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志不渝【献身革命　矢志不渝】

　　郑绍文，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矢志献身革命事业。1979年调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1993年10月在北京病逝。郑绍文为革命理想身先士卒艰苦奋斗60余载，曾被北洋军阀和国民党逮捕四次，在反动派监狱累计度过了5年零9个月的漫长岁月。在生死关头，他坚贞不屈，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和大无畏的精神。
　　
　　第一次指挥战斗
　　
　　1931年4月，郑绍文受党的委派，前往湘鄂西洪湖苏区工作，历任红军第三军九师二十五团政治处主任、第三军政治部组织科长、中共湘鄂西省委巡视员、秘书长，中共汉阳县委书记、洪湖军校政治部组织科长兼政治部教员、湘鄂西军委警卫团政治委员。
　　
　　1932年4月的一天，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找郑绍文和罗统一谈话，要郑绍文到警卫团去当政委，罗统一当团长。并且说:“你明天就到警卫团去，要坚决守住新沟。如果新沟失守，你就提头来见我。”
　　第二天，郑绍文赶到警卫团与罗统一团长商量后，就把队伍带到了新沟。决定把团部摆在新沟咀，正面只摆一个营对付敌人进攻，其余兵力相机攻击敌人侧面。次日清早，段德昌带领九师三千多人来了。又过了一天，敌人果然来了。战斗前段德昌查看了阵地，叫郑绍文把骑兵布置在芦林里。又给郑派来了三挺机关枪。
　　郑绍文第一次指挥战斗，根本不知道怎样配备火力。当机枪连长问他，机枪摆在哪里时，他说:“你看哪里好，就摆在哪里。”后来连长把机枪布置好了，郑绍文问他，为什么摆在这里？他说，这里射界很宽，可以发扬火力。这时郑绍文才懂得了使用机枪的要领。战斗打响后，敌人大约派了一个营的兵力，端着刺刀向阵地扑来。敌人迫近芦林，郑一声令下，机枪一齐开火，敌人就像割草般地成排倒下。接着，郑指挥芦林里的骑兵也冲了出去。原先埋伏在荆河附近的一个连也向敌人进行侧击。敌人顿时乱成一团，纷纷向后溃退。郑带领警卫团乘胜发起追击，一直把敌人赶到老新口。这时，郑手里打着一面旗帜，身后只跟着八九个人，其余的部队不知到哪里去了。他们几个人坚持在两个小坟包上向老新口的敌人打了一阵，直到九师的主力赶来他们才回去。这次战斗消灭了敌正规军2000多人，非正规军1000多人，并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其他物品。这天晚上，战士们兴高采烈，把缴获的枪支纷纷交到团部。第二天，贺龙带领的红三军主力到达老新口，全歼了范绍增的三个团，范绍增负伤逃走。当天下午，郑绍文见到贺龙，报告了作战经过。当时，贺龙笑得前仰后合，连连说:“不错！不错！基本条件够了。”郑问什么基本条件，贺龙说:“就是不怕死嘛！”
　　
　　监狱里的斗争
　　
　　1933年5月9日中午，由于叛徒李仲雄出卖，刚到上海的郑绍文被送到了上海市警察总局。郑知叛徒李仲雄了解他的底细，隐瞒显然是没有用的，就下定决心当烈士了。当敌人把郑关进有几十个人的大牢房里时，郑发现革命人士李成绪也在里面。李成绪了解了郑的情况后，说:“你的事还有可为，为什么不争取完璧归赵呢？”李成绪的话，对郑启发很大，他下决心要与敌人斗智，决不轻易引颈受戮。那天晚上，郑与李商量了许多对付敌人的办法，总的原则是:承认过去，隐瞒现在，争取早日获释。
　　第二天九点多钟，警察总局督察处刘主任，叫人把郑绍文引到办公室。刘主任开口道:“关于郑先生的情况，仲雄兄早就告诉兄弟了。兄弟很想和郑先生做个朋友，今天真是三生有幸，总算找到郑先生了。”听了刘的话，郑绍文觉得像是演戏一样，于是也套着腔调答道:“今天承刘主任这样礼遇，实不敢当。回想前几年，我郑某在上海虽不算一、二等革命领袖，也可算三、四等红色要人，可惜今非昔比，我连个党籍都搞丢了。”
　　刘说:“郑先生太客气了，据仲雄兄讲，郑先生的革命精神是令人钦佩的。”姓刘的一再提起李仲雄，郑正好乘机否定他的指控。于是郑就问道:“刘主任知道我和李仲雄的关系么？”
　　刘说:“知道，你们不是同乡同学么？”郑立即答道:“是的！他不仅是我的同乡同学，而且还是我的情敌呀！过去我们为争夺一个女同学，他失败了，这个女同学和我结婚了。你想，他能够不报复我、不陷害我么？”
　　刘说:“当然，我们不会完全相信他的话，还要听听郑先生自己的意见。”郑说:“要问我的意见么，只有两条:第一，坚决反对捏造退党宣言、捏造悔过书;第二，坚决反对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和敌人第一次交锋就这样结束了。
　　下午二时，看守人员又把郑绍文引到那个办公室，李仲雄在里面，他起身招呼:“大哥！请坐！本想请你到家里去谈谈，估计谈不出什么结果，所以请你上这儿来。”
　　郑面对这个出卖灵魂、出卖同志的叛徒，怒不可遏地骂道:“你找我谈什么？是想劝我投降吧？你肚子里那点东西还值得一谈么？我和你没有什么可谈的！”李仲雄听了惶惶然不知所措。
　　这时，王克全从里屋出来厚着脸皮苦笑地说:“昨天我们请郑先生来……”
　　郑说:“你干脆说捉来好了，何必装模作样呢？”王说:“我们请郑先生来，实在是一番好意，请不要误会。郑先生对共产党忠心耿耿，不怕牺牲，这是很多人知道的。可是，共产党不用你，不提拔你，你有什么办法呢？难道郑先生甘心给别人当一辈子马前卒么？现在我们成立了一个组织，欢迎郑先生参加。请郑先生写个自传吧！”
　　这时，郑绍文明白，这是敌人要审查我的经历了，我必须利用这个机会对付敌人的审查。于是，郑答应了写个自传。这次谈话后，敌人就把郑换到一个小号子里，又送来了纸和笔。第二天，郑就按照事先定下的“承认过去，隐瞒现在”的策略写了一份自传，最后还写了一条口号:“共产主义万岁！”自传写好后，李仲雄就拿去了。
　　5月20日，郑被转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关在十一号牢房里，李成绪前几天就转到十号牢房，刚好有一块板上穿了一个洞，郑趁看守人员不在的时候，就和李交谈起来。李认为这个自传写得很好。但是关键问题还要有两个证据:一个证明1931年回了四川，一个证明现在是从四川来的。可是，郑在牢里无法搞到两个证据。
　　四个星期后，法官李华龙审问郑绍文，他拿起几张稿纸问道:“这份自传是你写的吗？”郑接过看了看说:“不错，是我写的！”李说:“你现在后悔了吗？”郑说:“我这个人有个脾气，凡是做过的事从来不感到后悔。”李说:“你的案情按照上海市的解文来看，是没有什么可问了。”郑答道:“既然如此，那就枪决好了！”……李法官最后说:“不过，我这里是正式法庭，一切决断都要有证据，只要你能够提供有利于你的证据，本法官无不采纳。”
　　郑回到号子里以后，反复思考法官的谈话，觉得这个人不同于那些特务，思想上还有些旧的道德观念，可能对自己有些帮助，可是问题还是要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证据，不然，就很难做到完璧归赵。
　　几个月后，郑托刑满出狱的刘某给四川老家写信，证明1931年郑在四川教书，1933年春又从四川来到上海，刘照郑的意见办了。
　　接着，郑又想到四川高志学院当教授的左治生同学，给他去信谈明了一些情况。约半月后就接到左的明信片。特别是信开头的:“分袂数月”一句。恰好证明了数月前郑是从四川来的。郑看到这封信，真是喜出望外，高兴极了。
　　12月，李华龙第二次提审郑。刚一到庭李劈头就说:“现在李仲雄检举你，1930年你是江苏省行动委员会委员。同年秋被派往洪湖苏区，历任连长、营长、团长、团政委、师政委、代理师长，后因作战有功，调贺龙总部任参谋，这是否属实？”
　　郑一听检举的时间不符，不禁哈哈大笑后说:“李仲雄完全是胡说八道！请法官想想:1930年1月，我因参加示威游行被上海警察局逮捕，判处徒刑十个月，关押在提篮监狱守法，我一个人怎么能一面在上海坐牢，一面又在洪湖当红军呢？法官如果不信，可以到上海特区法院查一查档案。我是1930年1月9日判决的，当天就押入监狱执行，我在狱的号码是4235。”
　　李法官又问:“既然你没有到洪湖去，李仲雄又为什么要这样检举你呢？”郑淡然一笑后说道:“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因为我是他的情敌，过去，我们和一个姓周的女同学闹三角恋爱，结果那个女同学和我结了婚，所以他想借法官之手杀我，以泄其私忿。”李法官这时叹了一口气说:“唉！你们年轻人哪，就爱搞这名堂。”
　　停了一会儿，李法官又问:“那么，你说今年是从四川来的，有何证据？”这时郑的口气就更硬了，郑说:“我有朋友的信可以证明。”接着，郑就回号子取来左治生的明信片，交法官查验。李法官仔细看了一会儿，说道:“这可以算一个证据，不过，信中所说的分袂地点是什么地方？安知不是在洪湖或者在莫斯科分袂呢？”
　　郑说:“这个问题法官可以查问给我送钱来的朱新兰，他现在在南京某处，叫他说说数月前左治生是不是在四川。”
　　法官沉吟了一会儿说道:“如果是这样，你的证据可以成立，可是，1931年你到底在哪里？去函潼南县调查了，你看看他们的回文吧。”法官说着就递过来一张公文。上面写着:
　　“查郑岩平本县确有其人，但留学在外，多年未归，是否身为赤匪，本府概不知悉。四川省潼南县政府”。
　　郑绍文看到这份公文，心里顿时紧张起来，但表面上仍然从容不迫地反问道:“法官！你相信这份公文是真的么？”法官说:“怎么不是真的！你有何凭据说不是真的？”
　　郑反问道:“请问法官，你能保证潼南县的官员不贪污受贿吗？你能说这不是我的仇人买通潼南县的官员写的回文吗？”
　　法官问道:“你有什么仇人？他为什么要害你？”郑答道:“这话说来就长了。”于是，郑把家里为分财产打官司的情况当庭陈述了一番。郑又说:“多少年来，二叔祖一家和我们家里如同仇敌，他们为了侵吞遗产，早就想谋杀我，现在听说我在南京坐牢，自然会贿赂县官，落井下石，以绝后患。”最后，郑特别向法官申明:“此事在我的自传中已经写得很清楚，请法官明鉴。”
　　这次审问足足辩论了一个下午才结束。当天傍晚，郑才感到完璧归赵有点把握了。在以后的日子，郑为了促使法官早日判决案子，特地用文言笔法写了“申诉状”。
　　1934年中秋节的前一天，郑接到了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的判决书。当天下午，拘留所就把郑绍文转到南京军人监狱，在那里整整过了三年的铁窗生活。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协议后，方予以开释出狱。
　　
　　改造第六团队
　　
　　1940年1月，根据中原局指示，中共豫鄂边区党委正式成立。原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扩编为纵队，由李先念同志任纵队司令员。郑绍文在组建过程中曾短期任参谋长。
　　2月的一天，李先念叫郑绍文到他那里去，郑绍文去见面后，李先念就提出叫郑绍文到第六团队工作的问题，他着重指出:改造这支部队的任务既繁重又紧迫，第六团队是刚刚争取反正过来的一支伪军队伍。团长郭仁泰是应城矿区的一位“汉流”大哥，团里的营长、连长多属他手下的“汉流”骨干，驻在石板河一带，靠近矿区，内部情况复杂，如果出了毛病，再被敌人或国民党拉了过去，对新四军纵队、对石板河或矿区，都有很大威胁，所以叫你去，尽快把第六团队改造过来。李先念还特别嘱咐郑绍文:“这次去，你一个人去，不要带家属，考虑你的安全，给你带去一个班。”郑绍文马上纵声大笑，并回答:“一个班能解决啥子问题？一个连还马马虎虎。”李先念说:“哪有一个连给你，一个排也困难。”郑立即回答:“那就我单枪匹马，一个人去，只带一个警卫员，一个饲养员，一个勤务员，一行四人足矣！”李先念试探地问道:“这能行吗？”郑绍文爽快地答道:“可以。”
　　郑绍文接受了改造第六团队的任务，很快到了第六团队团部所在地――石板河附近的何家大湾。郑绍文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改编整个部队。在做好团长郭仁泰的思想工作的情况下，摸清了整个团队的人员、干部情况，拟定改编计划方案后，向纵队首长李先念等汇报，争取领导的支持。在改编中，李先念亲自召开了全团队干部会议，正式委任了全团排以上干部，他在会上强调了纪律和三项要求，并重新委任了第六团队的干部:郭仁泰任团长，郑绍文任政治委员，张卓然任副团长，杨子仿任参谋长，谢威任政治处主任。团队下设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李春山，第二大队队长为董汉清，第三大队队长为肖廷楚。各大队、连队都分配了共产党员担任教导员、指导员。
　　第二件事就是在湖区成立第六团队的留守处。郑绍文遵照李先念同志的意见，在湖区成立留守处，由第一大队队长李春山任留守处的主任。主要任务是:一方面有了伤病员就送到留守处有人负责接待;二方面有些人在部队里不行，要离队回到湖区能有个吃饭的地方，免得骚扰老百姓。后来事实证明，设立留守处是既掌握住部队实际战斗力，又不伤感情地给“汉流”骨干安排一条退路的高明一着。
　　第三件事就是设立联合指挥部。1940年4月，日寇又开始了对丁家冲、八字门的“扫荡”。根据第六团队当时的情况，是很难独立应付的。杨焕民、蔡松云同志的第五团队就住在附近，于是郑绍文立即发电，建议纵队组织五、六两团成立联合指挥部，由杨焕民同志任指挥长，郑绍文任政委。这实质上是依靠第五团队，监视第六团队，以防发生意外。郑绍文和杨焕民商定，六团队向五团队驻地王家松林方向靠拢，让开大路，再迂回侧击敌人。为了掩护司令部和后方机关撤退，郑绍文派董汉清的第二大队到芦子坡阻击日寇。董汉清刚一接火，立刻带着另两个连撤了下来，打算把部队拖到湖区李家集去。谁知，就在他拉着部队路过五团防地王家松林时，杨焕民同志下令缴了他们的枪。第二天，郑绍文到团部郭仁泰的房间去，董汉清正哭丧着脸向郭仁泰诉说被缴枪的事。郭仁泰也正在大发雷霆。郑绍文冷静地对郭仁泰说:“不要急嘛，先听听情况再说。”郑绍文分析了缴枪的地点后，又找来二大队教导员了解情况，正在这时，五团队派人送回了被缴的枪支和杨焕民的一封信。通过多方证实，董汉清是在违抗军令。郑绍文声色俱厉地说:“在战场上违抗军令，是应该枪决的，缴枪还是最轻的。”这样一来郭仁泰不但不再发脾气了，反倒追着问郑绍文如何处理这件事。郑绍文当即明确表态:“教导员，是党的代表，不服从党的决定，脱离团队建制、立即撤职。董大队长是党外人士，从轻处理，记大过一次，通报全团。”经过这次较量，董汉清的嚣张气焰被打下去了。敌人扫荡后，五团队驻在南面的丁家冲，实际上堵住了六团队去湖区的道路，使反动的“汉流”骨干不能拖队伍叛逃。
　　第四件事就是确立革命军队的组织观念。郑绍文把第六团队纳入了新四军序列，但内部的组织关系仍是“汉流”邦会式的统属关系。团长是大哥，大队长是“三哥”、“五哥”，连排长是“老八”、“老九”，一见面彼此就这么称呼。为此，郑绍文首先找到郭仁泰，向他讲清革命军队上下级关系的道理，讲明了“同志”称谓的含义。郭仁泰同意了在团队内解散“汉流会”，不准再称兄道弟，一律以职务和同志相称，并由郭仁泰在全团大会上宣布。这样，第六团队的“汉流”风气才逐渐清除。但是，个别“汉流”骨干还不死心。通过多方调查掌握到三排长调戏妇女的事件，郑绍文作出给他记大过的处分，并通报全团。后来，一些反动“汉流”骨干在强大的政治宣传的攻势下，逐渐孤立。董汉清、李光安、韩劲武和三排长之类分子，也先后请假离队一去不归。郑绍文就提拔新鲜血液，六团队的干部队伍逐渐发生了变化。后来经过多次的战斗和郑绍文的整训，第六团队逐步巩固了，不仅提高了战斗能力，而且严守群众纪律，部队所到之处，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拥护。李先念听到反映后说“可以了，郑绍文的任务完成了。”1940年9月，纵队政委任质斌在总结第六团队工作时说:“六团队是与郑绍文同志的名字分不开的。”
　　
　　和平谈判
　　
　　1946年春节，郑绍文接到中原局通知，要他到武汉去参加和平谈判。由廖汉生接替郑的江汉军区政委职务。
　　第二天，郑就赶到武汉外围的禹王城等待李先念同志。没几天，李先念从武汉回来对郑说:“我已同国民党武汉行辕主任程潜、副主任郭忏谈妥了，由你任我们中原军区驻汉办事处少将处长，同时也是我的私人代表，以双重身份开展工作。”当天，李先念就安排郑到汉口去，于是，郑就带着徐达三、熊中杰等同志进武汉了。
　　郑来到汉口德明饭店中原军区驻汉办事处，军调处第九执行小组中共方首席代表薛子政同志对郑汇报了武汉的谈判情况。3月15日，郑绍文就飞到重庆，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接待。
　　郑绍文来到重庆上清寺周副主席和中共代表团驻地，立即向周副主席汇报了中原地区及武汉谈判的情况。周叫郑住下来过些时候再走。后来，东江抗日纵队的政委林平同志也来了，就住在郑的房间隔壁。
　　当时，国民党不仅破坏停战协定，一再向中共军队实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还在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宣言上颠倒黑白，诬蔑中共“破坏停战协定”，“要求中共部队即速停止继续攻袭”。周恩来同志要郑、林到重庆的目的就是要以活生生的事实驳斥国民党的这种无耻诽谤，向中外舆论揭露事实真相。
　　周听取了郑绍文的汇报以后，指示根据郑绍文的汇报材料，以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对郑走访的形式，写出了《反动派蓄意消灭有功部队，新四军第五师被围粮绝》的报道和社论《为新四军五师呼吁》，周恩来亲自加以修改，在3月18日见报。
　　就在《新华日报》发表消息和社论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同志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首先由郑绍文和林平分别就中原和广东地区中共军队被国民党部队围攻封锁的情况提出控诉。周恩来同志最后发表谈话，在谈到停战问题时周恩来同志义正词严地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在宣言上要求中共部队即速停止继续攻袭，但实际上究竟是谁不遵守停战命令实行继续攻袭？只要听到方才郑、林两位关于中原、广东情形的报告，事情就很清楚了。”
　　中外记者招待会开过以后，郑于3月24日回到武汉。为了解决办事处的活动经费，郑就通过一些社会关系，开始做了一些运盐的生意，并把现款存到钱庄去生息。
　　郑在武汉谈判时，敌特机关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办事处人员的监视和刺探，每天都有国民党的三个宪兵在那里值勤。办事处有事出门，总有几个盯梢的跟在后面。特别是办事处对面的波茨坦饭店，那些女招待几乎全是特务。办事处的同志去吃饭时，他们就卖弄风骚，故作多情，企图勾引办事处的干部。为此，郑绍文就一再告诫全体人员，不准与他们勾勾搭搭和攀谈，谁违反纪律就严肃查处。这样一来，大家都很警惕。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郭忏还派了一个少校联络参谋到办事处来，说是来为郑绍文“效劳”的，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他去办，实是来监视郑绍文的。郑绍文要办秘密事项的时候，只有别的同志来把他缠住，郑才换上西服独自出去。
　　5月上旬，为制止国民党部队向中共中原部队进攻，周恩来同志与美蒋代表到武汉和宣化店视察。5月9日何应钦却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居然宣称 “中原根本无冲突”。为此，郑绍文通过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通过郑几个月的观察，国民党一心在准备内战，毫无和谈的诚意。郑估计国民党迟早是要翻脸的，便事先作好了电台、密码的隐蔽工作。
　　6月20日，郑绍文接通知回李先念驻地汇报工作，李先念告诉郑:“全面内战已经迫在眉睫，中央指示我们尽快突围。本来我们是打算把你们撤回来一起突围的，但这样做会暴露我军突围的意图，所以中原局决定牺牲你们在汉的几位同志，因为我们一走，敌人很可能把你们抓起来，今天要你回来告诉这个决定，看看你有什么意见。”李先念话音未落，郑立刻回答道:“我完全接受这个决定，没有意见。敌人捉去不过是坐牢，杀头吧，我一定慷慨就义，不辜负党的信任！”在分手的时候，李先念同志还说:“请记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丧失战斗意志啊！”
　　第二天，郑回汉口后，就着手购办最后一批药品和无线电器材，派卡车送回宣化店去，紧接着，郑召集办事处全体同志开会。郑把当时的政治形势作了分析，要求大家作好应变的准备，最后强调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大家首先要保护电台和密码。如果被敌人捉去，决不能向敌人吐露任何真情，敌人审问时，大家只管把责任推在我这个处长身上，如果有谁泄露了机密就开除谁的党籍，并以叛党论处。”
　　不久，五师主力就开始突围了，在中共军队撤离宣化店的那天晚上，敌人搜查了办事处，抢走了电台和假密码，还在门口加派了许多哨兵。当时，郑正在四川馆子宴请美国和国民党代表，听到这个消息后，郑立即向他们提出抗议，并揪住他俩一起到武汉行辕要他们归还电台，撤走哨兵。当时，美国代表也觉得国民党方面太蛮横，附和着说了些话，郑还一连几天向武汉行辕抗议，国民党终于撤走了哨兵，归还了电台。
　　不久国民党翻脸，不承认中共武汉办事处，周副主席得知情况后，就派专机把办事处同志接到南京去了，武汉和平谈判的一场闹剧就这样收场了。
　　7月13日，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郑绍文在南京又举行了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部队进攻中共中原部队，全面挑起冲突的真相，呼吁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国民党全面发动内战。
　　8月中旬的一天，周副主席跟郑说:“我本想留你在这里工作，现在看来，决定问题的地方不是在谈判桌上而是在战场上，你是个军事干部，还是回军队去吧，只有多打胜仗，才能解决问题。”
　　没几天，周副主席就派专机把郑绍文送到了北平，再转张家口，和战友们重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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