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正出新笃行致远 语文学的持守与创获
时间：2019-02-16 05:40:3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今年初，尚在台北史语所访学的沈卫荣君，特意嘱人送来他新出的论文集一厚册，名曰《西藏历史和佛教的语文学研究》（以下简称《语文学研究》）。我与卫荣有师生之缘，深为他的成就感到高兴。展读此书，意兴盎然，又多感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从南京大学来京随我学习藏文，从元史而入于藏学，自此立下投身西藏研究的志愿。是后十数年间，他负笈海外、游历异邦，在波恩大学中亚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并在西方多个学术机构访问研究。至二○○六年初，他回国就职，加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持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历史语言研究为旨归，重视语文的比较作用，以此正千年旧史之误，纠异地译语之伪，使研究立于坚实平妥的基础上，这是近代中国学术的优秀传统。卫荣毅然归国，冀为中国西域研究尤其是藏学事业培育薪火，实为至佳的人生选择。
卫荣的这部新书，涵括了他已经发表的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我曾陆续拜读过其中的绝大部分，对某些精彩篇章的印象尤为深刻。而今看到此书，对他的学术研究的全貌，自又多了一份真切的感受。在我看来，卫荣的研究领域及其成绩，要在以下三端：其一，元明藏史研究；其二，汉藏佛学研究；其三，海外藏学评论。而他所乐道的语文学（Philology）理念，无疑是贯穿其始终的一条主脉。他在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求学期间，已经受到鲜明的历史语言学方法的熏陶。而他的博士导师、我的老友K.Sagaster教授，也是一位严谨而博雅的语文学家。这二十年来，卫荣能够持守斯道，不断有以精进，实属可贵可佩。这部《语文学研究》，与他近乎同时出版的《寻找香格里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一○年版）一书，堪称互为表里、相映成辉。前者属于严肃的专业论文，后者则是快意的学术随笔。综观他近年发表的文章，能在论文、随笔这两条线上并行不悖、彼此生发，彰显学术研究本身所应秉持的学理思考和精神关怀，自然能够别开生面、令人叹服。以至于年逾八十、隐在林下的我，竟也成了他的“粉丝”。
卫荣学术道路的起点，是对元代西藏历史的研究。当年我应邀赴宁，参加他的毕业答辩的情形，至今犹在眼前。收入此书的《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元代乌思藏十三万户考》二文，在韩儒林、陈得芝两代元史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深化和拓展了对元代治藏方略及其史实的探究。正因有此根底，他关于元明拉堆洛（La stod lho）万户和灵藏（Gling tshang）王族的考证，尤其是对于史地和族系问题的讨论，显然多了一层超迈前贤的澄澈领悟。关于明代西藏历史，他的《一世达赖喇嘛传略》一文，是篇“知人论世”之作，成为西藏政教人物研究的一个范例。此后，他对于近代西藏利美（Ris med）运动的先驱人物的研究，实际仍是这一笔法的延续。元代文人笔下的番僧形象，明代汉藏政治文化的关系，皆是民族史、藏学领域的关键性课题。卫荣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固然根植于他早年的学术训练和兴趣所在。譬如，对于T.Wylie等西方学者关于明代西藏地位的解说，他在留德之前就已十分留意并曾有所辩诘。诚如有论者所言，关于明朝对西藏的治理，怎能以“控御之宽严”来否认“主权之归属”！到海外近距离透视西方学术之后，他对以上问题的把握和领会，显然已经更具深度和自信。对于西方的中国边疆研究范式，中国藏学家不仅不该视若罔闻，而且应当有所借鉴并积极回应。我还注意到，卫荣近年以来对“汉藏认同”问题给予热诚的关注，并撰写《说跨文化误读》、《说汉藏交融与民族认同》（收入《寻找香格里拉》）等文章加以阐释。而他参编李巍所藏汉藏金铜佛像图录的真切体验，更是他在国内学术土壤中考察汉藏历史文化关系的新收获。
先师于道泉（一九○一――一九九二）先生，自来反对“新闻记者”式的浮光掠影的学问。这与他在北平时以及留欧期间，受到实证主义学风的濡染很有关系。于先生最服膺的人物是陈寅恪，而陈先生主张以语文治史，叫做“以汉还汉，以唐还唐”。上世纪二十年代，流亡中国的帝俄学者钢和泰（A.von Stael-Holstein），在北京组建起汉印研究所。钢氏所著《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二六年版）首开宗风，以鲜明的姿态率先倡导梵、藏、汉佛典的比勘研究。当时在其周围，聚集了陈寅恪、于道泉、林藜光等一批乐此道的学者。当时的陈先生，也已站在“东西学术”的高度，开始了藏、汉佛典的比勘研究。在其《金明馆丛稿二编》所收的跋文中，既有将管・法成（vGos Chos grub）喻作“吐蕃之奘公”这样的精彩宏论，又有经由藏文“Sems can”一词的汉译所阐发的微言大义。陈先生重视语文、精研佛学、强调实证，这即便在今天仍值得记取和弘扬。而在于先生为数不多的论著中，《乾隆御译衍教经》（《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五卷，一九三一年）无疑是颇为重要的一篇。此文比勘藏、满、汉三体《衍教经》的方法，实际就是钢氏所引介的“比较宗教学”的思路。此后，由于时势的变迁和学风的转移，汉藏佛学在国内处于长期搁浅的状态。其间，日本和西方学者反而走在前列。八十年代以来，我也曾对吐蕃译师管・法成的译品，以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等佛典，做过初步的汉藏比读和研究。深感这一课题之重要，慨于应者寥寥、难成气象。几年以来，在国内近乎中绝的汉藏佛学研究，又经卫荣及其一干弟子的践行，日渐复苏兴旺起来。尤其在谈锡永上师等的指导和支持下，国学院组建起汉藏佛学研究中心，这实在是一件无量的功德。收入《语文学研究》中的《汉藏佛学比较研究刍议》一文，不仅是为汉藏佛学研究发凡起例的开始，更是向学界展现其魅力与前景的宣言。忆及一九六○年顷，我在王森（一九一二――一九九一）先生府上，见到一部秘藏经年、装帧华贵的汉译藏传密乘仪轨的汇编，题为《大乘要道密集》。据称原本历藏内府，乾隆时自热河行宫流入民间，民国时燕京等地学密之风浸盛，乃经蒙古喇嘛辛上师发心重印五十部，仅分赠能阅此书之人。我当时惊以为稀有，遂假以归，以旬日之功，翻览一过。对其篇目之盛、修法之奇，印象颇为深刻，是后常觉意犹未尽。直至一九九○年，我讲学香港，结识金刚乘学会刘锐之先生，得知学会丛书甲编中即收有此书。际此因缘，乃将若干思考草成一文，题为《元廷所传西藏秘法考叙》。此文后来收入《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以此殊胜的方式，暂时了却一桩夙愿。对于《大乘要道密集》的研究，可以上溯到吕�《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成都：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一九四二年版）。吕�（一八九六――一九八九）先生对汉藏佛学深有洞见，他于一九五三年仍在强调“汉藏佛学沟通”的意义。然而，汉藏佛学研究的门庭冷落，在当时已经不可避免。对于《大乘要道密集》的研究，则更是无人问津。直至二○○三年，陈庆英君勇于“再拾旧山河”，发表《〈大乘要道密集〉与西夏王朝的藏传佛教》（《中国藏学》二○○三年第三辑）一文，迈出从历史角度研究《大乘要道密集》的重要一步。此后不久，卫荣继追前贤、踵事增华，对《大乘要道密集》展开了迄今为止最彻底的佛学研究。今观《语文学研究》所收论文，以此为中心或与之相关涉者即有多篇。观其论证之谨严、考订之完善，已是青出于蓝，读者自可领略。他的《〈大乘要道密集〉研究》，据悉已经结成初编，盼其早日贡献于学界。
明显可以发现，卫荣书中属于汉藏佛学范畴的论文，往往是他本人所说的“系列研究的开始”，这也正是他的研究计划和学术创获之所在。若说《〈大乘要道密集〉与西夏、元朝所传西藏密法》一文，是他全方位研究《大乘要道密集》这个系统工程的绪论，那么《重构十一――十四世纪的西域佛教史》一文，则是他全面开掘黑水城汉文佛教文书的蓝图。他对《圣入无分别总持经》的比勘，充分利用了敦煌藏、汉文文书。并且已同谈上师、邵颂雄先生的相关研究形成合璧，结为《圣无分别总持经对勘与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二○○七年版）一书。他对《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的比勘，充分利用了黑水城藏、汉文文书。他对贺兰山拜寺沟方塔所出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的同定，显然得益于此前研究黑水城汉译藏传密教文书的执著和功力。他通过对《大乘要道密集》的深入研究，实际带动了北京国家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藏传密教法本的再发现。他的《藏译〈首楞严经〉对勘导论》一文，则揭示出清代汉藏佛学交流的重要方面。仅就以上论文的时代范围而言，已经极大地拓展了汉藏佛学研究的阵线。民国时期，汉藏佛学交流一度形成热潮，这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一页。我曾就此撰文，纪念法尊（一九○二――一九八○）、观空（一九○二――一九八九）等法师的无量功德。上世纪五十年代，我有幸亲近他们，真是如沐春风、倍感亲切。尊公、空公均曾在缙云山汉藏教理院授业，他们本人及其弟子辈留下不少译品，为“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贡献至巨。因此，汉藏佛学研究的阵线，还可以继续下延。我还获知，卫荣近来又将注意力及于塔波（Tabo）文书，这是在敦煌、黑水城等地所出文书之外，继续采撷着汉藏佛学所赖以成立的文本资源。可以肯定，方兴未艾的汉藏佛学研究，必有其不可限量的广阔前景。
在我看来，卫荣选择《我的心在哪里？》一文作为《语文学研究》的“代序”，不仅是回应个别不明究竟者的夫子自道，而且是对汉学研究某些趋向的有感而发。尤其是文中他与傅海博（Herbert Franke）先生的那段对话，听来有趣但又发人深思。卫荣的博士论文（“华裔学志丛书”第四十九种，二○○二年），实际就是他那篇《一世达赖喇嘛传略》的德文广本。如前所说，这种“知人论世”的研究思路，当然不是所谓的就事论事、无“心”而为。一切有价值的人文学术，无论是文本解析还是理论阐发，几乎在所有的层面上，都必须是也必定是以原典的实证为其基础。在“代序”中，卫荣以E.Steinkellner教授所表彰的语文学，作为回应顾彬（W.Kubin）先生观点的所依，则的确是再有力不过了。他的《我们能从语文学学些什么？》（收入《寻找香格里拉》）一文，对此更有系统而凝炼的表述。这种语文学理念，正是傅斯年等先生所倡行的“历史语言研究”，可以说是朴学与理学、考证与议论的某种结合，通过发微知著、实在还原，得出具有普遍参照意义的观念。在西藏佛教史上，“译师”（Lo tsba）的地位之所以尊隆，盖因其并不仅仅是所谓的“鹦鹉巧舌”，更是以真切传译而沟通文化的“语文学者”。卫荣的《西藏文文献中的和尚摩诃衍及其教法》、《再论〈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二文，是对“吐蕃王统”和“顿渐之争”问题在义理上的旧题新论，而考据的方法是其立论不可或缺的支撑。他的《初探蒙古接受藏传佛教的西夏背景》一文，明显是在汉藏文本的系列比勘基础上得出的宏观性认知。他对不少法本所做的朴学式的研究，其结果是深化并丰富了对于胜住（Rab gnas）仪轨、梦幻（rMi lam sgyu ma）瑜伽等具体问题的普遍认知。这些创获的取得，正是语文学研究的价值和魅力所在。
有关海外藏学研究的思考与评论，也是卫荣学术成绩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的《幻想与现实：〈西藏死亡书〉在西方世界》一文，于二○○四年载于我主编的《贤者新宴》第三辑，是我最为激赏的学术评论之一。西藏文化的世界影响及其回流，确实是个值得密切关注和深入思考的重要课题。在这个全球化、信息化的世界，任何两者都将不再陌生（外在形式），需要的是彼此的深入了解（内在本质）。相互的借鉴和尊重，成为历史与现实的必然。卫荣借玉攻错、折冲西学，写出《简述西方视野中的西藏形象》等一系列评论文章，对于理解现代藏学的发生和发展、透视“西藏问题”的面向和实质问题，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自不待言。另需指出，他的《大喜乐崇拜和精神的物质享乐主义》、《谁是达赖喇嘛？》（收入《寻找香格里拉》）二文，是以举重若轻的方式，回答了西藏文化的西渐、达赖喇嘛的神格等敏感而有趣的问题。诸凡这类文章，大都视角新颖、文笔活泼。关切西藏文化的读者，自可取来作为阅读和思考的资粮。
（《西藏历史和佛教的语文学研究》，沈卫荣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二○一○年版，16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