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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一封信今生只盼见你一面【一封信,一面】

    时间:2019-02-16 05:46:2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我和舒芜先生只有一面之缘,此外还收到过他一封信。得信在先,登门拜访在后,其间相隔总有三四年时间。   舒芜给我写信,缘于我就他的《碧空楼书简》写过一篇书评,先后在民刊《开卷》和《文汇读书周报》上登过。那篇书评他读了。先是带口信,请《开卷》主事者转达他客气的称道。后来就收到下面这封信。信不长,因且照录:
      余斌先生:
      拜读大作《碧空楼的情思》,奖借(注:疑为“掖”)溢量,令我惭赧;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既承指示途辙,当以衰耄之年,力求寸进,庶不过负厚望耳。
      关于聂绀弩周颖夫妇之事,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姚锡佩女士撰有文章一篇,上海《文汇报》副刊《笔会》原拟刊用,旋以中宣部禁止炒作章书而罢,后来也上过网,似尚未入尊览,兹随函附上,乞察阅,为荷。
      我的通讯处是:……(本文略) 候明教。
      专此布达,顺颂
      文祺。
       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信是打印出来的,只信末“舒芜”二字为钢笔所写,据说老先生写作都是用电脑,以八十高龄,真是与时俱进。我是晚辈,为书评专致一书,似大可不必。书评当然大体是说好话,但我想他给我写信,或者是因书评里什么话碰巧有点搔到痒处的意思。检讨下来,我以为在于文中对包括他在内的一代文人命运给予的“同情的理解”。因他在与友人信中提及荒芜的“家事”,为公开发表的悼念文章中所无,我便发了一通议论:“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不提,可能因为这些多属‘家事’范畴,是要给死者‘安静’,也是存着温柔敦厚之旨。以我作为读者的私衷,当然希望对‘国事’与‘家事’均有所知,不为窥探隐私,实因合而观之,更能感得人生的况味,时代的况味。在此家事与国事不易分清,‘人生到此’与‘家国万端’之间,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对于那一辈人尤其如此。我读舒芜文字,包括《回归五四》的长序,常也无端兴起‘家国万端’之思,因为不论具体所写为何,内里道出的,都是‘一代人的命运’这一篇大文。”我不知他是否将“家国万端”、“一代人的命运 ”等语理解为对他当年抛出胡风信件一事的曲谅,――虽说不上是千夫所指,但他因此事一直置身一种为自己洗刷辩解的处境,却是肯定的。
      然而我喜读舒芜文章,又总有一种别扭之感,恰恰是因为他面对那桩公案时的不能坦然,或者说,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那种直面自我的“坦然”:“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责任。”这可以视为舒芜的“忏悔”,可述及此事时,他的反顾总是伴以浓得化不开的“但书”意味,他的“忏悔”指向交信引发的客观结果,其“底线”则在对动机的回避。对结果无所知、不能预知而最后却站出来承担自己“应付的一份责任”,岂不是高姿态么?
      其后还看到他的多篇文章,涉于己的,不同程度不同形式,都有自辩的成分存焉。他的文风经常是“言近旨远”、“婉而多讽”的,直白地说,就是话里有话。比如有一阵对一学者面目的“大起底”,以时间先后推,实发端于他发表在《万象》上的一篇短文《老吾老》,既揭了短,又对此人“国学大师”的身份暗下针砭,但又以“老吾老”为题暗示应存恕道,真是余味曲包。
      涉于己者,就更是如此。关于胡风信件,是“借出去”还是“交上去”,《口述自传》里有辩;是否曾被贾植芳拒而不纳,有《贾拒认舒版本考》专文辩驳;甚至某日是否曾在聂绀弩家中出现,亦有辩,见于致《新文学史料》编辑部的信。但一概寓“辩”于“辨”,或者寓“辩”于“考”,只澄清事实,就事论事,不加评说,像《贾拒认舒版本考》,竟似出之以事外人的超脱口吻,语带调侃,大有谈笑却敌之慨。而他所辨,大都稳操胜券,立于不败之地。问题是,他的考辨总让人觉得言在此而意在彼,是一种更广意义上的“撇清”。 我怀疑他理想中的读者应该是能够“举一隅而知三隅反”的,即从这些冤枉之事中去推想他在胡风一案中可能被夸大了的罪责。
      他在给我的信中附上姚锡佩女士的文章,倒不是在为自己辩,而是在为“周婆”(即聂绀弩夫人周颖)辩。姚锡佩女士的长文不比舒文的以解诗曲径通幽,乃是直接以事实举证。舒芜特意将文章打印寄来,是让我明辨是非,择一而从。但我于弄清具体的事实其实并无特别兴趣,也不认为澄清了事实就弄明了“真相”。事实只须考证,“真相”则离不开阐释,何况考证之中也还隐含着阐释。也许是我多心,我觉得舒芜固然是在为周颖辩,然在情感态度的意义上,也是为自己辩。
      胡风案早已平反,但对中国知识界的记忆而言,胡风案未完。受害者的“追穷寇”,舆论的勒令忏悔,包括舒芜的“自述”、旧事今事的考证,都是这篇未完叙事的组成部分。关于他所经历的时代,他一直没有停止反思,唯独与他相关的那一页,他希望快快地翻过去,从他误认贾植芳已原谅他的欣喜中,可看到他愿望的急切。
      舒芜的直觉也许没错: 或许我的书评确乎不经意间流露出对他的处境某种程度的同情。事实上,这种同情毋宁更多出于对他面对的舆论环境的反感:有时候,强制性地要求“忏悔”反会使人失去“扪心自问”的余裕。故有时我也将舒芜不能已于言的自辩,某种程度上看做他的“过当防卫”。以“泰山压顶”来形容他面对的压力,并不过分。
      实话实说,舒芜“曾经沧海”之后的文章更耐读、更开放,时见超出同辈人的眼光。这不但因为他的学养深厚,更因他有异于众人的经历。终极意义上,固然大家都是受害者,但舒芜的交出信件却令他的这重身份为“叛徒”、“犹大”所掩,他失去了道德的制高点。恰恰是这样的尴尬处境,更容易让人去体味、思考世事与人性中的诸多逶迤曲折,从他的知人论世当中我确乎也读到了这一点。
      但是说一千,道一万,我还是不能认同他的各种形式的自辩。如果他缄口不言,或许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虽然归根结底那不是一个明智与否的问题。
      就因为说不出的别扭,那封信我没有回。不久以后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王培元先生的电话,人文社要重出舒芜的《红楼说梦》,询之舒芜,他希望我写篇书评。很快也就写好报命,文章题为《回归常识说红楼》。这以后这样间接的联系也没有了,虽然我一直还是他的读者。
      事实上我有很多问题想向他请教,特别是关于周作人。我一直认为舒芜研究周作人有他的“独得之秘”,不是因为他占据了什么难得的资料,而是他的别有会心,这“会心”又与他的经历、处境有关。目下学界差不多已有共识,舒芜晚年的贡献,一在周作人研究,一在“哀妇人”立场的坚持。前者不用说,后者也是对知堂一以贯之的一条线索的赓续和发扬。现代背景下,“哀妇人”近乎永远的“政治正确”,你可以说这是最最安全的“启蒙”,但他所见者深,所言则特别有一份痛切。我读到他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假如我是女孩》,八十高龄、人生总结阶段而有此悬想,就见出他的为妇女请命,实不限于立于其外的做代言人。何况他基于“五四”立场对时弊的纠弹,对自己自青年时代起信仰的反思,广涉多个方面,发而为文,举凡宪政问题、“国学热”等等,均其议论所及。朱正先生称舒芜是周作人之后持之以恒关注女性处境的一人,我想不仅如此,在承继周作人的思想、“道义事功化”这方面,他也应该是最突出的一个。
      他在周作人“落水”问题上的义正辞严与他在其他方面对知堂的体察回护有一种戏剧性的对照。这固然可以看做爱之深、责之切的一种表现,而我也将他对周作人失节问题上的激烈姿态理解为他的“过当防卫”的一部分,一辩解,一痛斥,看似相反而实相成。考虑到有些论者径将周作人的失节与舒芜的“出卖”相提并论,他就更要以“大是大非”的立场在此关键点上与周作人保持距离。我以为这是可以赋予“同情的理解”的。不管怎么说,在我看来,以学养、以经历、以思想、以才情,舒芜肯定是周作人数得着的几个“解人”之一。
      二○○八年到北京,原先并没想到去访舒芜。后听说他近来身体很不好,不知怎么就动了念。记得那天天下大雨,颇费了些周折才找到皂君庙他的寓所。他女儿应的门。坐在客厅里等候时,四处张望了一下,似与我所去过的许多老辈读书人的住处无大差别,寒素、陈旧,客厅似较宽绰,只是光线有些暗。他从另一房间里出来,移动很慢,告我腿脚不行了,真正的“足不出户”,因为根本没办法下楼。
      在他的客厅里坐了近两小时,谈的内容很杂。他似乎更愿意对话。他耳朵不大行了,思维则很灵敏、清晰,不时上身前倾让我重复说过的话,而他的对答总是很集中,不会旁逸斜出,更没有针锋不接的情形。为我的登门,老先生似乎事先还特意翻了翻我的书,有一篇是写黄裳的为文路数的,他便说起黄裳的文章他很爱读,又道,黄比他还年长,但还可以坐飞机到外地开会、参加活动,他则根本谈不上了。言下多有羡慕,却并无“唏嘘”之意。
      关于他的近况,他说的最多的是上网、写博客,精力不济,长文不能写了,写几百字的短文,两三天总要写一篇。讲这些都很平静。印象中只有两次,他有些激动,是提高了声调的。一次关乎时事,从网上看来的一则消息让他气愤,而我知道他的网文大都是与时事有关的;一次是说到周作人的失节问题,有传周作人事敌是中共方面的安排,――“简直是胡扯嘛!汉奸就是汉奸!这个污点是怎么也抹不掉的!”他说。
      从老人家里出来,雨仍在下,我心下茫然。我觉得舒芜是个很警觉的人,他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我觉察到他对我的拜访或存那么一点戒备之心,因未感觉到他的放松。关于胡风集团案那段往事我没有开口提,虽然我很想听他当面说,但我开不了口。
      一年多以后,从媒体上得知舒芜去世的消息,自然不无悼念之情。关于那段往事,棺已盖而论难定。重新检视他在“胡风案”中扮演的角色,有泾渭分明的两种声音,一曰不宽恕,一曰应予谅解。还有对罪责的掂量:何者应归于时代,何者该归于个人。我对追究派与原谅派的观点都不能接受,――不管归因于体制,还是归罪于舒芜,只要不把我们自己放进去,就意义不大。比之于一个人的“盖棺定论”,“舒芜与我们”是一篇更难做的文章,这里的“我们”并非与舒芜分立河的两岸,一清一浊。舒芜在那个事件中的罪责不是谁想原谅就可以原谅的,一般人固然没有资格,在更广的意义上,即使是那个事件的受害者也没有。另一方面,义正辞严地要求他忏悔,我们同样没有资格,难道就因为没有类似交出私人信件的行为,我们就不仅可以置身事外,而且还获得了居高临下的道德优势?
      尽管如此,我得承认,我是一直暗中希望舒芜先生“忏悔”的,此与“你为什么不忏悔”式大声疾呼的声讨无关,只是个人的一点愿望。既然喜读他的文章,我当然愿意他坦诚地面对自己,有真实的面对,才有真正的解脱。我有些后悔没有回他的信,也后悔没有当面谈起我最想问的问题。以他这些年来的抗击打能力,问一问,说一说,没什么的。――无他,我只是想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而已。当然,我也知道不可能听到什么新的内容:能说的,愿说的,都已经写在他的文章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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