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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克思墓前讲话 心得 [列宁如何向马克思请教]

    时间:2019-02-14 05:45:5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马列著作浩如烟海。有条件的,通读一遍当然很好。没有条件的,选读主要著作,或按专题选读,或按历史时期选读,也不失为切实的学习途径。但不管什么方式,都有一个学习方法、学习态度的问题。我们党历来倡导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马列主义本身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方法是否对头,不仅是事半功倍或事倍功半的问题,而且往往导致成事或败事的不同结果。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失误,多半同对马列主义的态度不对头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也不乏马克思的信仰者从思想方法的错误滑向机会主义的例子。
      列宁是一代马克思主义大师,他为后人树立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范例。克鲁普斯卡娅在回忆录中说,列宁每当重要关头总是向马克思请教。在列宁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列宁一生始终身体力行,坚定不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虽然他的许多著作谈的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问题,今人大多比较陌生,不免有隔世之事索然无味之感。倘若把着眼点放在方法论上,着重领会列宁是如何把握和运用马克思的学说的,那就会真正感到开卷有益。
      列宁向马克思请教,只是借用宝贵的方法。他从十八岁开始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几年中就读完了包括《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反杜林论》在内的一大批重要著作,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二十四岁时,他写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猛烈抨击以反农奴制闻名的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列宁以自己对《资本论》的深刻理解阐释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批判了米海洛夫斯基的社会学主观方法。列宁在阐述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乃是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时,特别注意马克思得出这一基本思想所使用的方法。他强调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研究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这就是辩证法,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列宁把马克思的方法同民粹派的主观方法加以对比,从方法论的角度给民粹派沉重一击,这就使批判达到了新的深度。针对米海洛夫斯基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信奉抽象历史公式的不可变易性”的无理攻击,列宁反驳说:“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必须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是一种超出了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无疑地只是借用了宝贵的方法,没有这种方法,就不能阐明社会关系,所以他们在评判自己对社会关系的估计时,完全不是以抽象公式之类的胡说为标准,而是以这种估计是否正确和是否同现实相符合为标准的。”(《列宁全集》第二版第一卷第162―164页)
      列宁后来写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重要著作,正是这样,都是运用马克思的学说和方法来分析俄国和世界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的。他为俄国革命制定的战略策略和为社会主义建设制定的方针政策,也无不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列宁在青年时代就脱颖而出,成为极有造诣的马克思主义者,赢得同时代革命者的尊敬和拥护。这不仅因为他才华出众,知识广博,熟读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还因为他掌握了马克思的宝贵方法。这是一把能真正打开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的钥匙,也是他一生中能够克敌制胜、立于不败之地的“秘诀”。
      完整而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列宁始终遵循的一个原则。经典作家的一些观点,孤立来看,革命者可以运用,机会主义者也可利用。远的不说,十年动乱中“四人帮”对马列主义的阉割和歪曲,就很典型。列宁反对片面地断章取义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大段大段地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目的是“使读者能够独立地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全部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列宁全集》第二版第三十一卷第5页)。他喜欢用比较法,把马克思针对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出现的同类问题所作的不同论述加以比较,把马克思作出某一论断所依据的历史条件同眼前局势的历史特点作比较,把马克思的观点同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作比较。从比较中鉴别、理解、融汇贯通,完整而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一九○七年四月列宁为《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写的序言,鲜明地反映了这种科学态度。在这本书信集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英美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不同发展情况给予不同的指导。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英美的社会主义者脱离工人运动,要求他们打破狭隘的宗派圈子投入工人运动中去。对于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完成、表面上有议会制实际上是军事专制统治、而工人阶级早已登上政治舞台的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担心的是工人运动受议会活动的影响和限制。因此他们告诫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要谨防党内的右翼,不要陷入议会迷的机会主义泥坑。列宁认为,把这些意见加以比较是大有教益的。对此他有一段精采的论述:“如果注意到在德国和英美两国,资本主义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在各该国家全部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形式各不相同这一事实,那么这种比较的意义就更大了。从科学的角度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典范,看到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加以强调的本领。从工人政党实际的政策和策略的角度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针对不同国家的民族工人运动所处的不同阶段给战斗的无产阶级确定任务的典范。”(《列宁全集》第二版第十五卷第197―198页)值得注意的不仅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赞赏,还有他对孟什维克的批评。孟什维克按自己的需要,引证马克思对英美工人运动的评论来为机会主义观点辩护。列宁批评这种割裂马克思的完整思想的实用主义做法,指出应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中汲取的教益不是其中的个别词句,而是他们对无产阶级国际经验所作的批评的全部精神和全部内容。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关于战争问题和民族问题的争论又是一例。社会沙文主义者歪曲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然后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支持过资产阶级“防御”战争的事实作为“保卫祖国”的口号的根据。列宁具体分析了马恩对战争的态度和当时的历史条件,痛斥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引证是令人愤慨的歪曲。他写道:“谁现在只援引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进步时代的战争的态度,而忘记马克思的‘工人没有祖国’这句恰恰是适用于资产阶级反动和衰亡时代、适用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话,谁就是无耻地歪曲马克思,就是在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偷换社会主义的观点。”(《列宁全集》第二版第二十六卷第332页)
      有意思的是有些左派社会党人在关于民族问题的争论中也在这个地方犯了错误,不同的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曾经正确地反对“保卫祖国”的口号,却引用“工人没有祖国”这句话来否定民族战争,认为帝国主义时代再也不会有民族战争,任何战争都具有帝国主义性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保卫祖国”。这就把事情简单化、绝对化了。列宁不得不耐心地帮助他们完整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他在给印・阿尔曼德的信中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工人没有祖国。可是,同一个马克思曾经不止一次地号召进行民族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今天说东,明天说西,是他们头脑不清吗?不是。依我看,在民族战争中承认‘保卫祖国’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列宁全集》第一版第三十五卷第239页)列宁指出,如果只抓住“工人没有祖国”这个原理,而忘记它同紧接其后的另一个原理(无产阶级必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的联系,那就是天大的错误。
      无论是机会主义者的诡辩论,还是革命者的片面性,无论从哪个方面来曲解和割裂马克思的完整思想,列宁都不能容忍。他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对每一个原理(一)都要历史地,(二)都要联系其他原理,(三)都要联系具体的历史经验加以考察。”(参看上书第238页)在片面性、形而上学仍是常见病的今天,列宁这些教导无疑还是一剂对症良药。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的又一个特点是理论同实践的高度统一。列宁坚决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阉割和否定。这一点过去宣传得很多。难能可贵的是列宁在反对修正主义时没有陷入教条主义,没有忘记反对教条主义。列宁早年在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时就坦然宣告:“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社会党人“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列宁全集》第二版第四卷第161页)在列宁著作中,关于反对僵化,要求理论同实践结合、由实践来检验、在实践中发展的论述比比皆是。重要的还不在于列宁说得如何好,而在于做得确实好。说得不错做得不好的例子并非少见。像考茨基、鲍威尔这些学识渊博的第二国际领袖们,尽管学了马克思的辩证法,也教过别人,还留下许多有价值的著作,但在实践上却成了非辩证论者。斯大林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方面也有很多精辟论述,可惜自己做的不好。列宁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融于一体,把理论同实践密切相结合,赋予理论以新的活力。列宁在青年时代对民粹派的批判所以令人信服,除了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外,主要得力于有份量的实际材料。他深入实际,亲自调查俄国农村情况,搜集、研究大量统计资料,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加以分析和运用。在这样的基础上,批判文章就有血有肉,无可辩驳。
      列宁很喜欢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句话,经常引证,用以自律和诲人。一九○五年俄国革命时期,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方法,分析俄国国情,提出了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力量应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应当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等一整套策略路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发展。孟什维克墨守陈规,认为既是资产阶级革命,就应当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必须支持资产阶级。列宁对孟什维克这种死抱着昨天的理论、闭眼不看俄国现实的僵死思想方法和错误立场嗤之以鼻。他讥讽地说,如果马克思在世,大概会给这些人奉送一句他一度引用的海涅的话:“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列宁根据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潜心研究《资本论》问世以后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分析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实质,写成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划时代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研究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列宁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并由此得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这一新结论取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来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胜的论断。列宁的这些重大理论发展都是把理论创造性地用于实践的丰硕成果。
      列宁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也很突出地表现了理论同实践的创造性结合。在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列宁曾企图尽早取消货币,消灭商品经济,用直接过渡的办法实现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可是两年多的实践表明这种尝试失败了,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列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果断地提出了新经济政策,采用迂回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列宁既坚持“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的社会主义前景,又考虑到俄国现实的经济政治条件和小农的特点,一再调整政策,退回到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再退回到发展商品经济,最后还提出通过合作制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构想。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精神,体现了他在苏维埃政权初期说过的一句话:“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列宁全集》第二版第三十三卷第208页)
      马列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它要求人们科学地对待。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是统一的,是不可分割、不能对立的。脱离实际,不在实践中向前发展的“坚持”,势必导致思想僵化,把活理论变成死教条。不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的所谓“发展”,实际上是否定、背弃马列主义。如果说马列主义的某些观点、论断已不适合现代新情况,需要发展,这不奇怪。列宁不就在许多方面发展了马克思的观点吗?当然这需要严谨的科学态度,不能轻率对待。如果说整个马列主义过时了,除了别有用心者外,恐怕是对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本来就没有弄懂。只要不把马列主义当作教条,就不存在所谓过时不过时的问题。其实,“过时论”早已有之。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列宁就是在一片“马列主义已经过时”的喧嚣声中起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证明,正确的不是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而是列宁。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富有生命力的。问题是人们能不能正确去对待和运用。如果我们能从列宁著作中,像列宁“借用马克思的宝贵方法”那样,也学习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方法,那定会受益非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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