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要就有|领导职责

时间：2019-01-28 17:41:35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以前，我们流传着这样的口号，叫做“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当然，这不表示我们什么事都能干。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将其理解到一些人对领导的支持和拥护上，那可就“虽不中亦不远矣”――换言之，只要领导要什么，有些人就能给他什么。
　　1932年，沈从文写过一篇《战争到某市以后》。写的是“九一八”之后，“沿长江中部××市”的人民反对政府丧权辱国对敌妥协，于是上街游行示威，遭到镇压。这样，该市市长从此提心吊胆，怕“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对他采取相应措施。怕什么还就来什么：这天，他坐车上班，“忽然从一个铺子里奔出一个男子，似乎发了一点狂，很便捷地扳上了市长的车子。”于是市长卫士开枪将此人射杀，轿车乘机溜之大吉。可是，事后却只在“刺客”身上发现一封信，信封上写着那么两行字：××市的一个市民呈禀××市长大人钧启，内容不过是“因看到报载×方的战事情形，请求市长通电中央出兵救国”的请愿信――也就是说：市长杀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刺客，而只是一个交请愿信的市民。这怎么行呢?这不是挑战市长大人的英明果断么?于是有了这样的对话：“市长一会儿就又问：‘另外那个找不着吗?’回事的说：‘另外没有什么。“怎么，手枪同炸弹全找不着吗?’回事的说：‘没有手枪同炸弹。“混账，你怎么知道没有?我亲眼看见那个东西……余区长哪里会这样胡涂，把这东西也疏忽了!要他们找来，一定找来，我看到那是一枝七响勃朗宁，用不着看我也猜想得出，有三粒子弹，你去问他!”’领导既然要，当然就“找”得出――“果然(请注意这‘果然’)，就送一枝旧手枪来了。里面不多不少三粒子弹。市长正在主持一个重要会议，大家于是望着到那件凶器，并用极谨慎的神气，传观那件凶器，讨论那件凶器，同时想起在那千钧一发危机中，市长的危险情形，就莫不佩服赞叹市长的临危不惧，为市长命大庆贺。”然后，在当天晚报上就有“一种有计划的阴谋，一种显然的行刺，若非××市长汽车上的卫士抢先一着，奋勇杀贼，结果将不知陷××全市到何种不堪设想的混乱中去”的报道!
　　据《毛泽东交往录》一书记载：1948年11月24日，史学家吴晗来到石家庄解放区。不久，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亲自接待了他，毛泽东还就昊晗写的《朱元璋传》中一个细节跟吴晗进行了“亲切交流”。
　　吴晗在1949年《朱元璋传》中关于元末农民大起义领袖、西系红巾军领导人彭和尚的描写是：“彭莹玉可以说是典型的职业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气，勤勤恳恳播种、施肥、浇水、拔草。失败了，研究失败的教训，从头做起，绝不居功，绝不肯占有新播种的果实。第一次起义称王的是周子旺，第二次做皇帝的是徐寿辉，虽然谁都知道西系红巾军是彭和尚搞的。彭祖师的名字会吓破元朝官吏的胆，但是起义成功以后，就烟一样消失了，回到人民中去了。任何场所以至记载上，再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了。”吴晗还称赞彭和尚“功成不居，不是为了做大官而革命，真是了不起的人物”。毛泽东看了，对吴晗说：“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
　　1950年初，吴晗写了《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文中除了对自己成长经历、求学以及做学问过程进行回溯分析外，对毛泽东指出《朱元璋传》中的具体问题，也在思想上做了检讨：“我写一个元朝末年的革命组织者、领导者彭和尚，一辈子做宣传、组织工作，是西系红军的领导人，他坚强不屈，领导人民斗争，跌倒了舐舐血爬起来又前进。但是到徐寿辉起义成功以后。他突然不见了。我对这个人赞叹不已，认为功成不居，不是为了做大官而革命，真是了不得的人物。当然，我很中了《史记》的毒，吃了张良的亏。但是司马迁、张良不能替我负责，我得对我自己负责任。”末了，还津津有味地表示：“果然(又是一个‘果然’)，在回到北京以后，再细翻《明实录》，居然查出，又过了多少年，彭和尚被明朝军队所擒杀。这样看来，他并没有逃避，一直革命到底，斗争到底。……在我的书里面，不但看法是错误的，连史料也是不完备的。”
　　“领导要就有”的最集中体现，还是在“大跃进”中――那时候，领导要多高的产量，下面就能报多高的产量(还常常高出领导要求)，结果如人们所知，是上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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