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的“常态”】 哲人
时间：2019-02-16 05:40:5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一 汤用彤先师谢世以来，学界对他的学术贡献、学术风范、道德力量的推崇、景仰、研究与缅怀经久不衰，至今已出版三本纪念文集、两本研究专著和二百多篇专文，相关研究文献则不计其数，足见先师无可比拟的学术影响和人格魅力。如今汤一介先生及其弟子赵建永博士经过艰苦细致的整理，把上述有关“汤用彤生平与学术”的成果精选结集成《汤用彤学记》（以下简称《学记》）诚为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当我得到一介兄赠书时，不禁放下手头工作，认真细读起来，爱不释手。由于用彤先生绝少留下关于自己学术与生平的心路历程的文字记录，也很少谈及他的过去，对其学术行迹很多已模糊不清，《学记》恰好弥补了这一不足。全书由对先生学行有深切认识及研究的三十四篇文章构成，它们的作者都是用彤先生的师友、门生及再传弟子：白璧德、胡适、容媛、贺麟、何兆武、萧�父、钱穆、张岱年、季羡林、韩镜清、冯契、任继愈、汪子嵩、王元化、邓艾民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学者，他们有的已经作古，其文字更觉珍贵。
二
读先师《学记》，感触良多，情不自禁，思绪不由自主地回到最初拜见先生和尔后侍立先生左右亲聆教诲和接受栽培、扶持的遥远岁月。
一九四五年夏，我有幸考取西南联大哲学系，成为西南联大的末届大学生。我一到校，还来不及放下行装，就迫不及待、风尘仆仆、鼓足勇气去拜见我仰慕的联大名教授，汤用彤先生是我首先觐见的学贯中西印的学术大师。我还清楚地记得，先生身着长衫，满头银发，慈眉善目，和蔼可亲。先生不苟言笑，只是默默地听我的自我介绍和陈情，绝少插话。先生丝毫没有我想象中的教授和大师的令人不敢仰视的架子和威严，以致我这个刚入学的新生小子一五一十地向先生讲起了自己在石室高中时曾涉猎《坛经》、《肇论》、《五灯会元》等书，由于对进一步了解历代高僧言行感兴趣，竟斗胆向先生提出了借《高僧传》的要求。先生当时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微微点头，随即起身取出一部线装本《高僧传》交到我手里，也未做任何叮嘱。
现在，我从钱穆先生《忆锡予》（用彤先生字锡予）一文中，始知用彤先生与《高僧传》的不解之缘，从而也更加感悟到先生那时将珍藏的《高僧传》借给我这样一个初次见面的后生不是“慷慨”二字所能表达的。钱穆先生告诉我们，当年用彤先生十分钦羡他收藏《竹书纪年》古今异本殆尽，曾立下“愿藏《高僧传》，遇异本必购取”的宏愿，并且“日常随身亦必携带一本《高僧传》，累年如是”（《学记》，15页）。基于各种异本搜罗殆尽，用彤先生才得以在一九六二年着手校注《高僧传》的宏大工程。工程分两步：一九六二年对史料进行校勘与注解，一九六三年开始全面整理。惜工程初始，先生竟于一九六四年谢世了。直到二十年后的一九八三年，用彤先生次子汤一玄弟才完成了未竟工程。一九九二年，用彤先生校注、汤一玄整理的《高僧传》，由中华书局出版。二��二年，一介兄增补了最初整理未收入的校注，恢复了用彤先生原定书名《校注高僧传》，作为《汤用彤全集》第五卷出版。至此，先生几十年来搜尽《高僧传》古今各种异本、对之进行全面考订和注释的宏愿终于圆满地完成了，这对我国传统文化学术典籍的整理和研究是极其重要的贡献。
一九四六学年末，由于送还所借《高僧传》，我又去了用彤先生家。我向先生汇报联大解散后我将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的打算，先生依然是不动声色地听着，但我从先生的面部表情觉得先生赞许我的选择。一介兄在《学记》的序中说：“我父亲汤用彤先生几乎一生都关注在他的教学和研究上，同时他也非常关注北京大学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特别是对抗战胜利后北大的北归‘复校’，可以说是尽心尽力了。”读到这里，我对自己能在用彤先生担任复校后的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实为校长）、文学院院长时期完成自己的大学学业倍感庆幸，对用彤先生呕心沥血开创的北大复校的教育事业深感崇敬。
三
在北大哲学系学习的最后一个学年里，我以极大的专注选修了用彤先生开设的《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两门课程。关于先生讲课的风采，我曾在《西哲东渐的宗师》中做过这样的描述：“先生上课从不带讲稿，绝少板书，也不看学生，而是径直走到讲台边一站，就如黄河长江一泻千里式地讲下去，没有任何重复，语调也没有什么变化，在讲到哲学家的著作、术语和命题时，经常是用英语，就这样一直讲到响铃下课。”（《学记》，79页）当时我们这些学生既折服于先生讲授内容之博大精深，又十分惊叹先生讲解之流畅和娴熟，私下以为这是由于先生多年反复讲授之积累，因而讲起来如行云流水，举重若轻，是再无须讲前备课。实则大不然。一介兄（那时他和我们一起上这两门课）在纪念先生百年诞辰的《昌明国粹 融化新知》中写道：“从二十年代起他教这两门课已经不知多少次了，但他每次上课前都要认真准备，重新写一讲授提纲，把一些有关的英文著作拿出来再看看，当时他担任北大的行政领导工作，白天要坐办公室，只能晚上备课到深夜。”（《学记》，92页）用彤先生就是这样一位随时都把学生听懂、掌握讲授内容和将学术应有的尊严放在首位的大写的“人师”！试看今日高校有些名教授总是忙于他务，或已不复讲授，或上讲台从不备课、不写讲授提纲，而是拿本书在堂上随便挑两个名词术语、不着边际地东拉西扯一通，在他们心目中哪里还有一点学生和学术的位置啊！
在我日后多年教学实践中，总是不断加深对先生的教学理念与方法的认识，并认真追随。我认为先生讲授最主要的特点是，他从不按照他人的转述（即所谓“二手资料”）来讲，而是严格根据哲学家本人的原著，讲解中都要指出某书、某章、某节或某命题，讲授内容可视为哲学家原著的导读。先生对原著绝不是照本宣科，而是经过严密的分析，引导学生通观原著的本质内容和逻辑线索，以明其大体。他也从不对所讲的哲学学说做主观的判决或宣称它们有什么用，而是根据历史事实和理论分析对其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进行一种客观的“质疑”，以启发和培养学生钻研理论问题的“兴趣”。通过对原著的客观分析来掌握一种哲学学说，以一种质疑的方法引导学生把西方哲学作为客观对象而对其做客观研究――先生这种做法不仅有教学方面的意义，而且实际上也是研究西方哲学应有的、也许是唯一正确的态度和方法。
四
用彤先生认真备课仅是他一生严谨为学的局部表现。钱穆先生曾生动地谈到他与用彤先生初次见面时对其为学精神的感受：“锡予告余，在北大任教主要为东汉魏晋南北朝‘中国佛教史’一课。此课在中大已任教有年，并撰有讲义，心感不满，需从头撰写。余心大感佩。余授讲有年，所撰讲义有不满，应可随不满处改定，何必尽弃旧稿，从头撰写。因知锡予为学，必重全体系、全组织，丝毫不苟，乃有此想。与余辈为学之仅如盲人摸象者不同。”（《学记》，14页）用彤先生所重视的“全体系”或“全组织”是得之不易、建立在客观证据之上的。胡适先生在读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后，称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而这种权威性则来自于可靠的证据。胡适赞曰：“锡予的书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据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这是最可效法的态度。”（《学记》，4―5页）贺麟先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一书中盛赞用彤先生上述著作“材料的丰富，方法的严谨，考证方面的新发现，义理方面的新解释，均胜过别人”（《学记》，9页）。张岱年先生在细读用彤先生的上述著作后赞曰：“书中既有事实的考证，又有理论的剖析。汤先生的考证有一个特点，即掌握了全面的证据，结论不可动摇。这是史料考证的最高水平，令人叹服。”（《学记》，19页）用彤先生这种治学严谨的态度和精神不仅表现在专著的撰述上，即便写文章亦复如是，任继愈先生作为用彤先生的亲炙弟子和多年助手记述道：“汤先生写文章也不像有些作家那样，下笔万言，一挥而就，而是反复斟酌，日积月累，逐渐完成的……他治学谨严，对原始材料一字一句，一个标点符号也认真考虑，从不轻于放过。”（《学记》，55页）
一介兄更是生动地记述了用彤先生严谨为学的事迹：“一九五四年因批胡适运动，我父亲患脑溢血，一直在病中，可是只要身体许可，他就看书做研究。我记得他为写《论中国佛教无‘十宗’》和《中国佛教宗派问题补论》，这两篇文章加起来不过三四万字，但他几乎花了两三年时间翻阅《大藏经》、《续藏经》、《大日本佛教全书》，总计大约上千卷了。用彤先生在论证他的观点时不仅利用对他有利的材料，而且能对那些与他不相合的材料一一做出合理的分析和解释。”写到这里，一介兄不禁针对学界时弊慨叹：“相比较说，现在我们也有些‘学者’写文章，常常只抓住一两条对他的观点有利的材料，大加发挥，而对与他相左的大量材料视而不见……这种情况不仅不能推动学术研究的前进，而且大大地败坏了学风。”（《学记》，92―93页）这话真是掷地有声！
五
一九五�年秋，我从北大哲学系毕业留校任助教兼管系办公室事务，用彤先生曾派我到沙滩附近隆福寺的线装书店采购一些中国近代思想家的集子，那时我私下以为先生是打算研究一番中国近代思想史，但先生为何要这时来研究，我对此则未加思索。原来，北京高校的哲学工作者成立了一个“新哲学研究会”，由汤用彤先生和胡绳先生领导，每周座谈一次。据张岱年先生的记忆：在一次座谈会上，“汤先生建议在北大、清华等校开设‘近代思想史’课程，内容不分中西，既讲中国的，又讲西方的”（《学记》，18页）。用彤先生派我到隆福寺买那些书，是为开设近代思想史课程做准备。但是，那时先生为何要提出这样的建议呢？我从《学记》中似乎找到了答案。试将我的认识简陈如下。
用彤先生主张，文化学术虽异代不同，然其变迁悉由渐进。新文化学术都在过去文化学术中有所本，从而形成了一种客观的变迁之迹，这是研究者必须弄清楚的。但另一方面，变迁也有其根据和理由，这就是时代思潮的影响和治学的新眼光和新方法。两者中后者尤为重要，否则就只有支离破碎的言论，而不能有组织完备的新时代文化学术。而新眼光和新方法之获得则主要由于外来文化学术的影响。本土文化学术与外来文化学术相接触，其结果必然是：一方面本土文化学术因接受外来因素而有所变化，另一方面外来文化学术则必须适应本土文化学术而有所改变，否则不能生存下去。
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要懂得和找出近代中国文化学术中延续而被吸取的优秀部分的渐进轨迹，为正确地接受当前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哲学）的影响以发展中国固有的民族文化学术做准备。学习和研究西方近代思想史则是要懂得和找出西方近代文化学术思想史中延续而被接受的优秀部分的渐进轨迹，以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为西方近代文化学术思想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从而为中国文化学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在中国生根发芽、即中国化，采取一种正确的态度。换言之，先生正是从中国近代文化学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接触双方都必然变化――中国文化学术因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而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接触中国文化学术而中国化――这样一点出发，而提出上述建议的。我以为，只有这样才能领会用彤先生当年派我去采购中国近代思想家著作的深层原因。但我的认识是否符合用彤先生本意呢？遗憾的是，学生已不能复得先生解惑也。
六
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后，我被借调到直属学校的“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任务是讲本科生的“马列主义基础”（实为“联共（布）党史”）大课和协助苏联专家主持由全国高校选派来的教师组成的研究生班。工作十分忙碌，以致很长时间我都没有去看望用彤先生，特别是一九五四年先生患上了脑溢血，一直在病中。直到当年底的一个晚上，我才抽出时间，抱着深深的歉意和自责，向中风后卧床养息的先生问安。先生虽重病在身，被迫卧床，但仍是那样平静豁达，和颜悦色，没有丝毫愁容不展、忧心忡忡的影子。先生和往常一样，静静地听我讲话，有时也插上一两句。先生处病不惊的平常心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在那一天，我在先生家――燕南园五十八号邂逅了乐黛云的好友、北京医学院女大学生肖静宁。这样，我到先生家的次数就日渐增多。我几乎目睹了先生在师母的搀扶下下床站站，慢慢移动一两步，后来走到走廊、凉台，直到走进客厅，在那儿坐一坐，听晚辈后生们谈话……这样康复起来的全过程。令我暗中惊异的是，先生罹病时毫无忧色，在逐渐康复中也未见喜色，总是那样从容、淡定，一如常态。当时我只将此归结为哲人大师的涵养和风范而已。
现在，从《学记》中，我才进一步领悟到先生这种非同寻常的“常态”是来之于先生对人生意义的定位。何兆武先生忆及在联大求学期间，曾请教先生人生的意义是否在于追求“光荣”的问题：“汤先生说，人生追求的不是光荣，而是peace of mind（心灵的平静，心安理得）。”（《学记》，11页）我体会，在这里“心安理得”既是人生追求的一种心灵境界，也是一种行为准则或规范。那么，怎样才能达到和做到“心安理得”呢？我以为，在用彤先生看来，作为一个“学者”，就要追求真理，正如先生所主张的“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讨论”。邓艾民先生告诉我们：一九四五年在西南联大毕业时，汤先生“语重心长地一再勉励我们毕业以后，要坚持为真理献身的精神，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不要追逐名利，‘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学记》，74页）。显然，在用彤先生心目中，要追求真理，首先就要有为真理献身的精神，其次是要淡泊名利，自甘寂寞，安于默默无闻地做别人看不见、甚至看不起的所谓“第二等的工作”（《学记》，55页）。这两个方面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只有将这两方面高度统一起来、永不停息地追求真理的人，才能达到和做到用彤先生所说的“心安理得”境界。
关于这一点，不妨看看乐黛云先生的一段感人记述：“汤老先生确实是一个不大计较名位的人！像他这样一个被公认为很有学问，曾经在美国与陈寅恪、吴宓并称为‘哈佛三杰’的学者，在院系调整后竟不让他再管教学科研，而成为分管‘基建’的副校长！那时，校园内很多地方都在大兴土木。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常常可以看到他缓慢的脚步和不高的身影，他自己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常说事情总需要人去做，做什么都一样。”（《学记》，158页）
可见，贯穿先生一生的那种非凡的“常态”，正是源自这样的“心安理得”，或者（借用黑格尔的话语）说正是这样的“心安理得”的“外在化”或“形体化”。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肖静宁从燕南园五十八号汤家出嫁给我，用彤先生和师母深情地为我俩祝福，汤一介、乐黛云伉俪为我俩操办了盛大而简朴的茶话婚礼，那是何等美好的时光。不久，接踵而来的大鸣大放、反右斗争、下放劳动、前往武汉大学的调令……我到燕南园探望用彤先生及全家的机会也就变得稀罕了。
一九五九年秋的一天，在我即将告别未名湖奔赴珞珈山的时候，我满怀深情专程去燕南园向用彤先生及其全家辞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先生这时主动把他珍藏而我每次都“爱不释手”的Erich Adicks 校注本《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一八九一年柏林Mayer & Müller出版社版）夹上一张亲笔写的“此书借给杨祖陶”的纸条交到我手里。先生当时慈祥和蔼的面容和鼓励的眼神，至今还鲜明地印在我的脑海。但是，令我万分悲痛的是，与先生的辞别竟成了永诀。
从一九四五年我初进联大第一次谒见用彤先生，先生应我之请借我《高僧传》珍藏本，到一九五九年我离开北大时先生善解我意主动借我德文版《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珍藏本，透过这两件“小事”，回顾十四年来先生的言传身教，我深深地感受到先生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爱、培育、扶持和期望。这是我一生最有幸承受到的刻骨铭心、没齿不忘、重于泰山的师情和师恩！
（《汤用彤学记》，汤一介、赵建永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一年版，33.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