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余德泉:余德泉
时间：2019-02-27 05:40:0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一 当代中国书法艺术正处于有史以来最为尴尬的发展时期。一方面。随着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涌入，很大程度地动摇着中华民族本土艺术的文化根基，民族主义、先锋主义(观念主义)以及企图嫁接求新的折中主义之间的观念之争从未停息。前者主张强化民族艺术特质所表现出来的独有的民族人文特性，依循中国书法几千年来自身内在的客观规律，强调只有在“继承”基础之上求变创新才能使“中国书法”永葆民族特色而独步于世界艺术之林。后者主张中西文化“接轨”，用西方现代艺术观念来审视中华古老的书法艺术，并企图用非汉字线型与结构的语境图式来“解构”“中国书法”而“重建”出具有“世界一体化”意义的全新书法图式。折中主义的书家们则力图将中西两种截然不同语境形态的艺术样式整合为一，创造出“似鹿非鹿，似马非马，似驴非驴，似牛非牛”的“麋鹿样”的艺术图式来。
一方面，在人口众多又处于历史空前的太平盛世的国度里，无论主观意愿还是非主观意愿从事书法艺术的个体，早已高达数千万之多，学术界通常用“泛化”的字眼来描述当下书法队伍的发展情形，并认为书法艺术已从传统的“精英文化”转型为“普适文化”(具体地说，自上世纪80年代书法热形成以来为普适期，之前为精英期)。这种不论什么人都可杀进圈内“玩一把”、与书法艺术发展内在客观规律严重相悖的荒诞情态，令中国书法从此由“阳春白雪”沦为“下里巴人”，在发展的道路上显得别样的无奈。
老实说，“普适”现象所带来的艺术“繁荣”和艺术“自觉”，一定程度为修复文革时期所造成的文化缺失起到了积极作用；“观念艺术”与“嫁接”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书法艺术的表现话语。但是，当我们冷静、客观、全面地审视建国以来的中国书坛，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所走过的艰辛历程。透过“繁荣”与“自觉”的表征，就会清楚地看到，“普适”形成的庞大创作阵营所代表的“重实践轻学术、重表现轻质美”的创作方向和泛化的审美标准并不能代表当代书法艺术发展的价值取向，更体现不了现当代书艺水准与时代特征。市场经济追名逐利所带来的浮躁心态，缺乏内在修养历练和严格技法训练等等所导致的面目雷同、内涵匮乏的轻薄狂怪的创作流风，气息靡弱，与中华民族质文并重、宏博精深的大美意识与包容襟怀相去甚远；无论观念艺术还是折中主义对于书艺语境、图式的刻意变革已让越来越多的人清醒地认识到这更不是我们这门古老艺术的发展方向；而真正彰显民族精神、擎起时代旗帜的依然是“王蘧常、陆维钊、郑诵先、来楚生、陶博吾、林散之、沈延毅、游寿、萧娴、卫俊秀”等“精英文化”圈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总体艺术风貌体现着我们现当代书风的时代特征与价值取向。系统研究这些个案，不难发现，这些人物都具有“严谨务实、吃苦耐劳的治学态度和作风，不求闻达、寂寞耕耘的良好心态，丰厚的学养与高度完善的独立人格以及植根传统、广涉博采、自为新变”的诸多共有的特征。许多有良知的国人因此为当下“普适”状态下书坛的浮躁情势感到叹惋和担忧，认为俗世之下，“精英”难寻。其实并不尽然，泱泱大国，沉浮自有人在，只是比例极为悬殊罢了。长沙中南大学余德泉教授就是当下“普适”情态中“蕴藏”的富于民族情结、甘于寂寞、板凳一坐卅年冷的精英圈内人物。这位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专业，平生以古代汉语、传统诗词与楹联学为专攻，同时干书学研究和书写实践皆颇有造诣，但却至今鲜为书界所知的学人。的确值得我们关注。
二
余德泉，字态洪，号丹山游子、长沙寓客、得月斋主等，1941年9月出生于四川泸州叙永县，1965年北京大学毕业后长期执教于长沙，任中南大学楹联研究所所长，对联学、书法学研究生导师，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民盟湖南省委文化艺术委员会主任，湖南省楹联家协会主席，《对联学刊》主编。
二十年前。我与余德泉教授邂逅于长沙古籍书店。其时，他正在为编纂《章草大典》四处搜寻字源。前年在北京任职期间，我终于在王府井书店见到了这本由中州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大典》。这本耗尽他们伉俪十几年心力而“磨”成的书，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首先。对于字源极为稀少的章草书体来说，将其编成一本为大16开本、计1664页之厚的《典》，这在书史上还是第一次。无疑，该书对于研习章草艺术的人们和从事章草艺术研究工作的学者来说，其实用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其次，该《典》在学术与艺术方面亦有其特立的一面。在该书之首，有作者自撰之《前言》，这实际是其数十年来专研章草艺术写下的颇具理论高度的专业学术论文。洋洋两万余言，从“章草的由来、章草的特点、章草书家与传帖、章草类别、章草与今草”五个方面对章草艺术进行了全方位的阐释。其中。颇多新论。譬如《章草书家与传帖》一章中对于赵正关于“简牍章草”和“传本章草”艺术价值的指谬，尤其关于章草名称由来的见解，很有见地：
八分书乃隶书之别称，而章草乃隶书(包括古隶)之草写。或带波捺这一点与八分近似。隶书又名章程书，由此看来，若谓章草之“章”乃由“章程书”之“章”而来，恐怕更有道理。
对于“章草之衰”，他的意见也完全符合文字与书体发展的实际与规律：
书论多谓章草之不景气，是因为唐代颜师古注《急就章》舍章草而存正楷之故。让颜师古一个人来承担这个责任，不仅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笔者认为，章草之不景气，至迟东晋已经开始。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章草因有波磔之故不如今草好写。王羲之等人又将今草写到了极其成熟的地步，今草取代章草之势便自然形成。至唐，颜师古注《急就章》又“取章存正”，章草之衰落，便无可逆转了。
研读该文，我们不得不为其考据和列类的翔实而感到欣慰。仅是章草类型，该文就归纳出“原始型、简章型、标准型、章今型、今章型、正章型、章篆型”七种之多。书尾并附《同形字一览》、《近形字一览》、《通用字一览》、《不同偏旁相同的写法一览》、《相同偏旁不同的写法一览》等，足见其研究至深至细。
编纂书法字典，对于源字的剔割筛选，是最能窥伺编者艺术审美素养的。同时，对于来自不同源本源字的认读和编排，又最能考查其学术水平。因为必先释读原帖原文才能进行遴选编排。否则，就容易张冠李戴，既贻笑大方，又误人子弟。余德泉教授伉俪编纂的这本大典，所选范字，总体格调高古，字形美观而无流俗之态，“千姿万象，汇于一帙”，映现出作者深厚的艺术审美素养。而几无差错的识认与编排水平。凸现出作者深厚的国学功力与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当下伪学术之风风靡的时代，尤为难得。
余德泉教授的学术生涯。始自大学时期，而研究成果的爆发期则始于上世纪80年代。从其学术简历，可窥一斑。自1980年，《语文四品》印行以来，他先后出版专著十多部，如《对联纵横谈》、《中国长联三百三》、《古今绝妙对联汇赏》、《书法通》、《清代十大名家对联》、《诗律、词律、曲律和联律》(“21世纪高等院校基础性核心课教材《古 代汉语》中之四章)、《章草传帖》，尤以《章草大典》影响巨大；2006年，《余德泉书自撰作品集》出版；2007年，《章草论语》出版。他被入编于其他书中的文字尚有三十余万。如此高密度的成果结晶，如果说没有平和心态所致之超凡定力，要想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
三
书法之为艺，是因其具有传达作家内在思想情感的特殊功能。因此，书法同写字相较，显然超乎技术的意义而更注重精神层面的表现。这种精神的东西，源自作家自身的学力、人格、心性等非技术因素，是作家赋予其作品强烈生命力的本原所在。因此，从事书法艺术，我们既要着力技术层面的苦行渐修，同时，更应注重“学力”、“人格”、“心性”诸方面的综合锤炼。
“功不十倍，不可以果志；力不两兼，不可以角敌；书不千轴，不可以语化。”(皇甫�《皇甫持正集》)作为国学专家，余德泉对于“书法”内涵的理解超乎常人。他坚信书法是当今世界艺术领域中艺术价值与艺术境界最高而艺术创造至难的艺术样式之一，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造作，惟有潜心修炼，苦学力行，才能有所获。因此，几十年来，他躲进书斋，面壁渐修，不随潮流，不与俗合。其良好的心志与时下笔未拿稳便飘飘然招摇过市、心安理得地换起银子来的部落们形成鲜明反差。余教授在《余德泉书自撰作品集・自序》中说：
蒙学之初，见塾师为某富家榜书挽词“虽陨弥高”四字，皇皇然熠熠然，印象至今不灭。后遇多位师长书法俱佳，写字日增兴趣。入北大攻读汉语，偏爱文字学。写省形字论文，竞寻得一法将《说文》小篆9000余字默记于心，“文革”后又将《甲骨文字集释》、《金文诂林》、《说文约注》等鸿篇系统研读一过，吾之书法，自此乃有基础。”
由此即可看出他对书法认识所站的高度。
参加工作后，他于甲骨、金文、小篆、隶书(简牍帛书、汉碑)、行书、今草、小楷各体均有所涉猎。其中，隶书作为启手书体，致力尤勤。他曾将2300余言的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写过20余遍。为迎接香港回归祖国，他用隶书将洋洋两万余言的《香港基本法》书写一通，得到的条幅达155件之多。而在书写过程中，因反复加工所废弃的条幅竟数倍于成品。其用功之深，令人感叹。
余德泉习书，最值得称道和借鉴的绝妙一招，是他长期“将写字以书法待之”的做法。为了强化练笔，他沿用传统文人的“办公”模式――手抄文稿。他的大著《古今绝妙对联汇赏》赫赫然64余万言，即用毛笔以行书手稿的形式写成。这样的做法，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办公条件下，真让人匪夷所思。难怪有人称他是“老古董”。然而，也正是这位老古董应用的老办法，契合了书法艺术内在的发展规律，因而修成正果。一方面，高强度的抄写。练就了合乎古法的精熟笔法；一方面，抄写时状态的随意、轻松。于无意间创造了诸多率意、闲适意境的佳构。这正应验了东坡“书无意于嘉，乃嘉尔”的名言。老实说，我是非常推崇他的“手稿体”的。近几年来，他又用章草将《孙子兵法》、《金刚经》和《道德经》各写了四五遍，还用方寸大的隶书手抄了《三字经》、《增广贤文》和《金刚经》等，所走的路子也是一样的。
余德泉经过多年徜徉于书海的历练，最后迷恋上了“简约、古朴”的章草艺术。
章草一艺，发端于古隶，成熟于东汉，而终因波磔之繁被时代遗弃，因而两晋以降，少有名家。直至近代，书法艺术的实用功能与艺术功能被逐渐剥离开来，具有强烈创造意识的书家不断涌现，章草遂以其独特的古雅情调而重新受到关注。于是，沈寐叟(曾植)(1850―1922)出。这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蜚声中外的大儒，直到晚年才专事于书学研究与书写实践。他用“碑帖相容”(即“备魏取晋”、“异体同势”、“参伍相变”)的艺术理念指导书写实践，开拓新境，终于形成了跌宕沉雄、翻覆盘转、奇趣横生的独特章草艺术范式。“沈曾植以‘博物君子’之器识，相容并蓄，去前贤之狭隘，疏通碑帖交融之道，影响了一大批书家。尤其章草。盛于汉代，元明虽有赵孟�、杨维桢、宋克等人推扬，未见潮流，至沈曾植一出，写章草风气，名家辈出……其导引之功不可没焉。”在众多的后辈之中。其门人王蘧常(1900～1990)，直承他的气息，将其书学理念发扬光大，最后形成了“如搏龙蛇之姿……奇崛诡谲之态”的崭新风貌。此外，川人郑诵先(1892～1976)将今草和章草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朴茂苍浑、恣肆洒脱的风格；为人狷介自持的高二适(1903～1977)巧妙地将章、今、狂诸草熔于一炉，形成的结字紧密、线质劲健、既高古朴雅又奔放跌宕的章草书风；郑州谢瑞阶(1902～2000)古雅质朴、圆浑苍健的章草艺术，都值得我们引以为豪。这一以章草之学术研究和书写实践的至高成就彰显于当代书坛的群落，构筑起了汉魏两晋以来章草艺术的又一峰巅。
透过上述分析，我们似乎可以窥伺，以至理解到余德泉教授选择以章草为主攻书体的文化动因、学术取向及时代意义。他为习章草，殚思极虑，寝食不安，遂动编纂《章草大典》之念，又因编纂《章草大典》而引发了对于章草艺术全面、系统、深入的学术研究，其后，又用其研究的学术成果指导创作实践。最近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章草传帖》也是一部大16开本千页以上的煌煌巨著。此书不仅收录了简牍章草以来历代遗传的章草作品140余件，而且每一件都按页作了释文。还搜罗、考释并附列了帖中之异体字近500个。他的这种融学术与创作实践为一体的学研方法链，为当下“普适”、“泛化”状态下的书坛，尤其是年轻一代，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模式。
余德泉教授的章草，已达到很高的境界。从技法的层面看，我们只能用“熟乱至极”来形容他对于章草点画与结构语汇的高度理解与把握。其用笔之精熟、结字之合度，几乎无可挑剔。就这个角度看，当下书坛无出其右者。
项穆《书法雅言》云：“书有三要：第一要清整，清则点画不混杂，整则形体不偏邪；第二要温润，温则性情不骄怒，润则折挫不枯涩；第三要闲雅，闲则运用不矜持。雅则起伏不恣肆。”我们用“清整、温润、闲雅”六字来赏读和评介余德泉的章草艺术，恰到好处。他的章草，力避元明赵孟�、邓文原、杨维桢、宋克等人纤弱流俗之态，直接汉魏两晋史游、皇象、索靖等的高古浑穆气息，笔法精熟而不染习气，结字清整而不失灵动，形质纯古而不失个性，情态朴茂而不失闲雅，平和清越、温润隽永，富于书卷气。
四
在其《书自撰作品集》的《自序》中，余德泉教授如是说：“研习有年，吾深感先贤遗墨之妙，非浅者可以明之也。学养未到，纵稍有感悟，亦难知其所以然。前代大家，于其体察时有修正，吾何许人也，敢以几日之涂鸦自是于士林耶!吾亦深知求索之路漫漫修远，跬步之进，亦当历尽艰辛。唯宜脚踏实地，稳步向前，又焉敢投机取巧以博廉价之声誉，或急功近利而逐时下之潮流乎?”
老实说，全面、系统地研究余教授其人、其学、其艺，在我看来，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体现在他身上“敢以几日之 涂鸦自是于士林”、“唯宜脚踏实地，稳步向前，又焉敢投机取巧以博廉价之声誉，或急功近利而逐时下之潮流”的传统学人品质与精神。这种优秀的学人美德，在时下书界，早已伴随市场经济机制下的喧腾而被蒸发得所剩无几。虚荣心和功名利益诱使下的“躁动”、“肤浅”、“享乐”、“贪婪”、“窃取”所导致的艺术行为与艺术创造的“平庸”、“无为”、“荒诞”，令其显得弥足珍贵!从余教授的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当代书法艺术发展前进道路上的一丝曙光。他的书法由于有深厚的学养、良好的心性、完善的人格作支撑，不仅让人欣赏到笔法精熟、结构清整所生发的轻盈活脱的节律快感。更让人享受到清新、文静及古雅质朴的内在之美所带来的视觉欢愉。
当然，诚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求索之路漫漫修远”，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他或许还有许多课题要做，许多难题还有待攻之!
艺海水汤汤，术而游也；中华文郁郁，国乃化焉。
应隽平君之约而撰。内嵌“艺术中国”四字。汤汤，水盛也。术，指一定之方式与方法。而。能也。郁郁，即或或，文采盛也。化，教化也。先贤有“游于艺”与“郁郁乎文哉”之语，此化而用之。
九畹尽名花，大芬每自芝兰出；一村多国手，美术兼宜雅俗看。
《离骚》云：“余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村即深圳画家村也，“大芬美术”在其中。国手，指一国中某项技艺最出众者。联嵌“大芬美术”四字。
端砚吟
吾知端砚久矣，故尔能成此诗
斧柯北岭树迷离，端溪风惠草萋萋。山灵水好生美石，青黄紫白世间稀。嫩纯细润坚且密，纹皮云叶各有仪。精工成砚多极品，九州四海并云奇。墨沉濡纸暗生香。宣楮书之发亮光。唐贤好用无贵贱，苏米重之名显扬，天下缙绅争媚眼，万钱一掷何寻常。端砚千年垂不朽，雄冠古今居砚首。当年包相知名贵，未敢一方随己走。旧雨赠吾砚一台，谓自端州属上材。雕云镂月经大匠，砚池径尺有深怀。数年不忍初开墨。四时且为拂尘埃。一友春上来他邑，观赏不由称啧啧。砚品珍奇见已多，犹对斯物心怡悦。早闻好料渐难寻，采琢尤当知爱惜。
十年前吾撰《简明书法教程》一书，专章述四大名砚，便对端砚之资料有所搜集整理。
游台湾日月潭
久已神往日月潭。于今始得一观瞻。入眼长潭明似镜，青波浩渺尽湛蓝。潭心小岛名拉鲁，虬松老干洵高古。丰茂百草丛而生，蒹葭白露秋可睹。水鸟殷勤时起落，嘤鸣振翅何欢舞。四围山树密而浓，其间寺宇白兼红。云缭岭似巫山女，半眠半醒意朦胧。阿里少年今安在，传情何不借清风。船家呼我游。桂棹荡扁舟。一舟轻似叶。神怡心旷意难收。沧浪未曾逢渔父，濯缨濯足听吾求。浑周一绕路盘曲，傍水依山心开豁。渔村今已列重楼，网上鱼多鲜且活。路旁小店纷招徕，不禁徘徊一驻足。山环路转复长驱，笑语欢声荡林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