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书读后感1000_翻译家的家书

时间：2019-02-13 05:46:16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北京三联书店一九八一年出版的《傅雷家书》，运抵香港后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在一九八三年初香港三联书店主办的八二年中国图书回顾展上，《家书》名列全年度畅销书的榜首，再版三版，可见洛阳纸贵的程度。对于曾受惠于傅雷先生译作的香港翻译工作者，此书是特别有意义的，我在此记下了一些读后感，愿意与“傅译”的同好们分享。
　　内地近年大力提倡翻译，这是好现象。其实学翻译，说难不难，但有成就的翻译家们，往往用功数十载，才累积到丰富的经验。时下谈翻译的文章不少，而以抒情的笔触，挥发个人的性情和学养，而自自然然流露出翻译的真正精神的，却不多见。
　　什么是翻译的精神呢？翻译家，基本上是一个“传话人”，说得高深点，就是一个“文化沟通者”。他浸淫于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化之余，还要研究外国的文化，对两者也各有所爱。这中外兼爱的涵量，和沟通二者的热心，就是翻译精神的一部分。
　　汉语和英、法等西欧语言的历史文化传统非常不同，从事英汉、法汉翻译的人，在两者兼爱之余，常会察觉中西两种不同文化传统对各种事物的看法有很大差异，道德观念也因而有别。这就出现了一个怎样取舍的问题。特别在近代，我们中国人翻译西方的著作，动机往往在于“取经”，要使取回之经有助于我们国家民族的富强，但对于与我们本来的民族精神有异的思想观念，却期期以为不可接受。张之洞已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严复译介西方社会科学名著，也坚持用雅醇的古文，不肯违背本国文字的正统。到了今天，我们的语言文字、经济体系、政治制度都已改革，有了自己的模式，又与别的国家建立了更多的联系，但我们还需要研究应该从西方文明里面更多吸收哪些菁华、唾弃哪些糟粕。翻译家在工作中长期呼吸外国文化的芳香或腐臭，自然明白这层意义。他越是懂得欣赏外国文化，这方面的感受也就越深。以翻译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作品驰名于世的傅雷，早岁留学法国，从三十年代起致力于翻译法国文学。这次三联书店出版的他给傅聪的家书，可说是一位爱子情切的父亲出自肺腑的教诲，但其最吸引广大读者的地方，则在于每封信都反映着傅雷这位翻译家的性情、学养，和贯彻着他整个人格的翻译精神。
　　在《傅雷家书》里，傅雷和儿子谈生活，也谈学业、修养、操守、做人。除了发挥个人的见解外，又挑选了一些外国艺评家的精辟评论，译成中文让傅聪参考。他从古到今多方举例，细心分析西方文艺传统的光辉成就，帮助在外国苦学音乐的傅聪加深对西方艺术的体会。但同时傅雷又不忘提醒傅聪要注意西方文明发展到现代出现了某些偏向，例如颓废主义、物欲主义、拜金主义等。他又一再强调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学艺术也是一个美的宝藏。他寄给傅聪好书好画，期望儿子能把东方心灵融会到演奏艺术里面去。这样长期通信，受益最大的当然是傅聪，而傅雷对西方和中国文艺传统的认识和深爱也显露无遗。他自己首先融会结合了中西文学的认识，更热心地帮助傅聪也认识融合中西艺术之美。而现在，这些家书结集出版，读者也能够见识到这位翻译家中外兼修的学养，感染到他中外兼爱的精神了。
　　《家书》里占了不少篇幅的，是外国艺评家的文章。傅雷曾在一九五八及一九五九年译过法国艺术史家丹纳的《艺术哲学》一书，因和傅聪通信时谈到希腊精神，就引了该译本的第四章《希腊雕塑》为傅聪解说。古希腊罗马的艺术，在西方可谓影响深远，不论在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或十八世纪的古典主义里，都有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子，而希腊罗马艺术的美的标准直到现在仍普遍被目为美的标准。傅雷就丹纳的论述作了这样的补充：“正因为希腊艺术所追求而实现的是健全的感官享受，所以整个希腊精神所包含的是乐观主义，所爱好的是健康、自然、活泼、安闲、恬静、清明、典雅、中庸、条理、秩序，包括孔子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怨的一切属性。”傅雷似乎认为，我们中国古代的哲人，也能在美的欣赏上，达到与西方古典艺术同等的境界。
　　根据傅雷的分析，傅聪之喜爱舒伯特，反映了傅聪喜爱中国文艺传统中的某些因素。他说：“(舒伯特音乐里的)亲切、体贴、温柔、惆怅、凄凉，而又对人生常带哲学意味极浓的深思默想；爱人生、恋念人生而又随时准备飘然远行；高蹈、洒脱、遗世独立，解脱一切等等的表现，岂不是我们汉晋六朝唐宋以来的文学中屡见不鲜的吗？而这些因素不是在舒伯特的作品中也具备的吗？”
　　西方的文艺发展的过程，到了近代，是一个浪潮接着一个浪潮，其兴替也代表着审美标准的兴替。正如傅雷所说，欧洲自十九世纪以来，古典主义先让位给浪漫主义，而浪漫主义在文学艺术各个领域里达到了高潮后，接着来了一个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反动，二十世纪前后又出现了普遍反浪漫主义的现代主义思潮。西方现代人一反浪漫派的重感情(主情)，而走到过多思想(主智)的路子上去。傅雷认为，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人很难把萧邦这个半古典半浪漫的音乐家的作品弹奏得好的原因。反之，他觉得中国人既没有象上一世纪欧洲那样的浪漫主义狂飙，民族性也有些颇接近希腊精神的地方，比现代的西洋人来得含蓄细致，所以中国人先天具备演绎萧邦比较优越的条件。这个说法，证诸知识分子型的中国人，大致上是可以成立的。青年的傅聪就是以演奏萧邦的波兰舞曲成名。后来傅雷听到傅聪所灌弹奏萧邦的唱片，觉得有点李白诗的味道，很是高兴。
　　他又为傅聪解说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向。欧洲自从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经济和社会急剧变化，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替，人的精神状态充满了矛盾，其中最尖锐的是基督教思想与个人主义的自由独立与自我扩张的对立。回过头来看我们，中国人精神上的苦闷实比西方人为少。中国人多数是性情中正平和、澹泊、朴实，比西方人容易满足。中国人所信的佛教也是鼓励人从理智上求觉悟求超脱，主要劝导人求智慧。中国人关于名缰利锁的矛盾也决不象近代西方人的矛盾那么有害身心。不错，我们的社会进步较缓，但这也使我们的精神状态不致如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的人民那样，容易趋向于混乱、复杂、病态。傅雷的见解对于八十年代欧美那些趋向于世纪末的颓唐的社会，是相当中肯的。对一方面要钻研音乐艺术，另一方面又要适应及应付西方社会的价值标准的傅聪更是寓意深长。
　　傅雷的结论是：我们中国人虽也有现代式的苦闷，但并不太尖锐。“我们还是有我们老一套的东方思想哲学，作为批判西方文化的尺度。”这些书信曾带给傅聪很大的感动。傅聪在回信中说：“爸爸文章中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充满了热情，很执着，almost fanatic(近乎狂热)。”用“狂热”去形容傅雷的书信，当是结合了亲炙父亲多年得出来的深刻认识吧？行文的冷静，与字面背后的激情，二者合成了傅雷性格里的两面性――这“两面性”，用傅雷自己话来说，其实就是中国固有旧文化的精华，是“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是值得我们自豪的！
　　就是这样，既沉着又执着地，傅雷一方面和傅聪通信，以翻译者的精神为傅聪解说东西方文明可以比较可以融会之处，另一方面，在国内那个变化频仍的年代里，仍译著不懈。今天我们从《家书》里看到一位爱儿子、爱读书、爱工作的父亲。如果我们再翻阅傅雷的译作，就会通过严谨、生动的译文，看到罗曼罗兰怎样以巨椽之笔，写成《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米开朗基罗传》，看到巴尔扎克怎样在《人间喜剧》里刻划出《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夏培上校》等等十九世纪巴黎社会的人生百态。翻译者的责任是传递异邦的信息。因此当看到《家书》中娓娓地诉说西方世界的辉煌与中国本身的美好时，对在中西互证中心血耗尽的傅雷先生，我们不能不怀有更深的敬意了。
　　
　　(《傅雷家书》，傅雷著，三联书店一九八一年八月版，0.9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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