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之路与梦想] 搜索阅读之路梦想起步

　　走进大学 　　 　　1978年3月，川东山地的气温还有些寒冷，我却满心火热地带着简单行李和一纸箱那些年好不容易搜集到的书籍，和与我同样心情的老乡武礼建、张建华登上由开江县城开往达县的破旧班车，浑身都洋溢着一种解放感。因为通过粉碎“四人帮”后的全国第一次高考，我们即将成为达县师专中文系的一名大学生！从县里到州城的山区公路虽只有六七十公里，老牛破车般的旧客车却要�嗤�嗤地跑三四个小时，而我们三个对未来大学生活满怀憧憬的年轻人的心似乎都在飞翔，毕竟这种人生前途的巨变在半年前还连想都不敢想啊。车窗外早春的景色虽然单调，在我们眼里却是那么亮丽而生机勃勃。
　　此前，在大巴山麓金鸡岭插队落户的我已经熬过“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的第七个年头了。其间我虽然先后在中小学代过课、文化馆打过杂、游泳队混过饭、知青办当过差，可每次正儿八经的招工招生招干却跟我没一点干系。二十好几了仍背个知青的名分看不到前途在哪，自己心里着急不说，每次回城见到体弱多病的母亲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就很不是滋味。
　　好在1977年各方面对知青的政策有些松动。了解情况的县知青办同志知道我因为出身不好，陷在插队的山村根本出不来。出于同情，就以我高度近视不宜长久在农村劳动为由，出了一纸公文，使我“病残回城”。这在当时已是格外开恩之举了，我们一家都为我这个老知青能回到县城吃上商品粮而感激不尽，我妈还专门到知青办去说了一箩筐道谢感恩的话。殊不知没过多久，中央就发布了在全国恢复统一考试招收大中专学生的文件，这在当时可是全中国千万家庭关注和欢欣的一桩大事啊！可我看完那份给无数青年带来希望的红头文件却像浇了一盆冷水周身发凉――最后一条白纸黑字地写着：病残青年不得报考。偏偏我刚刚成了从农村返回城里的“病残”知青！这消息不光家里人急，连知青办的同志也为我急了，觉得好心办了坏事。我是个中学教师的儿子，从小在校园里长大，一直渴望读书，若真的与改革开放给中国年轻一代带来巨大希望的高考失之交臂，真太令人痛苦了。
　　几经曲折，县知青办和教育部门关心我的同志想到了最后一招：把我“病残回城”的身份和因家庭困难留城的小妹对调一下，这样我就能以因困难回城知青的身份参加高考了。在严肃得有点痛苦的家庭会议上，母亲流着泪说，小妹虽愿意帮哥哥，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顶个“病残”帽子，将来怎么找工作怎么找婆家……妈妈的话还没讲完，小妹就哭叫起来：不管我这个“病残”将来咋样，只要哥哥能去考大学，我怎么都愿意……望着面带稚气的小妹，我满眼是泪就是流不出来。当我到招生点拿到准考证时，离高考时间只有5天了 ……
　　录取我的学校是西南师范学院达县分院，入校不久即更名为达县师范专科学校。当年我的高考成绩其实是不错的，有人曾为我读达县师专抱屈。其实我并不那么想，当时任何一所学校哪怕是县级师范能录取我，我都会十分开心，如同一个溺水者抓到一块救我上岸的浮板。兴冲冲到学校报到之后，才知道这所新建的大学和自己憧憬的大学大不相同：它寄居在州河岸边一座以旧庙为主体的学堂里，没有像样的教学楼、宿舍、食堂，连上体育课的操场也要与其他学校共用，设施之简陋跟我生活过十来年的开江中学也没法比。值得庆幸的是，这所新建的师范专科学校有一批应该受到尊重和喜爱的师长：从军队转业来校并以军人的顽强和刚毅率领全校师生艰苦建校取得成果的林乃奇校长；儒雅智慧、书法高超、著述颇丰的中文系主任章继肃先生；敦厚贤达、博古通今、机敏诙谐的雍国寿先生；本朴庄重、学识深厚、善解学心的凌大智先生……而我们这批七七届大学生的组合也颇奇特，既有叼着叶子烟杆、6个孩子的父亲，梳着山村妇女头、一副妈妈相的4个孩子的母亲，也有我和谭力、张建华这些二十几岁从知青岁月走过来的大龄青年，还有刚刚十八九岁的应届毕业生。
　　
　　川北崛起
　　
　　就在这样一所不像大学的大学里，我们这群从“文革”浩劫中走过来的年纪高低不齐的青年学子，抱着“努力学习、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的理想，开始了今天的大学生们也许无法想象的刻苦学习和奋勇创新的大学生活。我、李明泉、谭力、张建华等一群中文系的大学生，在学习专业课的同时，组织了文学社团“星光文学社”，以极大的文学热情创作了一批诗歌、散文和小说，并编辑印发了文学社的刊物《星光》。在不到三年时间里，我们十来个文学社社员，在《人民日报》、《青年作家》、《四川文学》、《萌芽》等报刊上发表了200余篇作品，还参加了《青春》、《萌芽》等知名杂志社举办的青年笔会，成为在四川乃至全国都较有名气的大学生文学社团，为我们这群文学青年从州河畔走向四川乃至全国文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末，我到北京领取全国优秀小说奖时，从上海来领奖的巴金的儿子、毕业于复旦大学的李晓问我在哪所高校就读，我自豪地告诉他，我的母校叫达县师专。李晓听了一点也不惊讶，带着温和的笑容说，那真是所好学校。许多年来，我难忘李晓的友情，也难忘他对我母校说的这句话。
　　我们这批远离文化中心、身处大巴山小城校园却满怀激情投入文学学习和创作的学子，很快受到省内外文坛的老师和前辈的热切关注。我和谭力在暑假期间受邀去《四川文学》编辑部做业余编辑，这是省作协机关刊物善意培养文学新人的一种很有实效的方式。我们一边跟很有文学经验的编辑老师学习，一边创作自己的新作，获益匪浅。那时的成都新巷子19号是四川文坛的圣地，古色古香的小院除了编辑部，还住着享誉中国文坛的两位老作家沙汀和艾芜。我们每天都能和他们见面、交谈，并得到他们的指教，实在是一种幸运。记得香港《广角镜》主编来采访艾芜先生，老人家还邀请我和谭力参与座谈，一起摄影留念，这对我们投身文学创作并坚持30年不懈一直起着鼓舞作用，每思难忘。
　　不久，省作协举办第一期文学创作讲习班，吸收了我们达县几个热爱文学创作并初发了几篇作品的青年作者参加。当面聆听著名作家周克芹、流沙河、克非、化石们对文学创作的见解和指导，为我们真正踏上文学之路开头铺路，让人至今难忘。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从达师专中文系毕业了。我和谭力、张建华都分配在达县地区的专业文学创作单位，也就是说，我们从毕业的第一天起就成了专业作家。那时的达县地区文学创作颇为活跃，王敦贤的散文诗和陈官煊的诗歌在省内外都小有名气，加上我们这股新生力量，一下子在大巴山区掀起一股又一股文学热潮，小说、诗歌、散文作品在省内外的大刊小刊上经常发表，引起了中国作协和一些知名评论家、重要文学刊物的热切关注，被称为四川文坛的“川北崛起”现象，多次获得省主管部门的表彰和鼓励。中国作协在调查总结全国各地文学创作现状时曾肯定：以地市为单位全国有两个地方的文学创作最为活跃，一是新疆的石河子市，一是四川的达县地区。
　　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我和谭力的文学学习和实践是相当活跃的，经常受到国内重要文学期刊和出版社邀请外出参加文学笔会。以自己为例，就参加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和《青年文学》、《萌芽》、《啄木鸟》、《人民文学》等杂志社举办的各种文学创作笔会，结识了蒋子龙、古华、贾平凹、陈忠实、李国文、吴泰昌、铁凝、李晓、叶非言、李锐、张宇、李佩甫、迟子建、赵玫、余华、李霁宇、阎连科、韩少功、晓剑、邓岗、阿成、尤凤伟、黄济人、阿来、蔡志翔、张抗抗、马原、扎西达娃、刘心武、王朔、叶辛、陈若曦、余光中、航鹰、李贯通、范小青、方方、池莉、陈世旭、张�竹、唐敏、筱敏、陈源斌、张炜、朱文、韩东、海男等一大批中国文坛的实力派和新生力量，并在与他们的交流切磋和交往结谊中学到不少东西，更坚定了自己在文学之路上走下去的决心和信心。那段时间，我们这些来自川北山地的文学青年在全国重要文学刊物如《人民文学》、《当代》、《十月》、《青年文学》、《上海文学》、《萌芽》等上面陆续发表作品，不少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选中推介，还有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日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重庆和成都的出版社也相继出版了我们的作品选集。我们还在1986年冬天，代表四川青年作家出席了新时期首届全国文学青年代表会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思想解放，创作活跃，我和谭力都写过一些引起文坛和读者争议、非议甚至指责的作品，有些批评文字还发表在相当重要的报刊上。而省里和地区有关部门的领导从爱护的角度出发，虽有批评，但从不打压和设置障碍，使我们那些年一直在较为宽松自在的环境里从事自己喜爱的写作，还陆续出版了《田雁宁文集》（六卷）、《雪米莉自选集》（四卷）等作品集。
　　
　　“雪米莉”的诞生
　　
　　雪米莉系列作品的创作长达10年，在我的文学生涯中占有重要的一页。第一部雪米莉小说诞生于1986年，当时我是达县地区创作室的专业作家，谭力在达县地区艺术馆。我俩作为四川文坛的新星，已经颇有名气，获得了很多全国性文学奖。我专写“沈从文和艾芜、沙汀”式的乡土小说；谭力则走“都市文学”路线，属于马原、扎西达娃一类的新潮文学人物，当时被大学生追捧，四川省作协专门为他们召开过几次研讨会。
　　机会来得很偶然。一天，成都市文联一位老师来找我们，说他有个做书商的亲戚想找人写畅销书。他对四川文学新秀比较了解，首先想到了谭力，因为他写的都市小说很畅销。当时谭力和我形影不离，那位老师就说，你们俩文笔构思都不错，一起写吧。那时接手写畅销书，挣钱其实还不是主要因素。80年代中期，纯文学已经走向没落，销量直线下降，而来自港台的金庸、琼瑶等通俗读物盛行一时。一直以文学为荣的年轻作家们感到了失落，觉得自己一身本事无处施展，认为作品能让更多人读到才有成就感。于是谭力写了《从明星到死囚》，讲一个明星怎样堕落成为死囚的故事；我则创作了雪米莉系列的第一部《女带家》。
　　“女带家”是香港话，翻译过来就是携带毒品的女人。之前我参加了《啄木鸟》杂志社在烟台举办的一次笔会，编辑给我提供了一些国际毒贩的资料，从中知道了“女带家”以及从金三角到香港的贩毒情况。小说《女带家》写两个涉世未深的女孩子被香港警方利用，扮作国际贩毒组织成员充当女带家破获贩毒大案的故事，充满了曲折紧张的警匪追捕过程，当然也少不了枪战、情色等畅销书必备的元素。
　　《女带家》初稿12万字，给了一个成都书商。谭力10万字的《从明星到死囚》给了另一个书商。读完初稿后，书商们都很兴奋，但希望每部小说都能扩展到20万字，并给了我们一人3000块钱作为预付稿费。在1986年，3000块钱意味着什么？当时我和谭力一个月工资加奖金也就50块钱，县委书记才80块，地委书记110块左右。在我插队的那个县，2500块钱就能在县城修一幢两层的小楼――而这3000块还只是预付稿费。我仅用7天就赶写了8万字，将小说扩成20万，谭力也很快完成了扩稿。《女带家》开印就是80万册，很快一抢而空。再印，再抢光，最后总计印了200多万册。许多年后我算了一笔账，当时一本书印刷费三四毛，定价2元一本。就算一本书只赚8毛，200万册也有160万元的利润！搞写作的人当时不懂这些，书商赚了上百万，只给了我们两万块。但这两万块我已经觉得是天大的数字了，那时用它可以在成都买一套六七十平方米的两居室商品房。在达县我们都还住职工宿舍，写一个月就能买一套房子，已经非常满足了。
　　从《女带家》开始，“雪米莉”的笔名就定下来了。当时我想自己是搞纯文学的，写畅销书就用个笔名吧，而且要用个女性化的名字。最初想到的是“雪莉”，因为徐志摩曾把澳大利亚的悉尼翻译成“雪梨”。后来书商朋友说琼瑶、三毛、亦舒都是两个字，能不能想一个三个字的？香港女演员米雪那时在大陆正红，不知怎么我脑子里突然闪现出她，就把她的名字倒过来――雪米，最终确定了“雪米莉”。从此，这个美丽的名字迷惑了很多读者。雪米莉流行以后，我们经常收到出版社转来的读者求爱信。直到2003年，还有报纸报道有人在街头吹嘘自己认识畅销书作家雪米莉：我经常去香港那边耍，雪米莉是个很漂亮的女人。书商为何执意在前面打上“香港”？因为那时畅销书几乎全是港台的――其实我觉得不打香港旗号一样能卖得好。只是刚好我们有一个香港朋友热心为雪米莉写作提供素材，标香港似乎也有点依据。这也成为后来我们受批判的最大把柄。
　　《女带家》开创了雪米莉的“女字系列”，后来有《女老板》、《女特警》、《女酋长》等一大批“女”字头小说，关注的都是国际犯罪，比如《女酋长》写国际贩卖人口，《女煞星》写国际体育黑社会等，都是很前卫的题材。后来我又创作了“男字系列”、“大字系列”、“小字系列”和“派字系列”。
　　《女带家》的畅销让我的创作一发不可收拾，书商的稿约纷至沓来，于是我拉上谭力参与雪米莉系列小说的写作。两人分头构思、分头写作，有时对情节做一些讨论，成书后都署名“（香港）雪米莉”。
　　
　　精心创作
　　
　　雪米莉小说的故事大都发生在香港，或新加坡、巴黎、瑞士等海外城市，可我们两个居住在大巴山小城里的男人从来没去过那些地方，创作时只能全靠书面材料。我跟陈毅元帅的侄子陈晓是好友。20世纪80年代，陈晓的两个哥哥移居香港，其中一个哥哥陈德成后来成了“（香港）雪米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不断从香港给我寄各种资料：香港地图、巴黎地图、海外旅游宣传册，还有《东方日报》这些很香港、很情色的报纸，以及香港色情杂志《龙虎豹》中关于黑社会的内容。有时为了避免被查没，陈德成还特地跑到深圳去寄材料。我时不时会收到一个厚厚的大信封，里面塞满了各种纸片。那个年代找类似的资料非常费劲，不像今天在网络上什么知识都可以查到。我做了近万张卡片，看到有用的马上记下来，搜集的内容包括地理知识、黑手党资料、枪支种类、谍工器械、名牌手表、汽车、名烟、红酒、雪茄品牌，等等。比如黑社会，就搜集了苏联黑社会、意大利西西里岛黑手党、美国纽约黑人区黑社会等资料；香港的黑社会，什么三合会、14K、新义安、大圈帮的历史和起源，台湾的竹联帮的起源、家族、发展情况等也应有尽有，这样写黑社会才有基础。又比如雪茄烟，古巴最著名的雪茄是什么？哪些雪茄是专门供要人抽的？法国哪些庄园的红酒最好？还有兵器，兵器工业出版社出了一本关于枪支的书，我从中学到了俄罗斯、以色列、美国、德国枪的种种型号和性能。有时我们还发挥想象力在小说里描写可以转弯瞄准、转弯射击的枪支，那时是凭空乱想，而现在真的已经有这种枪了。我虽然从没去过香港，却比不少香港人还熟悉香港。一次，有香港朋友来，我问他们，希尔顿大厦靠海那边，推开窗能看到什么楼？香港朋友都蒙了。我笑着说是中银大厦――都是从书上读来的。还有希尔顿大厦顶层的法国大餐是怎样的，九龙爱情小道的凳子是怎么摆的等等，我比一些香港人还清楚。有时我们还要学一些香港话，在书中点缀些像“�钱”这样的词。为此，香港朋友还特地寄来粤语词典。
　　澳门的赌场和拉斯维加斯赌城也是雪米莉小说里经常出现的。我写了三部有关澳门的小说，却一次都没去过。直到1993年我应著名电影导演吴天明之邀才第一次去澳门，见到了自己笔下的澳门赌场和西洋坟场、妈祖庙，还有葡京酒店的鸟笼、跳艳舞的那个舞厅，仿佛都见过很多次。我写黑帮在西洋坟场交易或者枪战，到了西洋坟场一看，到处都是我打过仗的地方。那时经常是把香港地图或巴黎地图摆在案头，边看地图边写。比如写警察在巴黎街头追捕毒贩，从香榭丽舍大街追到塞纳河，一路上怎么跑，都是看着地图写的。我们还搜集了纽约、洛杉矶、台北、苏黎世的中文地图。我们觉得写这些是很严肃的事，不能乱写。像地理、政治、国际时事、宗教冲突、黑社会组织等内容，都尽可能是准确的。但过分依赖案头材料也会带来尴尬。有一次我听说香港开始流行BP机，以为BP机是类似步话机的通话工具。于是在描写一场枪战时，出现了一个警察跳出来，对着BP机大叫同伴“快来抓人”的场景。这本书出版以后，被香港的朋友当成了笑柄。
　　可以说，我和谭力写的雪米莉早期作品是非常好的，一字一句都倾注了心血，且非常重视文学要素，它们是通俗文学中的精品。我们之间也是你追我赶，每写一部都要相互讨论，没有任何应付或亵渎。但后期的盲目扩展和那些胡编乱造的假雪米莉小说，终于毁了真雪米莉的品牌。
　　
　　遭遇批判
　　
　　1989年，我和谭力参加四川省青年作家会议，恰好一个书商给了两万元订金。那时的两万元钱，是2000张10元的票子，极大的一堆。我当时没有一点顾忌，在会场就叫谭力来分钱。很多作家看到那么两大堆钱都愣住了。这个场景刺激了很多人。不久之后，在广东省政协办的《共鸣》刊物上发表了一位青年作家的文章，披露了“雪米莉”的真相：雪米莉是两个彪形大汉，不是什么千金小姐，大家都上当了。这是“雪米莉”的秘密第一次被公开。各家媒体很快跟进，新华社、《新民晚报》等纷纷派出记者采访。《光明日报》特刊发评论员文章，专门评论“雪米莉”事件，严厉批评雪米莉“欺世盗名”，说这几个青年作家为了谋取利益，不惜冒充香港女作家。从1989年到1992年，全国一共有200多家报纸杂志先后发文报道，包括香港《东方日报》也报道了这起“假冒香港作家”的事件，“雪米莉”在全国范围内掀起轩然大波。雪米莉的“作坊式流水线写作”也是这场风波中备受质疑的地方。其实，没有什么流水线，我和谭力都是各写各的。后来因为全国的书商追得太紧，我们周围有几个文笔不错的年轻人，也加盟来写。都是我们写好提纲，他们独立完成，我们再做修改。这些人加起来最多三五个，但一些作品成了雪米莉系列的败笔，后来或多或少导致了雪米莉的没落。
　　《光明日报》评论出来后，地区文化局领导倍感压力，赶紧写材料向上级汇报，意在为我们开脱。我们却不以为意，私下还很高兴地跟朋友说“这下我们出名了”。书商也认为这是个商机，此前雪米莉一度行情低迷，现在可以借机重新火一把。在一批有实力的书商操作下，雪米莉掀起了又一波高潮，无论走到哪里，都摆着我们的书，乡村、机场、火车站、图书大楼、百货商店都有。后来我转写纯文学畅销书，只要写“田雁宁”三个字也能畅销。
　　这时，假冒“雪米莉”的小说也开始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香港《大公报》曾经刊登过一则消息，称大陆被侵权最多的图书是“雪米莉”系列，真雪米莉和假雪米莉的比例是1∶2。也就是说，有10本左右的真雪米莉小说，市面上同时就有20本假的。有些作家白天写评论骂雪米莉，晚上就为书商写冒名雪米莉的作品。这些假雪米莉充满了赤裸裸的暴力和色情，而且粗制滥造，把真雪米莉的牌子砸了。“雪米莉”一度甚至成了诲淫诲盗小说的代名词。1994年，为了给雪米莉“正名”，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了8卷本的雪米莉自选精品集，包括我和谭力各4部小说。两人首次以“雪米莉”的公开身份到上海、杭州等地签名售书，很多读者排着队来索要签名。虽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还是无法挽回假冒图书的猖獗和雪米莉小说的颓势。到1996年，尽管一本雪米莉小说还能卖10万册左右，我和谭力仍决定停止雪米莉作品的写作。
　　
　　无愧时代
　　
　　随着国家进入经济大发展的快车道，中国人也将文化热情转化为经济热情，文化和文学的好时代彻底过去了。新世纪到来之初，我从成都移居北京，想的是到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心以一个新的视角去看世界，在学习和思考中提高自己文学创作的高度和深度，写出真正无愧于这个时代的好作品和大作品来。可事与愿违，最终却转向了影视剧创作。近几年我写了《冰山上的来客》、《残寺》等影视剧本，仅2007年一年就投拍了两部电影和两部系列电视剧，还有策划、创作或修改的多部影视作品将要陆续投拍和播放，然而这些文学成果跟我们这个日益强盛的国家和绚丽多彩的时代相比，仅是一小片淡淡的色彩而已。谭力说，现在写电视剧，即使在一个省级台播放都有几千万人看，这与做纯文学的成就感不可同日而语。我的想法却相反，我一直为自己没能完成写纯文学的梦想而遗憾。我写雪米莉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再写纯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年写作雪米莉是权宜之计，是文学才华的一种浪费。其实，我有很多重大的写作计划，遗憾的是直到今天都没完成。我真正想写的是当代中国，我们这代人是很特殊的一代，经历了很多，可写的很多。我还想写一部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不同的关于土改历史的长篇小说，资料丰富，思考成熟，就是没动笔。
　　经历过汶川大地震考验的中国力量以及北京奥运会展现的中国精神，那么强烈那么震撼，全世界都不能不为之刮目相看。对比之下不能不承认，和这个伟大时代相比，我们的文学作品从力度、深度和广度上都逊色得多。努力创作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作品，是我们这一代作家不可推卸的时代责任。就我个人而言，每次走在长安街头，都常常自责，我到京城将近10个年头，虽然见识了不少人和事，学了不少新的知识理论，为生存与立足也写了一批颇受专业人士和热心观众好评的影视作品，然而我却有10年没去创作自己喜爱和擅长的小说了，这过失已严重到不可原谅的地步。我不能再这样在北京漂下去、混下去了。一个四川的儿子、一个中国的儿子，既然在祖国改革开放之初就选择和走上了文学之路，就应该拿出真正的决心和勇气，以全部心力创作出无愧于伟大中国的作品来，告慰一直默默关爱我的家乡父老，以及自己少年就有的文学抱负和情怀。
　　（压题图：作者在北京的办公室里）
　　（责编 何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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