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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历史研究的新成果]新中国历史研究

    时间:2019-02-19 05:35:0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2007年9月18日,筹备一年多的“重庆大轰炸暨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位于重庆北碚的西南大学举行。   北碚在抗战期间作为重庆的迁建区,被称为“陪都的陪都”。一大批高、中等学府迁往此地,许多文化名人亦在此驻足。但在那场旷日持久的大轰炸中,它也未能幸免于难。
      从1938年起,日本帝国主义为摧毁中华民族的抗战意志,达到其“早日结束中国事变”的罪恶目的,公然违反国际公约,以其在华海陆军所属的最大航空力量,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各重要城市进行了野蛮的无差别轰炸,重庆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首当其冲。重庆大轰炸以其历时之长,范围之广,所造成的灾难之深,在二战史和整个人类战争史上都创下了新的纪录。它与九一八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旅顺大屠杀、七三一细菌部队等一样,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惨痛的牺牲和巨大损失。但关于重庆大轰炸的研究却相对滞后。随着时间的推进,大轰炸的许多关键证人证据逐渐消失。为此,抢救文物资料,深化学术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了。
      此次学术讨论会从2006年2月起,筹备时间长达一年半。会议共收到论文120余篇,选出参会论文80余篇。此前,与这次会议同时进行的,还有周勇主编、重庆出版集团出版的《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史料丛书》。该《丛书》由档案、文献、证人证言三类五编十二卷组成,共约600万字。
      9月18日,学术讨论会在西南大学桂园宾馆会议中心举行。出席会议的100余名专家学者来自北京、辽宁、河北、山东、甘肃、四川、湖北、广东、江苏、云南、重庆和台湾地区的全国著名高校,研究院、所,台湾国史馆、台湾文化大学,和日本、美国、韩国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主席台上坐着西南大学党委书记黄蓉生教授、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教授、西南大学副校长王小佳教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徐勇教授、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李蓉研究员、台湾国史馆纂修简笙簧先生、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原主任陈鹏仁教授、日本都留文科大学伊香俊哉教授、北京国中资讯有限公司金德贤博士(韩国)和西南大学副校长黎小龙教授。
      这次会议本着“中国立场,国际视野,学术标准,进入西方主流社会,服务全国大局”的基本原则,12名中外专家在3场专题报告大会上作了学术报告,36位代表在12场分会场发言,所有报告和发言均有评论员现场评论并同声翻译,每一位日本和韩国学者身旁都配有翻译,凸显国际标准。会议内容丰富而形式多姿多彩。代表们围绕“重庆大轰炸”,从民国史、抗战史、国际政治、东亚及中日韩关系、中日关系、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以及金融、经济、法律、文学、文艺及历史人类学等不同领域,集中对重庆大轰炸的概念、阶段划分、造成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及特点、反空袭反轰炸政策措施、新闻媒体反映、行业损失及影响、大轰炸造成的社会及心理影响、战争责任、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对重庆人文精神的影响,以及重庆大轰炸研究的意义等进行跨领域研究,为构建重庆大轰炸研究框架,初次奠定了基础。
      中日两国老一辈学者对本次会议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注。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先生从英国剑桥大学致信会议,并以《我怎能保持沉默?》为题,亲自为《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史料丛书》作序。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的王桧林老先生,因80高龄不能亲自莅临会议,但也向会议提交了论文。日本前田哲男教授专门委托北京大学徐勇教授在中国翻译出版他的《重庆大轰炸》一书(会前由中华书局出版)。
      与会的日本都留文科大学的伊香俊哉教授,2004年曾参加了重庆文史馆为纪念翌年抗战胜利60周年举行的“中日大轰炸学术研讨会”,此次又专程前来。他是目前日本关于侵华战争研究的少壮派代表,在关于无差别轰炸的战争犯罪研究上颇有建树。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老田裕美先生,为清算日军侵华暴行,近20年来走遍中国的主要城市。他不仅进行法理上的研究,还做着有关清算的大量的琐碎事务。一濑敬一郎先生,日本东京银座一濑律师事务所的主人,从支持王选打官司,到近年推出重庆大轰炸对日赔偿诉讼,近14个年头,一濑先生每年往返于中日两国间,多的时候一年达11次。为了帮助中国人对日赔偿诉讼、细菌战调查等等,一濑先生个人所耗资产约上百万元人民币。
      张宪文教授是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校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南京中华民国史研究会会长,他在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史,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研究领域卓有贡献。会议期间,媒体对他进行了专访。谈到抗日战争研究的总体情况,他十分严肃地说,这段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从抗战胜利到20世纪80年代,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没有走上正确的道路,国共双方互不承认对方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大陆来讲,这一时期抗日战争研究的指导思想是‘人民战争’,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抗日根据地、敌后战场、地道战、地雷战、武工队等。这些问题需要研究,但仅此而已是不够全面的。”他说,1985年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后,可以用三个10年来概括:
      1985到1995年,中央鲜明地提出了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共同参加的一次全民族的战争,实现了由“人民战争观”向“民族战争观”的转变。在这个指导思想指导下,这10年研究有很大进展,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加强了对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的研究;1995年到2005年,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段研究发展缓慢,加强了敌后战场的宣传,但削弱了正面战场的研究;2005年进入第三个10年,胡锦涛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讲话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认识那场战争,并充分肯定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由此推动抗日战争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重庆大轰炸研究就是一个例证。
      重庆大轰炸与九一八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旅顺大屠杀、七三一细菌部队事件一样,是抗战史上的重大事件,如何估计它在抗战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勇教授在学术报告中说,我曾多次访问日本,记得在日本靖国神社的游旧馆门前停着一架飞机,这就是著名的“零式战机”。日本曾吹嘘零式战机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飞机。在日本的战史和游旧馆零式飞机旁的说明文字记载,这件兵器的生产,首先就是用于对重庆地区的作战。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日本政府在侵华战争中,倾其全部经济、军事、科技力量所得到的这件兵器,首先是针对重庆的作战。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反观重庆抗战和重庆的反轰炸斗争所具有的历史意义。有专家指出,重庆的反轰炸斗争,到现在为止可能还没有充分估计到它在抗日战争历史上应有的意义。他说,由此我想起两位老先生,一是近代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梁启超,他曾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即中国文明的发展有三大时期:一是古代春秋,二是秦汉隋唐,三是中华民国以后。因为中华民国的建立,无论是对外关系,还是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和速度,经过一系列调整,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就是中华文明“第三周期论”。还有一位是清华大学的梅海东教授,他也提出中华文明将经过三大发展周期。通常情况下,两大周期间要经过两三百年的过渡。如果从晚清以后中华文明开始衰败,那么第三周期还没有开始就发生了抗日战争,这一事件加快了中华文明前进的步伐。因此,按梁先生和梅先生的观点,中华文明的复兴或中华文明的第三期已经开始了,而转折点就是抗日战争。这一观点恰好与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相吻合。而作为中国战时首都的重庆,在这里曾进行了长达五年甚至六年之久的反轰炸斗争,这就使得这场斗争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1938年到1944年的反轰炸斗争,我们可能还没有充分估计到它应有的意义。
      重庆近现代史研究学科带头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生导师、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教授,对“重庆大轰炸”研究谋划已久。他认为,由于重庆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政府的战时首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这一课题不仅仅关乎重庆,而是关乎整个抗日战争研究全局的课题。近70年来,虽然中外学术界对重庆大轰炸的研究从未间断,取得了许多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研究结果相去甚远。固然有研究资料的局限,研究视角、方式方法的不同,但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对日机轰炸重庆的区域范围、时间范围和损害范围等基本范畴未作严肃认真的界定。为此,中外学术界都希望重庆学术界应对此高度重视,拿出一批扎实的研究成果,更加有力地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因此,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研究重庆大轰炸。一方面要加强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出版,另一方面还要建立一套学术规范,从而保证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学者的成果进入西方主流社会,形成国际共识。
      “战争责任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国际政治学院杨宁一教授说。前一天他刚从韩国参加世界历史NGO大会回来,这次大会的主题是“真相与和解”。参加会议的有美国、德国等大国,也有菲律宾、马来西亚、哥斯达黎加等大小100多个国家。这说明“真相与和解”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真相”与“和解”是国际政治学,特别是和平学的专用名词。按照和平学的概念,历史纷争要达成和解,首先要认清真相,在认清真相基础上达到一定程度的宽容,在相互宽容的基础上最后实现和解。因此,我们研究日本侵华战争、追求历史真相,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实现和解,促进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和平繁荣和发展。但从现在的情况看,要达到这个目的有较大的困难,问题就在于日本在二战中的战争责任问题。如果东亚地区的历史问题不能很好解决,必然影响到整个东亚的发展。因此,从世界发展的潮流看,解决好日本在二战中的战争责任问题是非常紧迫的。
      如何继续深入开展抗日战争研究?张宪文教授认为,第一要解决一些研究难点。比如,怎样认识抗战爆发后,在“敌强我弱”情势下的国家战略策略?这对于解开研究中存在的困难和困惑,客观深入地研究抗日战争历史非常重要。第二要扩展研究领域。过去我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打仗,但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殊阶段,不仅仅是打仗,它给我们国家和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是方方面面的,影响到我们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比如,战争对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对社会生态、人的观念意识的深刻影响,汉奸、两面人物的思想变化等等。目前我们已经关注日本侵华暴行的研究,但还有很多问题我们重视不够。抗日战争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特殊阶段,必须以十分慎重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总结过去,照亮未来。
      就重庆大轰炸研究来讲,徐勇教授认为,要对一些基本问题、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综合性研究,如重庆大轰炸的性质,重庆大轰炸在抗战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日本的战争责任,抗战时期中国城市轰炸等问题。期望以这次会议为良好的开端,在重庆大轰炸暨抗日战争研究方面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和平是人类永远的期盼和追求。回头看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成果――重庆大轰炸历史档案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取得重大进展;重庆大轰炸历史研究取得新的突破;日军侵华暴行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拓宽;确立了以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开展研究的理念和做法。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对和平的不懈追求,必将通过对抗战历史的研究为人类作出贡献。
       责任编辑 村 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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