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另一个”的猜想]猜想
时间：2019-02-14 05:45:0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有一类书，人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读，而且读起来总是很有滋味。比如民间野史、实录文学、原始资料，等等。它们本非文人之作，所以你不必担心被完美的体系迷惑，也不必顾虑它们是否属于不大可靠的新潮。读这类书，需要的只是一种眼光。《征服新西班牙信史》就是这样的一本书。
作者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一四九二――一五八四)是跟随西班牙著名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转战美洲的一名小兵，历经劫难。他以普通人的非凡能力为我们扪及那个时代的脉搏留下了宝贵线索。正因为出自非文人之手，作品涵量丰富，你用什么眼光读它都行：历史的、政治的、宗教的、人类学的、民俗学的、心理学的……
比如，我们可以用一种文化的眼光去读，把征服美洲看成一场两种文明的遭遇。十六世纪的征服不仅是武力征服，更是文化征服，它带来了征服所包含的一切不平等因素。两种文化碰撞的结果不一定是你死我活，也可以是取长补短、和平共处。那么，不平等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从《信史》记叙的大量事实中，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抽象为三个环节：观望――判断――征服。两种文化相遇之初，双方的态度都是观望。文中反复出现的“好像”这个词就是西班牙人观望态度的印记。印第安人则常常把他们看到的一切，包括西班牙人的容貌、服饰、马、狗、帆船、大炮的模样画成画，带回去商讨。这些画就是印第安人的观望。接着便是判断，谬误随即产生，因为双方正是在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去判断对方。西班牙人给印第安人列了三大罪状：1.崇拜丑陋的偶像，2.实行活人祭，3.鸡奸。从第一条来看，既然信奉的不是基督，那么一定是偶像；而且它们与圣母相比当然是很丑的。第二、三条根据基督教文明的标准自然亦属大逆不道。但是事实证明，用单一的价值标准粗暴、简单地对待另一种文明，必然酿成历史性的悲剧。对于这类问题历来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印加人的太阳神崇拜已达到了一神论的高度；也有人曾提出，殖民时期的美洲人比以前文明，但并不一定比以前幸福。前者试图表明，即使用西方统一的文明标准去衡量，印第安文明也含有很高级的成份，后者则直接对判断的准绳置疑。印第安人的判断来自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认为西班牙人是祖先说过的“从日出处来统治这片土地的留着长胡须的神使”，并决定：只要西班牙人不侵犯他们的信仰，不剥夺他们的生存权利，就向西班牙纳贡，与西班牙人通婚。显然，两者之间，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处于强者地位的西班牙殖民者的态度是决定性的。他们拒绝了印第安人的选择，根据简单的判断，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肯定印第安人是野蛮人，是天生的奴隶，为武力征服找到了精神上的依据。更为卑劣的是，他们还利用文化上的优势进行欺骗，从精神上瓦解印第安人。印第安人以为马是和骑兵长在一起的怪物，他们就故意用马的狂奔、嘶鸣制造心理威慑；印第安人没见过枪炮，他们就宣传枪炮可以追着人打；印第安人以为神使不会死，他们便巧妙地掩埋士兵的尸体，俨然一副刀枪不入之状。这种征服的过程其实很简单，只要琢磨一下“大人”怎样在这三个环节上对付“小孩”便一目了然。所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以被愚弄者的观点写作“反文明”的《百年孤独》时，执意寻找一种“八岁孩子的口气”；同时，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从来就认为儿童教育、代际关系中包含着一切文明大问题的基本内容。
以这样的眼光来读《信史》，一些反复出现的事物都产生了象征意义。命名：每到一处，西班牙人都为其即兴命名，并正式标在海图上，完全忘记了这些地方早已有自己的名称。论气魄，他们像造物主上帝一样伟大；论精神，他们显露出征服者的骄横可憎。现代人从起步之日就染上了这种双重特征。交换：西班牙人用廉价的绿珠子大量换取印第安人的金银，印第安人也很乐意，因为在后者看来，绿宝石比金子贵重得多。交换的本意是互通有无，各取所需，只有在强者统一了价值标准后，复杂的交换关系、纷繁的历史才由此生出。作为文化因素的符号，在使生活规范化的同时日益远离了生活。每当我们温习早期的生活，都会反复感到文明的悖论。作者还近似神经质地再三描写从高耸于雄伟城池之上的印第安神庙传出的鼓声。西班牙士兵被这古怪、悲凉的鼓声搅得心惊肉跳，恍恍惚惚看见印第安人押着他们被俘的同伴走上神坛，剜出他们的心脏，取他们的鲜血祭奠神灵。当墨西哥君王被俘后，全体西班牙士兵顷刻觉得耳边一下子安静下来。这种强烈的心理印象不仅来自死亡的现实压迫，也隐约透露出一种内心深处的失落和恐慌，即人在面对另一种陌生、强大的信仰时所产生的感觉。
某部文学史曾评价《信史》道：作者作为一名士兵，为英雄史增加了群众的角色，从而缔造了“另一种”更加丰富多彩的新西班牙征服史。然而，在这一幕惊心动魄的历史中，除了作为征服者的“英雄”和“士兵”，还有更加名符其实的“另一个”历史角色。他们从未在浩繁的史籍中为自己进行过申辩。他们是沉默无语的。当西班牙人在他们的神庙内立起十字架时，“他们在一旁留心观看”；当西班牙人向他们讲述“圣教”时，“他们一言不发地听着”。他们心中经历的生死冲突在历史的“黑匣子”里没有留下蛛丝马迹。他们是憨厚被动的。当征服者捣毁了他们的神像后，他们“掩面大哭，还用托托纳卡语请求偶像宽恕”。他们在忍无可忍时，也会奋起反抗，拚死夺来“神使”的战马，剁碎送到各村示众；用缴获的利剑制成长矛，专门对付“神使”的骑兵。如果说在《信史》中，这“另一个”是征服者的可怜陪衬，那么，在另一部同样描写征服史的经典中，他们则成为壮烈的受难者。
这就是同时代的《西印度毁灭述略》。作者是西班牙多明我会教士巴托洛梅・拉斯・卡萨斯(一四七四――一五六六)。他终生为这“另一个”奔走，享有“印第安人保护者”的盛誉。他在当时就提出了非常深刻的人道主义文明观，要求尊重印第安文化和信仰，猛烈抨击殖民主义哲学和殖民制度。他在《述略》中斩钉截铁地说：“印第安人对基督徒的战争都是正义的，而基督徒对他们的战争却没有一场是正义的。”与他站在一起的还有许多真诚的神父、教士，尤其是多明我、方济各会教士。一五四一年，当时的玛尔塔地区主教在给国王的呈文中这样写道：“拯救这块土地的办法乃是陛下使她摆脱继父的淫威，赐她与之相配的、并待之以礼的夫婿……否则占有她的暴徒会使她忧郁、憔悴。要不了多久，她就会失去原有的姿容。”
两本书的差异何以如此之大？我们能简单地把这种差异归纳为真伪之辨吗？也许，纯粹的客观是不存在的。任何一种判断都是选择，任何一种描述都要取舍。有时，好恶竟也会制造出“似曾发生过”的幻像。对于历史，也许不必拘泥于细节的考证，关键是观点，即看世界的出发点。
即使有了拉斯・卡萨斯的辩护辞，我们仍将感到一种无法排解的忧伤：那些印第安人在历史的沧桑面前，究竟感受到了什么？任凭今天的拉美国家统治者如何高扬文化民族主义的旗帜，如何强调改善印第安人的境遇，一切都已事过境迁。今天的拉美人是西班牙父亲、印第安母亲的儿子，他们因此不无尴尬之感。今天的作为已经成为政治，真实的历史已经永远拉上了它的幕布。
与这出历史剧中的“另一个”角色有关的，还有这剧的“另一种”演法，即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一九七九年西班牙文版《述略》有一篇前言，其中提到：拉斯・卡萨斯“为证明可用另外方式殖民，进行了试验，其殖民形式与当时正在进行的形式有所不同”。这就是他在委内瑞拉的库玛纳地区和危地马拉的韦拉帕斯小区试行的“大陆计划”，目的是要建立一种福音政府和宗教社会。两次均因西班牙殖民者毁约而告失败。在一八八二年版的拉斯。卡萨斯生平中，马德里历史学会会员胡安・安东尼奥・略伦特写道：“如果忠实地执行这一体制(指拉斯・卡萨斯倡导的体制)的话，从一五四三年起定会彻底改变美洲面貌。”
无独有偶，在丹尼尔・J・布尔斯廷的《美国人：殖民地的经历》中，我们看到了美国的拉斯・卡萨斯――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教友。出于维护人性本善和宗教自由的坚定信仰，贵格会教友决心在宾夕法尼亚建立一个友爱和相互尊重的社会。一七四八年，他们控制的议会曾拒绝为宾夕法尼亚的白人防务拨款，反而为印第安人拨款，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以培植友谊。一七五六年，他们组成“争取以和平方式恢复与保持同印第安人和平相处的友好协会”，坚持以诚恳正直的方式同印第安人打交道。最后，在无法挽救局面的情况下，他们主动退出议会，为信仰放弃了执政机会。
这些“另一种”选择都没有成为成功的现实。没有成功的、没有成为现实的都应判为谬误吗？过去的历史只能有一种读法吗？现在的历史只能有一种写法吗？美国人承认了这一点。布尔斯廷断言：“殉道者和教条主义者是不可能在美国土地上昌盛起来的”，贵格会“注定只能成为美利坚文明中一块小小的飞地，不管它有多么纯洁”。而“冥顽不化”的拉美人似乎没有承认这一点。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是振振有词地说过吗：“面对人类有史以来就可能是某种乌托邦这一令人震惊的现实，我们这些相信一切均有可能的寓言创造者们感到，我们有权利认为着手建造一个与现存乌托邦抗衡的乌托邦还为时不晚。”作为一个拉美人，说这种话是要有点勇气的。
思考到了这一步，我们便会发现，如果我们以文化比较的眼光来读这几本书，也是很有意味的。南北美大陆紧相毗连，原始的自然、人文环境相差不大，但两者的命运竟如此不同，足见文化在历史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据说，黑格尔曾对他的学生宣称：“美洲是未来的国度，在未来的年代里，世界历史也许将围绕着北美洲和南美洲的对立来演进。”不管老黑格尔是否表述过这种思想，关于这一敏感的对立现象，历来有两种绝然不同的解释。具有实证主义色彩的人士评断：拉丁美洲的“落伍”在于他们没有走出老祖宗的路数，在于唐吉诃德阴魂不散；西班牙人当年没有努力使基督教现代化，而是使现代社会基督教化。从西班牙到拉丁美洲的浪漫主义骑士则愤愤不平地以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精灵“爱丽尔”自喻，冷眼傲视代表物欲的“卡利班”，预言未来的世界属于重精神、重情感、重道义的拉丁美洲人。
这些差异在最初的年代里就播下了种子，其中包含的也许是决定彼此命运的基因。西班牙征服者没有走出中世纪，整个征服过程充满宗教色彩。西班牙士兵曾高呼“圣母保佑”冲入敌阵；科尔特斯曾向被俘的墨西哥君王耐心地讲述上帝创世的经过；母国西班牙曾围绕“印第安人有没有灵魂”展开过数次神学大讨论，把神学、哲学问题作为解决法律程序的依据；《论神学》、《基础教理》等重要著作也都产生于那段历史。那么在北美呢？据布尔斯廷言：尽管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把加尔文派神学当作起点，但他们一下子就迈进了实际生活；直到十八世纪中叶，新英格兰几乎没有产生过一部重要的思辨神学著作；在新英格兰清教的全盛时期，从未有过一场主要是神学性质的重大争论；他们争辩的多为法律和制度问题。
天主教在拉丁美洲的地位曾导致产生压迫性的宗教裁判所、根深蒂固的中央集权和等级制度。在美国则建立了后来人争相效仿的民主体制和宗教宽容的气氛。但是，殖民时期的拉美大陆出现过拉斯・卡萨斯这样的伟大人物，许多神父、教士本能地挽救了印第安文化，甚至梵蒂冈、西班牙天主教会也都谴责过征服者的非人道主义行径。六十年代的“解放神学”运动又偏偏产生于拉丁美洲，其中的神圣感和人道主义与早期的基督教精神一脉相承。当年的新英格兰则毫不留情地灭绝了印第安居民，此举引起的一点良心谴责终于被功利主义的大浪淹没。时至今日，大文豪丹尼尔・贝尔却又在富足的美国召唤以新型宗教的神圣感来拯救日益弥漫的亵渎。
宗教只是可资比较的一个角度，其它方面的对比俯拾皆是：双方殖民者的素质、构成，双方对乌托邦诱惑的不同反应，西班牙人的通婚政策与清教徒的禁欲主义，等等。娘胎里带来的差异造就了两个风貌各异的大陆。孰优孰劣，难以评说，歧见恐怕永远不得统一。
再过两年，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五百周年。史学界的反传统主义者倾向于把“发现”新大陆称为两个大陆的“相遇”。其实“新大陆”也应改称“美洲大陆”才相称；然而，这片土地为什么不曾有过自己的名称呢？
历史进程中有“另一个”沉默的角色，已完成的历史有过“另一种”可能，对行进中的历史有“另一种”评价，学术领域也总有“另一个”与众不同的角落。这种种“另一个”的魅力也许不亚于当年的“新大陆”吧！
(《征服新西班牙信史》，卡斯蒂略著，江禾、林光译，商务印书馆，上册一九八八年一月第一版，2.35元，下册一九八九年七月第一版，4.00元；《西印度洋毁灭述略》，卡萨斯著，孙家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第一版，1.40元；《美国人：殖民地的经历》，布尔斯廷著，时殷弘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第一版，8.2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