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生活点滴的句子_点滴观察
时间：2019-02-09 05:40:4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千家驹(1909―2002年),经济学家,浙江武义人。曾任北京大学讲师,广西大学教授,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民盟第五、六届中央副主席等职。1926年到1932年,千家驹曾在北京大学求学,著有《我在北大》,回忆了当年在北京大学的点点滴滴。
1984年我在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中看到该作品,囿于时代局限,文中留下了不少时代的烙印,充斥着意识形态话语。不过,从字里行间,我仍然能看到当年北大自由思想氛围、独立人格之校风和蓬勃的朝气,故拾缀二三事例以飨读者。
千家驹就读的时代,离“五四”时代已经有些年头了,与蔡元培先生就任的北大不可同日而语。北京的城头不断变幻着“大王旗”,一下是直系军阀,一下是奉系军阀,一下又是南京国民政府。但是,蔡元培开创的兼容并蓄、学术自由、反对思想定于一尊、反对学术与政治结合的传统犹存。持各种思想见解、学术观点者都能在北大留有一席之地,而各种主义、思想,无论是革命、激烈还是保守的,都能找到信徒。比如,千家驹曾旁听了蒋廷黻(当时兼任北大讲师)的“中国近代外交史”,蒋在上课时,称赞琦善,对林则徐颇有微词;讲甲午战争与《马关条约》,则歌颂李鸿章;讲“二十一条”时说袁世凯已尽办外交之能事。这样的观点,不要说解放后,就是在当时,也已显得很“反动”,但是,蒋廷黻却能为北大所容纳。而他的那些观点,拂去历史的灰尘,于今天看来,未必没有可取之处。
最难能可贵的是,在当时的北大,学生毫不迷信和盲从于任何权威,他们敢于挑战权威,持有难得的独立人格。千家驹就干过几次直面批评授课教师的事情,其言辞在今人看来,可谓惊世骇俗。比如经济系曾开设两门课:《资本论》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批判,讲师为同一人。不料,这位讲师对马克思、《资本论》竟一窍不通,被千家驹问得面红耳赤,下不了台。不仅如此,千家驹还在下课之后给他去了一封信,称“你讲‘马克思主义批判’我丝毫没有意见,因为今天的中国,批评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用什么理论,只须什么‘马克思牛克思’一句话就够了。但对于你讲‘《资本论》研究’却不能同意,因为我发现你对《资本论》一无所知。所以希望你把这门课停了,专门讲你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好了”。
千家驹虽然被胡适先生称为“是著名的捣蛋头儿”,是特别能来事的人,不过,这种独立人格的形成却离不开北大教师的包容与学校自由宽松的学风。像被千家驹挑刺的讲《资本论》的那位讲师,在收到千家驹的信后,果然真的再也没有上过《资本论》的课。试问今天,哪个大学生有如此之学识和魄力来挑战教授?而又有几个教授能“闻过则喜”,对学生有一份包容和宽厚之心,愿意不耻下问呢?
在当时的北大,不但学生活跃,人格是独立的,教师同样充满个性。千家驹回忆说,在他就读经济系三年级时,学校开了一门课,名为“高级经济学”,教师为周炳琳,兼任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是国民党新贵,兼北平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是红极一时的人物。但同学们不买他的账,大概正因为他是国民党当权派的关系,同学们一致抵制他。全班五十九个同学中,上他课的只有一个人。”但是,周炳琳却很有涵养,整个学期就为惟一的学生上课。更奇特的是,到了学期考试,这惟一上课和惟一参加考试的学生,周炳琳居然给他记了一个“不及格”。可见,教师也不为会自己惟一的“知己”徇一点情面。
北大“兼容并蓄、学术自由”氛围的取得,并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是由蔡元培先生肇始,由北大师生在与当时的政府博弈和抗争中获取的,是在坚决反对干扰学术和思想的斗争中争取而来的。不过,官僚们总是不甘心在校园的败退,行政权力一有机会就想插手校内事务,充当学术权威,而北大师生则经常奋起捍卫自身的权利。比如在奉系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刘哲做了教育总长,派“监考官”到北大监考,当发现学生带讲义参加考试时,下令该学期北大全部试卷作废,于第二学期重考并规定由教育部派员命题。北大师生闻讯大哗,同学们认为,考试携带讲义,乃教员许可,监考官出面制止,本不合理,即令偷看讲义犯规,也只应惩戒犯规的同学,何得罚及全体?况且考试由主讲教师出题,乃天下之通例,教育部何能越俎代庖?教师们亦纷纷不满,认为不让教师出试题,是不信任教师的表现。于是,学生和教师推派代表,向教育部请愿,要求收回成命。
千家驹的北大,离今天已经很久远了,但是,从尘封的史书中读来这些旧事,仍然让人备感温馨。然而,今天的北大安在?今天的高校,要让学生们有独立思想确实也难,因为他们并没有得到“兼容并蓄”氛围的熏陶。当他们踏入高校伊始,他们面临的现状是,高校外面有行政官员来管理高校,评估高校的等级、决定高校的管理;在高校的内部,从校长到院系主任,组成一个科层级的官僚系统,高校是行政化的,学术的评价是由行政官员把持的,高校教师习惯于顺从地在科层结构的官僚系统中觅食,自然,学生也不习惯于挑战权威,因为学生的各种荣誉和学业评价同样为权威所把握。就千家驹自身而言,在北大期间和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特别能折腾,是著名的“刺头”,但经历过“文革”的残酷折磨,同样变得噤若寒蝉。
今年五六月份国家相继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都提到“高校去行政化”、“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不知,今后的北大学生,会不会变得更大胆说话了?而那个离我们已经久远的时代,那个尘封的北大,能否归去来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