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恪尽职守的循吏] 恪尽职守

时间：2019-02-20 05:44:39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我国古代，称最优秀的地方官员为循吏。“奉职循理，为政之先”，是历朝历代的循吏们严格遵守的基本原则。他们为执行王朝法令，为顺应民情民意，恪尽职守，把所任之官的职能作用发挥到最大限度，为历史留下可歌可泣的酣畅之笔。无论在老百姓的口碑中，还是在地方史志和王朝正史中，循吏的人品和政绩都是最感人的篇章。
　　唐睿宗时，杨�初仕为麟游县令。适逢唐睿宗两个爱女出家当道士，唐睿宗专门为她们在麟游县境内修造金仙、玉真两座大道观。御史大夫窦怀贞负责督造，命令麟游县强征“罪人之家”的资产以助道观之用。杨�觉得这样做不合大唐律法，拒不执行。窦怀贞勃然大怒：“焉有县令卑微，敢拒大夫之命乎？”杨�回答得正气凛然：我只知坚持正义，只知为政不应扰民害人，“不知计位高卑！”（《旧唐书•良吏传》）御史大夫在唐时位居三品，是纪检监察系统的最高长官，乃朝廷重臣；县令不过是六七品（官秩最高的京畿县令也不过五品）的地方官，其间高卑相差悬殊。窦怀贞又是唐睿宗和太平公主的宠臣，权倾一时，其与杨�之间尊微之别更犹天壤。加之窦怀贞是手捧圣旨，为皇帝爱女办事，杨�则是为蒙冤的“罪人”护财，其间又是一种巨大反差。但邪恶到底压不住正义，杨�最终镇住了窦怀贞，使其不得不收回成命，而且还不得不称赞杨�的回答有理。
　　唐玄宗开元年间，潘好礼任滑州知州兼�王府司马。�王好游猎。为使百姓少受骚扰，�王每欲出游，潘好礼都通过谏诤将其阻止了。一次，�王瞒着潘好礼，不顾农事正忙，架鹰呼犬，带着浩浩荡荡的家丁队伍出去打猎。潘好礼知道后，拦路谏阻，请�王回驾。�王不答应，潘好礼即卧于马前，高声叫道：当前正值农忙之时，王爷怎么可以领着一帮恶少和狗马，践踏庄稼，放纵一己之乐，而损害百姓利益？若不听劝，那就请：“先踏杀司马，然后听王所为也！”（《旧唐书•良吏传》）义正词严，声威慑人，�王又惭愧又害怕，一面感谢潘好礼的谏言，一面急急打道回府。
　　明武宗正德年间，唐侃任武定知州。皇太后死，将葬承天府。宦官们趁机胁迫京城至承天沿途的州县官，索要金钱，若不给，就说你“供张不办”，还说要报告皇上处其死罪，吓得一些州县官闻风而逃。唐侃非但不逃，还放一棺材于州衙之旁，宦官索钱急，就将其诱至棺材旁，指着棺材告诉宦官：下官已准备好了一死，“金钱不可得也！”（《明史•循吏传》）这帮宦官一路威风，处处受奉承，要啥得啥，从未见过这等阵势，竟被唐侃吓得惊恐不已，赶紧逃离武定州。
　　清雍正年间，龚鉴任甘泉知县。县里有个叫明惠的和尚，因在皇宫做法会受到雍正帝恩宠，遂依仗这层关系，肆意敲诈勒索地方政府，“干求遍于江浙”。一天，明惠和尚派人带着书信和礼金找龚鉴，想走门子违法办事。龚鉴不但不买账，还将来人打了一顿板子赶走。雍正帝知道后，特将明惠和尚召回京城加以禁锢，再不许外出。为了坚持原则，依法行政，一个小小知县，居然敢给皇帝宠僧大难堪，在封建专制时代可谓难得一见，举朝为之震惊，史称“当是时，甘泉令声闻天下”（《清史稿•循吏传》）。
　　循吏们高尚的奉职精神，在其离任未离境时，表现得尤为感人。
　　陆师于清康熙年间任新安知县。因父亲去世，还乡服丧。归途中，碰见一些骑兵挟着弓箭，赶着牛车，载妇女30余人。陆师发觉不对头，便加以盘问，这些妇女竟是本地驻军将军为发泄兽欲买的饥民。真是无法无天！陆师喝令停车，一面命县吏送饥民妇女回家，一面十分策略地“恭请”将军处罚骑卒，借以告诫将军：国法不可违，伤天害理之事做不得！有人问陆师，既已离任，为啥还要得罪手握重兵的将军？陆师答道：“知县一日未出境，忍以饥民妇女媚将军邪！”（《清史稿•循吏传》）
　　周人龙于清雍正时任安陆知府，才数月，即升迁。正要离开安陆，碰上长江发大水决堤，周人龙立即召集附近县民数万人，亲冒风雨，率民筑堤。有人劝他：“已迁官，何自苦？”周人龙答道：堤不修补好，我走了，“伏汛一至，民何以堪！”（《清史稿•循吏传》）经过两个月奋战，江堤筑好，周人龙方才离开。
　　这就是循吏。在任尽职尽责，已离任犹离而不已。
　　“奉职循理”的做官追求，必然会培育出“政平讼理”的施政效果。
　　东汉桓帝时，朝政腐败，地方也多弊政，百姓苦极。合浦郡不产粮，百姓靠海中采珠卖钱买米。历任守令多为贪官污吏，疯狂采珠，破坏了生态，致产珠海蚌迁徙他处。合浦此后便无生意可做，商旅也不至，百姓一时无业无粮，贫者多饿死于道。孟尝这时被任命为合浦太守，一到任，即革除以前弊政，建立新的生产和社会秩序，不到一年，生态恢复，迁徙他处的海蚌又迁回合浦产珠。“百姓皆返其业，商货流通”，时人“称为神明”（《后汉书•循吏传》）。
　　清康熙朝后期，吏治日渐腐败，地方尤为严重。浙江嘉兴府长期被两件难事困扰：一是诉讼得不到及时公正判理，“良懦不得直”，而“奸猾益无忌”。二是赋税太重，且名目纷乱，吏胥借机中饱私囊，弄得百姓不堪重负，守令也因完不成征赋任务而多被罢官。阎尧熙在此种背景下被任命为嘉兴知府，到任即着手破这两道难题。第一天就接受诉状300份，及至开堂审理，人们见新知府公正认真，当即自请撤讼200余件。剩下的，阎尧熙当堂就作判处，“各得其情”，依法杖杀恶豪，“民皆称快”（《清史稿•循吏传》）。此为“讼理”。又经过认真彻底地清理，公布每年百姓应征之税赋，老百姓始知自己应该承担的税赋额度。由于税赋大幅度减少，百姓也不再逃赋了。此为“赋均”。讼理、赋均，嘉兴很快又恢复了生机。
　　隋文帝时，辛公义任牟州刺史，上任不是先往州衙，而是径直去监狱，露坐牢侧，对囚犯一个个亲自验问，十余天都如此，直到将所有案子清理完，才回州衙官邸，接着受理新的诉讼。一时处理不完，就住在公堂上，不回住处休息。有人劝他：这是公事，有固定程序，“使君何自苦也！”辛公义答道：当刺史没把百姓引导好，让人犯法受刑处，自应尽快解救他们，“岂有禁人在狱而心自安乎？”犯人听后深受感动，一般百姓也受到教育，违法之事逐渐少了。有的人因一般争执想打官司，父老乡亲立即开导他们：这点小事，“何忍勤劳使君”（《隋书•循吏传》），双方便互相谅解，官司自然也不打了。
　　与贪官污吏视百姓为掠夺对象截然相反，循吏们从任职的第一天起，即满怀热情地践行其“兼济”理想，对治下百姓，特别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苦难大众，倾注真诚的关爱和尽可能的救助。
　　陈幼学于明朝万历年间任中牟知县，有年县里遭蝗灾，陈幼学一面组织扑蝗，一面安排饥民生活。他没有像通常赈饥那样设粥厂，散米粟，而是组织饥民修复多年低矮破败的县城城墙，“给饥民粟，俾修筑”（《明史•循吏传》）。城墙修好了，饥荒问题也解决了。他让饥民通过自己的劳动所得，解决自己的肚皮问题，没有向任何人乞求，没有受任何人施舍。应该说，在这件事上，陈幼学已自觉地走出了“父母官”的封建�篱，饥民们也已挺直腰杆，走出了千百年匍匐乞求的哀哀“子民”的阴影。（责编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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