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喜马拉雅山上对印军广播】喜马拉雅山北麓 印占
时间：2019-02-21 05:37:1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1971年8月,我22岁,结束了在北京大学一年的印地语强化培训后,被调到西藏军区政治部,分配在广播队。广播队在亚东边防哨所设有广播组,负责对印军广播。 我在拉萨适应了一段时间,就被派到了不通车的卓拉山口。那里海拔4000多米,高寒缺氧,环境十分恶劣,一年中有一半以上时间因大雪封山而与世隔绝。由于卓拉山口地处印度洋和青藏高原热冷气流交汇处,就算到了夏天也是云遮雾罩。每当日过午后,阵阵云雾从山下涌来,生活在哨所上的人就感到胸闷、头疼、恶心,吃不下东西。当时,由于边防建设还十分落后,战士们三三两两地居住在洞不是洞、窝不是窝的坑穴中。夏天,穴中的水“啪啪”往下滴,用粗木板、烂木头搭起的“床”下积着一洼水,被褥湿潮,散发出一股霉臭味儿。冬天,穴中滴水形成一条条比象牙还要粗长的冰挂,人在坑穴面行走,稍不留神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战士们就在这样的坑穴中,凭着一腔热血保卫祖国的边防。这里看不到报纸,读不上家信,收音机的信号也很不好,夜里常常连蜡烛都没有。由于气压太低,煮不熟饭,大家每天只能吃夹生大米饭伴干菜。因缺乏维生素,大家的指甲翘得像小勺一样。
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结束后,中国军队撤回麦克马洪线以北20公里处。为了搞政治攻势,双方在中(国)锡(金)边界的几个重要关口都架起了对峙的高音喇叭,每天进行3遍广播,你方喊罢我登场。听老同志讲,我方当初是扯起嗓子隔着界墙喊话,“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了扬声器,喊话才不那么费力了。再后来,换成了有线广播,硕大的广播喇叭并排安装在边境线上,可将声音传到10多里外。我们这些学过印地语的战士,到这里来的任务就是担任播音员,每天对印军广播。我们广播的内容十分严肃,除了读毛主席语录外,还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印地语广播,这些内容需要在晚上录制好。由于山口上接收信号不好,录制节目是很头疼的一件事,往往要录制两三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印地语节目在晚上11点以后才有,每次我们录制完都已经是翌日凌晨。早上7点我们要准时广播,6点钟就得起床发电。高原上,部队规定的睡眠时间为9个小时,可我们只能睡四五个钟头。当时,对印军广播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我们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一天不洗脸、不吃饭,一个月不洗澡是常事儿。
我们刚到山口时,比我们早来的同志故意逗我们,讲了不少印度士兵来摸营的事。我们越听越害怕,生怕不明不白地当了俘虏。但一个星期后,我们半夜开着门睡觉也不怕了,还敢在夜间到处行走。因为我们明白了“台风中心最平静”的道理,双方士兵受边防政策、纪律约束,轻易是不会过境挑衅的。
由于不通公路,我们所需的一切物品,都是每年夏季从亚东镇招募几十名藏族民工,背运半个月时间。付给民工的搬运费是每斤物品近1元,相当于5斤大米的钱。那时,我每月津贴12元,新战士每月8元。照此算来,我们在山口上搞对印广播,代价是很高的。
当时,卓拉山口的物资匮乏,文化生活也极其单调。这里种的菜长不起来,养的猪也不能成活,一日三餐只能吃陈年旧米、干菜,味同嚼蜡。最好的时候能吃上一点山下背上来的萝卜和土豆。我们每周能看一场电影,但只有《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这些老片子。因为太寂寞,一部《地道战》我看了10多遍。为了找乐趣,我们就逗老鼠玩。卓拉山口的老鼠特别大,毛茸茸的,很是可爱。我第一天到卓拉山口,发现屋角有几只小动物在啃吃萝卜,便问组长:“咱们这里还养了兔子?”组长笑道:“哪里是兔子哦,是老鼠!”
卓拉山口的自然条件虽然艰苦,也有美丽的一面。杜鹃花开时,漫山遍野姹紫嫣红,十分壮观。喜马拉雅山上的杜鹃树生命力极强,在山下是乔木,随着海拔升高就变成了灌木,到了4000米以上,它就变成“小草”了,可年年还是照样开花。
1972年9月底,卓拉山口遭遇了一场特大暴风雪,我们的广播线杆被雪掩埋。暴风雪停止后,我和战友踏着积雪去查线。谁知刚下山,暴风雪又来了。10级以上暴风吹得我们根本无法行走,只能在雪地里爬行。由于缺氧,加上风又大,噎得人喘不过气来,我们爬两步就得停一下,用手在雪地上刨个窝儿,把脸埋进去呼吸。过了大半天时间,才爬了不到50米远,我们几乎冻成了冰人,不得不放弃下山检修的计划,就近钻进一处哨所。我们的棉裤、毛皮鞋和皮肉冻结在一起,哨所战士用皮大衣给我们包上焐热,老半天才脱下来。我的脸受到强紫外线的灼伤和暴风雪的冻伤,从前哨下来后,到后方野战医院住了半个月院。现在,每到冬季或体虚上火,我的嘴唇就会溃烂――都是当时落下的后遗症。这次大风雪持续了几个月,线路实在无法修复。经上级批准,我们停止了对印军广播。一段时间后,印方见我方停止了广播,他们也停止了。从此,亚东边防持续了将近10年的“敌对广播”终于画上了句号。
(压题图:作者在喜马拉雅山上的广播站工作)
(责编 王 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