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丰碑朗诵 不朽的丰碑

　　千里金波的洪湖，涌现出一大批灿若星汉的英雄豪杰。他们在中国革命的长河中英勇奋斗，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壮丽的篇章。 　　当洪湖人民缅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光辉业绩时，不会忘记周逸群、贺龙的亲密战友、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的卓越领导人万涛同志。
　　
　　
　　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卓越领导人万涛(上)
　　
　　乱世出雄杰
　　
　　万涛，原名万诗楷，号铁民，1904年1月出生于重庆市黔江区的一个土家族家庭。
　　1923年7月，他为了寻求真理，告别父母，告别仅新婚三月的妻子，离开家乡赴渝求学。在重庆期间，他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
　　1924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艰苦的革命生涯，先后辗转于重庆、上海、武汉、鄂西等地从事革命活动。
　　1928年5月底，设在沙市的鄂西特委机关遭敌人破坏，张计储等大部分负责人被捕牺牲。正在石首的周逸群闻讯后，“赶至沙市，组织临委，并决定迁至宜昌，”领导鄂西各县的党组织和游击队，继续同敌人奋战。
　　7月，湖北省委派万涛到宜昌跟特委联系。万涛戴着金边墨镜，穿一身白绸裤褂，在宜昌县委联络站――振声表店，与周逸群同志接上了头。
　　见面后，万涛拿出四听铁桶美福林饼干，从一个铁桶的夹底取出两份文件。一份是湖北省委给鄂西特委并周逸群同志的指示信，信中同意正式成立鄂西特委，由周逸群任书记，万涛为副书记。省委在信中还同意撤销鄂中特委领导机关，所属各县改归鄂西特委管辖。另一份是中央致湖北省委并转鄂西特委的指示信，信中严肃批评了周逸群要在洪湖实行暴动割据的计划，强调指出，“不要城市，就是否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就是否认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结果党只有变成小资产阶级农民党。”
　　周逸群看完文件，对万涛说:“以我在沙市、宜昌了解到的情况看，党员、团员及工人组织微弱到了万分，没有暴动的力量和组织基础。他们虽然日子不好过，但一心想增加工资，暴动的要求并不强烈。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城市暴动，成功的把握几乎是没有的。”
　　万涛马上回答说:“我同意你的看法，省委要我来鄂西时，我就要求省委将武汉工人群众的实际情况弄清，大多数群众现在关心的是生活而不是暴动”。
　　于是，万涛和周逸群议定，按照鄂西实际情况，讨论中央来信，统一了意见再报请中央。
　　经过特委集体讨论，周逸群、万涛的正确意见被一致通过，停止暴动，整顿内部，恢复、重建党的组织，争取群众，积蓄力量，转向游击战。为此，周逸群把工作交给万涛主持，亲赴上海，向党中央陈述意见。在上海，周逸群向周恩来如实汇报了鄂西的实际情况，汇报了他和万涛为首的鄂西特委的工作计划，受到周恩来同志的高度赞许。周恩来听取汇报时的谈话内容，就是1929年3月17日代表中央起草的《给贺龙同志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的基本思想。
　　
　　周逸群同志前往上海期间，万涛同志主持鄂西特委工作。他从实际出发，―面指示各县的党组织，在反“清乡”，反新军阀统治的目标下，在农村发动抗租、抗债斗争，一面注意发展城镇职工运动，团结各种群众团体，如“民权社”，“民权大同盟”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广泛发动各阶层群众投入斗争。
　　特委还要求各游击队，为支持和保护群众性的斗争，继续采取日伏夜出，秘密行动的方针，并把撒传单、贴标语的政治攻势同武装行动结合起来。华容东山等地游击队提出“敌来我飞，敌去我张”等朴素的游击战术，机动灵活地同敌人周旋。待周逸群从上海归来，万涛早同段德昌、彭国材领导的游击队取得了联系。于是，特委搬迁到石首调关镇，更好地直接指挥洪湖的游击战争。万涛和周逸群一起，“不畏困难，带领同志及士兵忍饥耐寒地作了英勇的武装斗争，发动了不少的群众，并夺取了敌人许多武装，肃清了一些反动的民团”（周恩来语），使鄂西特委的工作大见成效。
　　
　　蛟龙入洪湖
　　
　　湘鄂边界的桑植、慈利、石门、鹤峰、来风、五峰等县，地处武陵山脉，远距中心城市，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地理条件比较复杂，于军事上的攻守进退都较有利。1928年2月下旬，党指示贺龙来这一带创建革命武装。人熟地熟，这是贺龙的优势。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湘鄂西边区党组织的力量薄弱，革命群众尚未组织起来，而且，各种旧式武装、土著部队的不良习气严重影响着革命队伍的战斗力。至1929年元月，贺龙同志领导的曾有三千余人，七百余枪的工农革命军，在强敌压境和内部不断叛乱的双重忧患下，仅剩下91个人，72支枪，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长期失去上级党的领导，给贺龙带来许多困难。革命武装怎样壮大？根据地怎么建设？都没有经验，只是在斗争中摸索。红军由强到弱的曲折经历，使贺龙日益感到靠宗族血缘和旧属关系，不能使红军壮大和发展。正当力量微弱的湘鄂边红军力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万涛受周逸群的委托，于1929年春天，代表鄂西特委来到鹤峰山区，向贺龙传达了党的六大决议和中央的重要指示。党的六大路线不是在大城市实行进攻和组织起义，而是在农村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这条路线无疑是正确的。并且，万涛同志还向贺龙介绍了毛泽东关于根据地建设和部队建设的光辉思想，介绍了井冈山等地区的经验，在连队建立了党支部，开始在士兵中发展党员，成立了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指导贺龙完成了关系到湘鄂西红军生死攸关的走马坪、堰垭整编。从而使湘鄂西的革命斗争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万涛同志在担任红四军第二路党代表期间，坚持原则，团结同志，使覃甫臣土著武装“接受了党的领导，站稳了革命立场以后，很快地改变成为可以信赖的革命武装”(贺龙语)。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覃甫臣发出“革命不成功，何以为家”的誓言，跟随贺龙南征北战，尽管因错误肃反覃甫臣遭受排斥，几无栖身之地，连衣食也不得温饱，覃仍对革命忠心耿耿，直至壮烈牺牲。
　　不久，因为革命工作需要，万涛从红四军回到了鄂西特委。
　　
　　为了在敌情严重的情况下胜利开展斗争，特委坚持“六大”的正确路线，定期集中讨论政策、策略以及各地情况，又分散巡视各地并直接指挥军事行动。这期间，特委受破坏后，按中央指示曾一度未恢复，周逸群、万涛等以中央鄂西巡视员身份指挥斗争，从而使湘鄂西党的领导仍然从实际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比较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为建立根据地而进行斗争。1929年，万涛爬涉于崇山峻岭，辗转在河湖港汊，足迹遍布监利、沔阳、鹤峰、桑植等三十余县，并以鄂西巡视员身份向中央写下三个巡视报告，系统地汇报各地政治、军事、经济、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客观情况，从中阐述他对鄂西的现状及未来的见解:
　　“鄂西方面，豪绅地主阶级没有因此而受着打击，根本上鄂西完全是豪绅地主势力笼罩的地方，一切地方政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
　　“鄂西全部是小农经济自给的社会，没有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这样的经济条件，改良主义缺少活跃的可能，政治前途，仍是一种极端野蛮的屠杀和刻骨的无情压榨。并且统治阶级为要拼命的扩充武力，镇压群众的斗争，这种现象势必更要愈加厉害。但农产品的减少，商情的冷落，军心的动摇，农村的割据，已成为他们无法解决的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的生活，当然是一天一天的困苦，日常大小经济和政治的斗争，更加增加了许多发动的可能，事实上群众的斗争已是普遍勃兴的现象。”
　　“革命的武装是必要的组织，群众的斗争，要以武装扶助。”
　　为此，万涛预言道:“鄂西的客观条件，确实极有利于革命的条件，只要主观力量增强，城市工作起来了，暴发了各地群众的大小斗争，不难把这个新的革命浪花向前推动。”
　　万涛同志这些理论建树，不仅当时直接指导了鄂西的革命斗争，对宏大辉煌的中国革命史理论，也是一个必要的丰富和补充。
　　1929年3月，鄂西特委在沙岗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确定鄂西区党的任务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普遍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创建赤色根据地。会后组建了鄂西游击大队。8月，周逸群、万涛把2个游击大队集结于洪湖三屋墩，正式组成洪湖游击总队。12月，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1930年2月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洪湖大地第一次有了工农自己的正规武装。
　　由于周逸群、万涛为首的特委的正确领导，使游击战争不断发展，红色割据不断扩大。华容东山地区也形成了红色区域，洪湖，白露湖“完全成为割据的形势。”根据地里，农协和赤卫队、少先队、妇女会等群众组织日益发展，废除了一切苛捐杂税和地主豪绅的契约、地租、高利贷。这样，在河湖港汊交错的江汉平原上，初步形成一片较稳定的红色区域，这便是后来的洪湖苏区的雏形。
　　洪湖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迅速形成，并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并在后来艰苦的斗争中坚持数年，究其原因，一是以周逸群、万涛为代表的鄂西特委领导，从实际出发，吸取了井冈山斗争的若干经验，采取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和措施。二是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尤其有一支红色武装游击大队，担负了开辟，捍卫和发展根据地的任务。三是有较好的自然条件，盛产的稻谷、菱藕为根据地军民提供了物质条件，芦苇、荷丛和港汊水网，便于军民迂回歼敌。为此，毛泽东后来曾作过很高的评价:“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
　　
　　疆场斗凶顽
　　
　　193O年2月，万涛再次受周逸群委托，代表鄂西特委赶到鹤峰，向红四军前委传达了中央和特委关于红四军东下与红六军会师的指示。
　　贺龙坚决执行这一指示，立即进行东下会师的准备把湘鄂边游击队编成一个独立团，留在湘鄂边坚持斗争，红四军则整编成四、七两个师，积极向洪湖挺进。
　　经过四个多月的战斗，红四军不仅歼灭了大量敌人，而且还扩大了红军。6月18日，红四军一举攻占了湖北的公安城。7月4日，红四军在湖堤与红六军胜利会师，组成红二军团，湘西和鄂西的革命根据地联成了一片，统一了湘鄂西的革命力量，不仅标志着湘鄂西地区革命战争取得了很大胜利，而且对于红军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和湘鄂西苏区的巩固和扩大，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3O年6月，中央军委巡视员、长江局军委特派员来到洪湖苏区，传达李立三的错误主张，万涛被排斥出了鄂西特委的主要领导岗位，改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巡视员、长江局军委特派员及新的鄂西特委主要领导，同周逸群、贺龙、万涛，在红二军团行动方针及洪湖苏区发展方向等问题上发生意见分岐。特委及巡视员坚持《三个月的工作计划大纲》中关于先攻荆门、沙市，完成地方暴动，然后集中红军进攻武汉的决定，因而要求红二军团立即攻击荆门、沙市等重镇。由于四、六军刚会师不久，配合不甚密切，攻打监利时未能克敌，便撤出战斗，遭到巡视员和特委不恰当的批评。
　　9月中旬，党中央派遣新的领导到达洪湖苏区，担任湘鄂西党和红军最高领导职务，进一步贯彻中央的左倾错误方针，命令各地红军配合行动，攻打南昌、九江、长沙、武汉、柳州、桂林等城市，以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计划，给苏区革命斗争带来了重大损失。
　　9月22日，红军再次攻打监利获胜。24日，在县城召开了原前委和原特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将鄂西特委改为湘鄂西特委。由于万涛与中央巡视员主张相左，新组建的湘鄂西特委中，万涛被排斥出常委，仅担任委员。但会后，湘鄂西特委主要领导和多数特委常委随军行动，特委实际上仍由周逸群、万涛等人负责。
　　红二军团南下后是否要远离苏区去攻打中心城市的问题，周逸群、万涛与特委主要领导之间有着严重的分歧。在这个过程中，特委主要领导虽然“在冒进之中曾有过几次的警觉与动摇，但……终归不敢冲出立三路线的中心城市发展论的圈圈以外。”津澧失利后，特委主要领导对回洪湖苏区失去了信心，企图开辟澧州、石门新苏区作为立足点。周逸群、万涛为代表的特委马上反对他的意见，提出将第二军团迅速开回南、华、安与公安一线，有阵地的向前进攻，有后方地向外扩大。在他们上山之后，特委又连派三十多起交通找他们，要他们回苏区同广大群众结合起来，冲破敌人的“包围”。但特委主要领导没有接受这一正确主张，“不但不回苏区，反要特委全部到松滋开会。特委当即派人去洽商，要其回师苏区，巩固的向外发展，以及收复已失苏区及造成公、南两县赤色区域。可惜，特委主要领导再次坚持开辟松滋新苏区的主张，而且不经特委同意，即撤换了段德昌的六军军长职务。这时敌军步步进逼，红军却在杨林寺一带徘徊犹豫，不上不下且分散部队，六军置于杨林寺，二军置于公安一线，也未主动进攻以突破敌人的包围。12月17日，敌人分三路向杨林寺进攻。此时，刚收编的一支土著武装又在后方叛变，致使红二军团腹背受敌，处境危险。虽经全军浴血奋战，冲出重围，红军仍伤亡重大，仅六军即损失四分之一。二军团遭到严重挫折，便向五峰、鹤峰一带转移。
　　南征的失利，不仅部队遭到挫折，而且也导致了后来洪湖苏区遭受敌人的严重摧残。
　　在这个过程中，留在苏区内坚持斗争的周逸群、万涛，基本上继续执行党的“六大”的正确路线和方针，在狂澜面前耸起了中流砥柱。因此，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湘鄂西苏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集中红军南下攻打中心城市等军事问题，而苏区内其他方面的工作则损失较小。
　　红二军团远离苏区南征途中，敌人趁机向洪湖苏区发动了两次“围剿”。洪湖苏区军民在周逸群、万涛、段德昌的领导下，战胜了由于敌人烧杀带来的巨大困难，重新组建了“新六军”，还将各县赤色警卫队及赤色教导军合编为红左军和红右军，同敌人浴血奋战，挫败了敌人一、二次“围剿”，保存了洪湖革命根据地。
　　1931年4月初，敌人的“追剿”部队纠结大量兵力，分别自调关、华容、岳阳向东山合击，围困了一万多华容、石首、公安三县的群众。万涛和周逸群一起，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冒着枪林弹雨，掩护这一万多地方干部和群众骨干安全转移，为革命斗争保存了火种。
　　
　　蒙受不白之冤
　　
　　1931年1月，党内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领导地位，开始了新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全党的统治。
　　1931年3月7日，夏曦作为中央代表，到达湘鄂西苏区。特委委托万涛负责接待，并陪同视察各地。
　　3月27日，夏曦在小河口召开了湘鄂西特委会议。会上，夏曦宣布临时中央的新路线，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发表他短短二十天的巡视观感，给湘鄂西和洪湖苏区工作扣上“右倾保守主义”，“封建地方观念”，“富农路线”，“调和主义”等大帽子，声称要按照所谓“国际路线”，使洪湖苏区的工作来一个彻底的转变。在反“立三路线”和拥护“国际路线”的幌子下，夏曦全盘否定了湘鄂西党、红军在长期艰苦斗争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万涛和周逸群当即指出，这些批评没有事实根据，同夏曦进行了激烈争论，会议出现了僵局。
　　严重的意见分岐相持不下，于是扩大了讨论范围，参加讨论的除原特委委员外，各县县委书记，游击大队队长、政委，红九师师长、团长、政委都参加。大多数同志认为特委过去的工作是有成效的，从而增强了万涛和周逸群的信心，他俩决定坚持真理，哪怕承担一切可能产生的风险。可是，夏曦却以临时中央代表的身份，蛮横地压制大多数同志的正确意见，指责万涛与周逸群、段德昌进行“宗派活动”，搞“封建地方主义”。其实万涛是重庆黔江人，周逸群是贵州铜仁人，段德昌是湖南南县人，与“封建地方主义”毫不沾边。不仅如此，夏曦为了使左倾冒险主义尽快在湘鄂西苏区占统治地位，强行改组了特委，成立了湘鄂西中央分局，自任中央分局书记，要周逸群以巡视员身份去江南检查工作，实际上撤销了周逸群党内外的重要领导职务，削弱湘鄂西苏区正确路线的力量。
　　1931年5月，周逸群在岳阳贾家凉亭遭敌伏击，不幸壮烈牺牲。这样，捍卫湘鄂西苏区革命成果的重担，就落在了万涛肩上。
　　6月中旬，湘鄂西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召开，各县县委书记参加了大会，宣告成立湘鄂西省临时省委。由于万涛在湘鄂西党和红军中的崇高威望，万涛被选为省委常委和湘鄂西中央分局军委委员。这期间，还成立了省革命军事委员会及其主席团。主席团由三人组成，夏曦任主席，贺龙、万涛为委员。
　　1931年上半年，夏曦推行的错误路线对湘鄂西苏区各项工作已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夏曦在各种会议和文件中，指责周逸群、万涛领导的鄂西特委执行了“富农路线”，认为“右倾机会主义”才是湘鄂西的主要危险，强调要把湘鄂西党、红军和苏维埃工作“转变”到所谓“国际路线”和“四中全会的正确路线上来”。规定在“平分一切土地”和“加紧反富农斗争”中“彻底改造党、红军和苏维埃”。他还认为“改组派在苏区颇活动”，要加紧“肃反”。但由于万涛、段德昌等一大批干部的抵制和反对，加之夏曦刚到洪湖不久，缺乏相应的基础，错误路线虽已抬头但还未全面取代原来一系列的正确措施。
　　1931年夏，蒋介石调集大批兵力，向湘鄂西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这时洪湖仅有红九师两个团，红三军主力七、八两师随贺龙等领导远在均房一带，远水难救近火。七月，湖北省又遇特大水灾。洪湖苏区地处长江、汉水之间，湖泊河港密布，连日暴雨使江河猛涨。堤垸又多年失修，加之国民党军队枪击修堤抢险的苏区群众，甚至在监利的上车湾掘堤实行“水淹苏区”计划，以致洪湖苏区成为一片汪洋。严重的水灾，于红军反“围剿”的军事行动极为不便，粮食万分困难，盐、布、医药用品非常缺乏。
　　“群众正在逃荒没有盐(饭)吃，要到外面逃荒。”外出逃荒者约占苏区人口的百分之七十。苏区面临严重的困难，红色政权处于被扼杀的危险之中。
　　为了战胜水灾，粉碎敌人围剿，巩固洪湖苏区，必须进行艰巨的抗灾斗争。万涛代表省委起草了《关于水灾时期党的紧急任务之决议》，经省委1931年7月31日讨论通过。
　　决议指出，冲破敌人的围剿，同水灾作斗争，巩固和扩大苏区，这是湘鄂西苏区党的第一等战斗任务。为战胜水灾，党组织要“高度的动员群众”，向全体军民讲明“水灾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结果”，“掘堤灌水是帝国主义国民党消灭苏区和红军整个计划的一部分”，要“号召群众为反对国民党淹没湘鄂西苏区，巩固苏区而斗争”。
　　救灾决议颁发后，洪湖苏区很快掀起了救灾高潮。然而就是这个救灾决议，却遭到夏曦的无理指责，说“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没有跟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政治路线结合起来”。万涛据理力争，对夏曦说:“第一，这个水灾决议没有错误，第二，即使有错误，也不该我个人负责。”鉴于决议是经过省委集体讨论通过的，夏曦只好作罢。
　　为了彻底改变洪湖苏区因敌人围剿和水灾造成的困境，解决关系到苏区生存的给养问题，8月2日，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
　　决议指出，九师目前唯一的任务，就是在巩固和扩大苏区的原则之下，在保存红军基本实力的条件下，图军事上的发展。
　　接着，省委和军委会又在周老嘴开会，决定九师“在能与三军取联系时，则须与之取联系。但这是次任务。为要执行这一任务，派万涛随军出发，领导九师行动，责成万涛转变三军政治路线，充任三军政委。”
　　但夏曦背地却跟红九师师长段德昌、政委陈培荫说:“九师的任务第一是接主力回洪湖，第二是发展襄北苏区。”
　　在洪湖苏区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万涛根据上述决定，奉命于危难之际，毅然担负起反围剿和救灾的重任。他和段德昌、陈培荫一起，率领二十六团渡过襄河向潜江、天门进发，攻占了沙洋、荆门。留守洪湖的二十五团也与之配合，占领了潜江县城。两个团抓住这一时机，一路摧枯拉朽歼灭敌徐德佐旅全部，缴获大量枪支弹药，不仅充实了二十五团、二十六团，而且新成立了二十七团，打退了敌人从北面对洪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当九师在占领沙洋时，“在敌人的文件中，得着远安县长告急电报，说三军已到南漳，有进窥远安的形势。”
　　九师为了与三军主力取得联系，遂出击荆门，并在荆门之仙居地区等了一周，仍未得到三军主力的音信，便渡过襄河，转至襄阳、枣阳、宜地地区，与鄂豫边特委和红九军取得了联系。这时，红三军军部得知九师在鄂北活动的消息，遂决定与九师会合。红三军主力经保康、南漳东下，9月28日，与红九师会师于荆门的刘猴集。
　　当晚，万涛找到湘鄂西特委主要领导作了语重心长的谈话，实事求是地批评了他率红三军攻打中心城市的错误，他心悦诚服，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接着，万涛召开红三军前委扩大会议，团长以上干部均出席。会议传达了中央和湘鄂西分局的指示，听取了万涛的报告，并通过决议，清算了立三路线的错误，改组了红三军前委，由万涛任前委书记和红三军政委职务，并决定红三军开回洪湖苏区。
　　次日，红三军“集合全军讲话，全军政治情绪大为增高。”然后便东渡襄河。
　　10月2日，红三军攻取钟祥，再经京山县永隆河。在永隆河，万涛给夏曦写了工作报告，第一是准备开辟襄北局面，希望省委和中央分局派人来配合，第二是打钟祥等地获得不少布匹粮食，请夏曦责成省委等地方组织，动员组成运输队往后方搬运物资，以帮助洪湖人民度过难关。信中还报告了重新整编队伍等事宜。应该说，万涛信中所叙之事，都有利于革命和苏区建设，但夏曦看完信后却断然拒绝，大冒其火，“认为万涛是下级，下级怎么能指挥我?我不同意。”
　　红三军离开永隆河后，继续扩大战果，打开了当时湖北的第二大集镇――岳口;带着大批物资，于10月8日全部回到洪湖苏区，驻扎于潜江县城。红三军七、八师同九师的会合，以及返回洪湖，极大地增强了红军力量。对于巩固和发展苏区，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不仅如此，万涛在率领红九师出击途中，极大地帮助了处于极端困难的鄂北苏区党和红军的恢复发展;他向鄂北的党组织传达了中央的有关指示，介绍了全国的革命形势及湘鄂西的情况，帮助整顿和扩大了鄂豫边区的游击队，建立了荆门、当阳、远安游击区，出色和超额完成了省军委主席团交给的任务。
　　但是，就在万涛率红九师远征的同时，长江南岸的华容等苏区，由于江水过大，红军不易过江，在敌人的围攻下失守了。
　　中央在报上看到这些情况，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来电问夏曦:东山失守，原因何在?但夏曦不按军委主席团的决定如实向中央汇报实际情况，而是向中央回电:东山失守，皆因九师远离苏区，远水不救近火。”将江南失守的责任全部推给此时正冒着枪林弹雨浴血奋战的万涛、段德昌和红九师。贺龙说:“敌人进攻苏区时，夏曦没有集中队伍去江南援助，又没有给以正确的指示，自己怕负责，就要找一个人开刀。”
　　于是，就在万涛和贺龙率红三军回到洪湖的当天，夏曦以省军委的名义，发出了《湘鄂西省军委会对第三军的训令》，无理指责万涛率红九师攻占沙洋后去接红三军主力，是违反军委决议，抛弃主要任务，执行次要任务;而且把九师的行动，以及红三军南下时把政治部和教导团留在房县的安排，统统指责为红三军的领导人没有决心来巩固苏维埃政权，“根本表现了第三军的领导脱离苏区，不要后方，不要群众的反国际路线的立三路线实质的具体表现。”批评万涛“还没有懂得国际路线和坚决的执行国际路线”。明令彭之玉同志担任红三军前委书记，但又未撤消万涛的红三军政委的职务。
　　看到这个训令，红三军的广大指战员忿忿不平，认为夏曦专横霸道，不仅不尊重客观事实，甚至连党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也不要了，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一共三位成员，万涛和贺龙都随红三军行动，夏曦怎么一个人向他俩发起训令来了?而且，夏曦在主席团成员签名上玩了一个大花招，让其他同志分别代表贺龙、万涛签名。更何况江南失守的时候，万涛已随军到了襄北，怎么在家里不负责，反而要对远征之旅负责呢?
　　对“组织红三军前敌军委，不要政委参加”，“破坏红军政委制度”的重大事件，贺龙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回到洪湖的第二天，他就找夏曦谈了一天。第六天，他又和夏曦“闹了一台”。他把问题一件一件数给夏曦听。贺龙说:“我是军分会主席，三军军长，可是省委却可以作出取消军部、师部的决定，你说执行不执行?你谈话和决议是两个东西，是不是阴谋?江南失守是谁的错?……你来洪湖才几天，地形不熟，与红军关系不深，组织三军前委不要万涛同志参加，是非驴非马的组织。你给所有干部以处罚，今后怎么再与他们相处?”有的同志甚至提醒夏曦8月22日给中央信函中对万涛的评价，希望夏曦改变错误立场，充分肯定红九师出击和万涛的成绩。夏曦在那封信中曾写道:三军政治委员“中央分局派万涛担任，他已随九师出发。万涛四川人，湖北省委派到洪湖工作已两三年，去年任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后在特委任组织部长，现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之一，他曾到过中央，恩来同志大概认识他，就此间同志说，以他为宜，……”然而，夏曦早把这些忘得一干二净，坚持己见，摆出一副扭转红三军政治路线的姿势同万涛争论，同整个红三军前委争论。
　　解放后贺龙同志回忆说:“实际上他是与整个新前委争论。新前委有万涛、段德昌、陈培荫和我，万涛任书记。在竹根滩打了六天仗，就争论了六天，部队无人指挥，会上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都批评夏曦。他只是把眼睛闭起，一闭可以闭半天，可是一睁眼就要杀人。我说他跟关羽一样了。大家批评他，他回头就给大家处分，以省委名义作出决定。”
　　10月15日，夏曦强行召开湘鄂西省委会议，并以省委名义“公开明令撤销万涛同志政治委员之职，调后方工作;德昌、培荫两同志予以警告。”
　　在夏曦的威压面前，万涛代表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10月11日的省委会议和19日在潜江召开的省委谈话会上，万涛都同夏曦激烈争论。
　　万涛和段德昌质问夏曦说:“江南失守是你的事还是我们的事?部队可以调动你为什么不调动?从周老嘴到刘猴集共是三百里，其中一百八十里是水路，刘猴集没有敌人，你不是可以叫九师回去的吗?你谈话在前，决议在后，你谈完话我们就走了，怎么怪我们呢?”夏曦无言以对。
　　在省委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万涛“向省委常委汇报了九师出发的经过，常委会听了万涛同志的汇报后，认为万涛同志没有错误，也没有违反军委主席团的命令，而且超额完成更多的任务。省委常委就作出决定:万涛同志调回省委当宣传部长，省委表示欢迎，但是不同意作为受处分而调动。万涛同志没有什么错误，不应受处分。”
　　10月18日和25日，万涛两次就九师行动问题向省委和中央写了申诉报告，陈述了九师出击的事实真相，驳斥了夏曦的横蛮指责，表达了多数同志对夏曦错误决定的不满。
　　万涛写到:“我对巩固苏区是积极的，特别是在敌人围攻中，我并没有消极情绪，苏区的同志都可以知道。”“我在湘鄂西工作多年，对各方面情况比较熟悉，回到省委是比较适宜的，但如因九师行动的关系而施行撤职，我认为是不对的。”
　　不仅如此，万涛还向中央提出，“夏曦到三军中工作，事实上中央分局等于取消了，对全部工作的领导是有妨碍的。我认为不妥。”
　　在10月25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万涛再一次郑重声明:“过去省委和中央分局关于九师问题的报告，有许多是非事实的，”对“九师行动问题”“绝对不能解释为无原则的纠纷”。并对夏曦向中央捏造的“九师错误，彼等均已承认”的谎言，给予坚决的回击:“非事实的罪名，我们在了解之前是不承认的。”可惜当时王明路线统治下的中央没有也不可能站在正确的立场，给万涛以必要的支持，相反对夏曦越加庇护，认为夏曦到湘鄂西分局以来，是执行了国际路线。
　　1931年11月29日，由于万涛等人的坚决斗争，省委重新作出《关于九师行动结论的决议》。决议说，对九师出击的行动，省委“自己应负主要责任，而把一切错误归于九师负责同志和万涛同志身上，同时不去考虑事实，随意凭空提出许多非事实的批评，这是省委的机关工作方式的表现。当时撤销万涛同志政委职权是不正确的。后省委会议认为万涛同志不应撤职，是调到后方工作。在军事紧张时期，轻易调动军事上主要负责同志，处置也是不慎重的。”“组织前敌军委，不要政委参加，更是不正确的，这是破坏了红军政委制度，这是儿戏的处理军事。同时决定九师同志的处罚，又不当面宣布，这是非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方式。”
　　另一方面，决议又表现了调和折衷的态度，说九师行动延迟了天门、潜江苏区的开辟，是错误的。“省委决定，万涛同志……另给予警告，德昌、培荫同志同样给予警告，并要该三同志对此处罚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接受。”
　　万涛被排挤出红三军后，回到地方担任了省委宣传部长。他并未因自己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斥打击而灰心失望，而是以更高昂的革命责任感，同“左”倾错误作坚决的斗争，为革命事业忘我工作。他对“左”倾错误的危害，非常痛心，不顾自己的艰难处境，一面在《洪湖日报》上著文批评湘鄂西特委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的错误，一面毫不妥协地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继续斗争。
　　其时，夏曦已兼任红三军政委职务，集湘鄂西党务军权于一身。由于红三军再次出击襄河两岸，取得几次较大的胜利，夏曦便头脑发热，不顾洪湖苏区刚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和水灾的困境中苏醒过来的客观情况，主张红三军主力向襄北和京汉路方向发展，与豫鄂边打成一片，包围武汉，以完成“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对此，万涛身处逆境，顾全大局，站在党的立场上，再次与夏曦针锋相对，提出了红三军主力南下，巩固洪湖苏区，并收复江南苏区的正确主张。夏曦派军委会参谋长回省委传达他的意见，万涛就站起来发表意见，说:“中央代表是怎么搞的?到了我们这里来尽是帮倒忙……不同意，坚决反对！”
　　在另一次省委常委的会议上，万涛报告了夏曦要抛弃洪湖根据地，给省苏维埃留了个戴补天(省委主席团之一，经委主席)作招牌，其余凡能作政治工作的同志都调到前方，为完成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而徒劳。与会同志听了万涛的报告，都反对夏曦的意见，认为这是悲观失望。会上大家一致推议派万涛赶到前方向夏曦抗议，但毫无结果。
　　11月20日，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夏曦因在前方，未出席。会上，万涛认为，夏曦主张向襄北发展，而襄北敌情严重，红军过襄河就有被敌人切断而回不了洪湖的危险。这样，新区无法开辟，老区也无法巩固，甚至有被敌人占领的危险。而红三军则会无后方根据地作依托，在强敌围困中孤军作战，后果难以想象。万涛还列举了夏曦来洪湖后的许多军事错误，如水灾发生前夏曦在军事上提出两次退却，后又犹豫动摇导致潜江失败等等。段德昌也发表了对夏曦的错误行动不满的意见。省委巡视员潘家辰则历数夏曦的错误，说夏曦任湖南省委书记时在湖南马日事变中就右倾，知道许克祥即将疯狂镇压长沙的革命斗争，不作相应安排只身逃跑，导致马日事变我党损失惨重。
　　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鉴于过去红二军团南征后，苏区遭受敌人摧残蹂躏的痛苦经历，纷纷同意和支持万涛的意见，对夏曦的冒险错误义愤填膺，指责夏曦在红九师北上、江南失守及红三军向襄北发展等问题上的错误行为。经大会一致同意，大会向中央作了《反对夏曦在中央分局及军队中的领导路线问题的报告》。
　　报告说:“夏曦同志在红军中一般干部均不满，当然，对夏曦同志的信仰也很低，请中央迅速解决这一问题。至于夏曦在中央分局的领导，省委没有具体意见，的确他有些观点确成问题，请中央酌量解决，”“派人来建立和加强对湘鄂西党的领导。”
　　对红九师行动和红三军向襄北发展问题所引起的意见分岐和激烈争论，中央分局和省委11月派分局及省委成员宋盘铭赴中央汇报，以求解决。11月20日，宋盘铭向中央作了汇报，并于12月中旬带着中央指示回到湘鄂西苏区。中央批评了夏曦在处理九师等问题上的一些具体错误，也不同意撤销红三军各师部;还认为地方干部能批评中央代表，中央表示赞许。但在总的方面，却极力支持夏曦，说夏曦到湘鄂西分局工作以来，是执行的国际路线，是正确的。
　　万涛不屈服于中央的结论，再次要求派省委成员尉士筠再赴中央，客观地反映长期争论的问题。12月下旬，尉士筠出发，夏曦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所让步，承认了一些错误，但对万涛等人仍耿耿于怀，认为省委扩大会议是万涛、潘家辰操纵的“反中央分局的小组织活动”。以后，更用“反党”“反革命”的帽子压制党内的批评，打击同志，强行贯彻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正如贺龙同志所说，红三军回洪湖后的一系列党内争论，不但未能真正解决问题，相反，“万夏之争”反而成了后来湘鄂西党四大会议争论和以后“肃反”杀人的根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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