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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标》百年(下)_斜下箭头路标

    时间:2019-02-16 05:46:1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矫枉过正的“批判现实主义子辈”      俄国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知识分子群体,十二月党人的“兵变”是近卫军军官操纵宫廷政治传统的延续,虽然对知识分子的“精神觉醒”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与此后的知识分子组成并没有太多的人际脉络。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国外学习的贵族青年以及莫斯科大学的哲学小组活动掀起了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第一个高潮,俄国知识分子的第二个成长期开始于十九世纪下半叶,这是一个充满批判情绪的年代,“疯癫的时代”、“偏执的时代”(弗罗洛夫斯基:《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二○○六年版,349页),也是六十年代人战胜四十年代人的时期,六十年代人打败了“浪漫的理想主义”和崇尚精神价值追求的“老一代人”,现实主义的六十年代人“成为得宠的一代”(陀思妥耶夫斯基语),后来在俄国思想史上有一个特定的词汇“六十年代人”(Шестидесятники),指的就是这批不同于四十年代贵族知识分子的“新生代人”。它的出现导致了四十年代思想出现了“反常和病态的断裂”,这些平民思想家不但不是贵族思想家的继承者,甚至是他的反对者,六十年代人与四十年代人相比,就像有一个世纪之差。“批判现实主义的子辈”和“理想主义的父辈”是完全对立的,六十年代人的价值观念形成了俄国特有绝对化的“最高纲领主义”,导致了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分家,由于贵族知识分子的“不战而退”,六十年代人大获全胜,他们的思想继而成为民粹主义的理论先导,彻底扭转了俄国知识分子的发展历程。《谁之罪?》和《怎么办?》虽然一直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两大主题,但是不同的知识分子在形象塑造上有不同的理想追求,这种差别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会有不同的发展方向。俄国历来存在着“思想的深刻与革命行动不可兼顾”的分野,彻悟人生的思想家的内在追求与政治欲望强烈地参与社会实践的平民革命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分野不仅是《父与子》两代人的差距,也不是“四十年代人”和“六十年代人”的年龄上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完全不同的两种人构成――贵族之子和僧侣的后代。
      前者几乎是清一色的贵族出身,其中既没有显赫的官吏也没有平民,贵族知识分子不但排斥“有知识的官员”,甚至排斥自然科学家,在他们看来“俄国科学是由政府来扶植的,政府把学者视为某个行政单位的官员,他们犹如担任公职的人”(索洛维耶夫等:《俄罗斯思想》,浙江人民出版社二○○○年版,147―154页),他们都受过西方的教育,是雅致的贵族沙龙文化成长起来的人,他们凭借祖上的殷实家产,衣食无忧的思考着人类的思想传承,在他们眼里重要的是“什么”(что ),而不是“如何”(как )。后者则都是非贵族的平民出身为主,而在平民知识分子中,“正教中学出身的人”曾经起了最卓越最激进的作用。平民知识分子的三个代表人物别林斯基(他被六十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奉为精神导师)、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都是神职家庭出身、被特卡乔夫称为“我们现代青年典型的代表”的“涅恰耶夫”也是在彼得堡的谢尔吉耶夫教区的宗教学校教书。他们是在社会仇恨的夹缝中成长,靠自身的努力获得教育,跻身于社会文化精英之列,复仇思想是他们的主要动力。因此僧侣出身的平民知识分子厌恶贵族社会,蔑视贵族的特权,当十九世纪后半叶俄罗斯形成知识分子左翼时,他们便获得了类似宗教团体的性质。这种“平民色彩”是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他们是现实主义,但同时又是狭隘的现实主义,他们反对所有雅致的东西,反对赫尔岑那种细致的怀疑论,反对机智的表演、反对深奥的形而上学的东西。贵族世家子弟和僧侣出身的平民知识分子价值观、思维模式差别很大,是水火不相容的。四十年代几乎所有那一代人既是贵族也是西方主义者,他们的价值观、追求的目的、甚至所使用的语言、处事风格、争论的方式都和六十年代人完全不同的性格特征。六十年代平民知识分子对“四十年代”人群里那些是“贵族的”,具有“欧洲教育的”,有一定的修养的,是沙龙文化的宠儿的这些矫揉造作充满了义愤,他们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要替世界向四十年代人报复”,要与上层社会决裂,在他们那里重要的不是“什么”(что)而是“如何”(как)。
      简而言之,四十年代的人儒雅而软弱,六十年代的人激进而虚无,四十年代的人充满浪漫主义、理想主义,他们为现实的丑恶而痛苦,但又无力改变它,与现实的格格不入和无所作为使这些人成为“多余的人”。用弗兰克的话说:贵族知识分子“脱离现实,逃避世界,生活在真正的、历史的、日常的生活之外,生活于幽灵、梦想、笃信宗教的世界之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则讥讽他们是“搞哲学的聪明人”,(哲学在俄国的命运多舛,被看做是“平等”和“狂暴自由的幻象”的主要来源,一八五○年尼古拉在大学取消哲学、逻辑学、心理学,代之以神学,国民教育大臣希林斯基-西赫玛托夫曾经兴高采烈地说:“迷惑人心,卖弄聪明的哲学终于完蛋了。”)只能坐而论道奢谈改造社会的伟大理想,却往往不能从最基本的事情做起,对他们有一种极度的蔑视和不屑,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创立的被贵族知识分子称为“粗俗的、功利性极强的唯物主义” 就是要把大学讲台上的启蒙教师变成现实中的斗士,用革命颠覆取代文学创作,用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代替温情脉脉的改良主义。别尔嘉耶夫认为,就是在知识界“无耻和忏悔交替上涨中,失去了自己最后的最宝贵的东西――原创性”。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就远离俄国的赫尔岑评论“六十年代人”说,他们认为“他们是今天,而我们已属于昨天”。“我看到了这一代人和我们的差别,他们的整个身心同样表现出明显的病态的极性特征,尼古拉的憎恨降临在他的身上。”“从跨入校门的那一天起,他们便意识到了自己的优越性,以受到警察的注意为荣,然而他们过高地评价了自己否定的成绩,从这里便产生了过度膨胀的自尊心,这不是那种健康的、朝气蓬勃的自尊心,那种适合于憧憬着远大前途的青年人或年富力强、精神饱满的成年人的自尊心,也不是在过去的年代里促使人们完成英勇的契机、为了获得荣誉不怕铁链、视死如归的自尊心,相反这是一种病态的自尊心,它的好大喜功只能对任何事业造成危害,它既愤世嫉俗、牢骚满腹、狂妄自大,同时又缺乏自信力。”“减少轮子震荡的起调节作用的弹簧在他们身上断了,轮子以十倍的速度旋转,可是什么效果没有,只是损害机器,和谐的行动破坏了,文雅的举止消灭了,与他们无法一起生活”(《往事与随想》中册,赫尔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11页、669页)
      六十年代在实用主义的反对派潮流中孕育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四十年代人的思想性的观念,他们从长久的苦难中得出的结论是极端的反抗和极端的抱负,反宗教迫害的人不是要求宗教宽容,而是要自己当沙皇把对手置于死地。
      《路标》是一本与“六十年代人”“思想决斗”的书
      由于俄国文化的村社集体观念导致的抽象的人民崇拜、体验苦难、底层意识和土地崇拜,对抽象人的“爱”和具体人的“恨”可以并行不悖,在精神共性中独立个人是不和谐的原子,“爱”大多数和“恨”个人是可以自然转换的思维方式,由此又导出了从宗法角度对西方民主自由的鄙视,以及在东西两大文明夹击下造就的独特的民族诉求和强国诉求,决定了它的“民族身份辨认性”较为突出,有强烈的弥赛亚情结。使得平民知识分子对俄国人传统文化积淀中的民族性看得比较透,对民众的集体无意识、民众的需要导向、民众的狂热、民众崇拜卡里斯玛政治的俄国特色都比贵族有深刻的认识,由于贵族在人民面前的“忏悔意识”,以及平民知识分子勇于献身的“道德优势”,所以在贵族知识分子与平民知识分子的较量中,一直都是平民知识分子占上风,从这个源头到革命民主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都是一脉相承的,直到一九一七年绝大多数文化阶层都自觉不自觉地支持民粹主义思想。
      正如普列汉诺夫说:“每个杰出的俄国革命家身上都有许多拉赫美托夫作风。”列宁说:“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唯有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我具有首要的、压倒一切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从《怎么办》开始,这部作品能使人受用一辈子。”(《列宁文艺思想论集》董立武、张耳选编,中国社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50页)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字在《列宁全集》是出现次数最多的人名,多达三百多次,可见这种思想传承在后来列宁主义中的积淀之深厚,别尔嘉耶夫说:“民粹主义换了一种形式进入到列宁主义中来。”(《俄国共产主义起源及其涵义》别尔嘉耶夫,莫斯科一九九○年版,100―120页)俄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者司徒卢威说,表面上看与民粹主义进行斗争的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的民粹主义吸引并同化了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差别至多是在政治纲领和社会学意义上,这种差别完全不具有文化哲学意义上的差异,在道德上俄国马克思主义秉承了民粹主义功利主义倾向,“数十年来他们始终保持着民粹主义的精神气质”(《路标集》,171页)。布尔加科夫在《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精神》中说:“作为英雄的知识分子并不满足于普通劳动者的角色,它的幻想是成为全人类的拯救者,至少是俄国人民的拯救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怎么办?》中说:我们就是“优秀分子的精华,这是原动力的原动力,这是世上的盐中之盐”。从俄国自认为是“第一个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拯救人类就成了平民思想家的强烈使命,他们扮演民众的导师、未来俄罗斯的缔造者。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唯物主义都是在六十年代平民知识分子时候产生的。在他们那里没有个性,没有自我,因为革命不宽容精神文化的创造者,怀疑甚至敌视精神的价值,使得俄国的左派思潮在缺乏自己的哲学基础上,在社会表层上急忙去拥抱马克思主义,导致列宁主义最后又回到了民粹主义的老路上来。
      长期以来由于俄国社会的分裂,比农奴早解放一百年的先进贵族一直处在“忏悔”和“自责”当中,站在“人民立场”上思考问题是俄国知识分子的道德优势,使得即便不同意这种主张的人也不敢理直气壮地表白,“人民崇拜”一直是衡量知识分子的道德标杆,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的文学批评也始终带有为民请命的正义色彩,从文学批判到批判文学,写作日益成为表达正义的直接手段。谁要是热衷真与爱,他就会被怀疑对民众的幸福漠不关心,谁要是致力于创造性的纯粹文化研究,他便会被归类于不齿于人类的“反动学者”与“养尊处优者”,有教养、有文化则被讥讽为“脱离了人民”,以至于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大文豪都认为,“俄国上层文化的主要错误在于脱离了人民”,他们一生都具有被底层抛弃的负罪感和孤独感,竭力地表现自己的亲民形象(《俄国共产主义起源以及涵义》,别尔嘉耶夫,莫斯科一九九○年版,49页)。果戈理的《与友人书简选》发表以后,遭到了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知识界的攻击,他的农民问题的见解、他的道德观、人道主义精神和博爱精神、几乎他赖以存在的一切都成了抨击否定的对象。屠格涅夫由于在作品中流露出个人的真实情感,遭到“剧烈批评而四面楚歌”,“俄国的‘新青年’(六十年代人的另一种称呼)指责他过于自由,过分文明,怀疑太甚,抨击他的政治感情漂移,不向敌人宣战……”(《往事与随想》上册,赫尔岑著,译林出版社二○○九年版,16页)。所有这些指责使得屠格涅夫本人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也表现出了不自信的“自我怀疑”和“自我检讨”,所有的贵族知识分子一方面为自己的出身而感到羞愧,另外也在平民知识界的声讨中心有余悸,为获得认可而“自我再造”。
      而《路标》文集的这些人与四十年代的贵族知识分子不同,他们“集体亮相”般地“高调”表白,显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定信念,他们不再耻于自己的贵族身份,不再羞于表白他们需要安全体面地生活,不再隐晦他们追求的是超越时代的“阳春白雪”式的精神价值,甚至已经不在乎“革命的逃兵”之类的帽子,不屑于与那些不理解他们的人争论。“路标派”高调向平民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思潮展开“思想的决斗”。过去“四十年代人”曾在“人民崇拜”中败下阵来,现在他们要理直气壮地强调精神高于物质,反对六十年代人的虚无主义、唯物主义,就是要当“文化保守主义”,倡导哲学复兴、宗教复兴。长期以来贵族知识分子内心的挣扎――“头脑与心灵的悲剧性分裂,头脑否定上帝,心灵寻求上帝”的状况结束了(《重病的俄罗斯》,梅尼日科夫斯基著,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39页)。他们义无反顾地寻找自己的“上帝”去了。从俄罗斯文化的“黄金时代”中就已经开始有了贵族知识分子的特点,从内在性中回归到它的源头――宗教,所以说,贵族知识分子与宗教的相会存在某种必然。别尔嘉耶夫就很喜欢标榜说,实际上我一直是没有彻底越出“贵族世界的人”,“我是过于知识化的人”,“我穿戴雅致,一直喜欢衣着讲究,注重外表,我的洁癖既是精神上的也是肉体上的”(《思想自传》,别尔嘉耶夫著,上海三联书店一九九七年版,7―58页)。频繁地使用“贵族习气”、“新的中世纪”成为别尔嘉耶夫行文的一个特征,据此有人认为他是封建贵族的追随者,别氏理直气壮地答道:“在我们这个时代,只有疯子才自封为封建贵族的追随者,实际上我是无阶级社会的拥护者,我是个人的、而不是阶级或等级原则的拥护者,换句话说,就是贵族精神的追随者,个人的品质――也就是个人的贵族原则――不仅不能从人的社会中消失,而且恰恰应当在无阶级社会中得到最明显的表现。正是阶级掩盖了人群之间的个人品质差异,我是基督教人格论的追随者,完全不赞成敌视个性的原则,世界进入新的中世纪,这不是回归旧的中世纪,当然也不会回归到封建主义,这只是意味着有一种社会模式。”他照样谴责资本主义、承认社会公平原则和劳动价值的真理,但是这已经不是“路标派”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他们已经从参与政治、过问政治转向脱离政治、不问政治,文化的创造和思想的探索才是他们追求的重要内容,因为“俄罗斯思想总是过于热衷于一元论,过于倾向于唯一,过于敌视多元化,在具体的多样化面前显得很封闭”(《思想自传》,别尔嘉耶夫著,上海三联书店一九九七年版,117页)。它总是追求简单而害怕复杂,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总是鼓吹某些袖珍手册上的东西,不喜欢那些具有独立价值和创造性的思想,我们已经与左派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及其“此岸性”产生了彻底的决裂(《俄罗斯的命运》,别尔嘉耶夫著,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42页)。他们既不会向权力低头、也不会向金钱妥协,为了俄国的思想拯救,他们从当时广阔的社会潮流中抽身出来,像中世纪的圣徒那样的追求,他们离群索居地“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他们“失去了与俄国革命运动的联系,失去了广大的社会基础,形成一个对俄国人民与社会广大范围毫无影响的文化上层”。他们“与世隔绝”,“如同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至于当代人能否理解他们的这种追求,在他们看来已经无所谓了,他们从来也没有奢望他们的探索会成为一种大众思想,这时他们已经不再扮演“人民代言人”的角色了,所以也有人把他们称作“文化精华的利己主义”。这些文化精英孤守在自己一个小小的圈子里,潜心于深刻的穿透时空的思想追求,他们明白无误地宣告:我们是俄国社会“少数的”隐身于幕后的“思辨领域的公民”,我们的“路标”是指向人类精神追求的“路标”。借用奥加略夫的诗可以表白他们的心情:“我们又一次走上忧郁的路,不倦地宣扬真理啊,由它去吧,让梦想和人们从我们身旁过去!”
      
      就实践而言,《路标》是一本“失败”的书
      
      有趣的是,尽管《路标》在一百年后受到如潮的好评,当年它却完全没有起到给俄罗斯的发展提供“路标”的作用。坦率地说,如果所谓“一九○五年革命”不是以斯托雷平的铁腕镇压告终,而是“革命”成功后出现民粹主义的乱象,《路标》就可谓生逢其时。问题是俄国历史并没有这样发展。斯托雷平时代的俄国,政治上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经济上却风生水起,繁荣兴旺。政治上的“斯托雷平反动时代”与经济上的“斯托雷平改革”共同构成一幅怪异的浮世绘。一九○五年因推动宪政改革、反对铁腕镇压而被沙皇罢黜的前总理维特伯爵在一九一三年的日记中曾说:“这件事(指斯托雷平镇压)过去六年了,人们好像已经忘了这回事,大家关心的只是口袋里有多少钱。”在斯托雷平镇压中饱受惊吓的知识界又遇到充满诱惑的市场经济的花花世界,仍然醉心于“激进主义”理想的人本来就很少了。即便没有别尔嘉耶夫们给出的“路标”,俄国知识精英中也已经形成“告别革命”的大潮。远离政治固然成为风尚,仍然热衷政治的人也大都走向“马克拉科夫主义”,即放弃反对派角色,转而支持政府进行斯托雷平式的改革。但是,这种“告别革命”却有浓厚的犬儒色彩与世俗算计,与别尔嘉耶夫们的形而上思考毫无关系。
      而另一方面,“警察式的”经济改革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加剧了社会矛盾,按有利于权贵的方式对传统农村公社实行私有化的结果,使得原来建立在“公社之父”形象基础上的沙皇统治合法性发生危机,俄国农民皇权崇拜的土壤被掏空。当年民粹派知识分子极力下乡发动农民“革命”,反被保守的农民向沙皇警察举报。但是现在当知识分子变得“保守”起来后,农民反而一步步地“激进”起来。当自由主义者转换“路标”离开反对派阵营时,民粹主义者就接管了这一阵营的主导权。终于,一九一七年二月在没有任何政党与派别事前策划的背景下爆发了革命,看似稳固的沙皇政权土崩瓦解。《路标》对一九○五年革命的反思犹如过眼烟云,很快在越来越激进的大潮中被俄国人遗忘了,直到几十年后,当一九一七年建立起来的体制走到尽头时,一直“找不着北”的人们才又记起了这本名为《路标》的小册子。
       写于二○○九年岁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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