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十年夕阳红] 长十郎 夕阳红
时间：2019-02-19 05:32:5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小鹏同志一生，功勋卓著。他给毛泽东当过秘书，当过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他勤于笔耕，编研党史，江泽民总书记曾给他回信勉励;他坚持摄影六十年，题材独特，技术精湛，记录了中国共产党若干历史的瞬间，实现了斯诺先生的遗愿……在纪念小鹏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回顾我们几十年来的交往，想起那些顶风冒雪、炎炎烈日、刮风下雨的日子，想起那些挑灯夜战，夜以继日的日子，我分明感到，小鹏同志分明还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则活在他的事业之中。
惊闻噩耗
2007年7月20日，儿子周勇从北京给我电话，说小鹏同志去世了。我完全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尽管这些年来，小鹏同志身体不大好，患有脑梗塞，但凭着他顽强的生命力，每次都能化险为夷。更何况不久前我还收到他儿子编写的《老爸童小鹏的长征情怀》一书，见到他用左手抄写的毛主席《长征》诗，风采不减，让人惊叹。
小鹏同志一生，功勋卓著。他当过毛主席的秘书，当过周恩来的总理办公室主任。他勤于笔耕，编研党史，，江泽民总书记曾给他回信勉励;，他坚持摄影六十年，题材独特，技术精湛，记录了中国共产党若干历史的瞬间，实现了斯诺先生的遗愿……但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则是对我做文史资料工作的支持、帮助，以及对重庆的党史、文史工作的巨大贡献。
鼎力相助《重庆谈判纪实》
我生于1920年，比小鹏同志小6岁。1936年，我在重庆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抗日战争时期，我曾经秘密参加过南方局重庆统战工作组的工作。但那时，我并不认识小鹏同志。因为他在红岩村南方局长期从事机要工作，我们没有见面的机会。全国解放后，我长期在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工作。五十年代后期，小鹏同志调中央统战部任副部长，因为工作关系，我们彼此的接触就比较多了。经过了“文革”的磨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和小鹏同志又才见面。在多次交谈中，我们都深感，在“左”的思想冲击下，周恩来、南方局在重庆创建的伟大业绩明显被人淡忘，现在山河重光，天朗气清，我们大家都有责任把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业绩保存起来，传承下去。因此，我恢复工作后，婉言谢绝了许多老同志对我工作的关心和安排，而主动要求到政协“文史资料”部门，以此作为实现宿愿的新战场。
1978年，重庆市政协工作恢复正常后，文史工作逐渐展开。而当时，重庆地区的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也尚未展开，更没有党史机构，因此市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便包括了一些有关革命党史资料的征集。我一上任，便决定以征集“重庆谈判”和周恩来同志在重庆8年（即南方局时期）的历史资料为突破口，与红岩革命纪念馆合作，把“死”（档案、报刊）“活”（口述）资料结合起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先从报刊资料收集整理入手，然后查阅档案资料，循序渐进，逐步展开。这项工作整整花了3个月时间，终于整理出两份材料，一份是《重庆谈判纪略》，一份是《1945年国共两党代表和谈纪略》。有了这个基础材料，对当年毛泽东主席来渝参加“重庆谈判”，和周恩来同志1945年在重庆的主要活动，便有了一个粗线条的了解和认识。与此同时，我进一步扩大征集范围，专门访问了“重庆谈判”期间在国民党重庆《中央日报》的总编辑，和当时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派驻“桂园”执勤的警卫人员，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许多内幕情况，因此又组织他们撰写了两篇回忆文章。在“文革”关押期间，我以研读究毛主席诗词来度过囹圄生涯，积攒了一大批毛主席诗词解读本，其中我对《沁园春・雪》情有独钟，搜集整理到一大批资料。现在“解放”了，便将这些材料整理成《咏雪词在重庆传诵期间的斗争》一文。1978年12月，在我主编的《重庆文史资料》出版创刊号上，我便将上述这几篇文章一并发表在上面。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一经公布，便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也为重庆的党史资料、文史资料工作开了一个好头。
这个好的开头对于刚刚走出“文革”阴霾、恢复工作不久的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在这个基础上，我紧紧抓住“重庆谈判”课题继续深钻下去。1983年，是毛泽东主席诞辰90周年，我便与红岩革命纪念馆继续合作，编成了《重庆谈判纪实》。这部书分为十个部分，由档案资料、报刊文献、回忆文章组成，第一次较为全面系统地记录了重庆谈判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特别是搜集到国共两党代表在“重庆谈判”期间的6次谈判记录，也使得此书更具权威性。
1983年夏天，这本书编好以后，需要送中央审核出版，于是就找到了小鹏同志。因为小鹏同志跟着周恩来在重庆工作了八年，是南方局那段历史和重庆谈判的亲身经历者，而当时他又担任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因此，我们就请示小鹏同志，希望听听他的意见。小鹏同志全然没有“大领导”、“老领导”的架子。对我们向他提出的要求欣然同意，并在当我们还没有从重庆出发时，小鹏同志就在北京把可能会涉及到的领导同志和有关工作安排妥当了。我们一到京，他立刻亲自听取了工作汇报并审看了全部书稿，而且他亲自与许涤新等老同志联系，提出审读和修改意见;并代我们请教在当年“重庆谈判”期间担任毛主席秘书的王炳南同志，请他为该书作序;请陆定一同志题写书名。这些“小事”、细节，他都亲自操作亲力亲为，给人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太令人难以忘怀了。
1983年12月，《重庆谈判纪实》由重庆出版社正式出版，深受历史学界、党史学界好评，特别是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高度评价，使人深受鼓舞。据童小鹏告诉我，当时正值我党中央向台湾当局发出了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倡议之际，而台湾方面则认为，历次国共合作都是国民党吃了亏，因此不能再搞国共合作。对此，邓小平同志在一次会见外国记者朋友时就公开做出回应。他说，第一次国共合作，因为我党没有经验，达成协议不久，蒋介石公开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导致国共合作破裂，结果是共产党吃了亏。第二次国共合作，两党通过1945年“重庆谈判”，达成了“双十协定”。但签字不久，国民党撕毁“协定”，发动大规模内战，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全面反击，最后把国民党赶到台湾孤岛上去了。最近我们出了一本书，叫《重庆谈判纪实》的书，对此记载得十分详细，大家读读这本书部，对这段历史就清楚了。由于有小平同志的肯定，中央决定将这部书赠送给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的全体代表。大会主持人并在会上公开告诉重庆出席会议的同志，要他们转告市委，将《重庆谈判纪实》再印一版，假若地方经费有困难，由中央支付。另外从海内外学术界的反响看，这部书也得到了高度评价，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并由此于1984年分别获得四川省、重庆市人民政府颁发的第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完成一个约定，十年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纪实》
1984年4月，时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的孟广涵同志和我来到北京，向童小鹏同志请示工作。小鹏同志向我们传达了邓小平同志的上述指示，同时建议把这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继续下去。小鹏同志说，抗战时期，国共之间的谈判并不止这一次，即使是1945年的“重庆谈判”，也有许多次谈判的记录没有收入《重庆谈判纪实》之中。他对我说，这些年来，你已经做了很好的工作，但还只是一个开头，不能就此止步，还要搞一部“大书”才行。最后我们商定，一是继续扩大收集“重庆谈判”的史料，把这一课题继续深入地研究下去;二是以《重庆谈判纪实》为基础，往前追溯到抗战之前第二次国共合作酝酿时期的历史，往后延续到抗战胜利后内战的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从而搞出一部完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这就是当时作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的童小鹏同志对重庆党史、文史工作的嘱托。也正是这个约定，小鹏同志和我又开始了更加紧密的“文史十年”的交往和深厚的同志友情。
对于前者，十年中，在小鹏同志的指导下，我在第一版《重庆谈判纪实》的基础上，又搞出了一部增订版。这部《重庆谈判纪实》（增订版），字数已由35万增至65万，篇幅增加了70％， 内容由原来的 10 个部分增加为 14 个部分，新增资料、照片达100多件，功夫下得相当大。增订版完善了初版的“纪实体例”,使全书的“历史纪实性”特点更加突出;增订版在反映重庆谈判的广阔背景、谈判进程和各种政治势力的相互关系上更加全面;增订版对构成重庆谈判的核心资料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收集和整理。增订版的突出特点还在于资料的丰富和翔实，它几乎囊括了大陆与台湾、中国与美国所收藏的档案史料，加之文献资料与口碑材料融为一体，使对这一重大事件的资料收集整理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今天，《重庆谈判纪实》已经成为海内外研究重庆谈判最权威的资料之一。
如果说编辑出版《重庆谈判纪实》是由我们发韧，小鹏同志指导的话，那么，接下来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纪实丛书》则从一开始就是在小鹏同志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
《第二次国共合作纪实丛书》是迄今为止，国内历史学界编辑出版的第一部全面系统地反映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发生、发展、曲折、直到最后破裂的全景式专题资料著作。编者本着“实事求是”原则，按照历史发展顺序，以事件本末为中心，采取融大陆、台湾国共两党，中、美两国政府档案、报刊资料，以及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为一体的纪实性编辑体例编成。全书既具有历史著作的纪实性，又具有史学研究的资料性。丛书由孟广涵任主编，我为第一副主编，国内许多从事党史研究的专家章百家、杨奎松、牛军等国内多位从事党史研究的专家都参加了编辑工作。这套丛书得到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红岩革命纪念馆等单位的通力合作，也得到国内有关图书馆、档案馆、研究所、大专院校等的大力支持，历经10年（1983-1993）时间，甫告完成。这套丛书包括《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两卷，1992年出版），《重庆谈判纪实》（一卷），《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两卷，1990年）和《国民参政会纪实》（三卷，1985、1987年出版），共4题八卷，500万字。
十年中，我们按照小鹏同志所确定的主线、框架、原则，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工作。而小鹏同志，则曾多次亲自出面，请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陆定一同志为四部书分别题写书名，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为《国民参政会纪实》作序，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史良、雷洁琼、孙起孟、楚图南，全国政协副主席屈武、缪云台、胡子昂，全国政协常委梁�溟等为丛书题词。
丛书出版之后，好评如潮。四题八卷全部荣获四川省、重庆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三等奖，《国民参政会议纪实》还获得1979―1989年四川省100种优秀图书铜帆奖。
对国共合作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对这批档案史料的出版，既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研究，也为推动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提供了历史镜鉴的进程。仅《重庆谈判纪实》一书就累计发行４万余册。1987年“北美华人社会科学家协会第二届年会”在美国召开，会议以“中共国内外谈判策略”为主题，《重庆谈判纪实》即被指定为会议主要研究和评论的书籍之一。国家文化主管部门把这套“丛书”指定为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礼品书。而今，这套丛书已经成为重庆出版社的精品图书之一，累计发行４万余册。
当这部丛书的最后一部《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即将出版的时候，出于对小鹏同志的敬重，我们请他作序。那时，他刚回到漳州，于是欣然命笔。在《序言》中，小鹏同志回忆起我们在1984年春天的那个约定，“重庆市政协孟广涵、周永林同志来北京，我和他们商定，以《重庆谈判纪实》为基础，前延后续，全面反映第二次国共合作酝酿、形成、发展、破裂的历史，为后人留下一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史证”。《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是我同作者们倡议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纪实丛书》最后完成的。“作者们要我为它写一篇序言，我十分乐意。因为，一则是为了表示对作者和出版社的感谢和祝贺;同时，也感到自己为党史工作尽了一份责任而高兴”。
音容笑貌心中永念
20多年过去了，今天想起这件事情，仍然感慨良多。可以说，没有小鹏同志，便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纪实丛书》，没有小鹏同志，这部书根本搞不到现在这个样子。这件事最初是由我们提出来的，并不在他的工作计划之中，而他完全是把这件事当成了自己的事，只要我们提出一个要求，他就会主动地帮我们出点子，提思路，想办法找关系。我们提出的他做了，我们没有提出的，他都想到了，也做到了。实在难能可贵。
在纪念小鹏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回顾我们几十年来的交往，重温小鹏同志的音容笑貌、谆谆教诲，再重读这些20多年前的史料，想起那些顶风冒雪、炎炎烈日、刮风下雨的日子，想起那些挑灯夜战，夜以继日的日子，我分明感到，小鹏同志分明还活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则活在他的事业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