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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第一任市长潘文华 重庆市长

    时间:2019-02-19 05:31:3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2009年2月,是重庆建市80周年纪念。80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弹指一挥间”。回顾重庆建市的历史过程及其建市初期的市政概况,了解重庆首位市长潘文华先生在建市前后的作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民国时期在任时间最长的重庆市长
      
      重庆近代城市的胚胎,萌芽于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中,经历了重庆商埠督办处――重庆市政公所――重庆商埠督办公署――重庆市政厅――重庆市政府等几个不同的组织形式和发展阶段,直到1929年2月15日,经驻节重庆的刘湘所属21军军部批准,重庆市政厅改为重庆市政府。至此,重庆正式建市,迄今已有80年的历史。
      在重庆建市的历史过程中,正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十分频繁的时期,四川军阀杨森(川军第二军军长)、邓锡侯(川军第三师师长)、陈国栋(川军第七师师长)、朱宗悫(川军第七师第十四旅旅长)、唐式遵(川军第三十二师师长)等,都曾先后兼任过负责市政组织的督办,但他们都因政局混乱,任职时间短而少有作为。只有1926年7月继唐式遵之后任职的川军第三十三师师长潘文华,不仅任职时间长达九年之久,而且在他任上完成了重庆由市政厅向市政府的转变,使重庆在城市的近现代进程中迈出了极其重要、关键的一步。同时,作为重庆的首任市长及民国时期任重庆市长时间最长的一位市长,潘文华在市政组织与市政建设等方面的许多举措,大多带有开创性。
      潘文华(1888―1951年),四川仁寿人。早年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学习军事,结业后入藏为队官。1911年辛亥革命后,藏乱频繁,内地许多驻藏军队纷纷退出西藏,潘文华也取道印缅,回到四川,初任川军钟体道部团长,1920年投入刘湘部任师长。此后,军人出身的潘文华,除了随刘湘西去东来、戎马征战外,其个人政治生涯中的一大亮点,就是在刘湘占领重庆后,因其先前的“革新重庆之议”,于1926年7月被刘湘委任为重庆督办公署督办,开始了其对重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新型文化卫生教育事业的创办,并经历了督办公署到市政厅再到市政府的转变。直到1935年7月,国民党中央势力进驻重庆,刘湘的四川省政府被迫迁往成都为止,潘文华才辞去重庆市长的职务,总共在任整整9年。
      
      开疆拓土,奠定重庆城市格局
      
      潘文华就任重庆市市长期间,虽然有坐镇重庆的四川最大军阀刘湘的支持,有重庆便利的交通和当时中国西部地区相对发达的工商金融和文化事业,但此时期也正值四川军阀混战最为严重的阶段。时局的混乱,社会的动荡,经济的落后,资金的缺乏,再加之“军人干政”以及重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特征――“寰�如云而凌乱似丛薪,市街迂曲狭隘难于举步;若郊外,遵陆则荒冢重锁,临江则断岸千尺,游人绝迹焉”,如此等等,都影响着初创时期重庆市政的建设和发展。但潘文华以其军人特有的刚毅果敢,打破一切困难,“访延专门才隽”,“一方面谋经济上之筹集,一方面为制度上之草创,日月孜孜”,开始了其在重庆市长任上“开疆拓土”、改变城市旧貌和繁荣地方的诸多重大举措。
      完善重庆市政组织,实现了重庆由商埠督办公署到市政厅再到市政府的转变。
      1926年6月,四川军阀刘湘驱逐黔军袁祖铭后,以四川善后督办、川康边务督办的双重身份由成都进驻重庆,开始了他长达10年的以重庆为中心的统一川政事业。同时,也开始了其对重庆城市的经营和培植。刚刚进驻到重庆的刘湘,即于1926年6月改重庆市政公所为重庆商埠督办公署,先委第三十二师师长唐式遵为督办,唐就任后旋即去职,刘湘又改委第三十三师师长潘文华兼任督办。潘文华以“仓卒未敢自信”,虽“逊辞再四”,终因“不获”而于1926年7月19日正式就任该职,8月1日到署办公。在此任期内,潘文华延揽专门人才,一方面详细研讨督办公署的内部组织,确定处、室、科的设置及职责;另一方面聘请重庆的士绅名流,组成“参事会”,参事会的主要职责是“旁谘博采,商定经费来源,厘订建设方案”,以“督促政务之进行,谋商埠之发展”;另一方面,分别市政建设之缓急,次第兴办各项建设事宜。在此期间,无论是重庆的市政组织,或是重庆的市政建设,都开始悄悄嬗变。
      1927年11月,潘文华“以商埠督办名称为北[洋]政府所核定”,而“本埠现隶革命旗帜之下,似应援照改市,俾归划一而免纷岐”。拟定重庆市政府暂行条例,呈请刘湘的21军军部,要求“改重庆商埠为重庆市,改督办公署为市政厅”。此时已受命为国民革命军第21军军长的刘湘,也以“商埠督办名义定自北洋政府,遂改重庆商埠督办公署为市政厅”,委潘文华为市长,并于市长之下分设公安局、民生局、工务局、财政局、总务处、江北事务处、土地经理处、秘书长等。至此,重庆始成为以市命名的建制城市,潘文华也成了重庆的第一位市长。
      1928年7月3日,国民政府同时公布《特别市组织法》和《市组织法》。其中《特别市组织法》规定:特别市的设立,需经国民政府特许;设置特别市的条件,一是首都,二是人口在百万以上之都市,三是其它有特殊情形之都市。重庆市于是年8月奉到此法后,虽然不具备特别市的条件,但市长潘文华等以重庆“为西南重镇,商务繁盛,人口日增,虽暂时人口尚少,与特别市第二项之规定不符,然比照第三项有特殊情形一节,尚和”。遂打算将重庆市的市政组织按特别市的规模设置,并由重庆各法团机关推选在重庆颇有影响的士绅石荣廷、李奎安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陈述重庆应成为特别市的六大理由:①地域上的重要;②外交上的重要;③商业上的重要;④孙中山对重庆的重视;⑤天津为特别市,而重庆在商务和人口上超过天津;⑥重庆情形符合《特别市组织法》中“有特殊情形之都市”的规定。在潘文华签署下发的《重庆特别市市政府暂行条例》中,也有“重庆特别市依照国民政府公布之特别市组织法第三条第三项之规定,为中华民国特别市,行政区域直隶于中央政府,不入省县行政范围”以及“本市设市长一人,由国民政府任命之”等明文规定。只是后来未经国民政府同意,又感到申报呈核手续过于麻烦,才决定援照普通市政府组织,并重新拟定修改市政府组织条例,呈请21军军部审批。1929年2月15日,经刘湘的21军军部批准,重庆市政厅改为重庆市政府,重庆于此正式建市。此后,重庆仍多次发出改普通市为特别市的呼声和请求并曾呈文国民政府行政院,但因种种原因皆未获准。1934年10月,经国民政府批准,重庆为四川省辖的乙种市。至此,重庆正式完成建市的法律程序,成了当时全国少有的都市之一。
      勘定重庆市界,基本奠定了今天重庆主城区以渝中半岛为核心,地跨两江,三足鼎立的城市格局。
      重庆虽然早在清末就设有警察局,实行“城乡分治”,开始了重庆市政胚胎的萌芽,但此时并无正式辖区,只是以重庆城厢为管辖区域。后虽历经杨森、邓锡侯、陈国栋、朱宗悫、唐式遵等督办,但都因“在职日浅,未遑及此”。潘文华就任督办后,认为“区域为建设标准,须先明白确定,政治始易推行”,遂暂时确定重庆上下游南北两岸环城各30里为市政管辖区域。重庆督办公署改市政厅后,经市政会议讨论决定,市政区域仍照过去陈案,只是南北两岸的范围略有缩小。1929年2月重庆正式建市后,奉21军军部命令,成立“审定市县权限委员会”,全权办理市县划界事宜,并由重庆市政府与江北、巴县两县政府共同组织“市区测量委员会”,依据市县勘界条例,计江北划入市区63.13平方公里,巴县划入市区68.7平方公里,此时的市区面积共计131.8平方公里。此后,重庆的行政区域虽经多次调整重划,市区范围也时大时小,但重庆城以主城半岛为核心,地跨两江、三足鼎立并逐渐向周边区域拓展的城市发展格局,于此基本确定了下来。
      开辟重庆新市区,拓展了重庆城市生存发展空间。
      重庆“一面当陆,三面滨江”,人口与工商店铺几乎全部集中到临近长江北岸的陕西街至朝天门的旧城区一带,城市空间十分狭小。而紧临城区靠西的一大片陆地(今通远门到两路口、上清寺一带),虽然面积广大,但却是“荒丘墓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特征,在相当程度上限制着重庆城的扩大,也阻碍着重庆城的建设和发展。以潘文华为首的市政府认为:要发达重庆市政,只有“将坟提迁,即可化无用为有用,开辟为新市区”。在市政府的组织下,开始了重庆历史上前所未有、规模巨大、向世俗挑战的“迁坟”工程。整个迁坟工程从1927年8月到1934年5月,费时6年半,耗资2万余元,共迁土石各坟435,894座,并由此开辟了由临江路沿嘉陵江达牛角沱,由南纪门沿长江达菜园坝的新市区,城区面积也因此在原有基础上扩大了一倍以上,并为日后重庆城区进一步地向南北两岸及西部陆地拓展奠定了基础。
      
      兴修市貌,开创诸多第一
      
      兴建公路、码头、公园等基础设施,为重庆的发展建设夯实了基础。
      重庆为一著名山城,地势高低起伏,颇不平坦。特殊的地形特征,加上重庆城区众多的人口,基础建设的落后以及当时建筑工具本身的缺乏,使得公路建设十分困难。在潘文华任督办之前,重庆全城无一条马路,滑竿、轿子是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而城市公路的不发达,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城市本身的发展和建设。因此,从1927年开始,重庆商埠督办公署决定修建市区交通干线,“测定干线三条:一由通远门经两路口至曾家岩,约长6里;一由南纪门经菜园坝并斜上接两路口,约长5里许;一由临江门双溪沟经孤儿院至曾家岩,亦长5里许。”是年,由通远门经两路口至曾家岩的中区干道开始修筑,此为重庆市区修建的第一条公路。该路于1929年8月完成,全长3.5公里,后又经旧城区从七星岗延长至朝天门,总长约7公里。1929年7月,南区干道开始动工修筑,至1930年7月完成南纪门至菜园坝段,全长2.87公里,后又经陕西街延长至麦子市段,总长约7公里。与此同时,又完成了连接两条干线的各重要支线的修筑,如燕喜洞至两路口的南区支路,两路口至浮图关的两浮支路等。于此,重庆市区的公路雏形基本具备,它不仅改变了重庆城内的交通条件和交通环境,而且也拓展了重庆城的发展空间,改变了市容市貌,活跃了重庆经济,为重庆城市的进一步近代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任期间,潘文华为加强城市的对外联络,繁荣重庆的商贸交通,还积极倡导并亲自主持了重庆码头的新建和改扩建,到1935年他辞去重庆市长前,先后完成了对朝天门、嘉陵、江北、千厮门、太平门、飞机坝、金紫门、储奇门等码头的新建或改扩建,大大便利了重庆的水上交通运输,也促进了重庆工商业的进一步繁荣。与此同时,为改变重庆过去“全城除五福宫附近外,无一树木;除夫子池、莲花池两污塘外,无一水池”的状况,为市民的休闲娱乐和活动提供一个场所,潘文华任督办后,继续杨森先前在上下半城之间的后伺坡上修建公园的方案。该公园于1926年10月动工,1929年8月建成,定名为中央公园(后曾改名中山公园,即今人民公园),园内设有亭、堂、假山、草坪及儿童游戏场、网球场和阅览室,是重庆第一个集游乐与园林于一体的公共空间,也是重庆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公园。此后,还修建了江北公园和一些私家花园,使重庆城市的近代化特征进一步凸显。
      兴办路灯、自来水厂、电力厂和电话所等城市公用设施,进一步推动了重庆城市的近代化。
      重庆虽然早在1905年即有“烛川电灯公司”的设立,但当时只有100千瓦的直流发电机一部,所发之电也仅供电厂附近少数住户和上半城区的几大商铺照明之用。对于绝大多数市民来说,其照明工具仍旧是原始的灯笼、油灯和松明。到了潘文华任上,随着城市的拓展和商业的繁盛,城市照明和工商业用电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1933年,刘湘指令重庆市政府成立重庆电力厂筹备处,委市长潘文华为处长,全力进行重庆电力厂的建设。1934年夏,新厂建成,7月正式发电供重庆自来水厂使用;8月,新市区通电;11月,为主城区供电。至此,先前夜晚漆黑一团、象锅底一样的重庆,开始出现“昼夜通澈,光亮夺目”的景象,市民申请安装电灯者,也是络绎不绝,日益增加。1935年2月,为适应重庆城市的发展,增加供电量,又决定改官办的重庆电力厂为官商合办,定名为“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电量也不断增加。与此相适应,重庆的路灯也一改过去街坊店铺悬挂“号灯”之旧貌,开始大规模地装上电灯,大大方便了市民出行,提升了重庆的城市形象。早在1921年,重庆商埠办事处就曾委托烛川电灯公司在都邮街、陕西街、朝天门、小什字等城市主要街道安装了路灯100余盏,这是重庆电力用于公用照明的开始。1927年,重庆市政厅在修筑中区干道时,委托烛川公司在干道两旁竖立90根整齐的杉木杆,间距80米,每根杉木上安装一盏300瓦的路灯,这是重庆新建公路上首次安装公共照明路灯。“严城千里,夜光如昼”,成了当时文献赞誉重庆路灯的溢美之词。到1934年7月重庆发电厂建成发电后,重庆各街道的路灯得到进一步改善:当月就安装了新市区曾家岩、大溪沟、两路口至通远门一带的路灯;11月,旧城区的七星岗经较场口、都邮街、陕西街、第一模范市场、新丰街、四牌街、镇守使署及苍坪街、大梁子一带路灯通电;次年2月,上清寺至李子坝一带路灯通电。到1935年7月潘文华去市长职时,重庆全城通电的路灯达500余盏,虽与市政府预定的计划相差甚远,但也迈出了重庆城市建设的艰难一步。
      在重庆有自来水之前,市民的饮食用水大都取自两江,肩挑手提,辛苦异常。潘文华就任重庆商埠公署督办后,开始筹组重庆自来水厂这一新型的公用事业。1927年1月,潘文华召集自来水厂发起人会议,决定正式成立“重庆自来水厂筹备处”。1929年2月,自来水厂建成,到1932年1月25日,供水系统建成。2月1日,重庆自来水公司在模范市场成立。3月1日,重庆自来水公司于城区各干道内设立售水站10处,正式向市民售水。至此,在重庆城市建设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广受市民称赞的、四川第一家自来水厂便在山城重庆诞生了。重庆自来水厂的建成供水,改变了重庆市民生存生活中“汲水难而火灾迭见”的旧状,得到了市民的“同声称颂”,被誉为“重庆市政第一伟绩”。
      重庆的电话,虽然在民国初年警察厅时就有设置,但当时不仅数量稀少(仅25门),而且落后(全为磁石式交换机)。重庆建市后,1930年春,潘文华奉21军军长刘湘令,改良扩充全市电话,并由市政府指拨专款,募集电话公债20万元,购办共电式700门交换机、长途乡村交换机及其附带设备,并于市政府工务局内增设电话筹备处,“专司其事”。同年9月,总机工程告竣;10月,第一区线路所经之处先后通话,“市民称便”;11月,实现全市通话。1931年1月,重庆电话所正式成立,旋即开始安装联通南岸、江北的电话线路。电话所的成立与电话线路的铺设,使重庆城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是重庆走向现代化城市的标志。
      除此之外,在潘文华任重庆市长期间,还开创设立了重庆历史上的许多“第一”,在奠定重庆城市发展基础的同时,也让重庆的工商经济、交通运输和文教卫生等事业在此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进步。所有这些,固然与当时重庆较为稳定的政局有关,也是重庆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潘文华作为重庆的一市之长,其个人的作用和功绩亦是不应该忽略的,特别是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下,要做到这些,更属不易。
      1935年7月潘文华辞去重庆市长一职后,继续追随刘湘,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三军军长、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川黔湘鄂绥靖公署主任、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等职。1937年抗战爆发后,曾随刘湘率部出川抗战。1949年12月9日,在全国大陆即将全部解放前夕,潘文华与刘文辉、邓锡侯一道,在四川彭县宣布起义,回到人民的阵营。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常委,1951年秋在成都病逝,终年63岁。
      
      民国时期的重庆市长简介
      
      潘文华 字仲三,四川仁寿人,生于1888年。1926年6月兼任重庆商埠督办公署督办。1927年11月改重庆商埠督办为重庆市政厅,潘文华也由督办改为市长,是重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任市长,1935年7月始去市长职。
      张必果 原名张梓芳,字必果。四川邻水人。1935年7月任重庆市长,1936年4月11日在任上病逝于成都。
      李宏锟 字剑鸣,四川三台县人,生于1889年。1936年4月继张必果之后任重庆市市长,1938年8月去重庆市长职。
      蒋志澄 字养澄,浙江诸暨县人,生于1893年。1938年8月任重庆市市长,1939年5月去市长职。
      贺国光 字元靖,湖北蒲圻人,生于1885年。1939年5月11日被任命为重庆市市长,是重庆改为国民党中央政府直辖后的第一任市长,同年12月,去重庆市长职。
      吴国桢 湖北建始人,生于1903年。1939年12月任重庆市市长,1942年12月去市长职。
      贺耀组 字贵严,湖南宁乡人,生于1890年。1942年12月,任重庆市市长,1945年11月去市长职。
      张笃伦 字伯常,湖北安陆人,生于1892年。1945年11月调任重庆市市长,1948年4月去市长职。
      杨 森 字子惠,四川广安人,生于1887年。1948年4月继张笃伦之后任重庆市市长,1949年底重庆解放前夕飞台湾,为重庆解放前的最后一任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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