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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爱恨情仇 郁达夫简介

    时间:2019-02-20 05:45:1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近年来,收藏名人书信成为一种热潮。2005年底,牺牲于印尼苏门答腊的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致其恋人王映霞的7封情书,在拍卖市场上拍到了37.4万元的高价。郁达夫与王映霞的传奇恋情,在民国时期的文人中传为佳话,曾被誉为“现代文学史中最著名的情事”,但不幸以悲剧告终。
      
      “富春江上神仙侣”
      
      在认识王映霞时,郁达夫本是有家室的。他的原配夫人叫孙荃,与郁达夫同乡,是一位出生于大户人家的女子,知书达理,所吟诗文让郁达夫也十分称道。而孙荃对郁达夫的饱学多才更是非常钦佩,也很理解他的理想抱负。两人是一对恩爱夫妻。
      1927年初,在北伐军节节逼近长江地区时,许多文化人纷纷回到上海定居。郁达夫在上海内山书店遇见了留日同学孙百刚。久别重逢,孙百刚约郁达夫去他家做客,郁达夫欣然答应。1月14日,郁达夫来到了孙百刚的家。正是这次拜访,郁达夫认识了王映霞,从此拉开了一场倾城之恋的序幕。
      王映霞1907年生于风光明媚的西子湖畔,由外祖父王二南抚育成人。她肌肤雪艳,从小就有“荸荠白”的雅号。长大后,出落得秀外慧中,尽得西子湖水绮丽灵秀之气。王映霞在杭州女师读书期间,被誉为“校花”,还被人称为“杭州小姐”,成为许多男青年的梦中情人。王映霞喜欢球类运动,热衷于各种社团活动。毕业后,来到温州第十中学附小当了一名教师。家住温州的孙百刚与王二南是朋友。王映霞赴温州任教,人地生疏,王二南便请求孙百刚就近予以照应。
      初遇王映霞,郁达夫一见钟情,他在日记里写道:“我的心被映霞搅乱了。南风大,天气却温和,月明风暖,我真想煞了映霞,不知她是否也在想我,此事当竭力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而王映霞早在学生时代就已醉心于郁达夫的作品,曾经读过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对文中的大胆描写感到很震撼。此次遇见这位心仪已久的大作家,又见他如此殷勤,虽然自己已有婚约在身,对方也有家室,仍不免为之怦然心动。第二天傍晚,王映霞便应邀与郁达夫单独外出,在酒楼上眉目传情,感情进一步升温。
      1927年的农历新年过后,王映霞到了上海。不久,她和郁达夫在上海江南大饭店一个房间里进行了一次长谈。王映霞提出了这样的婚嫁条件:郁达夫要和她结合,可以,但必须明媒正娶,他一定要抛妻弃子,组成一个属于他们二人的完整世界。郁达夫满口答应,两人的恋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在两人热恋期间,郁达夫写给王映霞无数情诗,其中一首常为人传诵:“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
      1927年5月,郁达夫离开上海赶赴杭州,惴惴不安地第一次拜会了王映霞的家人。出乎他预料的是,王映霞的母亲态度很和蔼,而她的外祖父王二南很赏识郁达夫的才华,特地请郁达夫去西湖三义楼吃饭。这让郁达夫吃了定心丸。
      1927年6月5日晚,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聚丰园举行了订婚仪式。6月10日,郁达夫写信把此事告诉了孙荃。孙荃无可奈何,只好默认,与郁达夫分手后仍一直住在浙江富阳郁家。孙荃的默认,消除了郁达夫与王映霞结合的最后障碍。
      1927年六七月间,郁达夫和王映霞在上海租房安家,过了一段甜蜜的日子。在王映霞的帮助下,郁达夫出版了自己的作品集《寒灰集》。在序言中,郁达夫声称是王映霞爱的火焰,复燃了他这堆已经行将熄灭的寒灰。王映霞对这段生活是满意的,她在自传中说:“当时,我们家庭每月的开支为银洋200元,折合白米二十多石,可说是中等以上的家庭了。其中100元用之于吃。物价便宜,银洋1元可以买一只大甲鱼,也可以买60个鸡蛋。我家比鲁迅家吃得好。”
      1927年9月,郁达夫将自己与王映霞的恋爱过程详细记载下来,编成《日记九种》,由北新书局出版发行,成为上海滩轰动一时的新闻。郁达夫通过《日记九种》向众人宣布:王映霞是郁达夫的。1928年春天,32岁的郁达夫和20岁的王映霞在杭州举行了婚礼。
      
      “第三者”风波
      
      1929年11月间,王映霞生下了长子郁飞。一年半后,又生了第二个男孩郁云。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多,开支随之剧增;隐居于富阳的孙荃母子的生活开支,也要靠郁达夫寄钱去接济,经济日渐拮据。由于《日记九种》的出版以及文坛上不断报道郁、王传奇婚恋的消息,使王映霞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这些事让郁达夫心中大为不快,便限制王映霞外出。双方的性格矛盾日益激化,家庭争吵越来越多。
      1934年4月,在王映霞的提议下,郁达夫和她回杭州居住。郁达夫花1700元买下了玉皇山后30亩山地,开始修建自己的新家。据王映霞回忆,新家在“1935年年底动工,熬过了一个冰雪的冬季,到1936年的春天完工……足足花掉了一万五六千元”。建成后,还“涂上了朱漆,嵌上了水泥”,充满了东方建筑的古典神韵,郁达夫特意给它取了一个极富情调的名字:风雨茅庐。
      1936年,郁达夫应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邀请南下福州,担任省政府参议兼宣传室主任。相隔两地,让郁达夫对王映霞充满了思念之情,他在日记中写道:“晚上独坐无聊,更作霞信,对她的思慕,如在初恋时期,真也不知什么原因。”
      郁、王两人后来感情却急转直下,这与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有直接关系。许绍棣(1900-1980)是浙江CC派的核心人物之一,曾任国民党浙江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1934年任浙江省教育厅长,主持浙江教育10余年。1937年底,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浙江军政机构纷纷南迁,省教育厅迁到浙南的丽水。为躲避战乱,王映霞携老母及孩子先到富阳避难,后来到丽水居住。烽火连天之际,郁达夫不在身边,自己一个人独自艰难地撑起这个家,这让王映霞很是伤心。在丽水,许绍棣与王映霞比邻而居,两家的孩子常在一起玩耍。此时许绍棣的妻子刚病逝不久,他独自带着3个女儿生活。许绍棣对王映霞倾慕已久,平时对她关怀备至,多有照顾,引起了许多风言风语。王映霞还积极牵线搭桥,把与徐悲鸿有过恋情的孙多慈介绍给许绍棣,促成许孙二人结为秦晋之好。
      郁达夫在福州听到王映霞与第三者关系不正常的流言,心里非常愤怒。1938年3月,郁达夫应郭沫若的邀请离开福建到武汉工作,就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并兼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不久,王映霞也来到武汉。
      一天,郁达夫回到家中,不见王映霞,却发现了许绍棣给王映霞的几封信,便断定王映霞仿效卓文君与她的“司马相如”私奔了。郁达夫性格冲动,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举动,在《大公报》刊登“寻人启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金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想念甚殷,乞告以地址。郁达夫谨。”
      实际上,王映霞只是到她的朋友曹秉哲家里去了。翌日,当王映霞在《大公报》上看到郁达夫的“寻人启事”时,不禁勃然大怒,花容变色。郁达夫得到曹秉哲的通知赶往曹家请她回去时,王映霞说:“如果要我回去,你必须在大公报上刊登道歉的启事。”
      经过朋友的从中调解,郁达夫和王映霞捐弃“前嫌”,决定和解。郁达夫不得不又在报上刊登了王映霞拟就的“道歉启事”:“达夫前以神经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妻王映霞女士,并在登报寻找启事中,诬指与某君关系及携去细软等事。事后寻思,复经朋友解说,始知全出于误会。兹特登报声明,并深致歉意。”
      郁达夫的好友郭沫若对此事曾做过这样的评价:“达夫太多情,却又像妇人那样多愁善感并且疑心太重”,“达夫是始终挚爱着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举动起来便不免不顾前后,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实事求是地说,郁达夫的悲剧性格,以及不善于处理夫妻关系中的矛盾与问题,是最终导致家庭分裂的原因之一。
      
      诗词毁家
      
      1938年,郁达夫应《星洲日报》的邀请,带着王映霞和儿子郁飞一同来到新加坡参加抗日宣传工作。远离祖国,并没有让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婚姻状况有所改变。王映霞因为不堪夫妻关系愈来愈恶化,一度只身远赴印尼廖内岛的一所学校担任教员。因不习惯岛上的艰苦生活,一学期后又返回新加坡。然而,郁达夫不久后做的一件事,终于把他们的婚姻推向了坟墓。
      1939年,郁达夫在香港《大风》旬刊上发表著名的《毁家诗纪》,包括有详细注释的19首诗和1首词。郁达夫公开披露了他与王映霞之间的情感恩怨,并且痛心疾首地指出王映霞在情感上对他的背叛是导致毁家的重要原因。
      郁达夫在《毁家诗纪》中对王映霞的报复和责难,震动了文坛。郭沫若曾经谈到:“达夫把他们的纠纷做了一些诗词,发表在香港的某杂志上。那些诗词有好些可以称为绝唱,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着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说不定还要发挥他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的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为什么还要暴露自己所爱的人?”
      郁达夫发表《毁家诗纪》,让王映霞下定决心与他分手。王映霞始终否认郁达夫在《毁家诗纪》里加在她头上的“情感上的背叛”的罪名。她说:“我想要的是一个安安定定的家,而郁达夫是只能跟他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所以同郁达夫最大的分别就是我同他性格不同。”
      1940年3月,王映霞与郁达夫在新加坡协议离婚。这对曾被喻为“富春江上神仙侣”的才子佳人,就这样以彼此怨恨的方式分手了。王映霞晚年曾回忆说:“我离开郁达夫,拎了一只小箱子走出了那幢房子。郁达夫也不送我出来,我知道他面子上还是放不下来。我真是一步三回头,当时我虽然怨他和恨他,但对他的感情仍割不断;我多么想出现奇迹:他突然从屋子里奔出来,夺下我的箱子,劝我回去,那就一切都改变了……”
      王映霞走后,郁达夫冷静下来,写了一首思念她的诗:“大堤杨柳记依依,此去离多会自稀。秋雨茂陵人独宿,凯风棘野雉双飞。纵无七子为衷社,尚有三春各恋晖。愁听灯前儿辈语,阿娘真个几时归。”郁达夫希望以母子之情去打动王映霞,希望她重回自己的怀抱,未免过于天真。
      
      生死两隔
      
      王映霞回国后,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文书科。曾任外交部长又是大学教授的王正廷,把他的学生、时任重庆华中航运局经理的钟贤道介绍给了王映霞。1942年4月4日,王映霞与钟贤道在重庆百龄餐厅举行盛大的结婚典礼,当时就有人议论说“钟贤道拐了个大美人”。婚礼上宾客如云,王映霞的朋友、著名作家施蛰存为她赋诗:“朱唇憔悴玉容曜,说到平生泪迹濡。早岁延明真快婿,于今方朔是狂夫。谤书欲玷荆和璧,归妹难为和浦珠。蹀蹀御沟歌决绝,山中无意采蘼芜。”
      王映霞的婚后生活十分安定幸福。她晚年向人坦言:“(钟贤道)是个厚道人,正派人。我们共同生活了38年,他给了我许多温暖安慰和幸福。对家庭来说,他实在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好祖父、好外公。”2000年2月,王映霞以92岁的高龄病逝在上海。
      1942年日军攻占新加坡前夕,郁达夫渡海逃亡到印尼的苏门答腊。为了掩护身份,也使家中有人照料,经朋友介绍,郁达夫与华侨女孩何丽有结婚。虽然何丽有没有文化,但很会做家务,把家里打点得井井有条。郁达夫曾这样评价何丽有:“这家伙傻得很。老婆还是傻的好。”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两个星期,1945年8月29日晚,几名日本宪兵突然秘密绑架了郁达夫,并在9月19日将其枪杀。
      早在1945年初,郁达夫已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立下遗嘱,把他在印尼的一切财产留给何丽有及其子女,而国内的稿费、版税、房产等,则全部留给王映霞所生的三个儿子。
      郁达夫好友刘海粟曾讲过一番话,最能反映郁达夫对王映霞的痴恋:“自从王映霞离开新加坡回国,他一直抑郁寡欢,酒喝得更多,诗却写得没有过去好了。古人说诗文穷愁而后工,那是指精神面貌振奋的人而言。达夫在南洋,虽在印尼和何丽有结合,但是他们之间没有深厚的爱情,郁达夫直到死,心里只有王映霞。”
      
      (责编 朱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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