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学派【新哥伦比亚学派?】

　　从一八七五年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在耶鲁大学开讲一门名为“社会学”的课程起，社会学在美国已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其间许多院系都曾在特定领域建立起独特的优势地位，例如斯坦福大学的组织研究、爱荷华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但真正享有“学派”地位的只有芝加哥、哈佛和哥伦比亚三所大学。作为世界上首个社会学系的所在地，芝加哥大学自然是无数学者和学子心中的圣殿，它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城市生态学研究更是为美国社会学的实证主义导向谱写了主旋律。由于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坐镇，哈佛大学得以在二十世纪中叶执牛耳。罗伯特・K.默顿（Robert K.Merton）和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这对黄金搭档则在哥伦比亚大学（下文简称“哥大”）开创了一个“帝国”。基于“中层理论”（middle-range theory）的共同信念，默顿和拉扎斯菲尔德将社会学在理论和实证方面同时推进了一大步，并培养出了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彼得・布劳（Peter Blau）、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胡安・林茨（Juan Linz）在内的一大批名学者。伴随着纽约市的衰落，哥大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遭遇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其社会学系也经历了长时期的萧条。在这段时间，由于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大规模问卷调查和统计手段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以威斯康星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为代表的公立大学异军突起，占据了社会学的主流地位。查阅最新《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专业排名，曾经辉煌无限的哥大社会学只和印第安纳大学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并列第十一名。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哥大社会学系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性措施，试图重现昔日的荣光。这个任务当然任重而道远，单就规模而言，哥大已无法和威斯康辛这样的“泰坦尼克号”相比拼。威斯康星社会学系的教授就多达七十四人，这甚至超过了哥大社会学系的博士生数量，更遥遥领先于后者的区区二十一位教授。但笔者认为，一个“新哥伦比亚学派”正有破茧而出之势，依据在于，从哥大的社会学研究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个新的理论方案，笔者称之为“关系―结构社会学”。它之所以具有成为学派的潜力，是由于这一方案反映了社会学，甚至社会科学长期以来核心理论取向的矛盾和思考，并与近十年来兴起的分析社会学和社会机制理路相呼应，具有解决这些矛盾的极大潜力。就社会学而言，宏观与微观，社会结构与主体施为一直是两对无法调和的矛盾；而在更广意义上说，社会科学家一直试图在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以及实证主义与诠释主义之间找到平衡点。如果要对关系―结构社会学进行一个简单的界定，它是将社会结构视为产生于社会互动过程的、动态的、历时性的多重社会关系，用社会关系来解释社会行动和社会现象。
　　结构主义可能是社会学最重要的思想。为了建立起学科的合法性，社会学的奠基者们竭力将社会学与心理学区分开来，将前者定位为对社会行动背后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分析。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断言，到涂尔干的“社会超越个人总和”思想，再到韦伯对新教伦理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肯定，早期社会学家都试图用社会结构框架以及与之相关的规范、价值等概念来解释社会行动。这种取向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那里到达顶点，社会系统成为一个自我循环、自我修复、自我论证的框架。由于对主体施为的忽略，在后帕森斯时代的社会学中，这种结构主义范式已经终结。然而，关系―结构社会学家并没有抛弃社会结构概念，而是将它从一个单数意义上的概念转化为复数意义上的概念，也就是我们更常说的社会关系。在这种新理路中，社会结构被概念化为个人、群体和角色之间的关系网络。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这种关系―结构社会学思想，但关系―结构社会学绝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手段或方法，它更是一种理论，而这正是“新哥伦比亚学派”的贡献之所在。这里不妨从两位哥伦比亚社会学家，也是关系―结构社会学的奠基者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1930― ）和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说起。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怀特和蒂利都对自己原有的结构主义理论框架进行了大幅度修正，而正是这种修正开创了关系―结构社会学的先声。怀特在空间维度上将古典社会学中先定给予的、刚性的社会结构分解成互动性的、多重的关系网络；蒂利则在时间维度上将传统社会学静态的、涵盖律导向的结构主义思维改造为历时性的、动态的、多层次的社会机制。
　　怀特是美国最早的一批数理社会学家之一，也被公认为社会网络研究之父。他在二十五岁时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随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运筹学，并同时对社会学产生浓厚兴趣，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社会博士学位。怀特于一九六○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开始执教芝加哥大学。由于独特的物理学背景，他从一开始就对社会结构的类型感兴趣。在一九六三年的处女作《亲缘关系解析》中，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影响已随处可见，怀特还尝试将列维-斯特劳斯的亲缘关系理论加以模型化。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发现怀特终生探求的主题。例如，怀特在澳大利亚土著人口的亲缘关系图和现代公司组织结构图中发现了共同点，由此提出一个新颖的概念“累积角色结构”（structures of cumulated roles），并归纳出一系列社会结构与关系的理想类型，为社会关系的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
　　一九六三年，怀特来到哈佛社会关系学系（社会学系的前身），掀起了一场社会网络研究的“哈佛革命”，并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他在一九七○年出版的《机会链》以及其他一系列文章中提出的角色结构、空缺链、机会链、结构对等性等概念现在已被社会学家广泛使用。结构对等性概念尤其重要，它使得我们能够衡量两个节点与其他节点相连接的程度，从而，我们就可以从看似无序的社会关系中发现规律――具有结构对等性的节点往往在很多方面表现出相近的特性，如人口特征、文化品位、政治态度、工资收入等，这对社会科学基于变量的主流统计分析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怀特随后发展出了一系列方法来使结构对等性概念变得可操作化，尤其是块模型分析，后者现已成为社会网络分析最重要的研究手段。
　　怀特于一九八八年转投哥大社会学系，并出任跨学科的拉扎斯菲尔德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院的前身）主任。正是在这一阶段，以一九九二年出版的（由于晦涩难懂）被称为社会学界《尤利西斯》的《身份认同与控制》一书为标志，怀特的关系―结构社会学思想作为一种理论开始成型。不同于传统的结构主义，怀特笔下的（复数的）社会结构不再是一个稳定的、先定给予的认识论实体，而成为贯穿了意义的、源于社会互动的多重动态关系。怀特认为，网络概念是建构社会结构理论的最佳方案；身份认同是一种控制行为，是行动主体对或然性的反应，换言之，是抵消不同网域（network-domain，简称netdom）之间转换所带来的冲击的缓冲地带；网域间的来回转换意味着主体进行反思、报告和更新的过程，而意义和身份认同正是在网域边界交错之处产生。通过关系性结构的思路，怀特在微观和宏观、主体施为和结构之间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点。
　　怀特还将关系―结构理论运用于经济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领域。在二○○二年出版的《来自网络的市场》中，怀特指出，生产市场在传统经济学供需理论中成了一个“黑匣子”，但它并非无序的、没有结构的场域，也不单纯取决于消费者需求，而是嵌入社会网络中，是一小群竞争者之间灵活互动的演化产物；生产市场是一个生产者互相连接的关系网络，而正是在生产商相互观察，相互监督对方价格、质量和销量的演化过程中，市场得以产生。怀特对艺术的研究同样是这种理论的应用。艺术风格被看成是不同行动者在不同情境下竞争注意力空间的产物，而创造性正是产生于以前互不相关的风格（网域）的交集和转换中。
　　蒂利于一九五八年在哈佛社会关系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导师为小巴灵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和乔治・霍曼斯（George Homans）。前者为历史社会学家，后者长期倡导行为科学和理性选择理论在社会学中的运用。这个看似怪异的组合其实正预示了蒂利将来的理论取向。在先后执教特拉华大学、哈佛大学、多伦多大学、密歇根大学和社会研究新学院之后，蒂利在一九九六年加盟哥大社会学系。蒂利以研究法国大革命起家，随后将其研究扩充至包括国家形成、抗争政治、城市化、不平等在内的多个领域，出版了五十多本专著，被誉为“美国最多产、最有趣的社会学家”和“二十一世纪社会学之父”。
　　尽管也曾诉诸统计手段（尤其在早期作品中），从表面上看，蒂利和怀特的社会网络模型似乎没有多少交集，但他们的理论导向实则有许多相通之处，蒂利也对连接不同行动者集群的互动类型感兴趣。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蒂利一直是一位坚定的结构主义者，这在他和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共同奠定的抗争政治研究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蒂利注意到，对自身状况的不满与悲愤感以及对某些社会现象、结构或个人的憎恶感普遍存在，但相对而言，革命、社会运动、抗议、游行等政治抗争行为却并不经常发生，进而提出，抗争政治的产生及其后果可以被归因于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变动，或曰扩张的政治机会结构。抗争政治的动员或升级取决于以下先决条件中的任何一条：第一，抗争群体具有一定的渠道以接近政治权威；第二，抗争群体受到某些政治权威的同情，甚至支持；第三，政治权威对抗争群体的镇压倾向或行动正在减弱；第四，政治权威处于分裂状态；第五，国际或国内的政治气候足够成熟。这一范式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后期一直占据抗争政治研究的主流地位。但从二十世纪末期开始，随着文化社会学的兴起，社会学家开始质疑“政治机会结构”概念的适用性。一些研究者主张，抗争政治可能在封闭的政治机会结构中产生甚至成功，而表面上开放的机会结构可能最终诱发抗争政治的失败，或根本没有得到参与者主观认知的回应。另外，蒂利偏爱的从新闻报道中提炼历史数据库的研究手段也被批评为忽略了叙事、文化等因素。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蒂利的理论取向有了较大的变化，开始在抗争政治研究中糅合进身份认同、情感、叙事、话语等方面因素；但在另一方面，他始终对后现代主义的“解构”陷阱保持高度的警惕，认为许多社会建构形成了本体，例如群体、制度、市场、自我等等，而社会学家的任务应当是解释建构的形成与后果，而不是停留在社会建构的表层，甚至否定本体的存在。这一主张被蒂利称为“关系现实主义”（relational realism）。
　　蒂利的关系―结构社会学理路突出地反映在他对社会机制的探索上面。如果说，怀特的长处是发掘社会现象表层之下的隐含结构，蒂利则擅长于提炼动态历史过程的因果机制。首先，在认识论上，蒂利寻求发掘社会现象背后可以验证、可以观测的事实，并构建它们之间的联系，同时指出，一个事实或一种结构并不足以引致相应的社会现象，从而，行动者的认知与动机必须得到分析；在本体论上，蒂利认识到个人、整体、形势与关系作为研究单位各自的优势，并不试图将任何单元置于优先地位，而是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进行综合。其次，蒂利反对涵盖律解释模式，而诉诸于成套的、特定时间或空间节点内的因果解释机制。再次，蒂利主张先将分析对象的高阶单元分解，然后分析低阶单元的因果关系，最后将这种低阶的多个因果关系合成为高阶的因果关系。蒂利反对方法论个人主义，强调分析单元的多层次性，包括环境机制、认知机制以及关系机制。环境机制是改变社会生活与政治过程的外部影响；认知机制是基于个人与群体感知的变化；关系机制改变个人、群体与人际网络之间的关系与连接。最后，蒂利强调历史过程的时序性，将历史过程分解为历史事件，认为历史事件在因果解释中的地位不仅应该受到承认，而且应该加以进一步的概念化与分析。蒂利关于社会机制的思想集中表现在其遗著《解释社会过程》中。在过去十年，社会科学界掀起了一场声势颇大的“机制运动”（mechanism movement），蒂利可谓居功至伟。
　　哥大社会学系之所以在半个世纪前成为一个“帝国”，与本文篇首提到的一群杰出学生有密切关系。怀特和蒂利同样在哥大培养了一大批持关系―结构理路的学生，现已遍布美国和欧洲顶尖的社会学系。尽管年轻，他们的研究正在进入社会学的主流。比如，彼得・比尔曼（Peter Bearman）可能是美国中年一代社会学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位。从守贞契约、同性恋吸引模式、青少年自杀、自闭症、禁烟政策到十六七世纪英格兰的地方精英网络，比尔曼的研究涉及面非常之广，他甚至还写了一本关于纽约门厅侍者的民族志专著。但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选题后面，比尔曼的关注点始终是社会现象表层所隐含的横向与纵向的社会关系。他和彼得・赫斯特洛姆（Peter Hedstrm）共同主编的《分析社会学手册》更是关系―结构社会学的理论宣言（尽管分析社会学和关系―结构社会学并不完全等同）。历史社会学家凯伦・巴基（Karen Barkey）自九十年代末以来，在怀特的影响下，开始为历史社会学注入关系―结构色彩。巴基最新的研究课题是：奥斯曼帝国为什么能够长期延续？她对连接持续变迁的宏观结构片段的组织与网络进行了分析，集中考察了纵向与横向的多重社会网络关联，以及国家与社会行动者之间短期或长期的契约，指出，奥斯曼一世之所以能成为一位建立并巩固起近似于现代国家的政治结构的领袖，既与他所处的横向关系的性质有关，也在于他串联原先互不关联的群体的能力，从而，当他力图巩固自己的地位时，他已经有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由互相依赖的群体所组成的关系网络。知识社会学家吉尔・艾约尔（Gil Eyal）运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关系性概念“场域”，先后研究了捷克斯洛伐克解体和以色列建国前后的知识分子结盟与分裂的过程，以及“自闭症大爆发”现象所隐含的专家、父母与活动分子组成的“自闭症共同体”（autism community）的形成及影响。大卫・斯达克（David Stark）对东欧剧变前后的匈牙利工厂、网络狂潮前后的曼哈顿新兴媒体从业者以及“九一一”前后的纽约金融交易室进行了民族志研究，发现组织革新往往来自于不谐之音，亦即对于价值的不同观点。斯达克还搜集了长达二十年的匈牙利企业历时性数据，据此分析它们的人事、所有权和政治连带关系。黛安・沃恩（Diane Vaughan）是分析民族志的倡导者，主张对社会互动进行现实主义的实地观察，认为可以通过科学手段找到因果解释的证据，并通过归纳手段做出解释。谢莫斯・康（Shamus Khan）的《特权》是一部参与式观察研究，康通过长期蹲点一所寄宿制精英高中，研究精英意识和行为是如何一步步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另外，哥大社会学系在近十年还曾留下过其他重要关系―结构社会学家的痕迹，例如“结构洞”概念的创始人、现执教芝加哥大学的罗纳德・伯特（Ronald Burt），以“小小世界”与“六度分隔”理论研究蜚声于世、现任雅虎公司研究部首席科学家的邓肯・瓦茨（Duncan Watts），以及长期关注社会运动中的叙事、交流、情绪和决策机制，现执教于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弗兰切斯卡・博莱塔（Francesca Polletta）。
　　现在我们可以对“新哥伦比亚学派”做一番小结。第一，它将高度数理化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转化为具有内在理论取向的关系―结构社会学，认为这是克服宏观―微观、结构―主体施为这两对悖论的理想切入点，而研究领域也扩展到文化、历史、政治、经济、人口与社会心理学，并吸纳了话语、身份认同等概念。第二，不同于主流社会学基于变量的静态分析，它的研究对象是动态演变的关系结构。第三，它的分析单位介于文化、国家、社会等整体与个人、群体之间，亦即互相连接的行动者集群，或者关系网络本身。第四，在分析关系时，它的侧重点不在行动者之间的关联，而是行动者所处位置的关联。第五，它摒弃了涵盖率思维，转而诉诸社会机制。第六，它始于九十年代，并凝聚了哥大及纽约地区其他高校一大批跨学科的学者和学生。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感叹：“新哥伦比亚学派”的形成过程本身不正是一个关系―结构社会学分析的典范？不同但重叠的网域之间的交错塑造了新的认同；多重连带之间的串联填补了结构洞，形成了以怀特和蒂利为首的独特集群；哥大令人眼花缭乱的工作坊（以蒂利主持的“抗争政治工作坊”和怀特主持的“意义工作坊”为代表）、研讨班、学习小组、小型会议以及跨系科、跨学校的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奠定了关系网络的基础，社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院充当了跨学科研究的坚实后盾；包括哥大、纽约大学、纽约市立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以及周边的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和新泽西州立大学在内，纽约地区高校林立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不同理论之间的冲撞，关系―结构社会学家得以和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批判理论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等进行民主、宽松的思想交换和辩论，而这种“群体兴奋”（collective effervescence）正是灵感的源泉。
　　* 谨以此文追念恩师Charles T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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