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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中期山左名贤卢见曾诗学思想探析]沧浪诗话的诗学思想

    时间:2019-02-12 05:42:3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关键词:清代 诗歌 山左 卢见曾   摘 要:作为清初山左诗学的承继者,卢见曾主盟东南文坛多年,论诗以诗道性情为中心,主张知人论世、诗非一格、诗关学才;其诗学思想既源于家学,又是转益多师的结果,也得益于扬州特定的人文环境,是明清以来主张诗歌缘情一派的重要代表,有着康乾过渡时期诗学的典型特征,并与浙派、性灵派相互影响,对清代中期诗学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
      
      清初顺康时期,“山左”诗坛人才辈出,诗歌创作颇为壮观,所谓“国初诗人,山左为盛”①。生于康熙朝、主要活动于雍正、乾隆朝的卢见曾,既是乾嘉汉学的推动者,又是赵执信之后、沈德潜和袁枚并起前的诗坛圭臬。他亲承山左诗学之炙,又主盟东南文坛,南北诗学兼容,从而使其诗学思想具有康乾过渡时期诗学的标本意义,由于卢氏传世诗学文献的稀阙,卢见曾诗学思想的价值一直难以得到认可。研究卢见曾的诗学思想,对于勾勒清代中前期诗学演进的轨辙、进一步推进清代诗学研究有着及其重要的价值。
      
      一
      
      卢见曾(1690-1768),字抱孙,号雅雨山人,山东德州人。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进士,自雍正三年(1725)始,先后任职四川洪雅知县、安徽蒙城知县、六安知州、亳州知州、江宁知府、颖州知府、江西饶九南道、两淮盐运使、直隶栾州知州、永平府知府、长芦盐运使。乾隆十八年(1753)复为两淮盐运使任上告归。乾隆三十三年(1768)被诬下监卒于苏州狱中,享年七十九岁。史载卢见曾“勤于吏治,所至皆有殊绩”②,尤有志于教育文化事业,历官所至,多建书院,如洪雅之建雅书院,六安之赓扬书院,永平之敬胜书院,天津之问津书院,改建了扬州的安定书院。扬州盐运使任上,爱才好客,名公巨卿、骚人词客多至幕府,极一时诗酒之盛。
      卢见曾原有自著诗八集、文十余卷,数量宏富,本已编定,除《出塞集》早刊外,余悉遭抄没、回禄之灾③,其后人搜轶集成《雅雨堂诗集》、《雅雨堂文集》,合计诗127篇,约200余首,文章79篇,另有《渔洋山人感旧集小传》;正如中国古代大多数诗学家一样,卢见曾没有论诗专著,但其诗学思想仍可从为他人诗集撰写的序文、编选诗歌总集《国朝山左诗钞》的诗美倾向、具体诗歌创作以及对诗人诗作的品评中窥其要略、得其旨归。总体看来,围绕其“诗道性情”的诗学的核心价值观,卢见曾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诗学思想体系,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诗学价值:
      (一)“诗道性情”的功能论
      “诗道性情”是卢见曾诗学思想的核心基石。诗言志是儒家诗学的主调,长期以来,封建统治阶级出于政教的需要,把言志与缘情两者之间的界限搞得模糊不清,缘情被局限在“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框架内,言志消纳缘情而独占主导走向。在清初诗坛王渔洋“神韵”诗一统天下的背景下,卢见曾“诗道性情”的观点,使诗歌从“盛世元音”、强调政教传统,回归到其自身的特质。在《赵秋谷先生诗序》中,卢见曾对赵执信诗作了高度评价:
      
      呜呼!诗以道性情,诗作于千载以上,而能使千载以下读其诗者,可歌可泣,忾然想见其为人,此非缘饰之工,亦惟其性情之真有以不朽于斯世而已。若使不病而呻吟,处顺而感慨,后之人何从而尚论之!④
      
      强调“诗以道性情”,并且强调情真才能写出不朽于世的作品,赞赏赵执信诗歌的“性情之真”,反对“不病而呻吟,处顺而感慨”的虚伪情感。卢见曾编纂《国朝山左诗钞》时,收赵执信诗歌154首,数量之巨,位居王士�之后,占据第二位,亦可见他对强调“诗中有人”、抒写真情的赵执信诗歌的肯定,在清初赵执信与王士�论争的公案中,间接支持了赵执信对神韵说的挑战,对神韵诗风满天下是一个冲击。
      在情感的真实性问题上,见曾还说:
      
      缘情以为诗。情之不挚,其诗未有能工者也。古之为诗者必有笃至之性,温厚之思,缠绵悱恻不能自已,而后形之吟咏。……情之挚者诗必工,不以遇之穷达而有异也。⑤
      
      情挚即情真,卢见曾认为只要抒发真情,“诗必工”,诗人先有“笃至之性”,不能自已,然后行之于歌咏,这个发生过程也符合诗歌创作规律。在诗歌创作中,卢见曾也实践着自己的诗学主张。
      卢见曾喜诗,束发后即习诗,年已七十而不辍,自称“老而弥笃”。其诗多述实事,抒真情,很少有士大夫的道学气。他写乡思,诉离情,哭同年,悼友人,皆见真情,其最难能可贵之处,见曾诗的情真,还表现在对自己的喜怒哀乐尽情地发挥方面,《到永平任答友人贺章》既表明谦虚又压抑不住升迁后的喜悦心情,而《蒋维御同年书来报北辰老人纳宠口占四绝戏赠》,更以“召平种瓜”等圣典比喻老夫纳宠、子嗣繁衍,字里行间流露羡慕之情,这大悖于“美教化,厚人伦”的诗教传统,冲破了封建伦理的约束。
      (二)诗非一格的审美论
      以“诗道性情”论诗,并力主抒写真情,把传达人的真性情作为诗歌创作的极致,超越了诗美崇尚的唐宋之争。众所周知,唐宋诗之争至明代达到高潮,由于诗学流派不同,个人见解不一,造成不同崇尚的出现,或宗唐、或崇宋,形成诗坛风貌和风尚嬗变的轨辙。清代明兴,随着对明诗祧唐祖宋的反思与批评,至清中期,唐、宋诗并存局面已经形成,兼取与会通开始深入人心,卢见曾诗论不在尊唐宗宋的门户之争中作趋从选择,论诗反对派别之争,主张诗非一格、各存本色,极具特色。
      他在《渔洋感旧集小传》中说“诗以言志”,强调人“各有言其性情遭际”,而论者“欲执一格以绳之”,岂不荒唐。卢见曾以诗坛盟主的气量,放眼南北、纵论古今,认为诗歌断不可以“一格”拘执。编纂《国朝山左诗钞》,他尊重各家诗歌风貌:
      
      是集以钞为名,不敢居于选也,选家标立风旨,合者收之,不合者去之,使入吾选者,如金入冶,融炼一色乃为宗匠。钞则各存本色,窃尝谓诗有二十四品非一格之所可拘,入主出奴以古今文人之一病,非余末学所敢加于前贤也⑥
      
      “各存本色”,不拘一格,体现出卢见曾诗非一格、各存本色的主张。从《国朝山左诗钞》选诗数量上看,卢见曾选王士�诗最多,数量近500首,占到诗钞总量的近十分之一。尽管王士�一生诗论屡变,早期崇唐,中年倡宋,晚年又归到唐,但总其一生来看,王士�诗倾向唐诗的色彩更浓,卢见曾于集中以“所钞最富”,显示了他重唐音的一面。同时他又不回避宋调,清初“金台十子”,山左诗人占其四,是整体宗宋的诗人群体,从《国朝山左诗钞》收录数量来看,田雯诗歌127首,谢重辉诗歌81首,曹贞吉诗歌71首,颜光敏诗歌79首,相对于全集人均不到十首的均量来讲,不可谓不多。这种“各存本色”,反映了清初诗歌历史现状的同时,也很好地显露了卢见曾不拘一格、兼取会通的盟主胸怀。
      (三)诗关学才的修养论
      在强调“诗道性情”的同时,卢见曾重视诗人创作主体的学习修养。儒家注重修身,孟子提倡“养气”,注重创作主体的学习修养也是儒家诗教的观点之一。以学为诗既是明末清初以来诗学的共同倾向,也是清代学术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学术对诗歌领域渗透的结果,但以学问为诗历来是人们争论不一的话题,自宋代以来,褒少贬多。应该说,作为一种诗歌的表现方式,以学问为诗并非使诗写得满纸死灰,而是以诗人深厚的学问和素养作根基,写出有性情的好作品来。卢见曾重视诗人的学问根柢,他在《国朝山左诗钞》的编纂中,对有学问根柢的诗歌多给予钞录:
      
      渔洋论诗之道有兴会焉、有根柢焉。兴会发于性情,根柢原于学问。世谓诗有别才,非关学者,非笃论也。
      
      卢见曾推崇王士�,肯定其神韵诗的空灵蕴藉,但对“根柢原于学问”的诗歌也并不排斥,认为“非关学”的理论,不是“笃学”,他认为做诗“学与才之不可偏废也”⑦,这种观点不仅仅体现在他对待崇宋的诗人诗作的收录,也体现在对王士�诗作的选择上。王士�是学者型诗人,著名的藏书家,“池北书库”的藏书之富,山左第一。深厚的学养,丰富的阅历,使其“博赡名天下,其为诗渔猎百氏,含咀六经,其引用如钟鼎科斗、山经水注,旁及琳宫梵宇之书,靡不津逮”⑧,引用之广,所涉之深,以至于卢见曾在惠栋为《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向其求序时,发出了“夫注渔洋诗之难同于注苏”的慨叹。这主要是针对王士�以学问为诗、风格近宋的那一部分作品。其《蜀道集》、《南海集》中有众多非“神韵”的而是“才力重如山”⑨的作品,为王士�“越三唐事两宋”的具体体现。这些被王士�自己纳入“精华录”中的众多篇什,也收入到了《国朝山左诗钞》之中,应该说《国朝山左诗钞》的收录,真实体现了王士�诗歌创作的全貌。卢见曾对王渔洋诗歌的择录,充分体现了他重视诗人的修养,重视诗人学问根柢的诗学主张。
      (四)知人论世的鉴赏论
      正是因为强调“诗道性情”的诗歌本体特征,关注诗人诗歌的个性特征,而每个诗人所处的环境生态又不一致,所以知人论世这一儒家传统的诗学观念,也被卢见曾论诗所继承。因为见识广、交游众、年寿也长,这使卢见曾有条件对清初诗人多有论列,给予评价。他曾倾力为王渔洋所撰《感旧集》写作家小传,小传后附有从本朝人著述中摘引的作者生平逸事,并时或以按语形式进行评论,这对我们认识了解这些作家提供了材料。卢见曾为众多诗人撰写诗序,大多结合其生平来评介其诗。《李啸村三体诗序》,是卢见曾为“扬州八怪”之一的李�诗集所作的序言,序文以欧阳子诗穷而后工语开篇,通篇以穷字贯文,追溯自己与李�交游,哀叹诗人才高不遇的境遇:“幼即聪慧过人”,童子试“拔冠一军”,学使试春江诗,“有国士之目”:
      
      自此名益重、文益高,而棘闱亦日益踬。当道诸公重其才,争礼之,然落拓无所遇,啸村亦不以非分干人。乙卯天子开博学鸿词试,予以君名荐,为学使者放归……,乾隆辛未皇上南巡,接驾江宁龙潭。奉
      召试,赐宫�及内造针黹等物。呜呼,以寒士之诗至倾动万乘,蒙恩赏赉不可谓不遇,乃其遇亦至此。呜呼,如啸村者,乃真穷士也。啸村曾题燕子矶云:“年年高卧非关嫩,许大江南没处飞”……⑩
      
      倾动万乘之才,而仅得召试赐物之遇,“哀其遇”,“重其诗”,赞叹诗人“不以其不能为能”的为诗与为人。
      在编纂《国朝山左诗钞》时,诗人小传在卢见曾眼中更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他尝说:
      
      孟子曰:诵其诗、读其诗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元遗山《中州集》人列一小传,欲读者因其遭遇出处,以得其诗之兴会所寄。{11}
      
      他认为“知其人”和“遭遇出处”是后人读诗作知其“兴会所寄”的法门,故在编纂《国朝山左诗钞》时,仍然沿用殷�《河岳英灵集》和元好问《中州集》所开创的凡例,在选诗的同时,为诗人作传,并以诗人生平事迹的可靠性为要旨,“以行实居先,逸事次之,见闻最确而书无可征者,以案语附后”。足可见出其对知人论世这一儒家传统诗学观点的重视。
      卢见曾诗学思想以“诗道性情”为中心,围绕这一核心,强调诗非一格、重视诗人的学问修养、知人论世等主张,具有既严格又通达、既全面又辩证的特点,体现了康乾过渡时期诗坛百家争鸣、流派纷呈的探索精神。
      
      二
      
      卢见曾一生历康、雍、乾三朝,主要活动于乾隆前期,是乾嘉汉学的倡导者。但其以“诗道性情”为核心的诗学思想,却能上承明中叶公安派诗学以至赵执信等论诗精义,下接袁枚性灵派诗学,是明代以来心学思潮在以诗文为主的雅文化系统的直接体现,成为中国诗学史上缘情一派的重要一环,究其原因,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一是家学渊源。德州卢氏明永乐初由直隶涞水迁来,是当地的仕宦文化之家,近世六世之中卢家有四位进士,分别官拜翰林、通判、主事、监察御史、知县等职,尤其九世叔祖卢世(氵�),字德水,天启朝乙丑进士,官监督御史,喜藏书、刻书、抄书,尤好杜诗,于自家的尊水园中修建杜亭,自称杜亭亭长,著有《读杜私言》一卷,复编《杜诗胥钞》十五卷,《余论》一卷,自称数年间读杜诗四十余遍,杜诗学造诣可与钱谦益比肩,并称“钱卢”。乾隆三十年南巡时,御笔亲书篇额“德水耆英”赐予卢家。生长在这样的书香世家,耳濡目染,喜欢、崇拜杜诗也就渊源有自。杜甫主张“读书破万卷”,强调学养,世(氵�)在《论七言律诗》云:“诗到真处,不嫌其直,不妨于尽”{12},卢见曾论诗讲求重视诗人的学问根柢,“诗道性情”,求其真情,究其原因,应与崇尚杜甫的家学有关。
      二是转益多师。清初山左诗学,甲于天下,无论从宏观上抑或是微观上看,山左人文特别是“诗文化”在清初有着深厚根植和积累,小城德州在清初亦诞生了田雯、谢重辉、田�、冯廷�等著名诗人,卢见曾又因缘际遇王士祯、赵执信等诗坛巨擘名家,从而开阔了视野、积累了学养,也使其诗学思想渊源有自,《赵饴山先生声调谱序》有云:
      
      余少受声调之传于同里田香城先生,香城先生受之难兄山姜。而山姜则因谢方山以转叩于渔洋而得其指授。{13}
      
      《书田香城先生自作墓志铭后》云:
      
      余年稍稍长,略通文字,而先生许之乡会两试,先生皆决其售于未揭晓之前。初学为诗,辨声律。先生曰:“孺子可教,”出其所藏选本若干卷授予抄录,并以其所得于渔洋山姜两先生者口授而笔示焉。{14}
      
      《赵秋谷先生诗序》又云:
      
      余自初作诗即奉先生论诗之旨为依归,逮成进士,座主阳城相国于先生实有渊源……余未亲侍先生。读先生之诗,而见先生之真性情。
      
      卢见曾学诗先受学于同里著名诗人田�,并亲承渔洋、山姜之炙,同时深受秋谷影响,这些诗坛名宿皆为树旗立帜、各具面目的大家,王士祯倡导神韵,田雯主张奇丽,赵执信强调真挚,这一切皆给卢见曾的诗学思想提供了有益的营养,使其成为山左诗学的承继者。
      三是得益于扬州特定的人文环境。卢见曾两度官任两淮盐运使,治所扬州,扬州是东南盐务、漕运重镇,清廷经济血脉的要穴,鼎革之初虽遭破坏,但到乾隆初期,经济重又振兴,该地区又涌起新的繁华。帝王多次南巡驻跸,大吏商贾云集,“在这里共同鼓涌起穷奢极欲的狂潮,于是礼教理义制约的一切观念都在这地域空间潜移默化地启开质的变异,新的文化观念伴随着商业经济、市民意识一起架构而起”{15},为新的文学思潮孕育萌生、冲破旧有传统,提供了很好的外部环境,卢见曾诗学思想中诸多突破传统儒家诗学的主张,得益于扬州较为宽松的人文环境。
      
      三
      
      卢见曾主盟东南文坛得到前贤和时人的认可。田雯曾称“我乡后起以诗名家者,当在斯人”{16},王培荀《乡园忆旧录》也说:“卢雅雨先生留心风雅,一时�坫之盛,名士宗仰。昔郭华野总制与渔洋同在坐,雅雨谒见,郭谓渔洋曰:‘他日继君者此人’,渔洋颔之。”{17}“尝亲炙王渔洋、田山姜两先生,而得其指授,以故诗名早著,风雅之士宗焉……谈艺者无所不知有雅雨先生也”{18}。清史列传本传称“主东南文坛,一时称为海内宗匠”{19},有前贤的指授与首肯,卢见曾主盟东南,亦确有王卢代兴的意味。
      卢见曾主盟的时间断限大致是乾隆元年(1736)初任两淮盐运使始,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复为两淮盐运使任告休致仕的近三十年时间。明清以来,以江浙为中心的东南文坛,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处于中国文坛的称雄地位而影响全国,但由于明清之际特殊历史,经历了相对于“山左”地区的低谷时期。严迪昌先生从南北诗学对比的角度认为,无论从宏观上抑或是微观地看,山左人文特别是“诗文化”在清初有着深厚根植和积累……自康熙二十年(1680)往后,差不多有一个甲子即六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江东人文处于式微态势,特别是在传统文化“雅”文学领域内,无论诗文词概莫能外。而卢见曾的主盟时段,正好处于这一“甲子”末期,江东文人纷纷乍起,先后入卢见曾幕,成为严先生宏论的实证。早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国朝六家”中的“南查北赵”因“国恤”观《长生殿》而罢官,诗坛影响力日减,赵执信1744年离世时,沈德潜、袁枚刚入仕五年,但沈氏已经72岁,袁枚只有29岁。实为渔洋弟子的沈氏虽遭际隆盛但只为官十载,而袁枚仕途始终不得志,十年间辗转沉浮仅为知县,1749年两人都辞官归里,成为林下诗人。长期身为两淮盐运使的卢见曾,接过了赵执信代表康乾过渡时期诗坛的接力棒,继续成为清代诗歌由前期向中期转变的标志性人物。卢见曾主盟东南的时间,正为秋谷逝后至沈袁并起的三十年,这一时段,也是“山左”诗坛逐步式微而江南诗坛呈现新的崛起的时段。
      卢见曾于两淮盐运使任上,“爱才好士,官盐运时,四方名流咸集,极一时文酒之盛”。“凡名公巨卿,骚人词客至于其地者,公必与选佳日,命轻舟,奏丝竹,游于平山堂下,坐客既醉。劈笺分韵,啸傲风月,横览古今,人有欧苏、渔洋复起之恭。”{20}这是卢见曾盐运使任上逢接师友、诗酒留恋生活的生动描绘。卢见曾凭借好客爱才,众多文人骚客如戴震、厉鹗、杭世骏、惠栋、高凤翰、郑燮、沈大成、李�、金农、吴敬梓、袁枚等三十余人皆来从游,其中厉鹗、杭世骏、袁枚等皆为后来诗坛立派领军的大家。其诗学思想在交游宴饮中得以交汇、碰撞和升华,同时也给予江东诗坛以直接的影响。
      卢见曾诗学中注重诗人学问修养的思想,与浙派诗人有着非同寻常的共鸣。浙派诗学有崇尚博学的传统,厉鹗云:
      
      少陵之自述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诗至少陵止矣,而其得力处,乃在读书万卷,且读而能破致之。……故有读书而不能诗,未有能诗而不读书。{21}
      
      厉鹗论述读书与写诗的关系较为公允;到雍、乾之间,杭世骏从理论上正式提出了“学人之诗”的口号,但杭世骏最后把学问看做作诗之本,显然是走向了极端。
      卢见曾重视诗歌的情感真挚,有时甚至不受封建正统思想与伦理道德的约束,这与袁枚的性灵说诗学思想有着默契,他在《答蕺园论诗书》中说:
      
      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情所最先,莫如男女。{22}
      
      在《随园诗话》中又云:
      
      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否则敷衍成文矣。诗难其雅也,有学问而后雅,否则俚鄙率意矣。{23}
      
      袁枚要求诗歌抒写个人的性情,符合诗人的“自我”,可以不避讳男女之情,这种性情必须真实,诗歌在追求真的同时,也必须雅,而雅的前提是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要有学问,这一切均能看到见曾诗学思想的因子,与见曾诗学的精神是息息相通的。
      
      卢见曾诗学思想未能产生一统诗坛的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一是其诗学内容虽丰富,但继承融合多、创新少,没有提出像“神韵”说、“格调”说等影响巨大、自成体系的理论主张;二是也没有渔洋、德潜的政治隆遇,诗学思想可以借助最高统治者的提倡和个人仕途的显达而广张门庭。但综而观之,卢见曾作为渔洋之后主盟一时的诗坛盟主,论诗讲究“诗道性情”,主张自由地抒写自己的真情,崇尚诗非一格,重视诗人学问修养,体现了善于继承又勇于创新的探索精神,作为清初山左诗坛的直接继承者,多年领袖东南,融通南北诗学,其诗学主张明显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能对清代中前期诗学进行总结反思和革故鼎新,成为清代乃至整个诗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黄金元(1967-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德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诗词研究。
      
      
      
      ① 王钟翰点校:《颜光敏》,《清史列传》卷70,中华书局,1987年11月第1版,第5671页。
      ② 王钟翰点校:《卢见曾》,《清史列传》卷71,中华书局,1987年11月第1版,第5837页。
      ③ 卢枢:《雅雨堂文集跋》,《雅雨堂文集》卷末,清道光庚子清雅堂藏版。
      ④ 卢见曾:《赵秋谷先生诗序》,《雅雨堂文集》卷2,清道光庚子清雅堂藏版。
      ⑤ 卢见曾:《郭韵清侍读诗集序》,《雅雨堂文集》卷2,清道光庚子清雅堂藏版。
      ⑥ 卢见曾:《国朝山左诗钞凡例》,《国朝山左诗钞》清乾隆23年德州卢氏雅雨堂精刻本。
      ⑦ 卢见曾:《沈�翁诗略序》,《雅雨堂文集》卷2,清道光庚子清雅堂藏版。
      ⑧ 卢见曾:《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序》,《雅雨堂文集》卷2,清道光庚子清雅堂藏版。
      ⑨ 施闰章:《学馀诗集》,《施愚山先生全集》卷39,清乾隆33年刻本。
      ⑩ 卢见曾:《李啸村三体诗序》,《雅雨堂文集》卷2,清道光庚子清雅堂藏版。
      {11} 卢见曾:《国朝山左诗钞序》,《国朝山左诗钞》,清乾隆23年德州卢氏雅雨堂精刻本。
      {12} 卢世(氵�):《论七言律诗》,转引自张忠纲《山东杜诗学文献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5月第1版,第285页。
      {13} 卢见曾:《赵饴山先生声调谱序》,《雅雨堂文集》卷1,清道光庚子清雅堂藏版。
      {14} 卢见曾:《书田香城先生自作墓志铭后》,《雅雨堂文集》卷4,清道光庚子清雅堂藏版。
      {15} 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747页,第603页。
      {16} 民国《德县志》卷十,人物传二十九,《中国地方志集成》,凤凰出版社等,2004年10月。
      {17} 王培荀:《卢见曾》,《乡园忆旧录》,齐鲁书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89页。
      {18} 卢文� :《故两淮都转盐运使雅雨卢公墓志铭》,《清碑传合集》卷18,上海书店,1988年4月第1版,第1031页。
      {19} 王钟翰点校:《卢见曾》,《清史列传》卷71,中华书局,1987年11月第1版,第5837页。
      {20} 沈起元:《运使卢雅雨七十寿序》,见《敬亭文稿》卷8,转引自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第71页。
      {21} 厉鹗:《绿杉野屋集序》,见《樊谢山房文集》,转引自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610页。
      {22}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三十,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527页。
      {23} 袁枚:《随园诗话》卷七,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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