《人民文学》杂志名誉理事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延安文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协荣誉委员。
　　
　　很多朋友都欣羡我有一个幸福的家。我自己也感到很幸福。高堂老母曾被誉为我们这个小区的老寿星，去年以一百○一岁之高龄 ，无疾而终，亲邻好友皆曰“喜丧”。三个女儿均在名牌大学毕业，现在都有着满意的工作：老大侨居国外，老二和小三就业于京城。她们各自生育了可爱的小宝宝（二女儿的孩子还是双胞胎），家庭和谐幸福。我们夫妇虽年逾花甲，依然粗健。一大家人和和美美，每逢节假日都要欢聚一堂。加上经常来往的二三知友，在一起谈天说地，“往来多鸿儒，谈笑有知音”，确实其乐融融。母亲在世时经常说我们家是“先苦后甜”，同时，总还要加上一句：“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咱们带来的福啊！”
　　事实确是如此。
　　我出生在江苏省邳县（今改称邳州市）一个古老的望族之家。查一查家谱，我们竟是宋代理学家程颐、程颢的嫡传后人。当年也曾爵高位显，煊赫一时。直到我的祖父，还是一位前清的末代秀才，他执教于家塾，桃李遍四方，一代书家，名扬乡里。记得在少年时，每逢年节，庭院里到处高悬大红灯笼，上书“立雪堂”三字，乃“程门立雪”的祖荫犹存的标志。后来在时间的长河中，因受世海颠簸，天灾之苦，兵燹之害，早已沦为平民。
　　我三岁丧父，祖父、母亦早已过世，无兄弟姐妹，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为保“诗书传家”之传统，我很小便进入小学课堂，靠母亲勤劳的双手，耕耘几亩薄田，勉强度日。考入中学后，由于高昂的学杂费，加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苛捐杂税，物价飞涨，我们贫困之家，难堪重负，我几致失学。万不得已，母亲不得不屈身为城里的富家作佣，挣取微薄的报酬，供我维持学业。当年困苦艰难行状，我一直揪心难忘。
　　幸运的是，此后不久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驱除了国民党的反动腐朽政权，解放了我的家乡。迎着新中国的曙光，我享受了人民助学金，终于没有被迫走出心爱的校门，得以继续就读。我第一次感到春天的温暖。
　　凄苦的岁月，使我过早地知道了世道人情，懂得了爱与恨，因而也使我很早即和文学结下不解之缘。我想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寻求在现实生活中许多无法求得的答案。由于学习用功，青、少年时代，我的学业一直名列前茅，为师友们所赞赏。同时，因欣羡老一代作家之所为，上中学时便开始舞文弄墨，学习爬格子，因而及早即有文学作品问世。我的第一篇习作，题目为《幸福是怎样得来的》，发表于一九五一年十月的上海《青年报》，以一颗少年纯真的心，歌颂生活在新中国人们的幸福；在庆祝国庆三周年的时候，我的另一篇赞美新人新事的作品，又在上海《青年报》的征文中获了奖；同时，在我们当地的报纸上，也不断有我的文章被刊出。当时我仅仅是一个十来岁的中学生。我从不敢妄称自己有什么“天才”，但很小就为乡亲和师友所称羡，文章在乡里被广为传播，却是个小小的事实。
　　我热爱文学，然而在高中毕业时，却没有报考大学文学系。这是生活促成的。因为在五十年代初期，新中国百废待兴，大规模经济建设刚刚开始，新建的工厂矿山，遍地开花，举国上下，热气腾腾。国家需要工程师更甚于文学家。另外，我不愿做一个单纯靠写作为生的文人。加上对自然科学知识的钟情，我希望在科技方面有个立身之本，未来能够投入到火热的建设生活中去，在有了对生活的真切感受和真知灼见之后，再拿起笔来，为诗作文。更确切地说，我天真地想“一身二任”――既当工程师又当作家。于是，我考进了被称为工程师摇篮的以北洋大学为前身的天津大学机械系。
　　从进入大学校门之日起，我便享受了全额的人民助学金待遇，衣食住行全都由国家包了下来，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学习中去。我充分感受到新中国对年青一代的关爱，感受到党的阳光的温暖。觉得生逢其时，内心无比的幸福。认为这是我生命中春天的来临。
　　大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雨后春笋般的文艺社团，满足了年轻人多方面的喜好与要求，人们的才智有了充分发挥的余地。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我不由自主地于繁忙课业之余，又拿起了笔，歌颂蓬蓬勃勃、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描绘人们崭新的心灵世界。在校刊上，在地方报刊上又出现了我的名字。同时，我和一些志趣相投的学友，发起并创办了天津大学的诗社、文学社。我们做诗于水上公园，争鸣于和平湖畔，每时每刻，身心都浸沉在青春的喜悦之中。
　　那时，广大校园内的莘莘学子，面对欣欣向荣的祖国，无不怀着崇高的理想，孜孜不倦地在无涯的学海中乘风破浪。特别是在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之后，人人都展开青春的翅膀，奋力攀登科学高峰。我是其中的一员，亲身感受到新中国一代大学生广阔的胸怀与奋发昂扬的精神风貌。而这美好的事物，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表现。于是，我又斗胆地拿起了那只幼稚的笔，试图剪辑一下我们这一代的青春身影。就在难忘的一九五七年春天，我在无锡进行毕业实习的时候，一方面紧张地做着毕业设计，一方面进行业余创作。
　　那种劳动是很艰苦的。每天，上午我在车间的机床旁边，进行机械加工的实践；下午，在设计室内为我的课题设计呕心沥血；下了晚自习后，我伏在双人床的上层，在一张张废弃的绘图纸上，描绘着大学生活的一幅幅多彩的画面。
　　在节假日，我也在争分夺秒。拒绝了惠山下寄畅园的旖旎风光和太湖岸边鼋头渚如诗如画般景色的诱惑，割爱了文化宫的银幕上所放映的国内外新摄制的影片和舞厅内与江南丽质翩翩起舞的惬意，而躲在无锡市图书馆阅览室一个僻静的角落，进行“爬格子”劳动。老天不负苦心人。经过坚韧的努力，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四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大学时代》的初稿。在这部作品中，我热情地描绘了一群来自不同家世、不同出身、不同地域，有着不同教养的年轻人，为了建设伟大的祖国，努力学习和钻研的故事，以及他们对友谊、对爱情、对理想、对事业的美好追求，斑斓多姿的精神世界。
　　作品完成后，我未敢骤然向出版社投稿（缺乏现代青年作者的胆量和魄力），而是先把它送给著名作家、当时的天津作协秘书长鲍昌同志，请他先过过目。此前，我因经常参加天津作协举办的各种文学活动，以及向他所主编的《新港》月刊投稿，和他已有多次接触，知道他是一位热心扶持青年作者的作家。
　　鲍昌当时正在请创作假在撰写长篇小说。他牺牲了宝贵的创作时间来阅读我的小说初稿。没曾想到鲍昌在看完此稿之后，竟给以很高的评价，认为作品真实地表现了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风貌，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都很浓。作者本身又是个二十岁刚出头的大学生，实属难得。因而郑重地直接推荐给当时天津的一家出版社。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时，我高兴的心情难以形容。我在做着小说出版的美梦。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令知识分子感到温暖的、百花刚刚开始萌发的早春来到不久，一场急风暴雨并夹着冰雹的炎夏突然降临了。在“引蛇出洞”的“阴谋”中，中国广大脆弱的知识分子在完全没有设防的情况下，陷入了灭顶之灾。年轻气盛而又才华毕露的鲍昌在劫难逃，被打成右派，在报刊上被公开点名批判；而我也因少不更事说了几句不该说的大实话，也难逃厄运。经过大家的“帮助”，我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检讨并且严厉批判自己才勉强过了关，最后还是受到了团内严重警告的处分。出版社在得悉上述情况之后，立即将《大学时代》的原稿退还给我，退稿信中仅仅附上两句话：尊稿内容不合时宜，奉还，请自处。我当然懂得这“不合时宜”的含义。
　　这年秋天，我从天津大学毕业了。大学毕业本来应该是欢欣鼓舞的时刻，但是我却感到冷漠而凄清。因为学校没有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没有举办例行的热烈欢送会。这时本来应该是我生活途程中一个欢乐的里程碑，可是，我心里却压了一块重若千斤的大石头，感到无比的压抑，前途一片渺茫。
　　九月的一个阴沉的傍晚，我告别了同窗四年的学友和难以割舍的美丽的校园，背着那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和那摞厚厚的原稿，走向遥远的亘古荒凉的北大荒。那里有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达斡尔族人聚居的小渔村――富拉尔基，这儿刚刚兴建一座新的工厂――第一重型机器厂（以下简称“一重”）。它便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
　　此后，我的生活境况是非常严峻的。一方面，我还要不断地检讨前一段时间所犯的错误，定期上交违心而痛苦的检讨书，同时，肩上还压着不敢稍作松懈的必须定期完成的工作任务。但是，我的心里又感到是非常充实的。因为在那非常的年代和非常困难的岁月里，我和众多的科技人员一道，参加了我们工厂（即“一重”）两大尖端产品――万吨水压机和大型轧钢机的设计与制造。在党的“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的号召下，我们怀着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从而填补了我国重型机械制造业的空白。
　　与此同时，我还没有放弃固有的业余爱好。除了完成领导交给我的技术工作任务外，仍然用我的笔写出我对新生活的种种感受，歌赞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为了祖国富强所贡献出的劳动和智慧。这些作品频繁地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报刊――最后它集中体现在我在六十年代初出版的长篇小说《钢铁巨人》上。其寓意为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人类伟大的奇迹，像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我的努力曾经受到周围朋友和广大读者热情的鼓励。小说一版再版，许多省市都在重印。于是，我也获得了某种精神上的满足和安慰。因此，对生活仍然充满热情和希望。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左”的毒雾在一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越来越浓了，以致达到令人窒息的程度。各种政治运动，像翻烧饼似的翻来覆去频繁不断，知识分子每每首当其冲，人们动辄得咎。我因为有反右时的“前科”，每次运动均成为重要的靶子。我的罪状也一再“升级”，以致成为“漏网右派”。因此，生存环境到了极其艰难的地步。当那场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无穷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卷来时，我自然也被打翻在地，饱尝“无产阶级专政”铁拳惩罚的滋味。后来蒙造反派“开恩”，把我从技术部门赶了出来，下放到车间进行劳动改造。而我的那部《大学时代》手稿，从运动一开始就被清查组收去，放在一间不见天日的黑屋子里，享受十年的“牢狱之灾”。
　　终于，我们的党用她力挽狂澜的巨手，挥去了那被诅咒的年月。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全国人民带来第二个春天的时候，天津大学也给我寄来了一纸平反通知书。噩梦过后是春天的早晨。呼吸这新鲜的空气，我奋力追回失去的青春。恰在这个时候，著名工业企业界的实干家宫本言调来第一重型机器厂当厂长。我和他一见如故。他把我看成难得的知己。这个被工业战线称为“宫大胆”的山东汉子，以其睿智的政治敏感，得邓小平倡导的改革风气之先，在“一重”率先举起改革的大旗，向一切陈规旧习、政治教条，发起猛烈的冲击。当时，旧的习惯势力还很猖獗，顽强地阻挠着宫本言的各种改革举措。宫本言步履维艰。我坚定地站在宫本言的一边，和他一起冲锋陷阵。他很欣赏我这个紧随其后、决不后退的战士。就在“一重”改革进入攻坚战的“火线”上，在宫本言的关怀和鼓舞下，我实现了多年蕴于内心的愿望――进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由此激发了我更大的政治热情，使我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工厂的改革大潮中去。我先后被任命为工厂党委的宣传部长、企业管理负责人，为宫本言的改革呐喊助阵。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末期，我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写出了工业战线波澜壮阔的改革端倪，那就是报告文学《励精图治》。在这篇作品中，我痛心疾首地揭露了存在于工厂企业的种种弊端，某些根深蒂固的陈腐观念；鞭笞了那些形形色色的改革的绊脚石；热情歌颂了披坚执锐勇于革故鼎新的改革的带头人；揭示了改革大潮不可阻挡的势头。
　　“一石激起千重浪”。文章在《当代》杂志发出后，立即在工业战线特别是机械工业引起强烈的反响。赞成者和反对者都有激烈的反应并诉诸于行动。那一阵闻讯而来“一重”参观学习者络绎不绝，邀请宫本言做示范报告者遍及各行各业，甚至《当代》编辑部和北京大学中文系，都对他发出了邀请。人们把他称作“社会主义的改革家”。反对的一派一点也不含糊。他们或以书信的形式，或结队上访省委、市委、《人民日报》、第一机械工业部甚至党中央，他们危言耸听，编造许多似是而非的谎话，来掩盖他们死抱着旧的观念（实际上是他们某些个人的既得利益）不放，借以否定宫本言的改革成果。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使得党中央不得不责成一机部组织专门调查组前往“一重”进行实地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对《励精图治》的完全肯定，认为作品所揭露的事实和工厂存在多年的积弊，都是真实的，宫本言的改革措施都是正确的。结论是：“一重”在近几年的改革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宫本言是一位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实干家、改革家。据说，宫本言的事迹都引起了时任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的关注。就在《励精图治》发表后不久，耀邦同志亲自视察了“一重”，并和宫本言做了长时间的交谈，对他在“一重”的改革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许。就在此后不久，宫本言调任黑龙江省副省长，出席了党的十二大并被选举为中央候补委员。至此，这篇文章引发的风波才得以平息。由于在社会上引起的巨大反响和它一定的艺术感染力，使得它在全国首届优秀报告文学评奖中获了奖。
　　工厂和社会上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的热潮，激发了我创作的热情。文思如泉，涌上了我的笔端，蘸着我对新生活发自内心的热爱和自觉的社会责任感，我的笔变得更加勤快了。和着改革、开放的时代脉搏和息息相关的生活实践，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大量的新作问世了。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长篇小说《春天的呼唤》。先是在《锺山》杂志全文刊载，既又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老作家陈荒煤同志看后，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亲自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发表于《光明日报》，题目是《谁都愿意听取春天的呼唤》。他说：“……整个呼唤是有力的、鲜明的、生动的，能够激起人们产生一个美好的愿望……呼唤新时代春天的到来。”他建议他的曾在延安“鲁艺”学习的学生、著名导演林农把它搬上银幕。林农同志看了小说之后，大感兴趣，立即让“北影”的领导把我从富拉尔基请到北京改编电影剧本。剧本很快便改编出来了，林大导演写出了分镜头台本并开始物色演员。但是，不巧的是，恰在这时，林农同志与其顶头上司发生了矛盾，加上荒煤同志从文化部副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说话已失去了影响力，这部电影因此功败垂成。另外一部长篇小说《生活变奏曲》，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在全国数十家电台连续广播，而且获得了黑龙江省政府的文艺大奖。哈尔滨歌剧院改编成歌剧在哈市公演，受到了观众的好评。全国有好几家电视台和我联系，希望将小说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最后在哈尔滨电视台领导的恳切要求下，我答应交给他们进行改编。“哈台”倒是很认真对待，还专门请了北京的一位“名作家”参与改编。但是，这个电视剧又因为个别人中途的变卦和背叛而半途而废了。与此同时，荒煤同志又把这部作品推荐给长春电影制片厂，“长影”很快便做出决定，要把它尽快改编成电影，而且导演都物色好了。但也许又是因为我的命运多舛吧，偏偏又有人歪曲事实，从中作梗，此事随即落空了。这两次碰钉子，对我伤害很大，使我知道了影视界的“复杂”与诡谲，下决心从此不再“触电”了。
　　愤激之下，我又接连写了几部中篇小说，内容都与改革有关。
　　于是，我的作品也非常荣幸地被列入“改革文学”的行列。对于这个评价是褒还是贬，我是从不介意的。因为读者和历史是对文学作品最好的评判员，比任何评论家的评论更有权威、更有说服力。
　　我的创作引起文坛的注意。信息灵通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朋友，不知从哪儿得知我的箱底尚有一部表现大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稿，专门到我蛰居二十余年的北大荒陋室里取走，而且以最快的速度审读通过。就在一九八○年年初，《大学时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我二十三岁时写出的这部作品，竟在我四十六岁时出版，相隔整整是二十三年，在文学史上这也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又是多么苦涩的插曲！
　　《大学时代》受到读者特别是大学生们的热烈欢迎。此书不仅一版再版，而且在全国几十家电台（包括中央台）进行广播，读者来信雪片般地涌来。其他作品，也纷纷获奖。面对这一切，我不禁感慨万端，热泪横流。
　　这时，我虽然已人到中年，却迎来了生命的春天。儿时天真的幻想实现了：我正式被评上工程师，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一身二任。工程师兼作家，二者都是实实在在的。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考虑到我的文学创作成就和社会影响，也是因为工作的需要，黑龙江省委领导决定调动我的工作岗位：离开“一重”到省文联工作。最初，我对于这个调动是不大情愿的。一来，我到工厂二十余年，已经习惯于这里的工作与生活了，特别是这儿还有我从事的机械制造专业老本行――是我的立身之本啊！二来，“文化工作危险论”还根深蒂固地盘踞在我的脑海里。这些年来，哪一次政治运动不是拿文化界开刀的？作家艺术家都是运动战车下被碾轧的牺牲品，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我为何偏要往枪头上撞？调令下来有一年多了，我还迟迟不愿意办手续。后来，还是领导反复做我的思想工作，解除我的顾虑，他们晓以大义，示以利害，力劝我服从组织分配；我的一些文艺界的好友，也在从旁努力给我打气。他们说，现在情况变了，党已经从“左”的桎梏中解脱出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已经深入人心党心，历史的悲剧不会再重演了！还是到专业创作岗位上来吧，认认真真地创作出一点有分量的作品！
　　他们的话打动了我。于是，我下决心弃工就文，从富拉尔基来到了哈尔滨。本来说到省文联是搞专业创作的，但是，调来后不久，便被推选到作协副主席的岗位，主持日常工作。不久，又进入省文联的领导班子，分管六个艺术家协会。一下子，我拉上了全省文艺工作的“重套”。领导信任，群众拥护，你自己还有什么好说的？静下心来，好好“拉车”就是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正是文艺界百废待兴的时候，因此，我的工作也是很繁忙的。我自认为是个做事认真的人，组织上交给我的每一项工作，我都努力去做，而且尽量以改革的精神去做。那时我总是这样想：你创作的作品赞扬改革，你塑造的人物是改革的先锋，如果你自己的工作缺少改革精神，甚至为个人的得失在保守的势力面前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你不是双重人格了吗？在工厂前几年改革的风浪中毕竟喝了点水，碰过不少钉子，算是打了“防疫针”，因此，在省作协我确确实实地也做了一些工作。我们对过去沿袭下来的不太合理的专业作家的管理体制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我们将省作协从省文联中分列出来，自成体系；我们创办了大型文学期刊《东北作家》；我们在全国率先成立了作家、企业家联谊会和创办了全国第一家《企业文化》刊物；我们组织了几十位作家深入大庆油田体验生活并写出了《今日大庆》长篇报告文学，编辑出版了黑龙江作家四十年的文学创作丛书；举办各种创作学习班，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文艺生力军……这些工作使黑龙江省文艺界出现了空前的生气勃勃的局面，显示了改革开放精神在文艺界也在开花结果。
　　组织上广大文艺界的朋友对我工作的努力，除了大力支持外，还给以很大的鼓励。就在一九八七年我被选举为省作协主席的同时，又被选为党的十三大代表，赴北京出席了全国党代会。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道合影留念；与万里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一个小组内讨论总书记的报告，相互谈笑对话，议论重大议题……一个来自旧社会的饱经磨难的苦孩子享受了新生活的殊荣。
　　后来，我又被选举为省的党代会的代表，并且是大会主席团成员。组织上还有意推举我为省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但是，我向组织表达了这样的意向：这些社会职务最好不要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由其他作家担任可能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我同时推荐了较合适的人选。组织上理解并同意了我的建议。了解此事底细的人曾经戏称我这样做有点儿“犯傻”，但我一笑置之，说：“我本来就不是个‘精明人’，犯点傻心里踏实。”
　　生活有时会做出完全出人意料的安排。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竟然被调来京，要我主持一家全国著名的文学杂志社的工作。说老实话，这并非我理想的选择。因为我深刻了解：首都文艺界太复杂，这个刊物位置太引人注目，我这样来自边远地区的“局外人”难驭重负，远不如我在外省一个熟悉的地方工作那么应对裕如、心情舒畅。但是，服从组织分配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人深入骨髓的自觉行为，只好勉为其难地同意。就这样，我从哈尔滨来到了北京。
　　我个人稍感欣慰的是，因工作需要，举家迁居京城，此举圆了高堂老母多年的团圆梦；对我来说，也不再到处漂泊，算是安居乐业了。
　　在那个艰辛的岗位上，我度过了十五个春秋，在文学史上也是独特的一笔。对我的职责，我是尽心尽力了，因此，我无怨无悔。而今退休在家，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乐观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祖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雄踞世界民族之林，像一条矗天的巨龙，飞翔于九天之上，为全人类所瞩目。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因为这也正是我生命的春天。
　　近年，也许是年事已高之故，经常情不自禁地闭目回首往事，而又常常不禁为逝去而又荒废了的年华而惋惜：如果那些已经消逝的年月，社会能够在正常的生活航道上行驶，我的工作成绩和创作成就会不会较大些？或可对人民做出多一点贡献？不过，转而一想，这也不现实。因为那个年代并非我个人的不幸，而是时代、国家和民族的短暂的一幕悲剧，谁也无力回天。我们只能深刻地接受这惨痛的教训，让这样的悲剧永远不再发生。而且从历史的长河进行宏观，我们这几十年走过的毕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有点曲折，也在所难免，个人的一点得失又微不足道了。
　　现在，我已年过古稀，但是我并没有“垂垂老矣”的感觉。因为我们的党正焕发青春，我们的事业正蒸蒸日上。因此，我仍然要沐浴党的阳光，争取有更多的机会到生活的激流中去，感受新的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体察新一代的精神风貌和精神世界，继续用我的笔，记录我们伟大祖国飞速前进的脚步，用以报答生活给予我的厚爱。
　　
　　二○○八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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